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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式审计报告要求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打破了原有审计报告高度概括、格式化语言的传统模式。关键审计事项是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对本期财务报表最为重要的事项，其披露格式没有固定要求，这对审计师开展审计工作、运用职业判断和撰写审计报告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了更多公司财务信息和潜在的经营风险，必然会对公司信息质量和投资者决策造成影响。因此从审计师、公司及外部信息者这三方出发，梳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产生的经济后果，以期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点。
关键词：关键审计事项;信息传递;监督管理
一、引言
传统审计报告固有的披露模式及审计意见类型并不能使投资者获取更多公司相关的信息，同时还阻碍了审计师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流通，不利于資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为了增加审计报告中的信息含量，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会（IAASB）和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对标准审计报告的内容和形式做了相关改进，在其中加入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为了顺应审计报告改革的国际化趋势及考虑到现有的信息披露情况，中国财政部在2016年年底发布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准则，要求上市公司在以后的年度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包括：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审计事项是什么;针对关键审计事项执行了什么审计程序。给予了审计师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根据积累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体现了审计师作为信息中介披露相关信息的一个角色。
这一强制披露举措实际上使审计师所进行的工作更加透明化，从侧面反映了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信息。现在，对于关键审计事项的研究逐步深入：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特征到对审计师、公司及资本市场的影响均有涉及。因此文章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经济后果出发，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提出未来可能的潜在研究点，以期进一步丰富对关键审计事项的研究。
二、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产生的经济后果
（一）对审计师的影响
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注册会计师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因为新准则要求审计师利用以往经验和专业知识保持职业怀疑、进行大量的职业判断以及积极与治理层沟通重大怀疑事项。这也就表明了相较之前，审计师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审计资源来执行审计程序来决定披露哪些事项为关键审计事项。一方面审计师投入的资源变多，审计成本上升，会影响审计收费（Gimbar and Hansen，2016）;另一方面，新审计准则的发布披露了更多关于公司的信息，监管机构对公司的监管变得相对容易，公司面临的诉讼风险随之提高，根据保险理论审计师将会承担来自企业的风险，可能会导致审计师声誉和经济上双重损失，此时审计师会选择增加审计收费来弥补自己可能面临的损失（刘颖斐、张小虎，2019）。
由于关键审计事项可能存在企业潜在的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报告使用者起到了提示作用，降低了审计人员感知的审计责任;相反，投资者会因为具有结论性评价的关键审计事项提升对审计报告的信赖程度，提升审计师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意识（韩冬梅、张继勋，2018）;除此之外，具有高风险的客户存在的错报风险相应会更多，促使审计师增加了审计责任感知（潘克勤，2020）。
审计质量一直是审计研究领域比较重要的问题。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可能会从两个方面提升审计质量：一是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会进一步明确审计师的受托责任;二是提升了审计工作的透明度，审计师面对的风险更高，审计责任意识提高。Bédard et al（2015）使用英国数据证实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以及其他因素可以使审计师更积极开展工作，从而提高审计质量;但是在中国对财务报告层面的审计质量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主要是对市场感知层面的审计质量起到了提升作用（张金丹等，2019）。说明了投资者对新式审计报告给予了肯定，表明了现行审计报告改革的必要性。
总地来说，要求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对注册会计师的影响主要来自风险因素。一方面，相比于传统审计报告，新式审计报告提升了审计师工作的透明程度，提升了监管机构进行监督的便利性;另一方面，若后期发现企业存在重大错报风险，关键审计事项的结论会导致审计人员承担更多的风险，声誉受损的可能性加大。
