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剧在当下极为常见。本文通过解析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阐明了上海都市文化元素在香港的具体体现，探究了电影改编意境表达方式。近年来，研究发现，《倾城之恋》对爱情故事、时代变迁、都市变革等都进行了大篇幅描写及精神灌输，为其电影改编提供优秀素材及故事内容。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影响力最大、艺术价值颇高的文学作品，体现了20世纪40年代女性生活及爱情追求的精神意境，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然而，现阶段有关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都市文化及电影改编（以《倾城之恋》为例）研究相对较少。基于该问题现状，人们要采用有效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如视听意象体现、现代手法体现、相关元素（如旗袍、电影院、舞厅）等。本研究以张爱玲《倾城之恋》为例，对小说中的上海都市文化及电影改编特点、方法进行解读，为后续研究提供依据和参考。
　　一、张爱玲小说中上海都市文化的特点和魅力
　　张爱玲是我国著名小说作家，张爱玲的小说与当时环境背景十分吻合。人们很难从小说结构与描述中发现当时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如民族危亡、社会动荡及革命潮流。张爱玲采用小说形式，以大上海为背景，以人物情感、经历及心理变化为描写内容，并结合自身领悟与情感，用文字对其进行记录。
　　20世纪40年代，作为我国重要城市，上海经济比较繁荣，都市化水平高，素有“东方巴黎”之称。那里纸醉金迷、情感释放、浪漫华丽，且矛盾激化，也被称为“冒险家乐园”。张爱玲的小说往往以物质意识为主线，通过物质意识的变化带动人物及故事情节，将大上海的繁荣奢华与人物内心的悲凉、沧桑感进行对比融合，进而形成一种另类的阅世哲学。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都市文化具有鲜明的特点及魅力。一是小市民、小市井环境营造，张爱玲小说里的上海都市文化包含大量的“小市民、小市井”文化，体现了大都市背景下上海市井文化的独特魅力。二是人性化特点及深入塑造，张爱玲小说侧重强调利用环境背景、上海文化等对人性哲理进行挖掘、描述，利用以事带人、以景造事、以景入人等独特文字结构方式，阐明大时代背景下及特殊环境中对人性的考量，促进了现代文学的发展。
　　二、以小说《倾城之恋》为例分析电影改编的可行性
　　（一）视听意象体现
　　小说《倾城之恋》运用大量现实表现手法，充分体现了小说文字的影像特征。很多读者都说《倾城之恋》是一部“纸上电影”。该评价阐明了张爱玲作品的特征。《倾城之恋》中，视听意象主要利用实景描述进行体现，如白公馆、弄堂、电影院、舞场和老洋房等。这些实景的细致描写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像效果、视觉冲击。将这种意境与视觉效果进行电影改编，二者极为相符。因此，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进行电影改编尤为可行。
　　（二）现代手法体现
　　在小说《倾城之恋》中，张爱玲运用大量的“现代手法”，突破了传统的小说记录和描写方式。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动词、方位词”的有效运用。《倾城之恋》采用镜头式融入方式，描写弄堂、白公馆等实景结构，就好似电影摄像头的延展及移动，将拍摄手法与写作技巧相结合。同时，通过点、线、面的延展式描述，展现朦胧与意境，读者可以通过自主想象与情景构建来实现精神传达。这种描述手法与电影中的“蒙太奇”十分相似。因此，将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进行电影改编，符合电影拍摄手法及意境呈现。
　　综上所述，电影与文学的艺术形式必然存在差异，以内容表达与精神体现为视角，如何将其融合一直是当下诸多导演、作家共同研究的课题之一。电影是将文学语言以一种视觉冲击及诠释的手法呈现出来，而针对文学内容的特殊性与读者想象空间的可塑性，其电影改编需要从导演、演员、编剧及布景等角度进行综合考虑。《倾城之恋》故事主要发生在香港，将上海文化元素融入香港这个故事背景中，如何融入、怎样融入，这些都需要导演根据小说描述内容进行合理设计。在《倾城之恋》电影改编中，要将香港的西方文化元素与上海文化元素互相碰撞，展现男女爱恋经历，彰显特定时代中国都市妇女的面貌。因此，从全局角度考量《倾城之恋》的电影改编十分成功。
　　三、电影改编中上海都市文化元素在香港的具体体现——以《倾城之恋》为例
　　小说《倾城之恋》将上海文化元素充分融入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中。在电影改编过程中，人们可以运用影像转移方法，将上海特有的文化元素融入香港都市中，让男女主角在爱恋中通过文化冲击与都市差异等体现双城文化背景差异。小说男女主角的恋爱受地域、风俗、文化等重重考验，影像技术可以全面诠释其实质性和内涵性，本文重点分析了上海都市文化元素如何融入香港故事背景，阐述了文学与电影融合的特点。
