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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建职业农民教育学，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指示精神的需要，是指导中国职业农民培育实践的需要。目前，我国的职业农民教育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职业农民教育学科的专门概念和范畴日渐体系化，职业农民教育的研究方法渐成体系，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农民教育研究代表性人物和著作。职业农民教育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应设置职业农民教育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在有条件的高校作为教育学学科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进行建设。
关键词 职业农民；农民教育；职业农民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19-0058-05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第一产业，也是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农民是农业的主体，农业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现代农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农业新科技应用、新发展理念传播、组织结构创新等都需要职业农民来完成。目前，我国已有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角度论证了开展职业农民教育的重大意义，但目前尚未见到从学科建设角度论证职业农民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文件精神，本文对创建职业农民教育学的必要性、可行性做一初步探讨。
一、創建职业农民教育学的必要性
一般而言，创建一门新学科首先需要回答何以必要的问题。
（一）创建职业农民教育学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指示精神的需要
2015年12月31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将职业农民培育纳入国家教育培训发展规划，基本形成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把职业农民培养成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育行动，通过5年努力使他们基本得到培训。加强涉农专业全日制学历教育，支持农业院校办好涉农专业，健全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体系，定向培养职业农民。”[1][2]这就把职业农民培育提升到国家教育培训发展的规划层面，成为国家教育规划的一部分。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二是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三是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涵盖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3]。
2017年3月8日，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必须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4]这一表述，体现了习近平对新型职业农民身心素质的独到认识和要求，同时，也把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提高到“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高度。
既然国家层面已经明确应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且已经纳入国家教育培训发展规划，除了财政部门、农业部门等应集中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力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活动之外，教育部门、农业部门还应联合行动，组织力量，提供平台，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并在高校作为一门研究生学科进行建设，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国家加快其建设步伐的战略意图，亦即职业农民教育学，就应当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教育学、管理学和农业科学等之间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应不断推进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
（二）创建职业农民教育学是指导中国职业农民培育实践的需要
1.职业农民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教学组织形式具有特殊性
相比较于普通教育而言，职业农民教育主要是一种以在职的成年农民为教育对象的非全日制成人教育（涉农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属于准职业农民教育或者职前农民教育）。相比较于其他成人教育而言，成人教育的对象是成人，即成熟的、有经验的人；成人教育主要面向在职从业人员的学历提升、专业进修及普通教育后的教育进阶[5]；职业农民教育主要以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以获取商业利润为目的的职业农民的教育，是成人教育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教学组织形式上，以农业电视广播学校系统为主体的职业农民教育，主要通过以广播等为载体的“空中课堂”，以互联网、电视、播放机、PC计算机、手机等为手段和终端的“远程课堂”开展职业农民教育理论教学，以农业科技示范户、农业专业合作社为实践教学基地的“农家课堂”和“田间学校”开展职业农民教育的实践教学，以农业生产技能培训与鉴定相结合的职业农民资格证书认定制度是职业农民教育的主要评价方式。
这些特殊实践活动需要一个专门的学科、专门的队伍持续不断地进行研究，才有可能使实践活动取得较好的成效，这门学科就是职业农民教育学。其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就是：研究职业农民教育中的特殊现象、特殊问题，并探讨其规律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6]。从学科性质和学缘关系上看，职业农民教育学应属于教育学科体系中的职业教育学和成人教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2.实施职业农民教育的机构庞杂，师资队伍建设有特殊性
