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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后，洪水的祸害并没有减弱，相反却有上涨的趋势。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次次地来到长江、黄河及其支流的堤岸上，对着波涛汹涌的江水，心潮翻滚、思虑万千……
毛泽东决心根治淮河
1950年夏天，安徽连降暴雨，淮河泛滥，淮北地区受灾惨重。
7月18日，华东防汛总指挥部在给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电报中说：淮河中游水势仍在猛涨，估计可能超过1931年最高洪水水位。7月20日，看了这封电报的毛泽东紧锁眉头，当即将电报批转周恩来：“周：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两天以后，周恩来邀集有关人员初步讨论了工程问题。
灾情不等人，安徽的水势一日数涨，急得省领导曾希圣等人连电中央。灾情电报迅速到达毛泽东的案头。电文中的每一句话，都像火苗烘烤着领袖的心：
“……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员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洪水东流下游，灾情尚在扩大，且秋汛期尚长，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由于这些原因，干群均极悲观，灾民遇着干部多抱头大哭，干部亦垂头流泪……”
毛泽东呼呼地扇着蒲扇，眼望窗外，不愿再读第二篇电文，左手夹着烟，右手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489人”两句话下面，重重地画了一道颤抖的横线，叫秘书田家英立即送交周恩来。当他把电文交到田家英手中的时候，田家英看到毛泽东眼中饱含着热泪。他吼了一声：“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泪水簌簌落下。他在桌前踱了几步，回身在电文上写了一段批语：“周：请令水利部限日做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批语表达了毛泽东的急迫心情。
从7月20日到8月31日，毛泽东连批了三份淮北地区受灾报告给周恩来，并提出一定要根治淮河。为了一个大国穷国的吃饭问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批转了大量电文给周恩来。不仅农村的灾荒，城市的就业问题也很伤脑筋。秘书室曾不断接到群众来信，反映失业问题。
领袖们的眼前，时常晃动着成千上万双乞讨的手，哭诉的眼睛……
周恩来接到报告，当即分两头部署，一头抓救灾，一头筹备召开治淮会议。救灾进展比较顺利，而治淮会议却遇上难题。
他召开治淮会议，亲自主持淮河流域规划工作。到会的有华东水利部、中南水利部、皖北行署、苏北行署、河南省政府、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河南黄泛区复兴局的负责人。他深知制订一条河流的流域规划，必须先搞清该河流的水文情况。“同志们，不对呀，不知你们发现没有，上下游的水文资料是相互矛盾的。”
水利工程师们坐在周恩来身旁，天热，大多数人都穿着衬衣，不停地摇着扇子。
《治淮方略》的总图表太大，桌上放不下，就铺在屋内的砖地上。大家都蹲在图周围的地上，周恩来也俯下身趴在地上细看图上标注的字，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
为使汇报准确，专家们将水文记录资料画成一条洪水过程线，亦称洪峰曲线。听周恩来一说，他们更加仔细地埋头看着图表，也发现有许多矛盾的地方。他们向周恩来解释说：“国民党时期的水文人员常常不按时观测，或者某一支流根本就无记录资料。这是针对资料误差，做出的假设。”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人工修改洪峰记录的办法，结果会比某些原来不完整的洪峰记录更为合理。”
“哦，是这样。能不能修补得更加接近实际呢？”周恩来继续追问，并引导工程师们探讨一个查补的办法，把淮河不完整的水文记录资料梳理出个眉目。开始还有些拘谨的专家们，一谈起他们的本行，话就多了起来，到后来，在如何治理淮河的方针上还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蓄”还是“泄”。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这在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国，由于受季风的影响，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更加显著。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争。传说中，鲧是主张堵水的，失败了；其子禹改用疏导，将水送入大海，成功了。
周恩来仔细听着专家们的争论，看着他们对科学的执着，近乎偏激，有时甚至面红耳赤。他喜欢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氛围，科学真理常常产生于激烈的碰撞之中。可现在不行，不能无休止地辩论下去，淮河两岸的生命财产正遭受着洪水的吞噬，没有时间再争论了。他提出一个方针：“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他的理由是，单纯地蓄或单纯地排，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
时当建国之初，全国都投入了抗美援朝运动，加上土改和军队复员工作，治淮会议虽然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但在治淮的解决办法上，苏、皖、豫三省存在着分歧。8月2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转报了中共苏北区委的电报，电报强调了苏北的困难，认为如果今年即行导淮，将改变苏北的整个工作计划，对农业和土改等其他工作影响很大，而且在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上都感仓促。
