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社会阶层结构的协调与否影响着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而社会分层的依据主要是职业收入。在地位获得模型研究中，教育占据了很大的影响因素。本文从教育信号开始入手，结合教育与社会分层理论，浅析了教育信号在中国兴起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关键词：教育信号；社会分层；高等教育
说到社会分层，一般根据韦伯确定的财富收入经济地位、权力政治地位和声望社会地位这三个关键维度来划分社会阶层。目前的社会分层研究大都与职业相关，主要因为人们的收人与声望水平在现代社会中都受职业的影响。
一、从人力资本理论到信号筛选理论
在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前，公认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是劳动力、土地、资本，按照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规则，将会出现马太效应。直到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激发了人们对教育的生产性研究，使没有资本和土地的人们看到了脱离贫困的希望。首先使用“人力资本”这一概念的学者，是哈佛大学的沃尔什（Walsh，1935），然后由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1963）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他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在于“人们通过对自身的投资来提高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而学校教育则是对人力资本最大的投资”。
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推动下，很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参照人力资本投资的模式规划国家的教育事业，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带领下先后跨入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但令人遗憾的是，该理论的实践并未像人们预想的那样提高社会生产率或是实现不同教育水平人群收入的均等和降低失业率。相反，随着美国高膨胀、高失业、低增长的“滞胀”现象，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别日益扩大的问题的出现，风靡一时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遇到了严峻挑战，并招致了很多的批评。由此，在理论需求的拉力下，教育与市场信号筛选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应运而生。
二、教育与社会分层
（一）功能论：社会地位生产机制
功能主义的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社会结构越来越趋向开放和平等，教育作为超越父母社会地位的最重要的社会机制，通过绩效原则为每一个人提供实现社会流动的平等机会。学生通过在教育中所获的成就，而不是按照社会出身，取得相应地地位。这种“选贤任能”制度不仅使较低阶层的学生获得了向上社会流动的阶梯，同时使每个社会成员按照自己所具有的知识、技能等资格进入适合自己的职业社会角色中。
在经典的功能论者看来，教育主要功能表现在促进社会化，社会控制，筛选和分配，对外来人员的同化，社会革新和变迁等方面。学校教育本身是一部平化机器，它提供了“公平竞争”的阶梯，不管社会背景如何，人人都可以凭自的才智和努力，在这个阶梯上往上爬，接受教育越多，今后的经济成就和社会位就越高。帕森斯认为，教育具有选拔的功能，这种功能是基于学习成绩和能力类型来进行的，其结果是使人们产生分化。
（二）冲突论：社会地位复制机制
与功能论观点相对立，他们的核心论点认为教育在社会分层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再生产现有的社会地位。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者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入手来分析教育再生产社会结构的机制。鲍尔斯和金迪斯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学校教育在培养工作所需的技术和知识的同时，将经济不平等合法化，在等级制的社会中，教育基本上通过学校与阶级结构之间的相应造成“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现”，即相应原则（corresPondeneeprinciPle）。作为韦伯主义的传承者兰德尔· 柯林斯的文化冲突理论强调，教育是通过文凭而作用于社会分层，而文凭在现代社会具有文化通货的特征，是为了物质世界职位进行斗争的资源，文凭持有者可以借助文凭企求具有垄断社会及经济优势的地位。布尔迪厄再生产理论中教育复制社会结构的中介是文化，而文化资本在社会中并非平均分布。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学的任务就是 “揭示构成社会空间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人群的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①。
三、教育信号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在我国信号筛选理论已经悄然兴起，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招聘单位只有通过一些信号来判断一个求职者是否有能力。这些信号就如学位证书、所学专业、四六级考试单、各种资格证书、是否是重点大学、是否留过学以及父母职业地位等这些确定的信息，这就会使受教育者花血本创造更多的信号，以体现自己的“能力”。首先，要创造“信号”，除了受教育者自身的努力外，还需要更多的经济以及信息的支持，从而加重了家庭负担。在校大学生除了要支付昂贵的大学学费以顺利完成学业，还要努力报考各种资格证书。然而报考资格证书需要报名费，为了顺利通过考试还需要参加相应的培训费。这就使得有经济实力和掌握更多的信息者创造“教育信号”变得更容易，从而使他们的地位通过教育和就业这两个环节得到了合理的传承。其次，由于计划生育，城镇的家庭一般都只有一个孩子，这就使得经济资源的使用相对集中，使得在城镇的孩子更具有优势。从财产继承角度来看，目前已经打破了中国“富不过三代”的格局。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在财产继承方面不实行长子继承制，财产在继承时在子女间的平均分配使得财力分散，但如今独身子女的“盛行”，使得家族财力得以集中继承。最后，慢慢地，父母职业地位也开始成为子女教育良好与否的参考信号。并且在收入较高的行业，父母为使得子女能继承自己的地位，也会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为子女创造条件，使得子女能够顺利进入他们所期待的行业。
总之，教育信号的盛行，弱化了高等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使得低能力者通过临摹各种教育信号挤占了高能力者的利益，从而使得占有优势地位人群的地位传承得以顺利实现，而贫困家庭出生的孩子则很难进入高收入阶层，最终通过高等教育依然难以缩小贫富差距，甚至通过高等教育的分化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1] P.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李文利.高等教育至于学生发展：能力提升还是能力筛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1）.
