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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赛季CBA联赛将于11月1日拉开战幕，江苏同曦和重庆翱龙成为两张新面孔，联赛也破天荒地首次达到20支球队。从职业联赛的角度审视，扩军对联赛市场的拓展无疑会带来积极影响。CBA经过近年来的苦心经营，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市场认可，每个赛季都有新的赞助商加入，这与联赛格局的扩展也不无关系。
但是，新赛季还有一项影响更大的政策调整，那就是对外援使用做出的新规定。9月初，经过联赛委员会最后认可，新赛季各队外援在四节六人次不变的基础上，禁止球队在第四节使用双外援。不过，这项规定并不限制亚洲外援的使用，也就是说，亚洲外援仍可以在第四节上场，不占用外援使用名额。对于上赛季排在后五名的球队以及新赛季的升班马而言，这应当算是利好消息。但是，反对的声音也很强烈，上海东方俱乐部投资人姚明就对不限制亚洲外援明确提出“保留意见”。至于外援政策这些年变来变去，对联赛和中国篮球的影响利弊到底怎样看待，也始终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国家队战绩下滑刺激外援政策调整
新赛季外援政策的调整，是出于一种“平衡”考虑，在市场和本土人才成长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CBA联赛办公室主任张雄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外援政策的变化是从兼顾市场和本土球员锻炼的角度出发，从中国篮球大局着眼的。”
中国篮球的“大局”，指的正是中国男篮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显然，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这已经成为中国篮球的痛处。尤其是去年兵败菲律宾亚锦赛，跌落到空前的低位第五名，失去了参加今年世界杯的资格。如此沉痛的滑铁卢让篮球界内外反思声一片，其中就有观点认为，除了国家队自身问题之外，联赛成了外援的天下，由外援唱主角，也是导致本土球员在关键时刻缺乏决定比赛能力的重要原因。
这种观点并非没有支撑。看看近几个赛季的联赛技术统计就不难发现，以往外援还只是在篮板球、扣篮等几项技术统计上占据优势，如今，从得分、助攻、三分球到篮板球，外援几乎全面处于“统治级”位置，这让本土球员在比赛中越来越像陪衬，到了国际赛场，自然力不能支。
姚明就认为，外援的篮球天赋在CBA联赛中“显得太高”。得分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在他们的掌控下，国内球员也适应了新的节奏，但这种节奏的前提是外援成为比赛的主导。到了国际赛场，突然回到自己决定比赛的时候，反而出现一种不适应。“我当然知道外援让联赛变得更精彩，但本土球员的能力被削弱也不容忽视”，姚明说。
国家男篮主教练宫鲁鸣对此也表示赞同。宫鲁鸣此前一直主持篮管中心科研训练部的工作。正是看到国内球员的基本能力难以提高，他才力主推行联赛体测，以“不得已的办法”督促本土球员提高自身能力。他认为，联赛的外援如果使用不当，会对本土球员的成长带来困扰。今年夏天的斯坦科维奇杯结束后，宫鲁鸣再度感到国家队的能力不足，他说：“现在国家队的队员之所以成长缓慢，因为CBA大量使用了外援，他们得到的机会不充分。”
宫鲁鸣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其实，联赛和国家队的成绩是不矛盾的，两者应该同步发展，我们也希望国家队的水平高一点，带动联赛水平提高。而联赛更精彩，也可以为国家队输送更多的人才。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个“平衡点”的寻找，就体现在新赛季外援政策的调整上。第四节往往是决定比赛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只允许一名外援上场，会给本土球员带来更多决定比赛的机会，对他们而言，自然也是一种锻炼。
张雄表示：“这个政策是在俱乐部总经理会议上讨论通过的，既兼顾联赛的观赏性及市场需求，又给了本土球员更多的机会。”
中国篮协希望从政策层面上，给年轻球员更多的机会，促进年轻球员的成长和国家队的新陈代谢。
新政对联赛格局有何影响
实际上，调整外援政策的呼声一直存在，前两个赛季就有俱乐部呼吁做出改变，姚明管理的上海队是这一方的代表。上个赛季，他们干脆放弃了挑选亚洲外援的权利，表明自己的态度。在篮管中心的层面，由于近些年来CBA政策朝令夕改的问题多多，反而有些犹豫。去年亚锦赛的失利是一剂催化剂，催促篮管中心痛下决心。在中心内部，已经相对统一了态度，但是从俱乐部的角度看，也有各自的诉求。