8月31日，毛泽东接到这份报告，沉默片刻，拿起铅笔，写道：“周：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协调工作是件细致的事，不是一纸命令能解决的。周恩来仔细听取了各地的意见，又三次专门听取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和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及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刘宠光等人的看法，亲自落实了治淮工作的经费和任务，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对三省区负责人说：“只要你们三个诸侯统一了，就好办了。我向主席汇报，只要主席同意，就这样办了。”苏北是周恩来的老家，但他反复告诫干部们要识大体，不要像国民党治淮时江浙人管事，只顾下游，不顾中、上游，闹地方主义。
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治淮方案又回到毛泽东这里，他立即做了批复，从财政拮据的中央政府拨出巨款，由周恩来直接抓治淮工程。治淮机构从南京搬到了淮河边的蚌埠，淮河流域的河南、安徽、江苏三省通力合作，展开了规模浩大的治淮工程。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全力投入了治淮工作。那些逃难在外的灾民们也纷纷返回故土，参加兴修水利。在以后的几年里，他领导全省大兴水利灌溉工程，疏浚开挖了数条大型河道，加高了淮河大堤，并在淮河水系建造了许多山谷水库和湖泊、洼地蓄洪区。
毛泽东对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治淮工作是满意的，特别赞赏曾希圣在安徽的治淮功绩。而曾希圣在红军长征时，是负责敌人情报的中央军委二局的局长，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他们多次准确地破译过敌人的电讯密码，为中央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及时可靠的情报，所以毛泽东曾评价曾希圣领导的军事情报工作：
“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此话既贴切，又形象。所以中央在杭州开会，讨论农业发展规划时，毛泽东对周恩来和起草小组的几个人说道：“可以派些省委书记去苏联看看集体农庄，最好是派曾希圣去，他比较鬼。”毛泽东说话时胳膊伸出去老远，又猛然回缩。大家会意，这是要让曾希圣再到苏联去搞点“情报”回来。周恩来自然心领神会，他也十分赏识曾希圣，他曾与朱德一起，给曾希圣发过一枚二级红星奖章。
9月21日晚，毛泽东收到曾希圣报告皖北灾民拥护治淮的情况，精神为之一振，他从田家英手中接过电报，又在上面给周恩来写了一段批示：“周：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第二天，周恩来将此电及毛泽东的批示转达给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李富春，并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写了信，告知10月5日饶漱石、邓子恢来京时将作最后决定。他将毛泽东不误时机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说秋汛一过治淮就要动工，治水和打仗一样，不能错过时机，迟一步都不行，处处要配合天时和人力，行动要非常机灵。
在共和国治水工程中，周恩来善于把毛泽东的方略具体化和做些发挥。到第57次政务会议时，他已经归纳了治淮的一系列原则，比如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一是要兼顾蓄水和泄水，二是要兼顾不同地区，三是要兼顾不同部门。这些原则不仅在治淮工程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也使其他经济建设项目有了依据，其影响十分深远。
1950年冬季，一边是紧张的抗美援朝，一边是抗灾治淮，两副重担同时落在年轻的共和国肩上。80万治淮大军投入工地，奋战80天，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蜿蜒盘踞在华东大地上。肆意横行的淮河终于套上了缰绳。
然而，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一些头脑发热的人们已经忘却了套着缰绳的淮河，以为那已经是死老虎，周恩来原先制定的分工合作、集中领导的原则已被人放弃，治淮委员会也被撤销；周恩来倡导的蓄泄兼筹的原则，也被人否定，代之以一种叫“葡萄串”和“满天星”的“发明”，即在沟里一节节地拦水，在地面上一片片拦水。虽然这是群众的“小发明”，一经报刊的大力宣传，便成了全国性的时尚，没有人再讲排水了。
虽然周恩来受到反反冒进的打击，但对蓄泄兼筹的治淮有效原则，他不肯放弃，他在有关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打比方说：“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
正如水利专家林一山说的那样：每当全国发生难以解决的水利纠纷，或是水利建设中出现重大难题，周恩来都亲自出马，认真处理；凡是毛泽东交办的治水任务，周恩来更是抓得紧，抓得细。
周恩来三上三门峡
黄河是一条母亲河，又是一条忧患河。千百年来，它从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出发，将十几亿吨的泥沙携带而下，许多泥沙淤积下游河床，形成高于地面的悬河，黄河经常改道，洪水泛滥所至，北到天津，淤塞破坏海河水系；南至淮阴，淤塞破坏淮河水系。多少代炎黄子孙，曾将根治的目光投向它，而最终都落得个摇头叹息，无能为力，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
在周恩来的日程表上，有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黄河治理问题。他的策略是把黄河大堤加高加厚，以治标辅助治本。1950年政务院讨论治淮工程时，有人就提出为何不同时治长江、黄河、汉水？周恩来说，原因是淮灾最急，而要治黄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有更大的计划，不是一年内勘测得清楚的。我们现在做任何一件事，必须要有材料，没有材料，盲目干就会出乱子。他还举了过去解放区有一位热心家在河北平原修运河，修到中间遇到沙滩而不得不半途而废的故事，说明没有充分的材料是不好随便下手的，需要知识，需要材料，需要勘察，需要统计，需要技术，总起来说需要时间。
