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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变
这是官与民之间界线曾经分明但现在正在模糊和融合的版图，民众的力量，正在逐步让他们正本清源：公益与慈善，责任与透明，爱心与公正……
谁是社会建设的主导者？从官办公益的版图中，谁人都可轻易窥见官民力量之格局。然而，在2011年，几乎所有的兔子们，都动员起来，一个抱着一个，拔出一个巨大的萝卜——他们想让这个根植在制度和环境之下的萝卜放在所有人面前，分享它，公平地分享它。
国家的政策，或许到了它该放的时候，或许是公益慈善领域的声音越来越大，2011年，在着急、不安的民众群体的推动下，我们听到了政府之门在吱呀声中被打开。
天下没有永远的主角，也没有永远的配角。
兔年，官方扮演主角的戏份在减少。在公益版图上，配角终于有了可以自我规划的舞台。
这块胶着的版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碰击。郭美美、卢美美的轮番出现，使这块版图有了“移动”。尽管有人曾言，正是这些“兔女郎”搅动了公益版图的位移，其实此言有夸大之意。
但的确，言论的推波助澜，人心的汹涌波动，官府唱“独角戏”的局面已经改变。2004年以前，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从来不用“慈善”两字，不到十年，慈善已经根植人们心中。不觉然之间，官民共谱社会旋律的潮流，似已悄然到来。
随着社会建设的序幕开启，注定主配角异位的局面早已打开。打造“小政府、大社会”的版图规划在白纸黑字间闪现，也意蘊了改革风向标在转向。真正推动社会力量汹涌的“制造者”，来自中央高层领导的政治共识，也来自社会底层环境的变化及民心所向。
求变
2011年，经济快速发展、政治稳定、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之年。追求工业化发展的城市化思路、以土地开发为动力的GDP政绩、违背平等原则的农民工政策等等，使承受社会不公和腐败的社会心理达到极限。社会处于被控制与寻求自治的两难境地。
此时，底层矛盾聚集，悲观情绪相互感染，社会稳定之弦紧绷；公权力越界私权，私权受压制，社会自主的空间趋窄。社会版图空间呈现公私博弈的临界点，进或退，控制或放开，实际上是还原社会真正要义的过程。
未曾想到，先引起裂变的是公益领域。
4月，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爆出“天价饭”丑闻，一位网友贴出一张付款单位为该红十字会的餐饮发票显示，一顿饭竟花费9859元，且人均消费在500元以上。该事件引起社会热议。
相隔不久，６月，郭美美通过微博，用名牌包、豪车等奢华符号，引爆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之火。事件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随后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建立网上信息公开平台。该事件继续发酵，深圳市红十字会接受的惟一社会捐款为100元，而佛山市红十字会系统包括医院、学校等则未收到任何捐款。
8月，中华慈善总会违规开出1500万免税发票的事件再次爆发“诈捐门”丑闻。
9月，丑闻又击鼓传花到了另一家重量级的慈善机构——宋庆龄基金会。媒体调查发现，河南宋基会在2010年年底，资产已近30亿元，基金很多都被挪用于建豪宅，甚至还被用于放贷。
至今悬而未决的“卢美美”事件牵出中非希望工程及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两家机构与中国青基会有瓜葛，引发公众质疑官商勾结。而中非希望工程打着慈善旗号敛财的行为更被强追不舍。
官办公益信用如多米诺骨牌倒塌般让人目不暇接。应对民意汹涌，政府自省，寄予信息公开、法制改革、政策调整等杠杆，给民间让渡空间。
7月4日，在2011年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这意味着上述三类社会组织将可直接登记，改变之前的双重管理门槛。
11月5日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学忠透露，制定《慈善事业法》已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2011年立法工作计划。
官方在骚动的社会版图上开始位移。
俱变
借助微博传播力量，具有草根性、公益性的公民行动今年盛行。民间兔子在反求诸己。
民间正在描绘公益民间版图。媒体人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活动、北京厨子发起的“关爱尘肺病人”、孙春龙发起的“老兵回家”等微公益热度日增。
民间正在用行动丈量官方版图余下的空间。东莞３８岁慈母韩群凤溺死脑瘫双胞胎儿子，给社会救助、人性关怀缺位敲响了警钟。正因为民间碰撞，使很多专门针对脑瘫儿扶助的社会组织浮出水面，人们开始抱团取暖，而非只求助官方机构。
