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名理由
　　法官职业化呼声持续十余年后，终于在深圳“落地”。这是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革的破冰之举，亦是中国司法改革其余各项可资借鉴的标本，更是中国司法审判去行政化的先导。剥去“官”的枷锁，法官们获得的是自尊、自觉、自律，并独立主宰“法”的整个世界。
　　2015年1月1日，王勇结束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干部处的使命，全身心投入到商事庭的审判工作中。作为深圳市法院系统法官职业化改革中，最后几名转岗的法官之一，王勇坐上商事庭法官席的这一刻，意味着此次改革初战告捷。
　　如今的深圳，法官成为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之外的第四类公务员。他们不再按照普通公务员序列晋升、奖惩，薪资待遇也与科、处、局等行政等级彻底脱钩。在改革的吸引下，深圳全市1132名具有法官资格的人员中，1072人选择法官岗位，占94.8%，不少人纠结挣扎过后，从干部处、公共关系处、监察室等岗位重回审判一线。仅在深圳中院，从司法行政岗位回流法官队伍的人员就有27名。
　　对于法官来说，剥去“官”的外衣，意味着他们将在审判中更加注重“法”的本职。

“法”大还是“官”大

　　过去，“官”职对于深圳中院的法官意义重大。因为行政级别直接决定法官的工资。
　　深圳中院民事庭的审判长翟墨，2002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就在深圳中院工作，2009年至今一直担任一线法官。12年中，翟墨花费7年从科员升到正科，之后，行政职级再没变过。与之相对应的，是工资的缓慢增长。
　　“大学毕业刚来时，一个月挣4000多块钱，深圳房价每平方米6000多块钱，一个半月能买一平方米。十几年过去了，我的工资涨到8000多，房价却升到35000，想买一平方米房得不吃不喝干4个多月。”翟墨认为，职级待遇方面的低回报、慢增长，与法官在工作中付出的努力不成比例。
　　其实，中国的法官并非没有单独的等级可循。1997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最高人民法院曾联合下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等级暂行规定》，将四级法院的法官分为12个级别。2011年7月，中组部、最高法院又印发了《法官职务序列设置暂行规定》，废止了1997年《暂行规定》，将全部法官等级与二级至二十五级的行政级别对应。
　　然而，由于新的《暂行规定》中没有法官评定与晋升的相应细则，2011年7月后，各地对法官等级的评定和晋升都被冻结，加之多年来，法官等级、薪资与专业水平没有必然关系，越来越多的法官认为，法官等级评定形同鸡肋，转而去追求行政职级的晋升。
　　于是，不少法官为了获得晋升，放弃专业，转岗去做与审判无关的行政工作。同时，审判程序在审判法官之外，还要围绕着行政级别运转，几乎不亲自审案的庭长、院长，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大量批案。翟墨认为，这种做法把结案时间拉长了约20%，而且只要合议庭的意见与领导不符，就要重新讨论、反复讨论。
　　一些法官开始把责任重大的棘手案件、疑难案件主动上交，以免自找麻烦。深圳中院知识产权庭的审判长蒋筱熙称之为“背靠大树好乘凉”。“在这样的案子里，有时当事人来法院上访闹得厉害，庭长还会亲自出面，替办案法官平息事态。”
　　如何平衡“法”与“官”？深圳中院想到了改革。
　　“法官职业化改革，表面看，是人员管理的去行政化;但最终目标是要解决审判权的去行政化。”深圳中院研究室主任袁银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2年起，深圳福田区法院启动了“审判长负责制”试点。由于人事问题没解决，审判长虽可独立裁判案件，但在身份、待遇上得不到与之匹配的提升，法官依然要往副庭长、庭长的行政队伍里挤，以此实现自我价值。与此同时，深圳盐田区法院也在进行全市法官职业化改革试点，其思路转变为：从解决“人”的工作的角度入手，再解决“权”的问题。
　　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和试验，深圳法官职业化改革决定采用第二种思路。

改革的基础

　　盐田区法院研究室主任张明军是盐田版方案的策划者之一，并亲自参与了深圳总体方案的设计。在张明军看来，深圳法官职业化改革能够成形并付诸实施，仍然有些难以置信。
　　2014年1月，深圳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下称“深圳方案”）前，张明军心里依然打鼓，“主要是牵涉到的东西太多了，尽管之前每个细节都充分论证过，还是怕最后一刻出现变数。”
　　最终确定的深圳方案里，法官不仅从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中分离出来，成为单序列管理的第四类公务员，法官的待遇也平均提高了15%左右。同时，深圳法院系统对法官做出员额限制，规定中院的法官员额不超过政法编制人数的60%，基层法院则不超过65%。
　　这个看似只涉及法院内部人事调整的改革，实则牵一发动全身。除了深圳法院的积极推动外，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市委政法委以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市财政委都参与其中，共同研究。在方案制定的一年时间里，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深圳市长许勤也多次参与讨论，广东高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与其他城市相比，深圳在法官职业化改革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出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并下发《关于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从那时起，深圳便开始在司法实践中持续推高法官的职业化程度。
　　深圳法官准入门槛之高，在全国名列前茅。在北京和上海，一名法科毕业生从书记员升任具有法官资格的助理审判员，平均3至5年，而在深圳则需7至10年。有的法学硕士进入深圳中院9年，依然是法官助理。
　　严格限制的法官准入制度，使得深圳法官的一线办案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法治周末》2012年底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基层法院有一线办案法官，占法官总数的50%至80%，中院以上，比例更低。而在深圳中院为例，职业化改革前331人具有法官资格，一线办案人数291人，比例超过87%。
　　这些因素，使得法官的业务素质都很高，而无需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强行摘掉一些法官的帽子，从而使得法官在选择今后要走行政级别序列还是法官职业序列时，没有出现过多人事波折，大家可以完全听从内心的意愿和自己的人生计划做出选择。
　　深圳的另一重优势是，其整套公务员分类改革已在2010年完成。借助香港的公务员薪级工资制度，深圳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公务员薪资体系，包含68个薪级，每个行政职级对应若干薪级点。这套薪资体系成功运转，因此成为此次法官职业化改革的薪资方案的基础。张明军认为，正是因为先有了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大框架，才使得制定法官薪级表时的各方争论，没有跑偏，而是成为让制度丰满起来的血肉。
　　在新的薪资制度中，虽然法官人均工资涨幅初始阶段只有10%至15%，但30年职业生涯结束时，法官们将比普通公务员多获得25%左右的待遇回报。
　　无论陈新哲、袁银平还是张明军，这些参与深圳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们，都认为这次的改革没有阻力。“虽然法院、组织部门、人事、财政等等各方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分歧，甚至有争执，但这些并不是阻力。”张明军说。
　　“其实改革就是一个大家坐在一起不断讨论的过程。每一方都在争取，每一方也都要牺牲。”袁银平说，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妥协，从而推动真正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