1952年3月29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并其他领导人，请他们审阅批准1952年的水利工作决定。1953年是我国由经济恢复阶段走向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苏联政府援助我国建设的156个项目的主要部分正在磋商。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经周恩来与苏联政府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援助项目。1954年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专家组来华。他们在研究了中国各方面准备的基本资料后认为，现有材料已具备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条件。2~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万公里，进行黄河现场大勘察。苏联专家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后，周恩来具体负责三门峡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当时，撤销了燃料工业部，分别成立煤炭、电力、石油部。成立三门峡工程局，首先遇到的是这个局究竟是姓“水”还是姓“电”，即由水利部领导还是由电力工业部领导的问题。因苏联未设水利部，所以按苏联专家的意见，三门峡水电站应属电力工业部。再说三门峡水电站归根结底是要发电的，是两个五年计划中规模最大的电力工程，电力工业部在改建小丰满水电站中已经培养了一支不小的施工队伍，三门峡应该姓“电”；而水利部的意见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他们亮出的一张王牌是，建国后的全国重大水利工程都是在水利部领导下进行的，经验自不待言，技术力量也很整齐，虽说水电站最终是要用来发电的，但建造水电站，首先要制服水，没有水，哪来电？三门峡应该姓“水”。两“兄弟”争论不休，“官司”又要周恩来来判决。为此，周恩来于1955年11月2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了两部的意见。12月1日，他打报告给毛泽东及中央，指出：必须集中两个部的技术力量和建设经验，共同负责，通力合作，各有关部门也必须大力支持……如果存有任何单干的思想则是错误的。他认为苏联不设水利部的体制不适宜中国，因为中国的河流很多，防洪、灌溉等水利工程的工作量极为繁重，而且考虑到电力工业的发展趋势，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水力发电比重将会超过火力发电，水电与火电的建设工作今后势必由两个部门分别管理；因此，水利部不仅现在有必要存在，将来除了农田水利外，作为水电工作的领导部门也是需要的。他建议，在黄河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下，由两部共同负责，并吸收地方党委参加组成三门峡工程局，统一领导三门峡的设计施工工作，局长、副局长应该是专职干部，建立首长负责制；为加强政治领导，工程局不应该受河南省委的领导。周恩来根据两部党组的干部配备方案，拟调湖北省省长刘子厚任局长，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电力工业部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河南省委委员齐文川任副局长，12月6日，国务院批准了以上任命。来年1月初，三门峡工程局在北京开始办公。7月2日，周恩来同三门峡工程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同志谈话，7月3日，他接见了三门峡工程苏联设计专家。7月27日，三门峡工程局移驻三门峡工地。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隆重剪彩开工。
虽如此，三门峡的矛盾还是不少。
当时三门峡的主体设计都委托给了苏联专家，设想是对黄河泥沙采取拦蓄为主的方针，首先以三门峡巨大的库容拦蓄，同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以此来减少泥沙来源，从而维护干支流水库的寿命。根据这个设想，三门峡的设计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应库容647亿立方米，水库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要大量移民。对这个设想规划，主要是对三门峡水库的淤积问题引起一系列争论。一开会，或者是几方面人士碰面，一提到三门峡，就有人说：“这个水库很快地淤死了，那么还有没有修的必要呢？”
“怎没必要？”反对者说，“可以把坝再提高一下嘛，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又有人摇头：“不是不是。就是把全部泥沙都放下去，不发电，不灌溉，只要将洪水拦一下，然后再放出去不就挺好嘛！”
直到开工了，争论还在继续。陕西的同志要求重新商议设计方案。
事关重大，周恩来不认为这种争论有什么不好，只要时间允许，肯说话，敢说话，就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他特别搬来了两位对西北很有影响的人物——彭德怀和习仲勋，一起到三门峡工地参加讨论。
时间是1958年4月21日。4月的三门峡春寒料峭，黄灿灿的太阳光透过干枯的树枝照进屋子，花花点点的。一开窗便有一股冷风刮在脸上，仍有着深深的寒意。周恩来到达三门峡不久，就来到工地，看望一万多建设者。他身着中山装，一会儿走到头戴安全帽的工人面前一一握手，一会儿停下脚步，同工程技术人员探讨问题。当他走到工地浮桥上凭栏远眺，眼前的景色使他顿生联想：工地上人如海潮，机器声震撼大地，一片沸腾；黄河犹如暴戾的恶龙，穿山破壁，气势汹汹地奔腾而下。三门峡河中有两座石岛，将黄河分为三股激流，由左至右，分别称为人门、神门、鬼门，“三门峡”由此得名。其下约400米，又有三座石岛挺立河中，右为中流砥柱，即古籍所载大禹治水“凿龙门、劈砥柱”的中流砥柱，中为张公岛，左为梳妆台，洪水之际，浊浪排空，惊心动魄，是黄河潼关以下最险恶的地方，素有“三门天险”之称。每次舟船从“人门”过峡，必须对准下游“照我来”（即中流砥柱石）直冲过去，方能脱险，否则必有船翻人亡之祸。望着无数巨龙般扭在一起的河水飞旋而下，然而一撞击突兀而立的中流砥柱，便粉身碎骨，化作千万朵雪团般的浪花，周恩来发出一声赞叹：“砥柱，就那么点大，冲刷了多少年还在那里！”
