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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阳致邓晓芒
2005年1月29日零时23分
从您一本文集序言得知，您把鲁迅概括为“反思”二字，这正与我不谋而合。我在《中国鲁迅学通史》的理性反思篇中，就把鲁迅概括为“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用“反思”概括鲁迅的精神本质，比用“反抗”准确、深刻。
邓晓芒致张梦阳
2005年月1月30日
鲁迅是幸运的，虽然他很痛苦，但也很“痛快”！我们现在已没有条件像他那么痛快了，时代的氛围也不同了，当代的氛围是“晕眩”。苟有清醒者，将在中国人性史中刻下更深的印痕。
张梦阳致邓晓芒
2005年1月31日11时12分
《中国鲁迅学通史》是写出了，也出版了，并得了奖，但是我并不是很满意。原因之一是有些话现在说不清，或者不能说，只能准备一个资料基础，为后来人提供评判的方便条件。这恐怕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能做的了。由于对哲学的浓厚兴趣，我还曾想写一套多卷本的精神现象史，从创世纪写起，一直写到中世纪、近世纪、20世纪，写20世纪的法西斯、斯大林以及中国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但终因年岁不饶人而放弃，把其中一些想法投射进《中国鲁迅学通史》中去了。
邓晓芒致张梦阳
2005年2月4日
您的“精神现象史”的计划确实太庞大了，这不是一个人所能承担的工作，甚至也不是一代人所能承担的工作。我想这与其说是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是出于诗人的气质。哲学家追求的主要不是全面和丰富，而是深刻和高超。按照斯多亚派的看法，人活一世就等于活了千万世，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其实只要研究一个文革，或一个鲁迅；研究透了，整个中国古往今来的精神现象都在里面了，甚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现象也都在里面了。
附件中提到阿Q精神和唐吉诃德的比较，有一点我不太同意的，就是唐吉诃德虽然可笑，但还有可爱之处；阿Q则是可笑复可悲，甚至有几分可厌。阿Q身上没有任何一点让人觉得可爱的地方，如果没有耶稣式的悲悯精神，一个人会觉得阿Q的最好的归宿就是趁早“安乐死”。鲁迅当年的最大困惑就在这里，即是否值得把这些昏人从沉睡中唤醒。
当然，从这些昏人中产生出了一个鲁迅，也就说明他们命不该绝。鲁迅启蒙的价值并不在于唤起了多少民众，而在于他用唤起民众的方式造就了他自己。所谓的“民族魂”并不意味着整个民族从此就有了“魂”，而在于一个无魂的民族毕竟产生出了一个伟大的灵魂。
张梦阳致邓晓芒
2005年2月4日11时19分
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遇到一位刚从美国哈佛大学归来的朋友。他听我简单叙述了十年“文革”在北京高校的亲身经历后，说：你如果到哈佛大学，那里的汉学家们一定会让你先讲“文革”，后讲鲁迅。因为这是你的亲身经历。我也一直想写一本书：《神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分析》，我觉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中华民族从上到下都患了社会性的精神分裂症。中国这个民族是很容易得精神分裂症的，这不是个体的，而是全社会的。
邓晓芒致张梦阳
2005年2月7日19时23分
我理解，兄之所以对《中国鲁迅学通史》的“理性反思”部分的未完全贯彻“中立原则”不满意，其实是有说不出来的苦衷的。我以为晚明思潮在哲学上本质上并未超出中国传统思想的樊篱，谈不上真正的“启蒙”，也不可能开出任何现代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新局面，反而限制和束缚了从五四直到今天人们对西方文化精神的深入了解。这涉及到对五四以来的整个现代思想的总体评价。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当今的国内文化讨论中持“极端”的新批判和新启蒙观点的原因。
张梦阳致邓晓芒
2005年2月8日零时41分
你说非常渴望见到我的计划中的《鲁迅局限性研究》能够面世，这也是你多年来思考的一个课题，就使我感到兴奋。这个课题，的确是21世纪鲁迅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鲁迅的局限性，绝对不是否定鲁迅，而是在充分肯定这位伟大智者历史功绩后的一种超越，一种历史的前进。只知道匍匐在伟人的脚下，蜷缩在前人的思想窠臼中一味赞颂、崇拜，是没有出息的表现。中国人多少年来停滞不前、固步自封，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在这里。研究鲁迅的局限性，正是要实现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一种哲学的变革。因而首先应该从哲学的层面来切入这一问题，当然哲学的切入不是惟一的，文学上的性格上的等等都很重要，然而哲学的切入却无疑是首要的，带根本性的。
