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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月26日，甲寅年春节。
上海城隍庙内，两位北方军人在大殿上游玩，意外地被巡警碰落军帽，引发冲突，后经其他警察赶来排解，才平安落幕。城隍庙是年节吸聚人气的所在，“游人如蚁，热闹异常”，很多流氓和盗贼亦混迹其中，因此第一区第二分署署员魏君，特于大年初四加派巡警、侦探巡查。
比巡警更为警觉的是军警。在上海高昌庙海陆军警察队，队长王雅泉君奉命从这一年的春节起，令西栅口望道桥的守门弁兵，夜间禁止无警队执照的东洋车驶入防御线以内，“以防匪类混入”。
这并非太平时节。半年前，在孙中山的指示下，上海和江西、安徽、湖南等地宣布独立，爆发所谓的“二次革命”，虽在1913年9月袁世凯总统即将“叛军”镇压，但社会秩序仍不稳定。在春节这一天，他任命赵倜督办豫南剿匪事宜，第二天又令各都督及民政长“慎选贤能，认真防剿”
更为严重的威胁是白朗军起义。在春节前一周，这支在河南宝丰县起家的农民绿林部队，已击溃政府军进入安徽境内，附近绿林军纷纷响应。1月20日，袁世凯将“剿匪不力”的河南都督张镇芳革职，准其留任立功。
100年前的第一个“春节”，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的。
悲观的年关
1914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广东省派驻香港的侦探发回报告，称“查有大帮军火，自外洋运入口，于旧历十二月二十后可到。”这让广东都督龙济光异常紧张，开始严密的稽查。不仅各个轮船码头、火车站详细查验，就连城内也实施戒严，军队遍布街道和城门口。包括济军总稽查王统领、警察厅长邓瑶光都亲自查街，日夜不辍。
军火尚未查出，先破获了一起行刺都督未遂案。
除夕前一天，突然有两名穿军服的人乘坐轿子来到总督府，“昂然直入，仪容甚伟，衣服甚丽”。守卫以为是军官谒见，此二人得以顺利通过第一重稽查闸门。待到第二重闸门处，他们才在守卫的盘诘下露了馅。搜身后，二人身上查出凶器，遂被送往军法处。审讯之下，他们对意图行刺龙济光之事供认不讳。按其供述，军方还在城内破获一处隐秘的机关，抓走了若干嫌疑人。除夕那天，这两名刺客被枪毙。
“悲观”是《申报》总结的广东年关关键词。除了戒严所造成的惊惶外，纸币贬值所造成的恐慌，也在民间蔓延。在两名刺客被抓捕当天，广东省李省长令警察厅发布布告，大意是：财政司此前已严令本省商场贸易一律限以纸币为本位，银毫为辅助，但昨日听说各行商连日纷纷集会，拟议在阴历正月即以银毫为本位，如果属实，属破坏币制的违法行为，必须严行禁止……
广东金融市场的紊乱，只是全国货币滥发的一个缩影。在广东警察厅发布布告后没多久，1914年2月7日，袁世凯公布《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实施细则》，以纯银库平六钱四分八厘为一圆，要求公款出入必须用国币，实施币制统一。广东中国银行业开始设立，着手发行公债票和中央新纸币。此后，广东货币市场仍随政局变化而动荡不已。
多出来的假期
金融市场的乱象和军事戒严，并不影响广东迎来自民国肇始以来最热闹的旧历新年。
1914年是中国第一个“春节”。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开始采用新历。元旦成为共和后的法定新年，民间传统延续的新年则被称为“旧历元旦”，官方甚至会动用公权力对后者进行压制。