现场会也如同工地的情景一样，开得热烈活跃。人们认真听着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讲话，掌声如潮。陕西省来了不少人，他们一开口如同秦腔一般高亢，也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三门峡水位高了，西安地区的土地碱化就会加重，粮食作物将会大面积减产……”
4月24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作总结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开会的目的是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这个会是有意识的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树立对立面。”他认为：“如果这次是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问题，进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争鸣下去。”
现场会上，有的同志对水土保持的速度和减沙效果估计过高，周恩来泼了冷水。他甚至说了一个一般人都避讳的词：“如果我估计保守了，我甘愿做愉快的右派。……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替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有助于他们前进。”
周恩来虽然指的是治水，可这由衷之言却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即一个“稳”字。诚然这与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气概相抵触，但他们的意愿是一致的。
三门峡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确定正常高水位。1954年定为350米，后来又抬高至360米，大坝泄水孔底槛高程为320米。而正常高水位的抬高，将增加土地淹没、泥沙淤积和移民问题。陕西省对此意见很大。周恩来支持中国专家多次提出的降低泄水孔底槛高程的意见，可苏联方面说闸门启闭有困难，修改设计可能要延长工期，认为降到310米比较经济合理。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说：“三门峡水库泄水孔底原定320，这就太高了。320就是高出库底42公尺，是不是能够降低？我们说可以减低到300，但是和苏联专家商量，最多让步降到310，不然关闸比较困难。……还可以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能改到300，因为减低一点，总可以使泥沙多冲出去些。”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泄水孔底槛高程最后降至300米。
1959年10月12日，周恩来再次来到三门峡工地，并主持现场会。这次现场会有中央有关部门与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等省负责人参加，讨论了三门峡工程1960年汛期拦洪蓄水和以后继续根治黄河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根治黄河必须在依靠群众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大面积地实施全面治理与修建干支流水库同时并举，保卫三门峡水库，发展山丘地区的农业生产。他还就控制水土流失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1961年10月8日是周恩来第三次来到三门峡的日子。他这次是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来视察水电站的。这时的中苏关系已从蜜月到了冷宫，随着苏联专家大批撤走和设备的停运，三门峡工程也面临停顿的境地。毛泽东在迎接挑战，他号召全国人民咬紧牙关，勒紧裤带，一切靠我们自己。1960年大坝拦洪后，急需安装启闭闸门的350吨门式起重机，合同规定由苏联供货，苏方却有意拖延不供，我国自己也生产不了。周恩来决定我国自己设法制造，并亲自责成有关部门，为三门峡解决困难。太原重型机器厂承担了此项任务，解决了三门峡的燃眉之急。苏方还将大型水轮机的全部焊接技术资料扣留不给，使得运输困难而铸成两半的水轮机转子运来后也无法安装。焦急的周恩来亲自请来沈鸿、李强、冯仲云等人，研究具体解决方法。他在三门峡工程局上报的试验计划上批示，把全国各地有丰富焊接经验的老工人和专家集中起来，集体攻关。他让机械部和水利电力部的负责人到现场指挥。结果在沈鸿主持下，找到了解决焊接的办法。周恩来一到，就来看水轮机转子，他前后左右地打量着，用手使劲推了推，问沈鸿：“焊接牢不牢，会不会出毛病？”这可是发电机的心脏，任何一点隐患都可能铸成大错。
沈鸿回答：“估计不会。”
周恩来擦擦手上的油污，点点头：“一定要保证质量。”
1962年4月，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出第148号提案，要求三门峡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设施，以减轻库区淤积。会后，周恩来亲自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办法。此前三门峡水库已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运用，但仍未制止淤积。到1964年11月，总计淤了50亿吨，渭河的淤积影响，已到距西安30多公里的耿镇附近。