（二）对公司的影响
首先，关键审计事项传递了更多关于公司基本面的信息，能够让股东和投资者增进对公司管理层做出努力的了解，对管理层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薛刚等，2020）。
其次，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能够促进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因为注册会计师在沟通关键审计事项会表现出更多的怀疑态度和谨慎行为，并且当发现错报行为时，会要求公司进行更正，从而降低盈余管理程度（李延喜等，2019）。柳木华和任嘉乐（2019）发现关键审计事项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且在银行监督作用较弱的企业中正向关系更为显著。除此之外还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投资信息与公司的投资效率正相关，主要是因为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改善了公司信息环境，增加了资本市场信息含量;并且在公司内部治理状况好以及非国企中，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周兰、桂许健，2020）。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关键审计事项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审计事项对管理层的监督和公司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一方面来源于其包含的风险对注册会计师开展审计工作的努力程度和职业怀疑的影响，由此当发现公司的财务信息存在风险时，会要求管理层进行更正进而提升披露财务报告的质量;另一方面来自于隐性的外部压力，关键审计事项增加了投资者获取的信息量，这就增加了外部监督。
（三）对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影响
从银行角度来看，银行作为资金的提供方，会从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综合评估企业的风险从而决定贷款额度。新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实际上提供了关于企业增量的风险信息，会影响银行对企业的贷款额度（涂建明、渊媛，2019）。 从分析师角度来看，不同的企业关键审计事项具有差异性，增加了预测的信息源，提升了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而且当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的可读性越高，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也会相应提升（刘圻等，2020）。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主要对投资者的市场反应和投资决策行为产生了影响。比较A股与H股市场投资者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反应，发现A股市场投资者的表现的更为积极（张子健、李小林，2019）;从侧面体现出来H股市场比内地资本市场发展的更为成熟;相较于未披露公司，披露公司的超额市场回报变化显著更高，这说明关键审计事项向市场传递了增量信息，投资者对新审计报告反应积极（王艳艳等，2018）;同时还降低了投资者对盈余的依赖程度（陈丽红等，2019）。通过关键审计事项的语言描述和结论性评价发现，相比于没有针对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价，有结论性评价对投资者判断的投资吸引力更高，其中语言表述为“关键审计事项金额的估计是合理的”，相比于其他表述投资吸引力更高（张继勋等，2019）。Guitierrez et al（2018）使用英国的数据发现关键审计事项对投资者行为并没有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盈利公告、会议公告或年报已经披露了大部分风险。信息披露的完善程度和投资者的理性程度可能是造成中英之间差异的原因。
实际上，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外部信息使用者能够对新式审计报告产生反应主要是由于关键审计事项可以有效的反映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风险和经营风险，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但是尹蘅和李丽青（2019）发现关键审计事项逐渐演变成了标准模板，提供持续信息增量较少。这可能违背了关键审计准则的初衷，因此如何提高关键审计事项持续的信息含量可能是准则制定部门面临的一个难题。
三、潜在的研究点
以上基于审计师对公司的财务数据和经营成果进行审计;若是存在重大错报会要求管理层进行更改;发现关键审计事项并出具审计报告;投资者会根据审计报告中披露的相关信息进行投资决策这一审计链条梳理了现有文献对关键审计事项产生的经济后果的研究，发现了关键审计事项具有风险提示、降低信息不对称等作用。但是监管机构作为财务报告的信息使用者之一，忽视了关键审计事项对监管机构产生的影响。
在现行监管体系中，以处罚为代表的“行政处罚性监管”和以问询为代表的“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是我国监管机构的常用监管措施。下面将从行政处罚监管和非行政处罚监管对现有文献梳理，并提出关于关键审计事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行政性处罚
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性监管分为对公司和对事务所审计师的行政处罚，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证监会处罚对公司和审计师的影响。从公司层面来看，证监会处罚具有风险预警作用，会影响银行对公司贷款的意愿（刘星，陈西婵，2018）。从事务所层面来看，当审计师无法识别并报告企业的财务报表舞弊行为时，会受到处罚（余海宗，2011）;随后，朱松和柯晓莉（2018）发现证监会行政处罚会对事务所和审计师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会遏制其机会主义行为，提升审计质量。