民间正在用行动规划未来的空间版图。针对佛山小悦悦事件，引起反思的不仅是人心冷漠，更关切儿童监护问题。在该事件上，促使关注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民间行动兴起，有志愿者到城市人流拥挤的区域维持秩序，更有人拟发起儿童关爱组织，年轻人也加入反抗“人心冷漠”的行列。
社会版图意味着公民社会与政府力量的格局分布，一旦一方受到挤压，必引起另一方的反动的、积极的力量。
近些年，随着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出现，由于利益获取途径异化，导致冲突与纠纷频发，如农民工因讨薪跳楼、土地拆迁中的暴力争端等。版图变化来自于民间推力，也来自于这些矛盾解决的紧逼。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３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时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动向之风，吹拂着风向标：
以重庆和信阳为代表的“党委主导的大推动体制”；
以北京、广东为代表的“党政一体的大协调体制”；
以上海、深圳为代表的“依托民政的大社会体制”。
这三种社会体制改革版图分列，皆围绕着社会这一盘棋展开。
如何以社会为棋盘，让官民共下棋，在汉楚河界间自如博弈，倒是一门需要集民智、广思量的学问。“政府办社会”、“政府管社会”已退隐社坛，“政府支持社会”、“政府培力社会”的帷幕在拉起。
政府有言，要建立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格局。尤让人可喜的现象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范畴不再拘泥于“官”字头。官方主推社会治理以开放姿态迎纳民间社会组织的参与。
改革风向的转向，实际是向民间释放善意的信号，无论是焦躁的社会情绪，还是多变的外部环境，吸引新兴力量介入社会改革的步伐已开始迈出，迎着社会混沌风浪，削弱行政干涉，让社会回归民间自治。而取消GDP政绩考核，设立社会建设的软指标，寄寓于社会体制改革新一轮的对未来的触摸。
犹如身居偏僻之隅的民间社会组织感觉到了春意和闹市：
为民间组织注册松绑无疑是扩大民间行动版图的“助力阀”，2011年，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放开直接登记——2011年1月11日，在深圳市民政局成功注册的“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正式挂牌成立，这意味着壹基金从此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今年，民间团体的生存境遇从未如此被社会各方关注。在官办慈善丑闻频频的当下，人们对民间社会团体投去了更多的关爱目光，藉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民间行动、社会扶助、网络募款等新型方式涌现，民间力量聚集的效应早已突破常态。
主变
2011年，慈善立法的重点是如此清晰，有关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的修订让一切将有规可依。
2011年，各地方相继加大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力度。开风气之先的广东，政府购买服务，吸引了国家领导人的目光和步履。
2011年，广州市购买服务资金进一步增加为8000万元。今年，北京市政府首次细化了购买社会公共服务项目，将再购买300个公共服务项目。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方面，民政部李立国部长表示，今年，民政部将用福利彩票公益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而政府也并非在众人的推理之下亦步亦趋。在广东，东莞千分一公益协会申请注册遭遇字号之纠。政府办事机构认为，“公益”二字内涵过于广泛，而坤叔助学团队（东莞千分一公益协会）仅限于助学；“协会”一词涉及面更广，使用不妥；尤其是“千分一”，一定不能出现，有强行摊派之嫌。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对此作出“不可有罪推定”的批示，使广东有了首例放开字号登记个案。
个案不仅仅是个案，众多民间团体正排队等候正身。
官办公益机构在这场版图变动中，忍受着撕裂之痛。自丑闻被揭、公信力下降之后，引起循环反应即是募款金额急速下降。他们也不得不闭门思过，思考自己的未来，他们公信力和行动的主人，毕竟依然是国家的公民。
这的确是一场改革的新旅程。在当下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焦虑和着急，并非只有一条出路——兔子急了之后，有更多的好的选择。
