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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民增收、非农就业、合作经营、城乡统筹、开放管理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本文论述了这五个方面的历史性转变过程，提出了作者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 农村经济发展； 历史性转变
[中图分类号] F3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3）17-0038-02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正在经历着五大历史转变：从农业内部看，产量目标向收入目标转变；从农民就业看，单一农业就业向农业和非农就业并重目标转变；从生产经营方式看，单家独户的个体经营向合作经营目标转变；从城乡关系看，城乡分割向城乡统筹目标转变；从宏观调控看，封闭农业向开放农业目标转变。了解这五大转变，对正确认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研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会有一些帮助。
（一）产量目标向收入目标的转变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人口大国，在过去农产品市场供不应求时，农产品收购价格必然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就会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通过农业增产而增收，农民增收与农业增产和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是一种高度正相关的关系，增产即意味着增收。例如，1978一1984年是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6年中，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35%以上，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48亿公斤上升到1984年的4073亿公斤，年均增长5%，人均占有粮食由319公斤上升到393公斤，接近世界水平，并一举解决了中国10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棉花总产也由1978年的217万吨上升到1984年的626万吨，增长了近2.9倍，年均增长19.87%。同期，农民收入则以年均17.7%的速度递增，而且收入来源主要来自农业内部。而1997—2000年，由于农产品市场供大于求，农产品价格从总体上看是下降的，造成农民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年均增长只有3.7%，在部分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粮食增产农民反而减收。2001—2002年虽然出现恢复性增长，增幅分别达到4.2%和4.8%，但在这两年中，农民收入呈现的三大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998年为2.57:1，2001年扩大为2.9:1，2002年进一步扩大到3.19:1，达到历史最高值；二是不同区域农民收入差距扩大，2001年收入最高的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870.87元，最低的西藏自治区为1404.0l元，前者是后者的4.18倍；三是不同经营类型农民收入差距扩大，1998—2000年农民人均由2162元增加到2253元，同期，纯农户和兼业农户的人均纯收入分别由2034元和2031元下降到1933元和1980元，年均分别下降1.68%和0.84%。据农业部调查，2002年，全国非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是纯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2.3倍。农民收入下降是我国国内需求不旺的主要原因之一。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按可比价格比上年增长4.8%，但当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703元，实际增长13.4%。受此影响，农村地区在全国消费市场中的地位明显下降。2002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0911亿元，比上年增长8.8%。而其中县及县以下地区消费品零售总额15013亿元，增长0.8%，远低于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10%的增长幅度。当年，占62%的农村人口仅消费了全国36.7%的商品总额。目前，农民最渴望解决的问题不再是有饭吃、有衣穿、保证生存，而是有钱花、改善生活。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正在上升为“三农”工作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从产量目标到收入目标的转变，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一个显著标志。
（二）单一的农业就业向农业与非农业多元就业目标转变
三农问题的浅层次原因是农民收入相对较低，深层次原因则是农业人口过多，大量富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士地上。先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的下降与农业占GDP比重的下降基本上是同步的。美国1995年农业占GDP的1.6%，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是2.6%，二者相差1个百分点；日本1997年农业占GDP的1.7%，农业人口比重是4.8%，二者相差3.1个百分点；韩国1999年农业占GDP的5%，农业人口比重是9.3%，二者相差4.3个百分点；我国2000年农业占GDP的比重是16.4%，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是50%，二者相差33.6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比重远远高于农业比重，说明中国农民就业主要集中于农业部门。中国现有农村劳动力总人数大约4.8亿人，人均耕地不到10亩，而就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来看，每个农业劳动力至少可耕种30亩土地。照此推论，农村只需要1.2亿劳动力即可，富余劳动力大约有3.6亿人。农民就业由农业为主向非农转移的趋势在所难免。据统计，1978—2002年，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重从70.5%下降到45.15%，下降了25.35个百分点。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从2300万人增至1.6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从7.5%提高到33.5%，23年转移了1.4亿多人，平均每年转移约600万人；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的人数为7800万人，2002年增加到9400万人，其中外出时间超过3个月的约8300万人。农村现有富余劳动力大约还有1.2亿人左右。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巨大，尽管这些年农民工转移就业功不可没，但农村就业压力依然很大，“十五”期间每年还要新增农村劳动力860万人，比“九五”时期每年多230万人。农民就业从以农为主向农业与非农业并重的目标转变正在加快，农民工已成为新一代的产业工人的重要来源。