我国教育系统的教师，大都接受过教育学科的相关培训，获得了教师资格证书，具备从事教育教学的能力。然而，我国实施职业农民教育的机构庞杂，参与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教师队伍以兼职为主，且相当一部分没有接受过教育学科的相关培训，也没有教师资格证书。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农业主管部门实施的以“绿色证书”“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为代表的农业职业培训，二是农技推广系统以技术推广为媒介实施的农民教育，三是农业高校和农村职业中学等进行的学历和非学历职业教育[7]。其中，隶属于农业主管部门的农业电视广播学校系统有教育教学人员约10万，农业技术推广系统有近百万人，其中，种植业推广人员有40余万；隶属于教育系统的中高等农业院校教师队伍有数十万；此外，还有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工作者或多或少地兼职从事农民培训与农民教育。 教师素质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关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国际中心（UNESCO-UNEVOC）专家比尔·卢卡斯（Bill Lucas）认为，“目前出现了全球范围的学习危机，而教育质量又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教育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好的教师。这一点在技术和职业教育與培训（TVET）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教师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质量的 TVET 教师指的是那些既有专业知识又具备教学能力的教师”[8]。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专兼职教师，不仅需要有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广博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精深的农业专门知识与技能，还需要高超的教育教学技能与方法。
总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农民教育学，一方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需要；另一方面，职业农民教育实践呼唤职业农民教育研究系统化，我国目前上百万专兼职从事职业农民培训和教育的师资队伍，客观上需要一门学科给予理论上的指导。然而，我国现有的普通教育学主要以青少年教育为研究对象，职业教育学和成人教育学对农民群体关注不够，培养和造就具有新教育思想、高尚师德和高超教育教学技能与方法的从事职业农民教育教学的教师队伍，正是职业农民教育学的主要任务。
二、创建职业农民教育学的可行性
一般而言，创建一门新学科需要具备若干基本条件，例如，要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概念和范畴、科学的研究方法、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专门的组织机构等。对照这些条件，本文认为，创建职业农民教育学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一）职业农民教育与培训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
自近代以来，我国以平民教育为主题的农民教育思潮曾在中国广大农村大地上掀起一场以改良农村、建设农村为宗旨的乡村建设运动。1923年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全国20个省区开设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等，实施平民教育。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给“华北实验区”确定的工作程序就是“调查、研究、实验、表现和推广”五个步骤。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教育，曾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识字运动、农民思想改造运动、多种多样的农民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冲刺阶段，“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已经成为我国实践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领域，吸引了一批专家学者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其中，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研究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农民是关键。加强农民培训与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是关键中的关键。正如有学者所说：“当前农民问题十分复杂，但基本问题有两点，一是贫穷，一是落后。归根到底要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中国农民群体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思想观念、需求特性和行为趋向上有其独特性，这为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农民教育理论应藉此不断完善。”[9]农民培训与农民教育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
本研究于2016年8月17日利用中国知网，以“主题”为检索项，以“职业农民教育研究”为检索词，模糊检索共发现有7870条结果，按发表年度分组，1981年以来共有7863条，其余年份1964年、1958年、1954年、1952年、1930年、1929年、1927年各占1条。其中，硕士论文123篇，博士论文有15篇，均是2000年以后的硕博论文。
从学术著作上看，由北京市农民教育研究会编写的内部教材（1988）《农民教育学》是关于当代中国农民教育最早的教材。周永亮等人（1993）主编的《当代农民教育与管理》探讨了当代农民的特点、教育与管理的任务和方法及组织农民发展经济、走向市场等问题。结合已有文献研究并于2017年4月通过读秀学术搜索检索发现，1993-2014年间，国内有公开出版的农民教育研究专著和主编类著作32部，见表1[10]。
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及其实践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并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一些共识，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研究成果。例如，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及概念界定日臻清晰，多样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成为关注焦点，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不断深化，农业发达国家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基本经验及启示研究成为热点，多理论视角探究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影响因素，多维视域研究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价值，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体系的研究渐趋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机制与路径研究备受关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立法研究逐步展开[11]。
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国内农民教育研究日趋深入，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极大丰富了我国农民教育理论，为开展职业农民教育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素材。
（二）职业农民教育学科的专门概念和范畴日渐体系化
随着农民教育培训特别是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识到职业农民教育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例如，空中课堂是职业农民教育理论教学的主要渠道，田间学校是职业农民教育实践教学的主要形式，案例教学、互动式教学、现场观摩、示范教学是职业农民教育的主要教学方法，认定考核是职业农民教育的主要评价方式，这些都需要专门加以研究。为此，农民、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农民培训、农民教育、农民职业教育、职业农民教育、农民教育与社会发展、农民教育与农民发展、农民教育的目标体系和结构、农民教育的目的论、职业农民教育课程理论、职业农民教育课程设计、职业农民的教学理论与教学方法、田间学校、职业农民教育教学模式、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职业农民教育的实现途径和控制与保障体系、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管理、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绩效评价等专门概念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支撑职业农民教育学科成立的概念和范畴日渐体系化。