按当时媒体的报道，1912、1913年的广东旧历新年都“异常落寞”，尤其1913年警察厅长陈景华对此“厉行干涉”，“严禁商民庆贺旧年”，导致“民多怨之”。因大家更重视的是旧历新年，而政权由革命党转入北洋军阀手中后，“旧官力反前时之所为”，在接获内务部的呈文之后，袁世凯遂顺从民意，下令将这一天命名为“春节”，给假一天。
在广东，被压抑两年的传统庆祝开始复现。“家家爆竹，户户桃符，大小商场，一律休业数天，熙来攘往，遇人即相互庆祝，皆说吉祥佳话。”
一个花絮是，广东行政公署及各局所，早在中央关于“春节”放假的指令传达下来之前，即已放假三天，“表面上不庆祝，然员司往来仍互相贺岁也。”比较背时的是学界，因教育司长此前曾颁发通告，禁止学生告假，所以一直到农历正月初一还正常上课。当时学界多议论政界中人办事颟顸，只准政界自行休业。正月初一，才由李省长传达大总统令，学界于是正月初二补假一天。
名义上放假一天，但事实上通常要长得多。上海《申报》1月22日至28日，连续休刊7天。即便在首都北京体制内，各总长、院长、局长也多面谕属员，三日之内是否坐班听任自由。商家，则到正月初五以后才渐开市，北京的报纸也比《申报》出报时间为晚，正月初五才复工。所以在几乎一周的时间内，“政治上社会上几于停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试图取消旧历新年的梦想，至此算是落了空。
民国与清室联络感情
“春节”的诞生，意味着北洋军阀对被革命冲击的古制进行恢复的努力。但在1914年春节，并未举行传统的祭天礼。媒体称，这是因为政治会议讨论该案未决的缘故。这意味着统治阶层内部对此尚有分歧。不过总统府在这一天举行了“新年之常礼”。
值得观察的是孔教会在春节期间的聚会。正月初一这天下午2时，他们齐聚在北京圣人府礼堂开会，分班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礼。大家推宋伯鲁上香，李文治、龙泽厚赞礼。谒完圣像后，开始大众团拜，陈焕章、常赞春和高丽人全东熏均穿深色衣服行礼，最后乃由欧洲人卫西琴演讲，题目为《近世之孔教教育》，陈焕章进行翻译。
卫西琴在演讲中称，中国宜有中国的特别教育，以孔教为根本，不可徒学外国。所谓的孔教教育亦与专一守旧不同，宜以孔子之本义为主，而合于近日时势需要，故名曰“近世”之孔教教育。这场盛会还吸引了美国驻华公使馆数人前来听讲，中外人士同聚一堂。大家还商定，下届请江叔海先生主讲。
1914，正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年份。虽然民国成立，但满清仍受到优待，春节这天，清室仍照常举行贺礼，宣统帝升殿受賀。大总统袁世凯还与副总统各派代表，赉文往贺，“以联络民国与清室之感情云”。
秘密赌博压不住
民国新政也影响到春节百姓的日常生活。
在满清时代，旧历正月初一到初五，并不禁赌。在赌风极盛的上海，总有一班无业之徒借此渔利。待光复之后，此种恶习在政府的打压之下，早已从公开场合消失，但在深房密室及富绅之家，仍有秘密赌博，有的会一直延续到二三月间。一旦被警察查获，则“或以势压之，或以钱贿之”，很少窝点被端掉。以至于淞沪警察局萨督办于2月4日下令部下严密查办，毋得徇私轻纵，以维护法纪。
秘密聚赌、贿赂和“以势压”警察的案例，是1914年春节期间社会生态的部分展示。江湖上各类人才辈出，仅在2月5日的《申报》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下报道：在闸北一处赌点，当警察试图拘拿赌徒时，遭遇拒捕，沈阿宝等人并用门闩等物将巡警击伤;家住南京路493号的王张氏，乘坐黄包车经文监司路时，被六七名持枪匪徒围住，抢走金手镯金戒指等物;还有沪宁车站侦探金润照被流氓朱斯卿讹诈，称其在赌场耍老千赢得洋银4元的案例。
被压抑了两年、再度恢复的旧历新年喜庆气氛，1914年在民间有了自己的冷暖体会。总有一些传统被保留了下来，也有一些新变化让民众备受困扰。这些丰富的细节，成为了洞窥历史真相的钥匙。
