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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居高不下或出现反弹的原因很复杂,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社会大环境容纳了辍学现象。经济学上的买方卖方原理告诉我们:先形成买方市场,再形成卖方市场。若设学生辍学是卖方市场,社会大环境则是买方市场。辍学学生成为社会青年后,其主要生存方式有两种:一是游荡闲逛,一是进厂务工。前者寻衅滋事,以反社会的方式存在,全社会均感棘手头痛。后者身无一技之长,以“黑工”方式存在,绝大部分人又会回到游荡闲逛的状态。对此,发议论者有之,袖手旁观者有之,怪罪学校者有之,总之无能为力。对学校来说,谁都不愿意学生流失。按现行办学的相关规定,学生数额与教师岗位和生均公用经费拨款直接挂钩,某种意义上学生就是学校和教师的衣食父母了。所以,任何一所学校都不会放任学生流失,都会竭尽全力保学控流。要想从社会角度控制辍学行为,需要各级政府及群众组织,包括关协、老龄委、共青团、妇联、劳动监察等部门群策群力、共同履责,方可使辍学行为遁于无形。
第二,教育考核指标与校长行为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辍学现象。教育考核指标主要是升学率和辍学率,它们会决定校长行为的走向。作为学校领导,不抓质量的校长不是合格的校长,抓不好质量的校长不是优秀的校长。为此,校长顾质量而舍辍学就成为了明智之举。通常抓质量的作法有两种,要么分快慢班,靠快班出成绩,而慢班则听之任之;要么对于特别调皮而又屡教不改的学生任其辍学,这两种作法最终都会导致辍学率居高不下,同时也会出现升学率很高的结果,因为这两个考核指标的参照基数不同。辍学率以学年初学生数为准,升学率以期末毕业参考数为准,这样校长作出顾质量而舍辍学的决定便很正常了。可见,教育考核指标与校长行为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辍学现象。要解决它,必须改变考核指标及其运用,将辍学率改为巩固率,升学率改为合格率,以之来计发教师工资及拨付学校经费,庶几可以缓解辍学现象。
第三,教育内部文凭的粗制滥发也助长了辍学现象。真的假文凭一般来自教育外部,其真假明眼人一望便知。假的真文凭一般来自教育内部,是货真价实的真文凭,不过持证者并未接受规定年限、规定内容的教育。对辍学生来说,文凭不重要,需要时也可以很容易到手。这种现状在客观上助长了辍学现象。教育内部发售假文凭无异于自掘坟墓。一方面一线教师在拼命工作保学额,另一方面个别教育内部人员却在撕开口子。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规范印鉴管理,提高相关人员的职业操守。
第一,社会大环境容纳了辍学现象。经济学上的买方卖方原理告诉我们:先形成买方市场,再形成卖方市场。若设学生辍学是卖方市场,社会大环境则是买方市场。辍学学生成为社会青年后,其主要生存方式有两种:一是游荡闲逛,一是进厂务工。前者寻衅滋事,以反社会的方式存在,全社会均感棘手头痛。后者身无一技之长,以“黑工”方式存在,绝大部分人又会回到游荡闲逛的状态。对此,发议论者有之,袖手旁观者有之,怪罪学校者有之,总之无能为力。对学校来说,谁都不愿意学生流失。按现行办学的相关规定,学生数额与教师岗位和生均公用经费拨款直接挂钩,某种意义上学生就是学校和教师的衣食父母了。所以,任何一所学校都不会放任学生流失,都会竭尽全力保学控流。要想从社会角度控制辍学行为,需要各级政府及群众组织,包括关协、老龄委、共青团、妇联、劳动监察等部门群策群力、共同履责,方可使辍学行为遁于无形。
第二,教育考核指标与校长行为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辍学现象。教育考核指标主要是升学率和辍学率,它们会决定校长行为的走向。作为学校领导,不抓质量的校长不是合格的校长,抓不好质量的校长不是优秀的校长。为此,校长顾质量而舍辍学就成为了明智之举。通常抓质量的作法有两种,要么分快慢班,靠快班出成绩,而慢班则听之任之;要么对于特别调皮而又屡教不改的学生任其辍学,这两种作法最终都会导致辍学率居高不下,同时也会出现升学率很高的结果,因为这两个考核指标的参照基数不同。辍学率以学年初学生数为准,升学率以期末毕业参考数为准,这样校长作出顾质量而舍辍学的决定便很正常了。可见,教育考核指标与校长行为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辍学现象。要解决它,必须改变考核指标及其运用,将辍学率改为巩固率,升学率改为合格率,以之来计发教师工资及拨付学校经费,庶几可以缓解辍学现象。
第三,教育内部文凭的粗制滥发也助长了辍学现象。真的假文凭一般来自教育外部,其真假明眼人一望便知。假的真文凭一般来自教育内部,是货真价实的真文凭,不过持证者并未接受规定年限、规定内容的教育。对辍学生来说,文凭不重要,需要时也可以很容易到手。这种现状在客观上助长了辍学现象。教育内部发售假文凭无异于自掘坟墓。一方面一线教师在拼命工作保学额,另一方面个别教育内部人员却在撕开口子。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规范印鉴管理,提高相关人员的职业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