其实，研究鲁迅的局限性，不仅是针对鲁迅一人，而是破解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束缚中国人思想的原因。中国人始终没有从传统思维窠臼中跳出来，虽然历史上有几次大跳，例如晚明和五四，但最终还是没有跳出。黄宗曦的《明儒学案》，是一次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大反省、大总结；五四也是一次更大的反省和总结，鲁迅是其中最深刻的一位。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跳出来。这恐怕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很有关系，如果当真跳出来了，就不会出现这种极端荒谬的丑事了。
邓晓芒致张梦阳
2005年2月28日
兄所提出的鲁迅与胡适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的整合、鲁迅侧内省而胡适重外取的论述，极为精当；对二人所源出的欧陆与英美自由主义的分析也非常准确。如此划分一下，则国内关于“胡鲁之争”的脉络就清晰多了。
胡鲁之间虽然一个重外取，一个重内省，双方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以为仍然有一个当今现实的侧重点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外取容易，而内省最难；外取正因为容易，所以效果常流于表面，易形成“热点”甚至泡沫；内省正因为难，所以少有人肯下力气，而真正的变革恰好有赖于此。自清末一百多年来我们“外取”得不可谓不多，但后来均变了味、变了质，是因为空有制度形式而没有自由人，徒唤奈何！胡适的悲剧也正在于此，他的自由主义精神只停留于一种外部的行为方式，他希望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一种制度，一种国策，因此他的眼睛盯着最高当局和决策者，想做一个旧式的“诤臣”，想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古老的国度通过动几个小手术就加以根本的改变，结果半点都动不了。鲁迅则着眼于更深层次的国民性问题，他抓住的是中国的根本。
21世纪“胡适热”的重起伴随着政治哲学和宪政讨论的喧闹，当然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但我仍然感到这种讨论容易陷入一种“诤臣心理”，而并非一种真正学理上的研讨。鲁迅当年对“制宪”不感兴趣，甚至认为它给一些利欲熏心者提供了借口，是有他的道理的。
张梦阳致邓晓芒
2005年2月28日23时29分
你说的意见，无论是相同还是相异，我都很赞成。我是力图超越“鲁不如胡”或“胡不如鲁”的思维模式，从更高的层面思考中国文化的整合问题。
相异的一点是：我是认为“内省”难于“外取”，鲁迅正是在这一点超过了胡适。我们之所以形成共识，就在于不约而同地认为“反抗”仅是现象，“反思”才是本质。“反抗”的现象是形形色色的，像工人绥惠略夫那样“一切是仇恨，一切都破坏”的反抗者，和张献忠那样“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于是就开手杀，杀……”的起义者，以及“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鲁迅不仅不希望其有，而且是极端憎恶的。因为这种反抗，总是摆脱不了轮回的可能性，结束不了至今为止的“争夺一把旧椅子”统治阶级的革命，像鲁迅所预言的那样使“革命”陷入“革革命的命”的无穷轮回之中，让人民遭受越来越深重的灾难。
鲁迅的反抗，是在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了深刻反思、感到要其得到改变近乎绝望而偏要反抗绝望的一种理性的反抗，一种“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让人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反抗。只有这种反抗才是鲁迅的反抗，是值得提倡的有积极意义的反抗。而这种反抗，是以深刻的理性的反思为前提的。没有理性的反思，也就没有理性的反抗。今天的思想者们，有责任倡导清醒自觉的理性的反抗，而抵制那种盲目颟顸的非理性的反抗。