有研究也表明与收入和资产有关的财务报告舞弊引起的证监会行政处罚相比于其他舞弊和违规比例更大，恰恰关键审计事项中披露最多的是关于收入和资产减值事项，因此关键审计事项中蕴含的风险信息是否可以作为公司可能存在财务舞弊的一个信号，以及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的风险和可能性加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非行政性处罚
非行政性处罚主要表现为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发布的问询函，而关于问询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对公司的监督效应以及对审计定价的影响。郭飞和周泳彤（2018）发现年报问询函披露能够引起外部信息使用者的注意，也就表明了年报问询函具有信息含量;其中包含的公司潜在风险，提高了审计的风险因此提高的审计收费（陈硕等，2018）;并且收到问询函的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得到了抑制（陈运森等，2019）。
能引起证券交易所注意并出具问询函的信息来源是否可能来自审计报告中披露的信息值得探索。可以看到的是，财务报告问询函主要关注会计信息及公司的业绩真实性，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了公司可能会引起重大错报的相关事项和会计信息，那么审计报告中公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是否会引起交易所的注意从而增加问询的次数和内容可能是另外一个潜在研究点。
参考文献：
[1]韩冬梅，张继勋.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审计人員感知的审计责任[J].审计研究，2018（04）：70-76.
[2]潘克勤.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改变了审计师的审计责任意识吗？——基于审计定价视角[J].经济经纬，2020，37（03）：108-116.
[3]张金丹，路军，李连华.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信息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吗？——报表盈余和市场感知双维度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9（06）：85-91.
[4]薛刚，王储，赵西卜.谁更关心关键审计事项：管理层还是分析师[J].审计研究，2020（02）：87-95.
[5]柳木华，任嘉乐.关键审计事项应对与会计稳健性——基于实地走访程序的经验证据[J].证券市场导报，2019（12）：30-39+49.
[6]刘圻，牛艺琳，张呈.关键审计事项准则实施能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性吗？[J].商业研究，2020（04）：121-131.
[7]韩丽荣，刘丁睿.关键审计事项是否向股票市场传递了投资风险信号[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60（01）：73-83+220.
（作者单位：陈双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丁婉君，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关键词：关键审计事项;信息传递;监督管理
一、引言
传统审计报告固有的披露模式及审计意见类型并不能使投资者获取更多公司相关的信息，同时还阻碍了审计师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流通，不利于資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为了增加审计报告中的信息含量，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会（IAASB）和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对标准审计报告的内容和形式做了相关改进，在其中加入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为了顺应审计报告改革的国际化趋势及考虑到现有的信息披露情况，中国财政部在2016年年底发布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准则，要求上市公司在以后的年度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包括：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审计事项是什么;针对关键审计事项执行了什么审计程序。给予了审计师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根据积累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体现了审计师作为信息中介披露相关信息的一个角色。
这一强制披露举措实际上使审计师所进行的工作更加透明化，从侧面反映了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信息。现在，对于关键审计事项的研究逐步深入：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特征到对审计师、公司及资本市场的影响均有涉及。因此文章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经济后果出发，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提出未来可能的潜在研究点，以期进一步丰富对关键审计事项的研究。
二、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产生的经济后果
（一）对审计师的影响
