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东洋中世纪

　　具有分裂割据倾向
　　东洋古代史的发展，始自春秋时期国家的割据，经战国时期的小统一，迈向了秦汉大帝国的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主流是由割据走向统一。可与罗马帝国比肩的汉帝国，在可与日耳曼雇佣兵并提的北方民族军阀势力掀起的漩涡中风雨飘摇，直至灭亡。三国以后，地方分权的倾向日益显著。西晋的短暂统一，再次因北方民族的入侵而告终，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长期分裂时代。社会内部也出现了很强的割据倾向，这就是地方豪族对土地的占有。豪族们以这种具有割据性的地方势力为舞台，但却没有采用封建制的形式，个中理由，在于这些豪族非常聪明，他们懂得如何最合理地利用自己掌握的实力。当时最基层的乡里的豪族代表构成了县政府，县一级的豪族构成了州政府，州一级的豪族进入中央，构成中央政府。地方长官虽然由中央政府推举的军阀天子来任命，但这些长官依然是豪族的代表，豪族之间彼此承认既得权益，努力保全自己的阶级利益。纵然没有采取封建制的形式，但因为采用了封建性的身份制度，地方豪族不仅可以将财产转给子孙，还可以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传给子孙，实现世袭。从背面看豪族是地方上的土豪，从正面看却是官僚性贵族，这一点，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具有分裂割据倾向的东洋中世纪，有时亦出现表面上的大一统时代，这就是隋唐王朝，但这并不是汉民族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侵入中原的北方民族大团结的结果。这恰好与查理曼大帝对中世纪欧洲的统一并非罗马帝国的向前发展，而是入侵的北方日耳曼民族大一统的轨迹相同。不过，唐王朝的势力远远超出汉代的版图，相对而言，查理曼大帝的势力，最终都没能覆盖旧罗马帝国的全境。唐王朝的盛世也没有能够长期延续，到了中叶以后，中国社会迎来了彻底的大分裂，连一向保持着统一的江南地区，也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分裂。中世纪的分裂达到极点以后，再统一的机运也出现了，随着宋朝的统一，东洋的近世也随即开始。

2 东洋近世开始

　　王朝不再是一家的私有物而成为民族的象征
　　宋朝对中国的统一，武力取胜自不待言，但其对经济力量的依靠也是不可小视的。实现统一以后，为了维持政权的运作，中央对国内的盐、茶、矾、铜等重要商品实行官营或专卖，通过这种方式强化对商业的管制。食盐的专卖虽然早在唐代中期已经开始，但当时唐王朝已趋于衰败，食盐的专卖未能发挥充分的效果。作为统一王朝，一开始就以商业统制为手段君临万民，巩固中央集权，这是从宋朝开始的。以经济为重心的中央集权制在宋朝取得了成功，成为以后历代王朝牢固不破的基础，中世纪屡见不鲜的帝位篡夺现象也不再出现。
　　政府对商业的统制，一方面看起来是对自由企业的压迫，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意味着对商业的保护。这就是说，参与到官府经营中的商人，他们的利润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至少在交通运输方面，可以期待政府给予武力保护，从而保障道途上的安全。作为官道发展起来的运河网络，同时也向普通民众开放，这大大促进了国内商業活动的发展，都市的财力日益呈现。同时也可以看到，一种文艺复兴、一种宗教改革也在进行之中，伴随着科学思想的发展，人性的自觉意识也开始萌发。
　　成为经济统一体、新文化快速普及的中国社会，国民的自觉意识也日益显著。而与中国社会的这种变化发展并行，中国周围的各民族也出现了民族主义的迹象。在东洋，以民族或国民为单位的国际关系很早便已出现，并非初见于宋代。只是到了宋代以后，这种关系呈现出了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彼此之间因强烈的自觉意识而产生的民族主义的对立。宋以后的汉族王朝，并不是像中世纪那样亡于他人的篡夺，而是亡于对立的异民族的民族主义。宋朝、明朝都是例子。宋代以后，再也见不到公主远嫁和亲的事例。由于王朝不再是一家的私有物而成为民族的象征，因此，中国帝室与外国王室的和亲再也不具政治意义。民族主义相互对立的结果，让中国民族的团结屡遭破坏，强大的异民族王朝把国境线不停地向中国领土内推进。辽对燕云十六州汉人的统治，金占领淮河以北、黄河沿岸，与南宋长期对峙，这些都是实例。到了元朝，更是吞并了全中国，建立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帝国。不过，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其民族主义始终无法同化管制下的汉族。元朝以后，清朝人入关代替了明王朝，不仅控制了明朝的全版图，而且几乎恢复到了元代最鼎盛时期的疆域。尽管如此，清朝依然不具备让满、汉、蒙、回、藏等民族产生共同的国民意识的能 力。

3 以宋代为界

　　比西洋更早迈入近世的东洋
　　以宋代为界，对东洋的近世与中世进行分期，这似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不过，一旦将宋代以后的历史发展阶段命名为“近世”，表示无法一下子赞同的人却不少。为了避免误解，不得不在此作个说明。
　　欧洲的近世史，一般是指文艺复兴以后的历史。假如将欧洲文艺复兴的开始定在1300年，在其后的200年间，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欧洲变得逐渐富有近世色彩。造纸业、印刷业大盛，开始进口火药，航海技术发达，民族主义勃兴，出现了以法国为首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时期的欧洲，绝不再是中世纪，它只能是近世。把这一时期的欧洲的社会状态与宋、元、明、清对比，将之同称为近世，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
　　此后，欧洲在1750年左右兴起了工业革命，继而在1800年左右爆发了法国革命。从此，欧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对于这场变革的意义，与研究欧洲史的人相比，其实站在东洋史立场上的人反而看得更加清晰。东洋史上也有文艺复兴，也有宗教改革，但却没有这两场革命。站在这个立场上，我主张把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史称作“近代史”，而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的历史则成为“近世史”，以作区别。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之间只有四五百年，西洋史研究者往往很容易疏忽这一段历史的独立性，而欧洲以外的东洋各国很早便到达了这个阶段，只是在其后的一千多年中不停地在原地踏步，始终没有能够飞跃到下一个阶段。

宋代以后，再也见不到公主远嫁和亲的事例。

　　欧洲历史的起步，与西亚或东亚相比都要晚。尤其是现今成为欧洲中心的西欧和北欧，更是后进国家。但经过两次革命以后，它们最早跨入了近代，但是，由于是从后进国家突然变身为先进国家，地位的急速改变，使得它们在观察其他世界的现状时缺少反省，以现在类推过去，因此产生了种种误 解。
　　不仅如此，甚至东洋人自己看自己的眼光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我们猝然否定比西洋更早迈入近世的东洋之前，请试着站在马可·波罗的位置上看一看元代的中国，或化身为利玛窦，来观察一下中国明代的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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