反思其实就包含了“内省”，是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思考自己，解析自己，从而认识自己，提高自己。鲁迅在中国的真正价值，就是教导“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国人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周围世界是怎么回事，在这样的世界上应该怎样做，活得明白点，做个明白人。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像鲁迅那样直面人生，正视残酷的现实，撕破“瞒和骗”的面纱，将现世中的各类人们的灵魂无情地抖搂出来，对丑陋者予以辛辣的讽刺与毫无情面的评说，令人或者恼火，或者震惊，或者反击，或者醒悟，无不产生极为强烈的反响。因而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像鲁迅那样遭到那样多、那样强烈的攻击、贬损与扭曲。
【编辑附记】
邓晓芒，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专攻德国哲学，亦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他的主要著作有《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与杨祖陶合著）、《冥河的摆渡者——康德〈判断力批判〉导读》等，译有康德三大批判等。
张梦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近著三卷本、187万字的《中国鲁迅学通史》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
这是一组关于反思的往来信件。
邓晓芒在信中说，当代的氛围是“晕眩”。那是一种类似“春晚”的气氛，时髦话叫“high”。在这样的氛围中提“反思”，似乎不合时宜。的确，没有反思，GDP不也照样增长？
信中谈到阿Q。殊不知自打未庄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阿Q不但被允许、而且被鼓动参加革命；不但参加了革命，还参加了革革命，革革革命……打了江山，坐了江山，成了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一流的人物——按时下的说法，这种人物应该叫作“精英”。
“精英”的一个特征是自我感觉良好。因此有些事情还是不便提起，比如那块胎记般的癞疮疤。说它不存在没人信，说它“艳若桃花”又像是讽刺，所以还是按未庄时的老例：讳疾忌医——“偏不肯研究自己”的民族，注定走不出革命的轮回。
篇幅所限，此信在编辑时以思路的连续性为准做了删节。
2005年1月29日零时23分
从您一本文集序言得知，您把鲁迅概括为“反思”二字，这正与我不谋而合。我在《中国鲁迅学通史》的理性反思篇中，就把鲁迅概括为“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用“反思”概括鲁迅的精神本质，比用“反抗”准确、深刻。
邓晓芒致张梦阳
2005年月1月30日
鲁迅是幸运的，虽然他很痛苦，但也很“痛快”！我们现在已没有条件像他那么痛快了，时代的氛围也不同了，当代的氛围是“晕眩”。苟有清醒者，将在中国人性史中刻下更深的印痕。
张梦阳致邓晓芒
2005年1月31日11时12分
《中国鲁迅学通史》是写出了，也出版了，并得了奖，但是我并不是很满意。原因之一是有些话现在说不清，或者不能说，只能准备一个资料基础，为后来人提供评判的方便条件。这恐怕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能做的了。由于对哲学的浓厚兴趣，我还曾想写一套多卷本的精神现象史，从创世纪写起，一直写到中世纪、近世纪、20世纪，写20世纪的法西斯、斯大林以及中国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但终因年岁不饶人而放弃，把其中一些想法投射进《中国鲁迅学通史》中去了。
邓晓芒致张梦阳
2005年2月4日
您的“精神现象史”的计划确实太庞大了，这不是一个人所能承担的工作，甚至也不是一代人所能承担的工作。我想这与其说是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是出于诗人的气质。哲学家追求的主要不是全面和丰富，而是深刻和高超。按照斯多亚派的看法，人活一世就等于活了千万世，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其实只要研究一个文革，或一个鲁迅；研究透了，整个中国古往今来的精神现象都在里面了，甚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现象也都在里面了。
附件中提到阿Q精神和唐吉诃德的比较，有一点我不太同意的，就是唐吉诃德虽然可笑，但还有可爱之处；阿Q则是可笑复可悲，甚至有几分可厌。阿Q身上没有任何一点让人觉得可爱的地方，如果没有耶稣式的悲悯精神，一个人会觉得阿Q的最好的归宿就是趁早“安乐死”。鲁迅当年的最大困惑就在这里，即是否值得把这些昏人从沉睡中唤醒。