末节单外援的政策推出后，影响最大的自然就是那些外援举足轻重的球队。比如，上赛季冠军北京男篮有马布里和莫里斯的“超级组合”，往往能在第四节祭出双外援法宝后扭转战局。但第四节如果只能上一名外援，北京队的卫冕之路就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当然也有表示欢迎的，比如本土球员实力较为齐整的辽宁队和广东队。
过去两个赛季，辽宁队被外援问题折腾得不轻。外援要么货不对板，能力不足，要么伤病闹情绪，总是成为队里的不稳定因素，也难以达到在关键时刻扛起球队的重任。即使这样，辽宁队凭借本土球员的能力，依然两次杀入季后赛。辽宁俱乐部总经理严晓明就表示，支持末节单外援政策，并希望球队能利用这一变化。
与辽宁情形相似的还有广东队。上赛季半决赛，广东队屡屡被北京队双外援在第四节逆转，而新赛季，这种“痛心”的翻盘场面也许不那么容易发生了。
以前一直起起伏伏的山西队有望在新规则下增强实力。一方面，山西队的本土球员拥有一定实力，比如段江鹏等人。实际上，段江鹏一直未能挑起球队的大梁，某种程度上正是双外援遏制了他在关键时刻出场的时间和机会。同时，上赛季战绩不佳的他们签下了CBA最具实力的亚洲外援阿巴斯。由于新规则对亚洲外援不做限制，实际上等于山西队在第四节仍然有两名外援可以出场，无疑会对比赛的走势产生很大影响。 这一点也是不少球队颇有诟病之处。东莞队主帅戈尔就明确表示：“我觉得三外援（包括一名亚洲外援）政策不是很合理。现在第四节只能派出单外援，那对山西这些有三外援的球队自然会有利。”
姚明也直指：“最应该改变的其实是亚洲外援政策。”他说：“我相信第四节单外援政策会对国内球员成长有一定帮助，但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不去削减亚洲外援？美国外援再怎么锻炼，也不会对我们在亚洲形成威胁。但是亚洲外援不同，他们在一定时期确实为我们联赛带来了吸引力，但是在亚洲赛场也会给我们制造困难，这一点应该更慎重考虑。”
亚洲外援政策此次未做调整，篮管中心也有“苦衷”。过去的几个赛季，有不少球队因为得益于三外援政策而昙花一现，山东和上海都曾因“三外援”政策异军突起，但在之后的赛季又陷入低谷。天津上赛季历史上首次杀入季后赛，也是依靠三外援。如果取消亚洲外援政策，后几名的球队和中上游球队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联赛的观赏性要受到影响。但末节单外援政策的初衷又和亚洲外援产生矛盾，孰是孰非，只能等联赛打响之后再去评估。
联赛长远发展尚需治本之策
CBA至今已走过20年。从创立之初到今日，外援已成为联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外援政策的变化翻来覆去，令人颇有微词。2008-2009赛季，曾实行四节八人次的政策，之后调整为四节六人次，并增加了亚洲外援。但中国男篮在亚洲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大，被认为与“联赛锻炼了对手”不无关系。正是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不少球队越来越倚仗外援，外援成为市场的重要保障。但本土球员，特别是年轻球员的成长更显单薄。
对一个成熟的联赛来说，外援的作用是锦上添花。如果外援成为联赛的主导力量，的确有必要审视外援政策对联赛发展的杠杆作用。
从职业联赛的市场规律看，对外援做出种种限制似乎并无必要，提升观赏性，得到大众和商家的喜爱追捧是最重要的。但一个联赛最终的发展动力应当植根于本土力量，这是不争的道理。对于发展中的CBA来说，走一条“适合自己现状”的路是必然之选。这正是末节单外援政策最终占据上风的重要原因。
但外援政策无论怎样变动，都只是治标而非治本。中国男篮近年来的一路下滑，根本原因是后备力量青黄不接。至于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是否和外援政策有着百分百的联系，倒也未必。外援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土球员的成长，但青少年培养梯队的布局、基层教练的素质、大学对青少年球员的分流等种种原因叠加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篮球难出高水平人才的现状。要改变这一状况，仅从外援这一点入手，显然是不够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八一队。联赛早年叱咤风云的八一队近年来状况始终不佳，难进季后赛的大门。按理说，八一队是唯一使用本土球员的队伍，他们在同外援的对抗中应当成长更快，更有效率，但实际上，八一队也有“断层”之苦。刘玉栋、李楠、张劲松那一拨球员退役后，只剩王治郅支撑局面。这种断层的出现有其他俱乐部在后备人才上冲击的原因，但不能不更多从自身找找原因。