（三）职业农民教育的研究方法渐成体系 我国学者使用历史文献法、理论研究法、调查法和比较法等开展了大量的农民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取得了一定效果，尽管这些方法还显得有些陈旧和单一，但是毕竟有了相对科学的研究方法。更为可喜的是，有学者对农民教育方法进行了分类，把农民教育研究的方式分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定量和定性结合研究三种形式，提出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应包括历史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理论研究法等，并提出了农民教育研究应坚持“五结合”的方法论原则：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紧密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相互贯通、国外研究和国内研究结合互补、本体和相关学科研究统筹并进、常规研究和课题攻关相辅相成的方法论原则，同时，应“在实际研究中广泛而深入地运用国内外各种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将现代自然科学、系统科学和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引入到农民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对所研究课题进行科学设计，将人文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数据分析和定性讨论，支持自己的观点，使其论点更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应用研究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12]
还有学者从技术路线与方法角度提出，“研究农民教育问题，应该以教育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通过选择典型省区，对农民教育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并结合国家年鉴、文献研究，形成对我国农民教育发展现状的全面认识，梳理出新时期影响农民教育和农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综合，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案，同时探讨农民教育理论体系建设，开拓区域农民教育问题研究等新领域，探索并构建全新的农民教育新体系。”[13]在具体研究时应从文献研究与现状研究相结合、一般研究与典型研究相结合、多学科研究方法、统计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等几个方面统筹建议应用。
这些研究初步奠定了我国职业农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初步形成了研究方法体系。
（四）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农民教育研究代表性人物和著作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专兼职研究人员、政府研究机构的专职研究人员、政府机关人员、群众性团体的社会研究力量和农民教育一线工作者组成的农民教育研究队伍，其中，高等农业院校和农民教育一线工作者已经成为农民教育研究的中坚力量，如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李水山研究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教授、中国农业大学的朱启臻教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波教授、陈遇春教授等已经成为我國农民教育研究的代表人物[14]。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开出版的农民教育研究专著有30多部，其中例如，李水山等出版的《当代中国农民教育史》《新农村建设时期中国农民教育研究》《面向现代农业的中国农民教育》，朱启臻出版的《中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张宝文出版的《新阶段中国农民教育战略研究》，陈遇春出版的《当代中国农民职业教育研究》，储诚炜出版的《破解“三农”难题农民教育发展研究》等堪称中国农民教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综上所述，从创建一门新学科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上看，无论从实践需要，还是从理论层面的研究对象、概念与范畴、研究方法、代表性人物与著作，创建职业农民教育学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加快促进职业农民教育的发展，就地培养一大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为此当前宜把职业农民教育学在有条件的高校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建设。在人才培养方面，参照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建设思路，招收从事职业农民教育工作的具有本科学历学位农业类专业教师、管理人员参加职业农民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层次的学习，以便提高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教学质量。
参 考 文 献
[1]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健全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体系 定向培养职业农民[J]. 农民科技培训，2016（3）：1.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J]. 农村工作通讯，2016（3）：7-15.
[3]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EB/OL].[2016-05-17].http：//www.cflac.org.cn/xw/jishixinwen/201605/t20160517.
[4]新华社.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3/08/c_1120593034.htm.
[5]叶忠海，等.成人教育学通论[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7：13.
[6]周明星，等.职业教育学通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7-8.
[7]张波，陈遇春. 中国农民教育研究亟待深化[J]. 中国农业教育，2002（1）：1-3.
[8]比尔·卢卡斯，李玉静. 职业教育学：什么是职业教育学，为什么它很重要，如何将其付诸实践？（一）[J]. 职业技术教育，2014（27）：76-80.
[9]张波，陈遇春. 中国农民教育研究亟待深化[J]. 中国农业教育，2002（1）：1-3.
[10]王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教育研究综述[J]. 高等继续教育学报，2015（4）：74-78.
[11]吴易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研究动态及其展望[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16（3）：120-126.