当然，从这些昏人中产生出了一个鲁迅，也就说明他们命不该绝。鲁迅启蒙的价值并不在于唤起了多少民众，而在于他用唤起民众的方式造就了他自己。所谓的“民族魂”并不意味着整个民族从此就有了“魂”，而在于一个无魂的民族毕竟产生出了一个伟大的灵魂。
张梦阳致邓晓芒
2005年2月4日11时19分
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遇到一位刚从美国哈佛大学归来的朋友。他听我简单叙述了十年“文革”在北京高校的亲身经历后，说：你如果到哈佛大学，那里的汉学家们一定会让你先讲“文革”，后讲鲁迅。因为这是你的亲身经历。我也一直想写一本书：《神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分析》，我觉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中华民族从上到下都患了社会性的精神分裂症。中国这个民族是很容易得精神分裂症的，这不是个体的，而是全社会的。
邓晓芒致张梦阳
2005年2月7日19时23分
我理解，兄之所以对《中国鲁迅学通史》的“理性反思”部分的未完全贯彻“中立原则”不满意，其实是有说不出来的苦衷的。我以为晚明思潮在哲学上本质上并未超出中国传统思想的樊篱，谈不上真正的“启蒙”，也不可能开出任何现代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新局面，反而限制和束缚了从五四直到今天人们对西方文化精神的深入了解。这涉及到对五四以来的整个现代思想的总体评价。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当今的国内文化讨论中持“极端”的新批判和新启蒙观点的原因。
张梦阳致邓晓芒
2005年2月8日零时41分
你说非常渴望见到我的计划中的《鲁迅局限性研究》能够面世，这也是你多年来思考的一个课题，就使我感到兴奋。这个课题，的确是21世纪鲁迅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鲁迅的局限性，绝对不是否定鲁迅，而是在充分肯定这位伟大智者历史功绩后的一种超越，一种历史的前进。只知道匍匐在伟人的脚下，蜷缩在前人的思想窠臼中一味赞颂、崇拜，是没有出息的表现。中国人多少年来停滞不前、固步自封，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在这里。研究鲁迅的局限性，正是要实现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一种哲学的变革。因而首先应该从哲学的层面来切入这一问题，当然哲学的切入不是惟一的，文学上的性格上的等等都很重要，然而哲学的切入却无疑是首要的，带根本性的。
其实，研究鲁迅的局限性，不仅是针对鲁迅一人，而是破解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束缚中国人思想的原因。中国人始终没有从传统思维窠臼中跳出来，虽然历史上有几次大跳，例如晚明和五四，但最终还是没有跳出。黄宗曦的《明儒学案》，是一次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大反省、大总结；五四也是一次更大的反省和总结，鲁迅是其中最深刻的一位。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跳出来。这恐怕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很有关系，如果当真跳出来了，就不会出现这种极端荒谬的丑事了。
邓晓芒致张梦阳
2005年2月28日
兄所提出的鲁迅与胡适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的整合、鲁迅侧内省而胡适重外取的论述，极为精当；对二人所源出的欧陆与英美自由主义的分析也非常准确。如此划分一下，则国内关于“胡鲁之争”的脉络就清晰多了。
胡鲁之间虽然一个重外取，一个重内省，双方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以为仍然有一个当今现实的侧重点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外取容易，而内省最难；外取正因为容易，所以效果常流于表面，易形成“热点”甚至泡沫；内省正因为难，所以少有人肯下力气，而真正的变革恰好有赖于此。自清末一百多年来我们“外取”得不可谓不多，但后来均变了味、变了质，是因为空有制度形式而没有自由人，徒唤奈何！胡适的悲剧也正在于此，他的自由主义精神只停留于一种外部的行为方式，他希望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一种制度，一种国策，因此他的眼睛盯着最高当局和决策者，想做一个旧式的“诤臣”，想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古老的国度通过动几个小手术就加以根本的改变，结果半点都动不了。鲁迅则着眼于更深层次的国民性问题，他抓住的是中国的根本。