一家篮球专业网站的调查显示，有75%的人对外援政策调整表示支持。近年来篮管中心出台的每项政策，很少有能得到这么高支持率的。中国篮球的窘迫现状，从管理层到球迷都看在眼里，希望有所改观，这是外援政策调整的基础所在。但这种改观不会毕其功于外援政策一役。从市场经营到青少年体系搭建，从俱乐部自身利益到中国篮球大格局，CBA如何形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进入良性循环，既需要时间，还需要眼光和决断。
但是，新赛季还有一项影响更大的政策调整，那就是对外援使用做出的新规定。9月初，经过联赛委员会最后认可，新赛季各队外援在四节六人次不变的基础上，禁止球队在第四节使用双外援。不过，这项规定并不限制亚洲外援的使用，也就是说，亚洲外援仍可以在第四节上场，不占用外援使用名额。对于上赛季排在后五名的球队以及新赛季的升班马而言，这应当算是利好消息。但是，反对的声音也很强烈，上海东方俱乐部投资人姚明就对不限制亚洲外援明确提出“保留意见”。至于外援政策这些年变来变去，对联赛和中国篮球的影响利弊到底怎样看待，也始终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国家队战绩下滑刺激外援政策调整
新赛季外援政策的调整，是出于一种“平衡”考虑，在市场和本土人才成长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CBA联赛办公室主任张雄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外援政策的变化是从兼顾市场和本土球员锻炼的角度出发，从中国篮球大局着眼的。”
中国篮球的“大局”，指的正是中国男篮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显然，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这已经成为中国篮球的痛处。尤其是去年兵败菲律宾亚锦赛，跌落到空前的低位第五名，失去了参加今年世界杯的资格。如此沉痛的滑铁卢让篮球界内外反思声一片，其中就有观点认为，除了国家队自身问题之外，联赛成了外援的天下，由外援唱主角，也是导致本土球员在关键时刻缺乏决定比赛能力的重要原因。
这种观点并非没有支撑。看看近几个赛季的联赛技术统计就不难发现，以往外援还只是在篮板球、扣篮等几项技术统计上占据优势，如今，从得分、助攻、三分球到篮板球，外援几乎全面处于“统治级”位置，这让本土球员在比赛中越来越像陪衬，到了国际赛场，自然力不能支。
姚明就认为，外援的篮球天赋在CBA联赛中“显得太高”。得分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在他们的掌控下，国内球员也适应了新的节奏，但这种节奏的前提是外援成为比赛的主导。到了国际赛场，突然回到自己决定比赛的时候，反而出现一种不适应。“我当然知道外援让联赛变得更精彩，但本土球员的能力被削弱也不容忽视”，姚明说。
国家男篮主教练宫鲁鸣对此也表示赞同。宫鲁鸣此前一直主持篮管中心科研训练部的工作。正是看到国内球员的基本能力难以提高，他才力主推行联赛体测，以“不得已的办法”督促本土球员提高自身能力。他认为，联赛的外援如果使用不当，会对本土球员的成长带来困扰。今年夏天的斯坦科维奇杯结束后，宫鲁鸣再度感到国家队的能力不足，他说：“现在国家队的队员之所以成长缓慢，因为CBA大量使用了外援，他们得到的机会不充分。”
宫鲁鸣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其实，联赛和国家队的成绩是不矛盾的，两者应该同步发展，我们也希望国家队的水平高一点，带动联赛水平提高。而联赛更精彩，也可以为国家队输送更多的人才。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个“平衡点”的寻找，就体现在新赛季外援政策的调整上。第四节往往是决定比赛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只允许一名外援上场，会给本土球员带来更多决定比赛的机会，对他们而言，自然也是一种锻炼。
张雄表示：“这个政策是在俱乐部总经理会议上讨论通过的，既兼顾联赛的观赏性及市场需求，又给了本土球员更多的机会。”
中国篮协希望从政策层面上，给年轻球员更多的机会，促进年轻球员的成长和国家队的新陈代谢。
新政对联赛格局有何影响
实际上，调整外援政策的呼声一直存在，前两个赛季就有俱乐部呼吁做出改变，姚明管理的上海队是这一方的代表。上个赛季，他们干脆放弃了挑选亚洲外援的权利，表明自己的态度。在篮管中心的层面，由于近些年来CBA政策朝令夕改的问题多多，反而有些犹豫。去年亚锦赛的失利是一剂催化剂，催促篮管中心痛下决心。在中心内部，已经相对统一了态度，但是从俱乐部的角度看，也有各自的诉求。
末节单外援的政策推出后，影响最大的自然就是那些外援举足轻重的球队。比如，上赛季冠军北京男篮有马布里和莫里斯的“超级组合”，往往能在第四节祭出双外援法宝后扭转战局。但第四节如果只能上一名外援，北京队的卫冕之路就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当然也有表示欢迎的，比如本土球员实力较为齐整的辽宁队和广东队。