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恩来坦白地说：“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有人把建三门峡工程这件事都推到苏联头上。周恩来不同意：“三门峡工程苏联鼓励我们搞，现在发生了问题，当然不能怪他们，是我们自己作主的，苏联没有洪水和泥沙的经验。”他承认，现在看来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一些问题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了进攻，这一仗一打到现在很被动。黄河规划时间短了些，搞得比较粗糙。
1964年春天，邓小平总书记到西安，陕西省对三门峡的淤积问题意见更大了。邓小平把王化云找去。王化云说，要解决三门峡库区淤积，还得靠上游修拦泥水库，三年修两个，见效快，花钱也不多。邓小平回京后指示中央书记处找水电部定方案。当时，周恩来正出访非洲，彭真开会过问了此事。会上，刘澜波和钱正英都不赞成修拦泥库的方案。周恩来出访归来，不顾旅途劳累，深夜打电话把钱正英找去，详细询问三门峡工程情况，要钱正英去现场勘察。毛泽东听到陕西省的反映，焦虑不安，又没见到解决的确定方案，便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炸坝是否可行？陕西省有意见不说，水电部和黄委会的意见也不一致，周恩来决定专门开一次治黄会议解决淤积问题。
这次会议也是一次充分民主、气氛异常活跃的会议。
会上出现了四种争论意见。“不动派”的代表人物，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汪胡桢认为“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办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改建三门峡枢纽；“炸坝派”的代表人物，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最为激烈，他发起言来，言语尖刻，嗓门又大，他甚至说“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此语一出，满场皆惊，有人将目光转向周恩来。周恩来安详地坐在那里，耐心地听着杜省吾的发言。杜省吾也可能发现自己言有所失，停了下来，盯着讲稿上的字。周恩来提醒他：“你讲你讲，字看不清吧，前边那个字念错了…… ”杜省吾恢复常态，继续发言。他认为黄土下泻乃黄河的必然趋势，绝非修建水土建筑物等人为力量所能改变，主张炸坝；“拦泥派”的代表人物是王化云，这位被毛泽东称为能“化云化雨”的专家，当年陪同毛泽东巡视黄河就主张在上游多修水库，以拦为主，辅之以排，实行“上拦下排”的方针；第四种意见是“放淤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林一山。这位同样被毛泽东称赞为“搞建设的人才”的“老延安”、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他主张干支流沿程引洪放淤，灌溉农田，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水和泥沙。四派之争，主要是“拦泥”与“放淤”两家之争。王化云和林一山发言时，周恩来没有到场。随后他派秘书到林、王住地和平宾馆，分别征询了林、王的治黄设想和具体意见。12月17日，周恩来召开了个小会，参加会议的除林、王二人外，还有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林业部党组副书记惠中权等人。周恩来先让林、王把各自的观点复述一遍，周恩来问林一山：“你有什么好办法吧？”林一山根据水库可以长期使用的理论，主张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以恢复潼关河段原黄河河床，即可解除对关中平原的威胁，同时，打开大坝底孔排沙，使水库泥沙进出平衡，将改造后的三门峡水库变成一个中型水电站。听到这里，周恩来问道：“底孔排沙，过去有人曾经提出过，他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啊？”
有人回答：“叫温善章。”
周恩来说：“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周恩来又征求其他三位领导的意见。最后周恩来说：“今天暂不作结论，你们可按各自的观点做出规划，明天再开会讨论。”
第二天，周恩来再次听取各种意见之后，作了总结发言，他谈了三点看法：其一，“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过早下结论。”其二，“黄河自然情况这样复杂，哪能说治理黄河规划就那么好，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可能！”其三，“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对于争论的问题，周恩来也强调了几点：“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评补充。”这也是周恩来自己对待不同意见和批评的态度。他具体地分析说：泥沙究竟是留在上中游，还是留在下游，或是上中下游都留些？全河究竟如何分担，如何部署？现在大家所说的大多是发挥自己所着重的部分，不能综合全局来看问题。他不赞成听其自然的“炸坝派”，但对其提出炸坝这种大胆设想的精神予以鼓励，他认为这样有利于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对于反对改建的“不动派”，他也不赞成：“五年已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毫无疑问对关中平原会有很大影响。反对改建的同志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不看中游发生了坏现象呢？如果影响西安工业基地，损失就绝不是几千万元的事，对西安和库区同志的担心又怎样回答呢？”对于“拦泥派”，周恩来谈道：“我看光靠上游建拦泥库来不及，而且拦泥库工程还要勘测试点，所以这个意见不能解决问题。”周恩来比较同意林一山的意见，先解决库区的淤积之急。林一山主张在黄河下游部分河段开展“放淤稻改”，即把黄河水引向农田，并在泥沙沉淀的基础上种植水稻。事实证明，由于沉淀的泥沙很肥，水稻能长好，因而大受农民的欢迎。在三门峡的改建上，周恩来也采纳了林一山的建议，降低库水位，恢复潼关河段天然特征，并按水库长期使用理论，打开底孔排沙，以实现库区泥沙进出平衡。