21世纪“胡适热”的重起伴随着政治哲学和宪政讨论的喧闹，当然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但我仍然感到这种讨论容易陷入一种“诤臣心理”，而并非一种真正学理上的研讨。鲁迅当年对“制宪”不感兴趣，甚至认为它给一些利欲熏心者提供了借口，是有他的道理的。
张梦阳致邓晓芒
2005年2月28日23时29分
你说的意见，无论是相同还是相异，我都很赞成。我是力图超越“鲁不如胡”或“胡不如鲁”的思维模式，从更高的层面思考中国文化的整合问题。
相异的一点是：我是认为“内省”难于“外取”，鲁迅正是在这一点超过了胡适。我们之所以形成共识，就在于不约而同地认为“反抗”仅是现象，“反思”才是本质。“反抗”的现象是形形色色的，像工人绥惠略夫那样“一切是仇恨，一切都破坏”的反抗者，和张献忠那样“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于是就开手杀，杀……”的起义者，以及“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鲁迅不仅不希望其有，而且是极端憎恶的。因为这种反抗，总是摆脱不了轮回的可能性，结束不了至今为止的“争夺一把旧椅子”统治阶级的革命，像鲁迅所预言的那样使“革命”陷入“革革命的命”的无穷轮回之中，让人民遭受越来越深重的灾难。
鲁迅的反抗，是在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了深刻反思、感到要其得到改变近乎绝望而偏要反抗绝望的一种理性的反抗，一种“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让人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反抗。只有这种反抗才是鲁迅的反抗，是值得提倡的有积极意义的反抗。而这种反抗，是以深刻的理性的反思为前提的。没有理性的反思，也就没有理性的反抗。今天的思想者们，有责任倡导清醒自觉的理性的反抗，而抵制那种盲目颟顸的非理性的反抗。
反思其实就包含了“内省”，是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思考自己，解析自己，从而认识自己，提高自己。鲁迅在中国的真正价值，就是教导“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国人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周围世界是怎么回事，在这样的世界上应该怎样做，活得明白点，做个明白人。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像鲁迅那样直面人生，正视残酷的现实，撕破“瞒和骗”的面纱，将现世中的各类人们的灵魂无情地抖搂出来，对丑陋者予以辛辣的讽刺与毫无情面的评说，令人或者恼火，或者震惊，或者反击，或者醒悟，无不产生极为强烈的反响。因而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像鲁迅那样遭到那样多、那样强烈的攻击、贬损与扭曲。
【编辑附记】
邓晓芒，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专攻德国哲学，亦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他的主要著作有《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与杨祖陶合著）、《冥河的摆渡者——康德〈判断力批判〉导读》等，译有康德三大批判等。
张梦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近著三卷本、187万字的《中国鲁迅学通史》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
这是一组关于反思的往来信件。
邓晓芒在信中说，当代的氛围是“晕眩”。那是一种类似“春晚”的气氛，时髦话叫“high”。在这样的氛围中提“反思”，似乎不合时宜。的确，没有反思，GDP不也照样增长？
信中谈到阿Q。殊不知自打未庄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阿Q不但被允许、而且被鼓动参加革命；不但参加了革命，还参加了革革命，革革革命……打了江山，坐了江山，成了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一流的人物——按时下的说法，这种人物应该叫作“精英”。
“精英”的一个特征是自我感觉良好。因此有些事情还是不便提起，比如那块胎记般的癞疮疤。说它不存在没人信，说它“艳若桃花”又像是讽刺，所以还是按未庄时的老例：讳疾忌医——“偏不肯研究自己”的民族，注定走不出革命的轮回。
篇幅所限，此信在编辑时以思路的连续性为准做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