即将逝去的２０１１年，社会版图开开合合，也是政府、社会、机构、个人在公益和慈善大环境下裂变、位移之年。让和谐和发展，重新的拼接，成为可能。
这是官与民之间界线曾经分明但现在正在模糊和融合的版图，民众的力量，正在逐步让他们正本清源：公益与慈善，责任与透明，爱心与公正……
谁是社会建设的主导者？从官办公益的版图中，谁人都可轻易窥见官民力量之格局。然而，在2011年，几乎所有的兔子们，都动员起来，一个抱着一个，拔出一个巨大的萝卜——他们想让这个根植在制度和环境之下的萝卜放在所有人面前，分享它，公平地分享它。
国家的政策，或许到了它该放的时候，或许是公益慈善领域的声音越来越大，2011年，在着急、不安的民众群体的推动下，我们听到了政府之门在吱呀声中被打开。
天下没有永远的主角，也没有永远的配角。
兔年，官方扮演主角的戏份在减少。在公益版图上，配角终于有了可以自我规划的舞台。
这块胶着的版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碰击。郭美美、卢美美的轮番出现，使这块版图有了“移动”。尽管有人曾言，正是这些“兔女郎”搅动了公益版图的位移，其实此言有夸大之意。
但的确，言论的推波助澜，人心的汹涌波动，官府唱“独角戏”的局面已经改变。2004年以前，中央文件、国务院文件从来不用“慈善”两字，不到十年，慈善已经根植人们心中。不觉然之间，官民共谱社会旋律的潮流，似已悄然到来。
随着社会建设的序幕开启，注定主配角异位的局面早已打开。打造“小政府、大社会”的版图规划在白纸黑字间闪现，也意蘊了改革风向标在转向。真正推动社会力量汹涌的“制造者”，来自中央高层领导的政治共识，也来自社会底层环境的变化及民心所向。
求变
2011年，经济快速发展、政治稳定、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之年。追求工业化发展的城市化思路、以土地开发为动力的GDP政绩、违背平等原则的农民工政策等等，使承受社会不公和腐败的社会心理达到极限。社会处于被控制与寻求自治的两难境地。
此时，底层矛盾聚集，悲观情绪相互感染，社会稳定之弦紧绷；公权力越界私权，私权受压制，社会自主的空间趋窄。社会版图空间呈现公私博弈的临界点，进或退，控制或放开，实际上是还原社会真正要义的过程。
未曾想到，先引起裂变的是公益领域。
4月，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爆出“天价饭”丑闻，一位网友贴出一张付款单位为该红十字会的餐饮发票显示，一顿饭竟花费9859元，且人均消费在500元以上。该事件引起社会热议。
相隔不久，６月，郭美美通过微博，用名牌包、豪车等奢华符号，引爆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之火。事件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随后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建立网上信息公开平台。该事件继续发酵，深圳市红十字会接受的惟一社会捐款为100元，而佛山市红十字会系统包括医院、学校等则未收到任何捐款。
8月，中华慈善总会违规开出1500万免税发票的事件再次爆发“诈捐门”丑闻。
9月，丑闻又击鼓传花到了另一家重量级的慈善机构——宋庆龄基金会。媒体调查发现，河南宋基会在2010年年底，资产已近30亿元，基金很多都被挪用于建豪宅，甚至还被用于放贷。
至今悬而未决的“卢美美”事件牵出中非希望工程及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两家机构与中国青基会有瓜葛，引发公众质疑官商勾结。而中非希望工程打着慈善旗号敛财的行为更被强追不舍。
官办公益信用如多米诺骨牌倒塌般让人目不暇接。应对民意汹涌，政府自省，寄予信息公开、法制改革、政策调整等杠杆，给民间让渡空间。
7月4日，在2011年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这意味着上述三类社会组织将可直接登记，改变之前的双重管理门槛。
11月5日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学忠透露，制定《慈善事业法》已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2011年立法工作计划。
官方在骚动的社会版图上开始位移。
俱变
借助微博传播力量，具有草根性、公益性的公民行动今年盛行。民间兔子在反求诸己。
民间正在描绘公益民间版图。媒体人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活动、北京厨子发起的“关爱尘肺病人”、孙春龙发起的“老兵回家”等微公益热度日增。
民间正在用行动丈量官方版图余下的空间。东莞３８岁慈母韩群凤溺死脑瘫双胞胎儿子，给社会救助、人性关怀缺位敲响了警钟。正因为民间碰撞，使很多专门针对脑瘫儿扶助的社会组织浮出水面，人们开始抱团取暖，而非只求助官方机构。