会后，周恩来要水电部送给与会代表一人一本《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当天夜里送到每个人的床头。他希望大家能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认识黄河、改造黄河。
毛泽东、周恩来合力推进“荆江分洪”
长江是一条造福于中国的大江，可它的中下游水灾又极为严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水大业，治理长江是其中重要的策动。
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当日。毛泽东仍安排召见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谈荆江分洪问题，周恩来、刘少奇在座。
长江流经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附近的城陵矶这一段，被称为荆江。其中，又以湖北公安局藕池口为界，分为上荆江和下荆江。由于穿峡谷奔腾而至的长江，到了平原地段，河道弯曲平缓，水流不畅，加之上游洪水又常与洞庭湖湘、资、沅、澧四水及清江、沮漳河相遇，荆江汛期洪水位常高出堤内地面10多米。如果大堤决口，巨大洪峰倾泻而下，荆北广大地区将成一片泽国，遭受毁灭性的灾难。所以当地流传一句口头语：长江万里长，险段在荆江。从东晋开始，就以荆州为中心修筑了荆江大堤，以约束洪水。1949年夏天，荆江大堤冲和观一带，因经受不住洪水的冲击，大部堤身已经崩塌江中，眼看就要发生溃堤，幸好洪峰持续时间不长，侥幸躲过了一次灭顶之灾。1950年淮河大水，周恩来就联想到荆江。8月份，他在召开治淮会议时，就请来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会后，林一山回到武汉，立刻着手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区的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在年初勘察汉江大堤和荆江大堤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荆江分洪工程为中心的防洪计划作为治江的第一阶段计划。
邓子恢将这个设计方案递到毛泽东面前，又将荆江的近况和林一山的草案制定经过说了一遍。毛泽东看过工程设计书后，又递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他问邓子恢：“当前国家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财政相当紧张，但是，为了解除湖北人民的洪水威胁，国家再困难，也要干荆江分洪工程！不过，这个工程能够保用多少年呐？”
“这个我还说不太清楚。”邓子恢虽然答不上来，但他早有准备，已把林一山带到北京，正在住处待命。邓子恢立刻派人问林一山。
林一山说得很肯定：“可保用40年，至少20年。”
“够了，20年足够了。”毛泽东当即批准了工程方案。
两个月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67次会议，将荆江防洪工事列为重点。周恩来特为指出，长江的沙市工程，即荆江分洪工程，在必要时，就要用大力修治，否则，一旦决口，就会成为第二个淮河。
荆江分洪工程方案包括荆江大堤加固、进洪闸、节制闸、拦河土坝、围堤培修以及安全区等工程项目，总面积921平方公里，有效库容54亿立方米。对于这个方案，湖北持积极态度，湖南则有顾虑。历史上就存在着舍南保北的矛盾，荆江分洪区虽在湖北境内，但分洪区蓄满水，就等于在洞庭湖头上顶了一盆水，万一南线大堤决口，就要水淹湖南。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正是担心这一点：荆江分洪工程搞得不好，湖南出了力，就等于自己淹自己。周恩来重视两湖的意见，他给邓子恢写信，说到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认为长江水多不能向北淹，往洞庭湖流问题不大。他希望邓子恢向有关领导说明，搞荆江分洪工程不能搞本位主义。信写完，他把水利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李葆华叫到政务院，让李持他的亲笔信去武汉找邓子恢，请邓召集中南局会议征求意见，并向湖北张难先、湖南程潜等做说服工作。李葆华到武汉后，邓子恢很快就召集了中南局会议。会上，李葆华传达了周恩来在给邓的信中谈到的兴修荆江分洪工程，避免水淹武汉的意见。邓子恢根据周恩来的信，分别找程潜和张难先谈话，初步取得了两湖相近的看法。195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在修堤费里积了点钱，把分洪区原先群众修的老堤戴了个帽帽，加了个埂埂。这一戴帽、加埂，湖南从当地利益考虑向中央告了状。常德专署专员柴保中通过黄克诚向毛泽东写信，力陈“长委会”的做法损害了洞庭湖滨湖地区群众的利益。
毛泽东将信转给了周恩来，请他着手解决。
周恩来指示水利部安排两湖有关人员来京开个荆江分洪会议，会议只开了三天。会上两湖对荆江分洪工程完成后既能保障荆江大堤的安全，又能减轻对洞庭湖的威胁，意见是一致的。但湖南对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是否分洪，如果分洪，如何能免除对湖南的威胁，仍有顾虑。
1952年2月20日，周恩来召集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和张含英，技术委员会主任须恺等以及两湖到京人员开了一个会。周恩来细心地听着各方反映的情况，先表扬常德专署、湖南水利局写信给毛主席，关心滨湖群众利益，而后话锋一转，变得严厉起来，问道：“荆江分洪工程是毛主席批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开工？”
刚才还比较轻松的会场一下紧张起来，谁也不说话，也不张望，在心中默想着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周恩来的目光几乎扫过每一个人的脸庞，并加重了语气：“毛主席批的工程，中南局、湖北省委、水利部、长委会都置之脑后，不负责任。”周恩来唯独没有点湖南的名，旨在化解矛盾；湖南的同志心里自然明白。