（三）单家独户的个体经营向合作经营目标转变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农户在生产经营中的主体地位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取向，激发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大发展。但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我国农产品主要依靠家庭生产，生产规模小而分散，形不成大的批量，很难直接进入市场。小批量的分散生产满足不了市场均衡供给的要求，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农民不能及时准确地获得市场信息，市场引导生产的功能发挥不出来，增加了生产的盲目性。这两方面互为因果，恶性循环，构成了人们常说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靠培育连接农民和市场之间的中介组织，从而引导农民有组织地进入市场。
农民组织起来进入流通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加工和销售组织。合作经营不仅可以扩大农产品商品的销售半径，增强市场竞争地位和能力，而且可以使农民得到加工、销售环节的利益，大大增加农民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合作经营体现的是农民组织起来为自己服务，成员之间是一种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关系，这就有效地避免了市场活动中的各种欺诈行为，从而使农民在尽快销售产品、准确获得市场信息的同时，把市场风险的损失降到最小程度，并且能够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得到所需要的相关服务。从全国来看，各种形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正成为农村重要的经营形式，呈现着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
（四）城乡分割正在向城乡统筹目标转变
我国过去城乡体制的基本特色是城乡、工农二元分割。过去，为了支持城市工业的发展，根据当时的情况，国家制定和实施了一整套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和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如农产品派购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市民特有的社会福利制度等。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缩小，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愿意而且有能力到城镇落户，农民进城落户又反过来扩大了城市需求，进而推动城镇的更快发展。城乡互动、以农村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城镇化道路日益宽广。
但是，目前国家在财政支出、国民收入再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使用、金融支持等方面都还带有明显的城市偏向，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农村贫困人口和温饱型人口还占相当大的比例、农村的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农村购买力低、农民文化素质低、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和农村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等等。这种状况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还将影响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严重损害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从“三农”发展的角度看，农村改革和发展又到了新的转折点，需要突破城乡分割的局面，在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新的改革，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
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做好支农资金稳定增长与减轻农民负担的“加减法”。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建立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建立对农业和农民直接补贴的新的方式，逐步将主要农产品市场风险基金转为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对农村税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加快城乡税制的统一。把县域经济放在与城市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发展步伐。
取消户籍制度，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家庭责任制后，农民可以自主生产并占有其经营成果；农民可以在城市就业，挣得更多的收入。但是，户籍制度仍将城乡隔离开来，对农民实行歧视性政策。农民不能在城市居住，不能与城市居民在相同的职业岗位上竞争，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子女不能在城市的学校接受教育等，这一切显然剥夺了农民的发展机会。户籍制度早已失去了提取农业剩余的功能，成了城市化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中央政府要早日颁布法律，保障任何居民有权利在全国任何城市和地区就业和定居。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民福利水平。要在农村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孤、寡、老、贫等生活无助者过上温饱生活。建立农业风险基金，提高农民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转移支付，发展农村合作医疗，让农民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
（五）封闭农业管理方式必须向开放农业的管理方式转变
以前，我国农业的发展环境比较单纯，主要依靠国内一个市场和一种资源，很少受到国外农产品市场的冲击。政府对农业的宏观管理也比较主动。入世以后，农业发展环境变为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国内农产品面临激烈的市场党争，国家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农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明显增强，冲击着传统的农业管理体制，对市场条件下如何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农产品的出口方面，我国的农产品越来越多地受到技术壁垒的限制。因此，在有条件的出口基地，要率先采用国际标准，努力按进口国的质量卫生标准组织生产、加工和运输，对农业投入品、生产过程和市场准入实行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同时，完善农产品服务体系，及时为出口企业提供国际农产品市场信息，对出口企业开展产品促销等给予必要的支持。
加快采用国际标准的步伐，尽快建立健全国内统一、权威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检验检测体系，切实解决日前农产品质量标准不一、多头检验、重复检验的问题，全面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重点查处使用违禁农药和兽药残留超标等问题，加大开展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打假力度，严厉查处制售假种子和伪劣农药、化肥等坑农行为，进一步整顿规范农资市场秩序。