[12]林克显，黄腾华，李小稳. 我国农民教育研究方法的现状与改进措施[J]. 成人教育，2008（8）：67-68.
[13]张波，陈遇春. 中国农民教育研究亟待深化[J]. 中国农业教育，2002（1）：1-3. [14]儲诚炜. 新中国农民教育发展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0：185.
Abstract Establishing vocational pedagogy for farmers meets the needs both to implement the indicativ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n building a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guide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China. At present，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farmers has become a specialized research field. Special concept and category as well as research methods of vocational pedagogy for farmers has gradually has become systematized. There has emerged some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figures and work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farmers.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research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farmers has been basically mature. The State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should set up a master’s degree authorized disciplin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farmers and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farmers as a secondary discipline of pedagogy in qualifie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professional farmer； farmer education； vocational farmers pedagogy
Author Tian Huwei， professor of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23）； Guo Zhanwei， PH.D candidate of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关键词 职业农民；农民教育；职业农民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19-0058-05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第一产业，也是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农民是农业的主体，农业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现代农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农业新科技应用、新发展理念传播、组织结构创新等都需要职业农民来完成。目前，我国已有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角度论证了开展职业农民教育的重大意义，但目前尚未见到从学科建设角度论证职业农民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文件精神，本文对创建职业农民教育学的必要性、可行性做一初步探讨。
一、創建职业农民教育学的必要性
一般而言，创建一门新学科首先需要回答何以必要的问题。
（一）创建职业农民教育学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指示精神的需要
2015年12月31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将职业农民培育纳入国家教育培训发展规划，基本形成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把职业农民培养成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育行动，通过5年努力使他们基本得到培训。加强涉农专业全日制学历教育，支持农业院校办好涉农专业，健全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体系，定向培养职业农民。”[1][2]这就把职业农民培育提升到国家教育培训发展的规划层面，成为国家教育规划的一部分。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二是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三是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涵盖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3]。
2017年3月8日，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必须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4]这一表述，体现了习近平对新型职业农民身心素质的独到认识和要求，同时，也把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提高到“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高度。
既然国家层面已经明确应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且已经纳入国家教育培训发展规划，除了财政部门、农业部门等应集中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力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活动之外，教育部门、农业部门还应联合行动，组织力量，提供平台，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并在高校作为一门研究生学科进行建设，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国家加快其建设步伐的战略意图，亦即职业农民教育学，就应当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教育学、管理学和农业科学等之间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应不断推进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
（二）创建职业农民教育学是指导中国职业农民培育实践的需要
1.职业农民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教学组织形式具有特殊性
相比较于普通教育而言，职业农民教育主要是一种以在职的成年农民为教育对象的非全日制成人教育（涉农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属于准职业农民教育或者职前农民教育）。相比较于其他成人教育而言，成人教育的对象是成人，即成熟的、有经验的人；成人教育主要面向在职从业人员的学历提升、专业进修及普通教育后的教育进阶[5]；职业农民教育主要以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以获取商业利润为目的的职业农民的教育，是成人教育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教学组织形式上，以农业电视广播学校系统为主体的职业农民教育，主要通过以广播等为载体的“空中课堂”，以互联网、电视、播放机、PC计算机、手机等为手段和终端的“远程课堂”开展职业农民教育理论教学，以农业科技示范户、农业专业合作社为实践教学基地的“农家课堂”和“田间学校”开展职业农民教育的实践教学，以农业生产技能培训与鉴定相结合的职业农民资格证书认定制度是职业农民教育的主要评价方式。
这些特殊实践活动需要一个专门的学科、专门的队伍持续不断地进行研究，才有可能使实践活动取得较好的成效，这门学科就是职业农民教育学。其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就是：研究职业农民教育中的特殊现象、特殊问题，并探讨其规律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6]。从学科性质和学缘关系上看，职业农民教育学应属于教育学科体系中的职业教育学和成人教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2.实施职业农民教育的机构庞杂，师资队伍建设有特殊性
