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的现代化洪流催生了顺者昌、逆者亡的普遍恐惧，人民唯恐落后，
　　因而渴望着与唯一的、正确的时间保持一致，甚至对罚款也格外欢迎
　　这本书的出版本应成为一个事件，但现在几乎悄无声息。在2016年最被忽视的外国文学作品清单上，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它不该落入这个榜单，它配得上更好的去处。它是好小说，它已经奠定了自己在土耳其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小说《时间调校研究所》的作者名叫艾哈迈德·哈姆迪·坦珀纳尔（又译阿赫梅特·哈姆迪·唐帕纳尔），1962年就去世了，但是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眼中，他是整个20世纪最重要的土耳其小说家，他的另一部作品《安宁》则是关于伊斯坦布尔生活的最佳小说。
　　《安宁》是一个爱情故事，已经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夏勇敏从土耳其语翻译过来，2009年在中国出版了。但《时间调校研究所》非常不同，它是一部充满讽刺意味的喜剧小说，也是一部深刻的政治小说，更是一部离题不断、枝蔓丛生、寓意丰富的现代小说。它就像伏尔泰、斯威夫特、斯特恩、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奥威尔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时来到了土耳其，然后一骨脑地融化到那里的人民、风土和历史背景当中去了。
　　小说的叙事者是海伊里·伊尔达尔，他决心为死于车祸的“恩人和了不起的朋友”哈利特·阿亚尔哲写一部传记，由此回忆起他们共同创办时间调校研究所的经过。故事大体如此。读者很容易在几章之后便失去耐心，因为直到小说过半，研究所都还没有创立呢。但小说的价值不在于这条荒诞的情节主线，而在于伊尔达尔叙述中无尽的细节和形形色色的人物。
　　研究所是一个半官方的机构，目的是将土耳其的所有钟表校准到西方时间，这隐晦地指向了国父凯末尔强力推行的一系列现代化措施，其中就包括弃用回历、改行公历的历法改革。与时俱进的背后，隐藏着落后就要挨打的焦虑和尽快超英赶美的雄心。研究所搞出了一套号称财政史上最伟大发明的罚款系统，根据它的规定，虽然表走快了和走慢了都要受罚，但宁左勿右，为了“适当地惩罚所谓的落后行为”，对钟表走得慢的人要多罚两个库鲁什。
　　时间的统一也意味着思想的统一。统一的时间则意味着对自由时间的剥夺。研究所的导师和所长阿亚尔哲正是《社会一元论和钟表》一书的作者。激进的现代化洪流催生了顺者昌、逆者亡的普遍恐惧，人民唯恐落后，因而渴望着与唯一的、正确的时间保持一致，甚至对罚款也格外欢迎。受罚表示改造过了，受罚是光荣的，只有不断地受罚，才能保持进步，成为集体合格的一员。
　　研究所是个人浮于事、严重超编的官僚机构，其员工大部分是凭借裙带关系入职的无能之辈。仅用十年时间，伊尔达尔便“设法为我的孩子们、我的所有亲眷和整个朋友圈子谋得工作，帮助他们过上富裕日子”。为了获得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和征收罚款的合法性，阿亚尔哲还伪造历史，操纵媒体，大肆鼓吹一部假先哲的传记《赛耶·阿梅特·扎玛尼的生活与事业》，尽管这位名叫守时者艾哈迈德的传主完全是伊尔达尔杜撰出来的。
　　伊尔达尔是个唯唯诺诺的小人物，“如果有人下令：笑！那我就笑；有人说：哭！或者是：说！那我就哭或者说。人家觉得我有意思，我也就确实做出有意思的模样，可是如果没有人盯着我看，我就索性停止存在。”他不能太较真，不能太专业，不能太讲原则，也不能太有道德感和正义感。为了让自己成为所里可信的一员，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表现得不可信。当他偶尔故态复萌时，阿亚尔哲便加以提点，他过于理想主义了，要现实一些，什么真相啊，时间啊，统统不要相信，他唯一需要相信也必须相信的就是研究所本身。
　　《时间调校研究所》讽刺了凯末尔主义者对现代化的迷恋，并以一种我们不常见的、不同于帕慕克的方式，揭示了这个国家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两难境地。
　　︻时间调校研究所︼
　　作者：[土耳其]阿赫梅特·哈姆迪·唐帕纳尔 译者：谭琳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定价：4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