[关键词] 农村经济发展； 历史性转变
[中图分类号] F3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3）17-0038-02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正在经历着五大历史转变：从农业内部看，产量目标向收入目标转变；从农民就业看，单一农业就业向农业和非农就业并重目标转变；从生产经营方式看，单家独户的个体经营向合作经营目标转变；从城乡关系看，城乡分割向城乡统筹目标转变；从宏观调控看，封闭农业向开放农业目标转变。了解这五大转变，对正确认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研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会有一些帮助。
（一）产量目标向收入目标的转变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人口大国，在过去农产品市场供不应求时，农产品收购价格必然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就会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通过农业增产而增收，农民增收与农业增产和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是一种高度正相关的关系，增产即意味着增收。例如，1978一1984年是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6年中，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35%以上，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48亿公斤上升到1984年的4073亿公斤，年均增长5%，人均占有粮食由319公斤上升到393公斤，接近世界水平，并一举解决了中国10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棉花总产也由1978年的217万吨上升到1984年的626万吨，增长了近2.9倍，年均增长19.87%。同期，农民收入则以年均17.7%的速度递增，而且收入来源主要来自农业内部。而1997—2000年，由于农产品市场供大于求，农产品价格从总体上看是下降的，造成农民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年均增长只有3.7%，在部分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粮食增产农民反而减收。2001—2002年虽然出现恢复性增长，增幅分别达到4.2%和4.8%，但在这两年中，农民收入呈现的三大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998年为2.57:1，2001年扩大为2.9:1，2002年进一步扩大到3.19:1，达到历史最高值；二是不同区域农民收入差距扩大，2001年收入最高的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870.87元，最低的西藏自治区为1404.0l元，前者是后者的4.18倍；三是不同经营类型农民收入差距扩大，1998—2000年农民人均由2162元增加到2253元，同期，纯农户和兼业农户的人均纯收入分别由2034元和2031元下降到1933元和1980元，年均分别下降1.68%和0.84%。据农业部调查，2002年，全国非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是纯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2.3倍。农民收入下降是我国国内需求不旺的主要原因之一。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按可比价格比上年增长4.8%，但当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703元，实际增长13.4%。受此影响，农村地区在全国消费市场中的地位明显下降。2002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0911亿元，比上年增长8.8%。而其中县及县以下地区消费品零售总额15013亿元，增长0.8%，远低于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10%的增长幅度。当年，占62%的农村人口仅消费了全国36.7%的商品总额。目前，农民最渴望解决的问题不再是有饭吃、有衣穿、保证生存，而是有钱花、改善生活。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正在上升为“三农”工作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从产量目标到收入目标的转变，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一个显著标志。
（二）单一的农业就业向农业与非农业多元就业目标转变
三农问题的浅层次原因是农民收入相对较低，深层次原因则是农业人口过多，大量富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士地上。先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的下降与农业占GDP比重的下降基本上是同步的。美国1995年农业占GDP的1.6%，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是2.6%，二者相差1个百分点；日本1997年农业占GDP的1.7%，农业人口比重是4.8%，二者相差3.1个百分点；韩国1999年农业占GDP的5%，农业人口比重是9.3%，二者相差4.3个百分点；我国2000年农业占GDP的比重是16.4%，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是50%，二者相差33.6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比重远远高于农业比重，说明中国农民就业主要集中于农业部门。中国现有农村劳动力总人数大约4.8亿人，人均耕地不到10亩，而就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来看，每个农业劳动力至少可耕种30亩土地。照此推论，农村只需要1.2亿劳动力即可，富余劳动力大约有3.6亿人。农民就业由农业为主向非农转移的趋势在所难免。据统计，1978—2002年，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重从70.5%下降到45.15%，下降了25.35个百分点。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从2300万人增至1.6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从7.5%提高到33.5%，23年转移了1.4亿多人，平均每年转移约600万人；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的人数为7800万人，2002年增加到9400万人，其中外出时间超过3个月的约8300万人。农村现有富余劳动力大约还有1.2亿人左右。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巨大，尽管这些年农民工转移就业功不可没，但农村就业压力依然很大，“十五”期间每年还要新增农村劳动力860万人，比“九五”时期每年多230万人。农民就业从以农为主向农业与非农业并重的目标转变正在加快，农民工已成为新一代的产业工人的重要来源。