正因为有这段历史情况，到1954年中央准备撤销全国各大区局时，对撤不撤中南局，一向果断的毛泽东颇为犹豫。两湖因水利问题顶牛远非今日始，在清朝就专门设置过两湖总督加以协调，甚至还设置过湖广总督，统辖两湖两广，看来也自有其道理。如果把中南局撤了，两湖之争谁来协调？毛泽东把邓子恢请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这个中南局相当于湖广总督吧，别的大区都撤了，如果把中南局也撤了，留个小中南局，留个两湖总督行不行？叫李先念当两湖总督，解决两省矛盾行不行？”邓子恢摇了摇头：“中南局这个湖广总督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两湖总督更不能解决问题！”邓子恢是个敢于坚持意见的人，要不，也不会在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和毛泽东发生那样大的分歧。毛泽东想了想，觉得邓子恢的话也有道理，便摆了摆手，说：“那就算了吧，不设两湖总督，以后出了问题，叫两湖负责人和林一山都坐飞机来北京，到北京解决问题。”
在北京开了三天会以后，1952年2月23日夜，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有关荆江分洪会议情况的报告，并主持起草了《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初稿，他报告毛泽东：这一决定是我当场征求了各方有关同志并在会后又征求了养病中的袁任远的同意做出的，现送上请审阅，拟将此决定草案再电询子恢、先念、克诚等同志意见后再以正式文件下达。
2月25日，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的报告，批示：周总理：（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
3月29日，周恩来就荆江工程决定再次给毛泽东并中央其他领导写信，详细说明部分修改的经过和依据，并于31日正式公布。周恩来还特意在这份文件中“保证完成”四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中南军政委员会于4月成立了荆江分洪工程指挥部，集中了一批精兵强将，工程于4月5日全面开工。为保证工程顺利进展，周恩来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大批物资器材，并征得毛泽东同意，从部队抽调了六个师，约六万人，参加分洪工程。当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把荆江分洪工程开工的消息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正在批阅彭德怀从朝鲜报来的最新战况，面对国共两党的两名战将送来的喜讯，毛泽东有一种重返战场、四面出击的欢愉，更有一种胜利的快感。傅作义请毛泽东为工程开工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也题了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荆江分洪主体工程完工后，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高兴地说：“荆江分洪工程不搞吧，又怕淹了湖北；搞吧，黄克诚同志来电说，如果不彻底搞，湖南出了力，就等于自己淹自己。我们决定了彻底搞，并限期100天完工，结果75天就完工了。如果没有限期，就不会完成得这样快。”
1954年7月至8月，长江上游洪峰汹涌而下，长江中下游出现了有水文记录以来历史上最大的洪水，长江和汉江同时告急！江水已经没过了武汉市的最高水位线，江堤险情迭出，荆江大堤危在旦夕。一封封电报飞到了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手里。为了保住荆江大堤，保卫武汉，政府不得不三次动用刚刚完工的荆江分洪工程，分泄了一万流量，使沙市水位下降近一米，保住了荆江大堤，减缓了武汉洪水的上涨速度。得知武汉人民战胜特大洪水后，毛泽东再次挥毫致意：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摘编自《红墙知情录》）
毛泽东决心根治淮河
1950年夏天，安徽连降暴雨，淮河泛滥，淮北地区受灾惨重。
7月18日，华东防汛总指挥部在给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电报中说：淮河中游水势仍在猛涨，估计可能超过1931年最高洪水水位。7月20日，看了这封电报的毛泽东紧锁眉头，当即将电报批转周恩来：“周：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两天以后，周恩来邀集有关人员初步讨论了工程问题。
灾情不等人，安徽的水势一日数涨，急得省领导曾希圣等人连电中央。灾情电报迅速到达毛泽东的案头。电文中的每一句话，都像火苗烘烤着领袖的心：
“……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员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洪水东流下游，灾情尚在扩大，且秋汛期尚长，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由于这些原因，干群均极悲观，灾民遇着干部多抱头大哭，干部亦垂头流泪……”
毛泽东呼呼地扇着蒲扇，眼望窗外，不愿再读第二篇电文，左手夹着烟，右手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489人”两句话下面，重重地画了一道颤抖的横线，叫秘书田家英立即送交周恩来。当他把电文交到田家英手中的时候，田家英看到毛泽东眼中饱含着热泪。他吼了一声：“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泪水簌簌落下。他在桌前踱了几步，回身在电文上写了一段批语：“周：请令水利部限日做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批语表达了毛泽东的急迫心情。
从7月20日到8月31日，毛泽东连批了三份淮北地区受灾报告给周恩来，并提出一定要根治淮河。为了一个大国穷国的吃饭问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批转了大量电文给周恩来。不仅农村的灾荒，城市的就业问题也很伤脑筋。秘书室曾不断接到群众来信，反映失业问题。