我国教育系统的教师，大都接受过教育学科的相关培训，获得了教师资格证书，具备从事教育教学的能力。然而，我国实施职业农民教育的机构庞杂，参与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教师队伍以兼职为主，且相当一部分没有接受过教育学科的相关培训，也没有教师资格证书。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农业主管部门实施的以“绿色证书”“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为代表的农业职业培训，二是农技推广系统以技术推广为媒介实施的农民教育，三是农业高校和农村职业中学等进行的学历和非学历职业教育[7]。其中，隶属于农业主管部门的农业电视广播学校系统有教育教学人员约10万，农业技术推广系统有近百万人，其中，种植业推广人员有40余万；隶属于教育系统的中高等农业院校教师队伍有数十万；此外，还有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工作者或多或少地兼职从事农民培训与农民教育。 教师素质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关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国际中心（UNESCO-UNEVOC）专家比尔·卢卡斯（Bill Lucas）认为，“目前出现了全球范围的学习危机，而教育质量又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教育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好的教师。这一点在技术和职业教育與培训（TVET）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教师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质量的 TVET 教师指的是那些既有专业知识又具备教学能力的教师”[8]。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专兼职教师，不仅需要有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广博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精深的农业专门知识与技能，还需要高超的教育教学技能与方法。
总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农民教育学，一方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需要；另一方面，职业农民教育实践呼唤职业农民教育研究系统化，我国目前上百万专兼职从事职业农民培训和教育的师资队伍，客观上需要一门学科给予理论上的指导。然而，我国现有的普通教育学主要以青少年教育为研究对象，职业教育学和成人教育学对农民群体关注不够，培养和造就具有新教育思想、高尚师德和高超教育教学技能与方法的从事职业农民教育教学的教师队伍，正是职业农民教育学的主要任务。
二、创建职业农民教育学的可行性
一般而言，创建一门新学科需要具备若干基本条件，例如，要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概念和范畴、科学的研究方法、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专门的组织机构等。对照这些条件，本文认为，创建职业农民教育学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一）职业农民教育与培训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
自近代以来，我国以平民教育为主题的农民教育思潮曾在中国广大农村大地上掀起一场以改良农村、建设农村为宗旨的乡村建设运动。1923年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全国20个省区开设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等，实施平民教育。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给“华北实验区”确定的工作程序就是“调查、研究、实验、表现和推广”五个步骤。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教育，曾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识字运动、农民思想改造运动、多种多样的农民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冲刺阶段，“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已经成为我国实践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领域，吸引了一批专家学者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其中，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研究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农民是关键。加强农民培训与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是关键中的关键。正如有学者所说：“当前农民问题十分复杂，但基本问题有两点，一是贫穷，一是落后。归根到底要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中国农民群体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思想观念、需求特性和行为趋向上有其独特性，这为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农民教育理论应藉此不断完善。”[9]农民培训与农民教育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
本研究于2016年8月17日利用中国知网，以“主题”为检索项，以“职业农民教育研究”为检索词，模糊检索共发现有7870条结果，按发表年度分组，1981年以来共有7863条，其余年份1964年、1958年、1954年、1952年、1930年、1929年、1927年各占1条。其中，硕士论文123篇，博士论文有15篇，均是2000年以后的硕博论文。
从学术著作上看，由北京市农民教育研究会编写的内部教材（1988）《农民教育学》是关于当代中国农民教育最早的教材。周永亮等人（1993）主编的《当代农民教育与管理》探讨了当代农民的特点、教育与管理的任务和方法及组织农民发展经济、走向市场等问题。结合已有文献研究并于2017年4月通过读秀学术搜索检索发现，1993-2014年间，国内有公开出版的农民教育研究专著和主编类著作32部，见表1[10]。
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及其实践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并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一些共识，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研究成果。例如，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及概念界定日臻清晰，多样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成为关注焦点，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不断深化，农业发达国家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基本经验及启示研究成为热点，多理论视角探究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影响因素，多维视域研究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价值，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体系的研究渐趋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机制与路径研究备受关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立法研究逐步展开[11]。
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国内农民教育研究日趋深入，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极大丰富了我国农民教育理论，为开展职业农民教育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素材。
（二）职业农民教育学科的专门概念和范畴日渐体系化
随着农民教育培训特别是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识到职业农民教育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例如，空中课堂是职业农民教育理论教学的主要渠道，田间学校是职业农民教育实践教学的主要形式，案例教学、互动式教学、现场观摩、示范教学是职业农民教育的主要教学方法，认定考核是职业农民教育的主要评价方式，这些都需要专门加以研究。为此，农民、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农民培训、农民教育、农民职业教育、职业农民教育、农民教育与社会发展、农民教育与农民发展、农民教育的目标体系和结构、农民教育的目的论、职业农民教育课程理论、职业农民教育课程设计、职业农民的教学理论与教学方法、田间学校、职业农民教育教学模式、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职业农民教育的实现途径和控制与保障体系、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管理、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绩效评价等专门概念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支撑职业农民教育学科成立的概念和范畴日渐体系化。