过去两个赛季，辽宁队被外援问题折腾得不轻。外援要么货不对板，能力不足，要么伤病闹情绪，总是成为队里的不稳定因素，也难以达到在关键时刻扛起球队的重任。即使这样，辽宁队凭借本土球员的能力，依然两次杀入季后赛。辽宁俱乐部总经理严晓明就表示，支持末节单外援政策，并希望球队能利用这一变化。
与辽宁情形相似的还有广东队。上赛季半决赛，广东队屡屡被北京队双外援在第四节逆转，而新赛季，这种“痛心”的翻盘场面也许不那么容易发生了。
以前一直起起伏伏的山西队有望在新规则下增强实力。一方面，山西队的本土球员拥有一定实力，比如段江鹏等人。实际上，段江鹏一直未能挑起球队的大梁，某种程度上正是双外援遏制了他在关键时刻出场的时间和机会。同时，上赛季战绩不佳的他们签下了CBA最具实力的亚洲外援阿巴斯。由于新规则对亚洲外援不做限制，实际上等于山西队在第四节仍然有两名外援可以出场，无疑会对比赛的走势产生很大影响。 这一点也是不少球队颇有诟病之处。东莞队主帅戈尔就明确表示：“我觉得三外援（包括一名亚洲外援）政策不是很合理。现在第四节只能派出单外援，那对山西这些有三外援的球队自然会有利。”
姚明也直指：“最应该改变的其实是亚洲外援政策。”他说：“我相信第四节单外援政策会对国内球员成长有一定帮助，但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不去削减亚洲外援？美国外援再怎么锻炼，也不会对我们在亚洲形成威胁。但是亚洲外援不同，他们在一定时期确实为我们联赛带来了吸引力，但是在亚洲赛场也会给我们制造困难，这一点应该更慎重考虑。”
亚洲外援政策此次未做调整，篮管中心也有“苦衷”。过去的几个赛季，有不少球队因为得益于三外援政策而昙花一现，山东和上海都曾因“三外援”政策异军突起，但在之后的赛季又陷入低谷。天津上赛季历史上首次杀入季后赛，也是依靠三外援。如果取消亚洲外援政策，后几名的球队和中上游球队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联赛的观赏性要受到影响。但末节单外援政策的初衷又和亚洲外援产生矛盾，孰是孰非，只能等联赛打响之后再去评估。
联赛长远发展尚需治本之策
CBA至今已走过20年。从创立之初到今日，外援已成为联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外援政策的变化翻来覆去，令人颇有微词。2008-2009赛季，曾实行四节八人次的政策，之后调整为四节六人次，并增加了亚洲外援。但中国男篮在亚洲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大，被认为与“联赛锻炼了对手”不无关系。正是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不少球队越来越倚仗外援，外援成为市场的重要保障。但本土球员，特别是年轻球员的成长更显单薄。
对一个成熟的联赛来说，外援的作用是锦上添花。如果外援成为联赛的主导力量，的确有必要审视外援政策对联赛发展的杠杆作用。
从职业联赛的市场规律看，对外援做出种种限制似乎并无必要，提升观赏性，得到大众和商家的喜爱追捧是最重要的。但一个联赛最终的发展动力应当植根于本土力量，这是不争的道理。对于发展中的CBA来说，走一条“适合自己现状”的路是必然之选。这正是末节单外援政策最终占据上风的重要原因。
但外援政策无论怎样变动，都只是治标而非治本。中国男篮近年来的一路下滑，根本原因是后备力量青黄不接。至于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是否和外援政策有着百分百的联系，倒也未必。外援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土球员的成长，但青少年培养梯队的布局、基层教练的素质、大学对青少年球员的分流等种种原因叠加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篮球难出高水平人才的现状。要改变这一状况，仅从外援这一点入手，显然是不够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八一队。联赛早年叱咤风云的八一队近年来状况始终不佳，难进季后赛的大门。按理说，八一队是唯一使用本土球员的队伍，他们在同外援的对抗中应当成长更快，更有效率，但实际上，八一队也有“断层”之苦。刘玉栋、李楠、张劲松那一拨球员退役后，只剩王治郅支撑局面。这种断层的出现有其他俱乐部在后备人才上冲击的原因，但不能不更多从自身找找原因。
一家篮球专业网站的调查显示，有75%的人对外援政策调整表示支持。近年来篮管中心出台的每项政策，很少有能得到这么高支持率的。中国篮球的窘迫现状，从管理层到球迷都看在眼里，希望有所改观，这是外援政策调整的基础所在。但这种改观不会毕其功于外援政策一役。从市场经营到青少年体系搭建，从俱乐部自身利益到中国篮球大格局，CBA如何形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进入良性循环，既需要时间，还需要眼光和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