民间正在用行动规划未来的空间版图。针对佛山小悦悦事件，引起反思的不仅是人心冷漠，更关切儿童监护问题。在该事件上，促使关注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民间行动兴起，有志愿者到城市人流拥挤的区域维持秩序，更有人拟发起儿童关爱组织，年轻人也加入反抗“人心冷漠”的行列。
社会版图意味着公民社会与政府力量的格局分布，一旦一方受到挤压，必引起另一方的反动的、积极的力量。
近些年，随着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出现，由于利益获取途径异化，导致冲突与纠纷频发，如农民工因讨薪跳楼、土地拆迁中的暴力争端等。版图变化来自于民间推力，也来自于这些矛盾解决的紧逼。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３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时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动向之风，吹拂着风向标：
以重庆和信阳为代表的“党委主导的大推动体制”；
以北京、广东为代表的“党政一体的大协调体制”；
以上海、深圳为代表的“依托民政的大社会体制”。
这三种社会体制改革版图分列，皆围绕着社会这一盘棋展开。
如何以社会为棋盘，让官民共下棋，在汉楚河界间自如博弈，倒是一门需要集民智、广思量的学问。“政府办社会”、“政府管社会”已退隐社坛，“政府支持社会”、“政府培力社会”的帷幕在拉起。
政府有言，要建立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格局。尤让人可喜的现象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范畴不再拘泥于“官”字头。官方主推社会治理以开放姿态迎纳民间社会组织的参与。
改革风向的转向，实际是向民间释放善意的信号，无论是焦躁的社会情绪，还是多变的外部环境，吸引新兴力量介入社会改革的步伐已开始迈出，迎着社会混沌风浪，削弱行政干涉，让社会回归民间自治。而取消GDP政绩考核，设立社会建设的软指标，寄寓于社会体制改革新一轮的对未来的触摸。
犹如身居偏僻之隅的民间社会组织感觉到了春意和闹市：
为民间组织注册松绑无疑是扩大民间行动版图的“助力阀”，2011年，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放开直接登记——2011年1月11日，在深圳市民政局成功注册的“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正式挂牌成立，这意味着壹基金从此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今年，民间团体的生存境遇从未如此被社会各方关注。在官办慈善丑闻频频的当下，人们对民间社会团体投去了更多的关爱目光，藉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民间行动、社会扶助、网络募款等新型方式涌现，民间力量聚集的效应早已突破常态。
主变
2011年，慈善立法的重点是如此清晰，有关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的修订让一切将有规可依。
2011年，各地方相继加大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力度。开风气之先的广东，政府购买服务，吸引了国家领导人的目光和步履。
2011年，广州市购买服务资金进一步增加为8000万元。今年，北京市政府首次细化了购买社会公共服务项目，将再购买300个公共服务项目。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方面，民政部李立国部长表示，今年，民政部将用福利彩票公益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而政府也并非在众人的推理之下亦步亦趋。在广东，东莞千分一公益协会申请注册遭遇字号之纠。政府办事机构认为，“公益”二字内涵过于广泛，而坤叔助学团队（东莞千分一公益协会）仅限于助学；“协会”一词涉及面更广，使用不妥；尤其是“千分一”，一定不能出现，有强行摊派之嫌。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对此作出“不可有罪推定”的批示，使广东有了首例放开字号登记个案。
个案不仅仅是个案，众多民间团体正排队等候正身。
官办公益机构在这场版图变动中，忍受着撕裂之痛。自丑闻被揭、公信力下降之后，引起循环反应即是募款金额急速下降。他们也不得不闭门思过，思考自己的未来，他们公信力和行动的主人，毕竟依然是国家的公民。
这的确是一场改革的新旅程。在当下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焦虑和着急，并非只有一条出路——兔子急了之后，有更多的好的选择。
即将逝去的２０１１年，社会版图开开合合，也是政府、社会、机构、个人在公益和慈善大环境下裂变、位移之年。让和谐和发展，重新的拼接，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