上海城隍庙内，两位北方军人在大殿上游玩，意外地被巡警碰落军帽，引发冲突，后经其他警察赶来排解，才平安落幕。城隍庙是年节吸聚人气的所在，“游人如蚁，热闹异常”，很多流氓和盗贼亦混迹其中，因此第一区第二分署署员魏君，特于大年初四加派巡警、侦探巡查。
比巡警更为警觉的是军警。在上海高昌庙海陆军警察队，队长王雅泉君奉命从这一年的春节起，令西栅口望道桥的守门弁兵，夜间禁止无警队执照的东洋车驶入防御线以内，“以防匪类混入”。
这并非太平时节。半年前，在孙中山的指示下，上海和江西、安徽、湖南等地宣布独立，爆发所谓的“二次革命”，虽在1913年9月袁世凯总统即将“叛军”镇压，但社会秩序仍不稳定。在春节这一天，他任命赵倜督办豫南剿匪事宜，第二天又令各都督及民政长“慎选贤能，认真防剿”
更为严重的威胁是白朗军起义。在春节前一周，这支在河南宝丰县起家的农民绿林部队，已击溃政府军进入安徽境内，附近绿林军纷纷响应。1月20日，袁世凯将“剿匪不力”的河南都督张镇芳革职，准其留任立功。
100年前的第一个“春节”，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的。
悲观的年关
1914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广东省派驻香港的侦探发回报告，称“查有大帮军火，自外洋运入口，于旧历十二月二十后可到。”这让广东都督龙济光异常紧张，开始严密的稽查。不仅各个轮船码头、火车站详细查验，就连城内也实施戒严，军队遍布街道和城门口。包括济军总稽查王统领、警察厅长邓瑶光都亲自查街，日夜不辍。
军火尚未查出，先破获了一起行刺都督未遂案。
除夕前一天，突然有两名穿军服的人乘坐轿子来到总督府，“昂然直入，仪容甚伟，衣服甚丽”。守卫以为是军官谒见，此二人得以顺利通过第一重稽查闸门。待到第二重闸门处，他们才在守卫的盘诘下露了馅。搜身后，二人身上查出凶器，遂被送往军法处。审讯之下，他们对意图行刺龙济光之事供认不讳。按其供述，军方还在城内破获一处隐秘的机关，抓走了若干嫌疑人。除夕那天，这两名刺客被枪毙。
“悲观”是《申报》总结的广东年关关键词。除了戒严所造成的惊惶外，纸币贬值所造成的恐慌，也在民间蔓延。在两名刺客被抓捕当天，广东省李省长令警察厅发布布告，大意是：财政司此前已严令本省商场贸易一律限以纸币为本位，银毫为辅助，但昨日听说各行商连日纷纷集会，拟议在阴历正月即以银毫为本位，如果属实，属破坏币制的违法行为，必须严行禁止……
广东金融市场的紊乱，只是全国货币滥发的一个缩影。在广东警察厅发布布告后没多久，1914年2月7日，袁世凯公布《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实施细则》，以纯银库平六钱四分八厘为一圆，要求公款出入必须用国币，实施币制统一。广东中国银行业开始设立，着手发行公债票和中央新纸币。此后，广东货币市场仍随政局变化而动荡不已。
多出来的假期
金融市场的乱象和军事戒严，并不影响广东迎来自民国肇始以来最热闹的旧历新年。
1914年是中国第一个“春节”。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开始采用新历。元旦成为共和后的法定新年，民间传统延续的新年则被称为“旧历元旦”，官方甚至会动用公权力对后者进行压制。
按当时媒体的报道，1912、1913年的广东旧历新年都“异常落寞”，尤其1913年警察厅长陈景华对此“厉行干涉”，“严禁商民庆贺旧年”，导致“民多怨之”。因大家更重视的是旧历新年，而政权由革命党转入北洋军阀手中后，“旧官力反前时之所为”，在接获内务部的呈文之后，袁世凯遂顺从民意，下令将这一天命名为“春节”，给假一天。