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注册会计师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因为新准则要求审计师利用以往经验和专业知识保持职业怀疑、进行大量的职业判断以及积极与治理层沟通重大怀疑事项。这也就表明了相较之前，审计师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审计资源来执行审计程序来决定披露哪些事项为关键审计事项。一方面审计师投入的资源变多，审计成本上升，会影响审计收费（Gimbar and Hansen，2016）;另一方面，新审计准则的发布披露了更多关于公司的信息，监管机构对公司的监管变得相对容易，公司面临的诉讼风险随之提高，根据保险理论审计师将会承担来自企业的风险，可能会导致审计师声誉和经济上双重损失，此时审计师会选择增加审计收费来弥补自己可能面临的损失（刘颖斐、张小虎，2019）。
由于关键审计事项可能存在企业潜在的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报告使用者起到了提示作用，降低了审计人员感知的审计责任;相反，投资者会因为具有结论性评价的关键审计事项提升对审计报告的信赖程度，提升审计师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意识（韩冬梅、张继勋，2018）;除此之外，具有高风险的客户存在的错报风险相应会更多，促使审计师增加了审计责任感知（潘克勤，2020）。
审计质量一直是审计研究领域比较重要的问题。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可能会从两个方面提升审计质量：一是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会进一步明确审计师的受托责任;二是提升了审计工作的透明度，审计师面对的风险更高，审计责任意识提高。Bédard et al（2015）使用英国数据证实了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以及其他因素可以使审计师更积极开展工作，从而提高审计质量;但是在中国对财务报告层面的审计质量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主要是对市场感知层面的审计质量起到了提升作用（张金丹等，2019）。说明了投资者对新式审计报告给予了肯定，表明了现行审计报告改革的必要性。
总地来说，要求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对注册会计师的影响主要来自风险因素。一方面，相比于传统审计报告，新式审计报告提升了审计师工作的透明程度，提升了监管机构进行监督的便利性;另一方面，若后期发现企业存在重大错报风险，关键审计事项的结论会导致审计人员承担更多的风险，声誉受损的可能性加大。
（二）对公司的影响
首先，关键审计事项传递了更多关于公司基本面的信息，能够让股东和投资者增进对公司管理层做出努力的了解，对管理层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薛刚等，2020）。
其次，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能够促进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因为注册会计师在沟通关键审计事项会表现出更多的怀疑态度和谨慎行为，并且当发现错报行为时，会要求公司进行更正，从而降低盈余管理程度（李延喜等，2019）。柳木华和任嘉乐（2019）发现关键审计事项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且在银行监督作用较弱的企业中正向关系更为显著。除此之外还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投资信息与公司的投资效率正相关，主要是因为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改善了公司信息环境，增加了资本市场信息含量;并且在公司内部治理状况好以及非国企中，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周兰、桂许健，2020）。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关键审计事项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审计事项对管理层的监督和公司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一方面来源于其包含的风险对注册会计师开展审计工作的努力程度和职业怀疑的影响，由此当发现公司的财务信息存在风险时，会要求管理层进行更正进而提升披露财务报告的质量;另一方面来自于隐性的外部压力，关键审计事项增加了投资者获取的信息量，这就增加了外部监督。
（三）对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影响
从银行角度来看，银行作为资金的提供方，会从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综合评估企业的风险从而决定贷款额度。新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实际上提供了关于企业增量的风险信息，会影响银行对企业的贷款额度（涂建明、渊媛，2019）。 从分析师角度来看，不同的企业关键审计事项具有差异性，增加了预测的信息源，提升了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而且当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的可读性越高，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也会相应提升（刘圻等，2020）。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主要对投资者的市场反应和投资决策行为产生了影响。比较A股与H股市场投资者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反应，发现A股市场投资者的表现的更为积极（张子健、李小林，2019）;从侧面体现出来H股市场比内地资本市场发展的更为成熟;相较于未披露公司，披露公司的超额市场回报变化显著更高，这说明关键审计事项向市场传递了增量信息，投资者对新审计报告反应积极（王艳艳等，2018）;同时还降低了投资者对盈余的依赖程度（陈丽红等，2019）。通过关键审计事项的语言描述和结论性评价发现，相比于没有针对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价，有结论性评价对投资者判断的投资吸引力更高，其中语言表述为“关键审计事项金额的估计是合理的”，相比于其他表述投资吸引力更高（张继勋等，2019）。Guitierrez et al（2018）使用英国的数据发现关键审计事项对投资者行为并没有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盈利公告、会议公告或年报已经披露了大部分风险。信息披露的完善程度和投资者的理性程度可能是造成中英之间差异的原因。