（三）单家独户的个体经营向合作经营目标转变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农户在生产经营中的主体地位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取向，激发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大发展。但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我国农产品主要依靠家庭生产，生产规模小而分散，形不成大的批量，很难直接进入市场。小批量的分散生产满足不了市场均衡供给的要求，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农民不能及时准确地获得市场信息，市场引导生产的功能发挥不出来，增加了生产的盲目性。这两方面互为因果，恶性循环，构成了人们常说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靠培育连接农民和市场之间的中介组织，从而引导农民有组织地进入市场。
农民组织起来进入流通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加工和销售组织。合作经营不仅可以扩大农产品商品的销售半径，增强市场竞争地位和能力，而且可以使农民得到加工、销售环节的利益，大大增加农民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合作经营体现的是农民组织起来为自己服务，成员之间是一种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关系，这就有效地避免了市场活动中的各种欺诈行为，从而使农民在尽快销售产品、准确获得市场信息的同时，把市场风险的损失降到最小程度，并且能够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得到所需要的相关服务。从全国来看，各种形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正成为农村重要的经营形式，呈现着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
（四）城乡分割正在向城乡统筹目标转变
我国过去城乡体制的基本特色是城乡、工农二元分割。过去，为了支持城市工业的发展，根据当时的情况，国家制定和实施了一整套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和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如农产品派购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市民特有的社会福利制度等。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缩小，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愿意而且有能力到城镇落户，农民进城落户又反过来扩大了城市需求，进而推动城镇的更快发展。城乡互动、以农村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城镇化道路日益宽广。
但是，目前国家在财政支出、国民收入再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使用、金融支持等方面都还带有明显的城市偏向，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农村贫困人口和温饱型人口还占相当大的比例、农村的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农村购买力低、农民文化素质低、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和农村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等等。这种状况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还将影响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严重损害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从“三农”发展的角度看，农村改革和发展又到了新的转折点，需要突破城乡分割的局面，在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新的改革，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
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做好支农资金稳定增长与减轻农民负担的“加减法”。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建立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建立对农业和农民直接补贴的新的方式，逐步将主要农产品市场风险基金转为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对农村税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加快城乡税制的统一。把县域经济放在与城市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发展步伐。
取消户籍制度，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家庭责任制后，农民可以自主生产并占有其经营成果；农民可以在城市就业，挣得更多的收入。但是，户籍制度仍将城乡隔离开来，对农民实行歧视性政策。农民不能在城市居住，不能与城市居民在相同的职业岗位上竞争，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子女不能在城市的学校接受教育等，这一切显然剥夺了农民的发展机会。户籍制度早已失去了提取农业剩余的功能，成了城市化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中央政府要早日颁布法律，保障任何居民有权利在全国任何城市和地区就业和定居。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民福利水平。要在农村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孤、寡、老、贫等生活无助者过上温饱生活。建立农业风险基金，提高农民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转移支付，发展农村合作医疗，让农民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
（五）封闭农业管理方式必须向开放农业的管理方式转变
以前，我国农业的发展环境比较单纯，主要依靠国内一个市场和一种资源，很少受到国外农产品市场的冲击。政府对农业的宏观管理也比较主动。入世以后，农业发展环境变为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国内农产品面临激烈的市场党争，国家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农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明显增强，冲击着传统的农业管理体制，对市场条件下如何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农产品的出口方面，我国的农产品越来越多地受到技术壁垒的限制。因此，在有条件的出口基地，要率先采用国际标准，努力按进口国的质量卫生标准组织生产、加工和运输，对农业投入品、生产过程和市场准入实行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同时，完善农产品服务体系，及时为出口企业提供国际农产品市场信息，对出口企业开展产品促销等给予必要的支持。
加快采用国际标准的步伐，尽快建立健全国内统一、权威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检验检测体系，切实解决日前农产品质量标准不一、多头检验、重复检验的问题，全面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重点查处使用违禁农药和兽药残留超标等问题，加大开展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打假力度，严厉查处制售假种子和伪劣农药、化肥等坑农行为，进一步整顿规范农资市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