在广东，被压抑两年的传统庆祝开始复现。“家家爆竹，户户桃符，大小商场，一律休业数天，熙来攘往，遇人即相互庆祝，皆说吉祥佳话。”
一个花絮是，广东行政公署及各局所，早在中央关于“春节”放假的指令传达下来之前，即已放假三天，“表面上不庆祝，然员司往来仍互相贺岁也。”比较背时的是学界，因教育司长此前曾颁发通告，禁止学生告假，所以一直到农历正月初一还正常上课。当时学界多议论政界中人办事颟顸，只准政界自行休业。正月初一，才由李省长传达大总统令，学界于是正月初二补假一天。
名义上放假一天，但事实上通常要长得多。上海《申报》1月22日至28日，连续休刊7天。即便在首都北京体制内，各总长、院长、局长也多面谕属员，三日之内是否坐班听任自由。商家，则到正月初五以后才渐开市，北京的报纸也比《申报》出报时间为晚，正月初五才复工。所以在几乎一周的时间内，“政治上社会上几于停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试图取消旧历新年的梦想，至此算是落了空。
民国与清室联络感情
“春节”的诞生，意味着北洋军阀对被革命冲击的古制进行恢复的努力。但在1914年春节，并未举行传统的祭天礼。媒体称，这是因为政治会议讨论该案未决的缘故。这意味着统治阶层内部对此尚有分歧。不过总统府在这一天举行了“新年之常礼”。
值得观察的是孔教会在春节期间的聚会。正月初一这天下午2时，他们齐聚在北京圣人府礼堂开会，分班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礼。大家推宋伯鲁上香，李文治、龙泽厚赞礼。谒完圣像后，开始大众团拜，陈焕章、常赞春和高丽人全东熏均穿深色衣服行礼，最后乃由欧洲人卫西琴演讲，题目为《近世之孔教教育》，陈焕章进行翻译。
卫西琴在演讲中称，中国宜有中国的特别教育，以孔教为根本，不可徒学外国。所谓的孔教教育亦与专一守旧不同，宜以孔子之本义为主，而合于近日时势需要，故名曰“近世”之孔教教育。这场盛会还吸引了美国驻华公使馆数人前来听讲，中外人士同聚一堂。大家还商定，下届请江叔海先生主讲。
1914，正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年份。虽然民国成立，但满清仍受到优待，春节这天，清室仍照常举行贺礼，宣统帝升殿受賀。大总统袁世凯还与副总统各派代表，赉文往贺，“以联络民国与清室之感情云”。
秘密赌博压不住
民国新政也影响到春节百姓的日常生活。
在满清时代，旧历正月初一到初五，并不禁赌。在赌风极盛的上海，总有一班无业之徒借此渔利。待光复之后，此种恶习在政府的打压之下，早已从公开场合消失，但在深房密室及富绅之家，仍有秘密赌博，有的会一直延续到二三月间。一旦被警察查获，则“或以势压之，或以钱贿之”，很少窝点被端掉。以至于淞沪警察局萨督办于2月4日下令部下严密查办，毋得徇私轻纵，以维护法纪。
秘密聚赌、贿赂和“以势压”警察的案例，是1914年春节期间社会生态的部分展示。江湖上各类人才辈出，仅在2月5日的《申报》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下报道：在闸北一处赌点，当警察试图拘拿赌徒时，遭遇拒捕，沈阿宝等人并用门闩等物将巡警击伤;家住南京路493号的王张氏，乘坐黄包车经文监司路时，被六七名持枪匪徒围住，抢走金手镯金戒指等物;还有沪宁车站侦探金润照被流氓朱斯卿讹诈，称其在赌场耍老千赢得洋银4元的案例。
被压抑了两年、再度恢复的旧历新年喜庆气氛，1914年在民间有了自己的冷暖体会。总有一些传统被保留了下来，也有一些新变化让民众备受困扰。这些丰富的细节，成为了洞窥历史真相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