实际上，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外部信息使用者能够对新式审计报告产生反应主要是由于关键审计事项可以有效的反映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质量风险和经营风险，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但是尹蘅和李丽青（2019）发现关键审计事项逐渐演变成了标准模板，提供持续信息增量较少。这可能违背了关键审计准则的初衷，因此如何提高关键审计事项持续的信息含量可能是准则制定部门面临的一个难题。
三、潜在的研究点
以上基于审计师对公司的财务数据和经营成果进行审计;若是存在重大错报会要求管理层进行更改;发现关键审计事项并出具审计报告;投资者会根据审计报告中披露的相关信息进行投资决策这一审计链条梳理了现有文献对关键审计事项产生的经济后果的研究，发现了关键审计事项具有风险提示、降低信息不对称等作用。但是监管机构作为财务报告的信息使用者之一，忽视了关键审计事项对监管机构产生的影响。
在现行监管体系中，以处罚为代表的“行政处罚性监管”和以问询为代表的“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是我国监管机构的常用监管措施。下面将从行政处罚监管和非行政处罚监管对现有文献梳理，并提出关于关键审计事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行政性处罚
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性监管分为对公司和对事务所审计师的行政处罚，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证监会处罚对公司和审计师的影响。从公司层面来看，证监会处罚具有风险预警作用，会影响银行对公司贷款的意愿（刘星，陈西婵，2018）。从事务所层面来看，当审计师无法识别并报告企业的财务报表舞弊行为时，会受到处罚（余海宗，2011）;随后，朱松和柯晓莉（2018）发现证监会行政处罚会对事务所和审计师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会遏制其机会主义行为，提升审计质量。
有研究也表明与收入和资产有关的财务报告舞弊引起的证监会行政处罚相比于其他舞弊和违规比例更大，恰恰关键审计事项中披露最多的是关于收入和资产减值事项，因此关键审计事项中蕴含的风险信息是否可以作为公司可能存在财务舞弊的一个信号，以及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的风险和可能性加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非行政性处罚
非行政性处罚主要表现为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发布的问询函，而关于问询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对公司的监督效应以及对审计定价的影响。郭飞和周泳彤（2018）发现年报问询函披露能够引起外部信息使用者的注意，也就表明了年报问询函具有信息含量;其中包含的公司潜在风险，提高了审计的风险因此提高的审计收费（陈硕等，2018）;并且收到问询函的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得到了抑制（陈运森等，2019）。
能引起证券交易所注意并出具问询函的信息来源是否可能来自审计报告中披露的信息值得探索。可以看到的是，财务报告问询函主要关注会计信息及公司的业绩真实性，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了公司可能会引起重大错报的相关事项和会计信息，那么审计报告中公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是否会引起交易所的注意从而增加问询的次数和内容可能是另外一个潜在研究点。
参考文献：
[1]韩冬梅，张继勋.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审计人員感知的审计责任[J].审计研究，2018（04）：70-76.
[2]潘克勤.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改变了审计师的审计责任意识吗？——基于审计定价视角[J].经济经纬，2020，37（03）：108-116.
[3]张金丹，路军，李连华.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信息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吗？——报表盈余和市场感知双维度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9（06）：85-91.
[4]薛刚，王储，赵西卜.谁更关心关键审计事项：管理层还是分析师[J].审计研究，2020（02）：87-95.
[5]柳木华，任嘉乐.关键审计事项应对与会计稳健性——基于实地走访程序的经验证据[J].证券市场导报，2019（12）：30-39+49.
[6]刘圻，牛艺琳，张呈.关键审计事项准则实施能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性吗？[J].商业研究，2020（04）：121-131.
[7]韩丽荣，刘丁睿.关键审计事项是否向股票市场传递了投资风险信号[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60（01）：73-83+220.
（作者单位：陈双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丁婉君，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