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亚洲时报》报道，２００３年那场短暂但严重的“非典”的爆发，使中国农村缺乏卫生保健的问题引起公众关注。而之后，禽流感在农村的出现更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加大资金投入以提高卫生医疗条件已不仅仅是农民自己的问题。
　　
　　贫穷是根源
　　
　　中国农村卫生体系以资金投入量小和受益程度有限为特征。这与中国城市中质量不断上升的卫生条件形成了鲜明对比。一边，富裕的沿海城市居民享受着高品质的医疗服务，而另一边，大多数农村依然不幸停留在服务线以下。这种服务的不平等正在导致严重的卫生和社会问题。传染性疾病在农村地区日益上升，农民对生活质量的期望率低于城市。要知道几十年前的中国农村医疗体制，曾令许多发展中国家艳羡。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赤脚医生”冒险深入到农村以帮助贫穷的农民。在这一体系下，９０％的人口终生享受着政府资助的卫生医疗。但１９７９年开始农村卫生体制解体，经济改革在当时波及全国。而到１９８５年，受政府医疗合作体制保护的农村人口比例从９０％降低到９．８％，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现在。
　　其实，人们都明白当前影响农村卫生的问题源于中国农村持续的贫穷。尽管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速度火爆，但大多数农村仍然保持着乡村风貌和贫穷，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排在世界第１１０位。而在中国１３亿人口中，有９亿人生活在农村。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经济改革释放了主要的农村生产力，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但到９０年代，关注的焦点则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上了。结果使得农村经济昙花一现，进而导致城乡经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如今，中国农村年人均收入仅为３１７美元，大约只相当于城市地区（１０２３美元）的三分之一。还有１．２亿多农村人口生活在世界银行确定的贫穷线以下，即每天１美元。这些严峻情况时刻在为农村地区卫生基础设施敲着警钟。
　　
　　人和设备都不足
　　
　　除了严峻的经济环境，农村医疗体制还面临着其他挑战。缺乏正规训练的医务人员、资金投入不足、无法提供健康服务是最基本的挑战。中国农村专业医务人员不足，且常常缺少训练。因为富裕城市地区对于医生的需要已经吸引走了多数医务人员，只留下少部分人为农村病人服务。结果尽管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农村，却仅有三分之一医务人员在农村工作。中国大约平均每千人中有2个医生，但在北京平均每千人中却有３个医生，而该比率是安徽省农村的３倍多。所以，农村病人常常不得不远行千里到大城市去看病。
　　资金投入不足致使农村医疗设备老化和短缺。当国家医疗费用总体大幅度上升时，２０００年政府卫生财政预算却降低到了１０％，比１９９７年的水平下降了３０％。而且政府卫生资金投入的重点是城市，仅有五分之一资金用于农村。结果政府对城市的资金投入数量大约是农村的７倍多。
　　
　　医院以赚钱为目的
　　
　　联合国２０００年世界卫生报告对１９１个国家公共医疗卫生系统平均投入进行过评估，中国位列第１８８位，排名在非常贫穷的埃塞俄比亚和洪都拉斯之后。而且在政府投入的资金之中，总体卫生花费的地区性差异很大。北京的人均投入量比边远省份贵州高１０倍多。
　　政府资金投入量不足迫使农村医院提高了收费，这进一步限制了农民看病的能力。中国７０％的乡村医院资金短缺或者濒临倒闭，这为疯狂敛财提供了便利。门诊和医院通过多开药品赚钱，因为这样可以从药品销售中获取４０％以上的利润。其结果致使许多医生不再理睬廉价的预防性治疗，进一步加剧了贫困条件。
　　随着医院费用迅速提高以及收入停滞不前，大多数农民无力负担最常规的治疗。有报告称，８７％的农村病人自己负担全部医疗费用，而６０％的人不得不提早出院，原因是他们负担不起费用。一项政府调查报告称，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国农民表示患病时不能到医院治疗，因为费用太高了。平均２２３６元的治疗费用，相当于一个农村家庭２６２２元的年平均收入，每年有５％的低收入家庭因此而破产。
　　除了医生少、资金投入低和费用高，农村医院系统还面临着其他问题。复杂的权限设置限制了监测传染性疾病的能力，日益扩大的老龄化人口已经开始成为财力不足的负担，几乎１．２亿的外来务工人员事实上没有医疗渠道。
　　（据《亚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