　　（一）旗袍
　　旗袍是一种中国传统服饰，彰显了东方女性的身韵和曲线美。20世纪40年代，上海旗袍被誉为“中国品牌、东方美饰”。从地域層面分析，旗袍一度成为上海的代名词。张爱玲独爱旗袍，她的很多小说都将旗袍作为一种特殊道具进行重点描述。《倾城之恋》故事主要地为香港，小说对旗袍的描述共有三处，一是宝络相亲中的蕾丝衣料旗袍;二是男女见面后，白流苏穿戴的月白蝉翼纱旗袍;三是战争结束后白流苏在家中拾起的蜜合色衬蓉旗袍。三次旗袍描写体现了张爱玲对中国传统文化、上海元素的关注，在中国传统思想束缚下，女性更加渴望获得思想解放，不断追求自由。
　　在《倾城之恋》电影改编中，白流苏将旗袍的美展现在香港大都市中，一种东方韵味和女性魅力提升了光影效果。影片对旗袍颜色、类型及身材搭配进行集中诠释。影片大量穿插旗袍情节，暗示香港属于中国领土。电影改编方面，旗袍也是推动白流苏与范柳原爱情发展的重要动力。身着旗袍的白流苏深深地吸引着范柳原，身在香港、历经坎坷的范柳原对白流苏的爱意起源于对东方女性的认同与渴望，而旗袍作为一种东方女性身韵的优美载体，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上海文化融入香港背景时，旗袍的作用不容小窥。
　　（二）电影院 　　电影院是当时上海的重要娱乐场所，被称为“魔幻场”，人们认为电影院是制造奇迹、产生魔幻的重要场所。张爱玲小说对电影院的描写较为主观，其营造意境时仿佛将自己融入其中。当然，香港也有电影院，作者通过电影院的描述，阐述了上海文化与香港文化的相同性，拉近了香港与上海的城市距离，推动了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爱情发展。在电影改编中，导演将范柳原与白流苏的见面地点设定为电影院。电影院的昏暗环境充分体现了范柳原的心理变化，他对白流苏的感情趋于理想化、虚境化，对这段感情并不确定。
　　（三）舞厅
　　同电影院一样，舞厅也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文化的重要缩影。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合理利用舞台场景。在上海或香港，舞厅往往是政界名流、商业巨贾与年轻男女的光顾场所。《倾城之恋》中，范柳原与白流苏共有两场舞厅见面。在第一次舞厅见面过程中，范柳原滔滔不绝地与白流苏交流，充分体现情场油条的一面，轻浮又高傲，白流苏当然对其“一句都不信”。虽然小说没有描述跳舞环节，但是白流苏的心理已经变化，暧昧情愫已经形成。第二次舞厅见面后，二人状态都较为饱满，双方分别利用话语进行周旋，主要是对各自心理进行试探及分析，体现了范柳原与白流苏的心理变化，利用语言与心理活动描述升华了二人的暧昧情感。在电影改编过程中，导演全面呈现舞厅氛围和效果，彰显出大上海舞厅的意境，将张爱玲小说中的“舞厅”进行高度还原、布景设计。电影也将范柳原与白流苏的对话、心理等进行艺术刻画和光影打造，还原了原著所要表达的精神境界。
　　四、《倾城之恋》启蒙了我国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具有相对的针对性，即非整体性，它可以指某个单一主体，即一女权主义。通过分析《倾城之恋》中的女权主义意识，笔者发现，近代启蒙和五四运动并没能使其产生女权主义的针对性，而是将女权主义以集体形式呈现出来，即集体中的女权主义，而不是独立性的女权主义，这与《倾城之恋》中追求独立爱情和自身自由截然不同。因此，近代启蒙意味的女权主义观念并不具备西方女权主义的内核。在我国，女权主义具有相对泛指性，即非女权主义，而女权主义实际上也存在依附关系，它不能片面地独立存在，而是以组织形式无限放大，形成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女权主义模式。《倾城之恋》中，女性追求爱情自由是其重要体现。因此，从近代启蒙和西方文化介入角度来讲，《倾城之恋》对我国女权主义觉醒和意识形成尤为重要。
　　五、结语
　　本文以《倾城之恋》为例，从视听意象和現代手法角度分析了电影改编的可行性，探究了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都市文化元素在香港的体现和电影改编方法。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都市文化特色鲜明，魅力十足，其中，旗袍、电影院、舞厅等是重要的上海都市文化元素。人们要从多角度入手，分析和研究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都市文化和电影改编方法，为文学作品影视改编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作者简介：王秀芹（1967-），女，山东东平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影视传媒、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