（三）职业农民教育的研究方法渐成体系 我国学者使用历史文献法、理论研究法、调查法和比较法等开展了大量的农民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取得了一定效果，尽管这些方法还显得有些陈旧和单一，但是毕竟有了相对科学的研究方法。更为可喜的是，有学者对农民教育方法进行了分类，把农民教育研究的方式分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定量和定性结合研究三种形式，提出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应包括历史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理论研究法等，并提出了农民教育研究应坚持“五结合”的方法论原则：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紧密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相互贯通、国外研究和国内研究结合互补、本体和相关学科研究统筹并进、常规研究和课题攻关相辅相成的方法论原则，同时，应“在实际研究中广泛而深入地运用国内外各种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将现代自然科学、系统科学和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引入到农民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对所研究课题进行科学设计，将人文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数据分析和定性讨论，支持自己的观点，使其论点更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应用研究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12]
还有学者从技术路线与方法角度提出，“研究农民教育问题，应该以教育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通过选择典型省区，对农民教育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并结合国家年鉴、文献研究，形成对我国农民教育发展现状的全面认识，梳理出新时期影响农民教育和农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综合，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案，同时探讨农民教育理论体系建设，开拓区域农民教育问题研究等新领域，探索并构建全新的农民教育新体系。”[13]在具体研究时应从文献研究与现状研究相结合、一般研究与典型研究相结合、多学科研究方法、统计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等几个方面统筹建议应用。
这些研究初步奠定了我国职业农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初步形成了研究方法体系。
（四）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农民教育研究代表性人物和著作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专兼职研究人员、政府研究机构的专职研究人员、政府机关人员、群众性团体的社会研究力量和农民教育一线工作者组成的农民教育研究队伍，其中，高等农业院校和农民教育一线工作者已经成为农民教育研究的中坚力量，如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李水山研究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教授、中国农业大学的朱启臻教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波教授、陈遇春教授等已经成为我國农民教育研究的代表人物[14]。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开出版的农民教育研究专著有30多部，其中例如，李水山等出版的《当代中国农民教育史》《新农村建设时期中国农民教育研究》《面向现代农业的中国农民教育》，朱启臻出版的《中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张宝文出版的《新阶段中国农民教育战略研究》，陈遇春出版的《当代中国农民职业教育研究》，储诚炜出版的《破解“三农”难题农民教育发展研究》等堪称中国农民教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综上所述，从创建一门新学科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上看，无论从实践需要，还是从理论层面的研究对象、概念与范畴、研究方法、代表性人物与著作，创建职业农民教育学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加快促进职业农民教育的发展，就地培养一大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为此当前宜把职业农民教育学在有条件的高校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建设。在人才培养方面，参照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建设思路，招收从事职业农民教育工作的具有本科学历学位农业类专业教师、管理人员参加职业农民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层次的学习，以便提高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教学质量。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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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ing vocational pedagogy for farmers meets the needs both to implement the indicativ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n building a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guide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China. At present，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farmers has become a specialized research field. Special concept and category as well as research methods of vocational pedagogy for farmers has gradually has become systematized. There has emerged some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figures and work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farmers.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research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farmers has been basically mature. The State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should set up a master’s degree authorized disciplin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farmers and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farmers as a secondary discipline of pedagogy in qualifie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professional farmer； farmer education； vocational farmers pedagogy
Author Tian Huwei， professor of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oyang 471023）； Guo Zhanwei， PH.D candidate of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