[3]刘精明.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注释：
①P.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关键词：教育信号；社会分层；高等教育
说到社会分层，一般根据韦伯确定的财富收入经济地位、权力政治地位和声望社会地位这三个关键维度来划分社会阶层。目前的社会分层研究大都与职业相关，主要因为人们的收人与声望水平在现代社会中都受职业的影响。
一、从人力资本理论到信号筛选理论
在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前，公认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是劳动力、土地、资本，按照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规则，将会出现马太效应。直到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激发了人们对教育的生产性研究，使没有资本和土地的人们看到了脱离贫困的希望。首先使用“人力资本”这一概念的学者，是哈佛大学的沃尔什（Walsh，1935），然后由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1963）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他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在于“人们通过对自身的投资来提高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而学校教育则是对人力资本最大的投资”。
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推动下，很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参照人力资本投资的模式规划国家的教育事业，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带领下先后跨入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但令人遗憾的是，该理论的实践并未像人们预想的那样提高社会生产率或是实现不同教育水平人群收入的均等和降低失业率。相反，随着美国高膨胀、高失业、低增长的“滞胀”现象，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别日益扩大的问题的出现，风靡一时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遇到了严峻挑战，并招致了很多的批评。由此，在理论需求的拉力下，教育与市场信号筛选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应运而生。
二、教育与社会分层
（一）功能论：社会地位生产机制
功能主义的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社会结构越来越趋向开放和平等，教育作为超越父母社会地位的最重要的社会机制，通过绩效原则为每一个人提供实现社会流动的平等机会。学生通过在教育中所获的成就，而不是按照社会出身，取得相应地地位。这种“选贤任能”制度不仅使较低阶层的学生获得了向上社会流动的阶梯，同时使每个社会成员按照自己所具有的知识、技能等资格进入适合自己的职业社会角色中。
在经典的功能论者看来，教育主要功能表现在促进社会化，社会控制，筛选和分配，对外来人员的同化，社会革新和变迁等方面。学校教育本身是一部平化机器，它提供了“公平竞争”的阶梯，不管社会背景如何，人人都可以凭自的才智和努力，在这个阶梯上往上爬，接受教育越多，今后的经济成就和社会位就越高。帕森斯认为，教育具有选拔的功能，这种功能是基于学习成绩和能力类型来进行的，其结果是使人们产生分化。
（二）冲突论：社会地位复制机制
与功能论观点相对立，他们的核心论点认为教育在社会分层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再生产现有的社会地位。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者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入手来分析教育再生产社会结构的机制。鲍尔斯和金迪斯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学校教育在培养工作所需的技术和知识的同时，将经济不平等合法化，在等级制的社会中，教育基本上通过学校与阶级结构之间的相应造成“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现”，即相应原则（corresPondeneeprinciPle）。作为韦伯主义的传承者兰德尔· 柯林斯的文化冲突理论强调，教育是通过文凭而作用于社会分层，而文凭在现代社会具有文化通货的特征，是为了物质世界职位进行斗争的资源，文凭持有者可以借助文凭企求具有垄断社会及经济优势的地位。布尔迪厄再生产理论中教育复制社会结构的中介是文化，而文化资本在社会中并非平均分布。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学的任务就是 “揭示构成社会空间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人群的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①。
三、教育信号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在我国信号筛选理论已经悄然兴起，在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招聘单位只有通过一些信号来判断一个求职者是否有能力。这些信号就如学位证书、所学专业、四六级考试单、各种资格证书、是否是重点大学、是否留过学以及父母职业地位等这些确定的信息，这就会使受教育者花血本创造更多的信号，以体现自己的“能力”。首先，要创造“信号”，除了受教育者自身的努力外，还需要更多的经济以及信息的支持，从而加重了家庭负担。在校大学生除了要支付昂贵的大学学费以顺利完成学业，还要努力报考各种资格证书。然而报考资格证书需要报名费，为了顺利通过考试还需要参加相应的培训费。这就使得有经济实力和掌握更多的信息者创造“教育信号”变得更容易，从而使他们的地位通过教育和就业这两个环节得到了合理的传承。其次，由于计划生育，城镇的家庭一般都只有一个孩子，这就使得经济资源的使用相对集中，使得在城镇的孩子更具有优势。从财产继承角度来看，目前已经打破了中国“富不过三代”的格局。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在财产继承方面不实行长子继承制，财产在继承时在子女间的平均分配使得财力分散，但如今独身子女的“盛行”，使得家族财力得以集中继承。最后，慢慢地，父母职业地位也开始成为子女教育良好与否的参考信号。并且在收入较高的行业，父母为使得子女能继承自己的地位，也会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为子女创造条件，使得子女能够顺利进入他们所期待的行业。
总之，教育信号的盛行，弱化了高等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使得低能力者通过临摹各种教育信号挤占了高能力者的利益，从而使得占有优势地位人群的地位传承得以顺利实现，而贫困家庭出生的孩子则很难进入高收入阶层，最终通过高等教育依然难以缩小贫富差距，甚至通过高等教育的分化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1] P.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李文利.高等教育至于学生发展：能力提升还是能力筛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1）.
[3]刘精明.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注释：
①P.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