领袖们的眼前，时常晃动着成千上万双乞讨的手，哭诉的眼睛……
周恩来接到报告，当即分两头部署，一头抓救灾，一头筹备召开治淮会议。救灾进展比较顺利，而治淮会议却遇上难题。
他召开治淮会议，亲自主持淮河流域规划工作。到会的有华东水利部、中南水利部、皖北行署、苏北行署、河南省政府、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河南黄泛区复兴局的负责人。他深知制订一条河流的流域规划，必须先搞清该河流的水文情况。“同志们，不对呀，不知你们发现没有，上下游的水文资料是相互矛盾的。”
水利工程师们坐在周恩来身旁，天热，大多数人都穿着衬衣，不停地摇着扇子。
《治淮方略》的总图表太大，桌上放不下，就铺在屋内的砖地上。大家都蹲在图周围的地上，周恩来也俯下身趴在地上细看图上标注的字，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
为使汇报准确，专家们将水文记录资料画成一条洪水过程线，亦称洪峰曲线。听周恩来一说，他们更加仔细地埋头看着图表，也发现有许多矛盾的地方。他们向周恩来解释说：“国民党时期的水文人员常常不按时观测，或者某一支流根本就无记录资料。这是针对资料误差，做出的假设。”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人工修改洪峰记录的办法，结果会比某些原来不完整的洪峰记录更为合理。”
“哦，是这样。能不能修补得更加接近实际呢？”周恩来继续追问，并引导工程师们探讨一个查补的办法，把淮河不完整的水文记录资料梳理出个眉目。开始还有些拘谨的专家们，一谈起他们的本行，话就多了起来，到后来，在如何治理淮河的方针上还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蓄”还是“泄”。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这在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国，由于受季风的影响，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更加显著。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争。传说中，鲧是主张堵水的，失败了；其子禹改用疏导，将水送入大海，成功了。
周恩来仔细听着专家们的争论，看着他们对科学的执着，近乎偏激，有时甚至面红耳赤。他喜欢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氛围，科学真理常常产生于激烈的碰撞之中。可现在不行，不能无休止地辩论下去，淮河两岸的生命财产正遭受着洪水的吞噬，没有时间再争论了。他提出一个方针：“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他的理由是，单纯地蓄或单纯地排，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
时当建国之初，全国都投入了抗美援朝运动，加上土改和军队复员工作，治淮会议虽然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但在治淮的解决办法上，苏、皖、豫三省存在着分歧。8月2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转报了中共苏北区委的电报，电报强调了苏北的困难，认为如果今年即行导淮，将改变苏北的整个工作计划，对农业和土改等其他工作影响很大，而且在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上都感仓促。
8月31日，毛泽东接到这份报告，沉默片刻，拿起铅笔，写道：“周：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协调工作是件细致的事，不是一纸命令能解决的。周恩来仔细听取了各地的意见，又三次专门听取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和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及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刘宠光等人的看法，亲自落实了治淮工作的经费和任务，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对三省区负责人说：“只要你们三个诸侯统一了，就好办了。我向主席汇报，只要主席同意，就这样办了。”苏北是周恩来的老家，但他反复告诫干部们要识大体，不要像国民党治淮时江浙人管事，只顾下游，不顾中、上游，闹地方主义。
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治淮方案又回到毛泽东这里，他立即做了批复，从财政拮据的中央政府拨出巨款，由周恩来直接抓治淮工程。治淮机构从南京搬到了淮河边的蚌埠，淮河流域的河南、安徽、江苏三省通力合作，展开了规模浩大的治淮工程。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全力投入了治淮工作。那些逃难在外的灾民们也纷纷返回故土，参加兴修水利。在以后的几年里，他领导全省大兴水利灌溉工程，疏浚开挖了数条大型河道，加高了淮河大堤，并在淮河水系建造了许多山谷水库和湖泊、洼地蓄洪区。
毛泽东对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治淮工作是满意的，特别赞赏曾希圣在安徽的治淮功绩。而曾希圣在红军长征时，是负责敌人情报的中央军委二局的局长，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他们多次准确地破译过敌人的电讯密码，为中央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及时可靠的情报，所以毛泽东曾评价曾希圣领导的军事情报工作：
“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此话既贴切，又形象。所以中央在杭州开会，讨论农业发展规划时，毛泽东对周恩来和起草小组的几个人说道：“可以派些省委书记去苏联看看集体农庄，最好是派曾希圣去，他比较鬼。”毛泽东说话时胳膊伸出去老远，又猛然回缩。大家会意，这是要让曾希圣再到苏联去搞点“情报”回来。周恩来自然心领神会，他也十分赏识曾希圣，他曾与朱德一起，给曾希圣发过一枚二级红星奖章。
9月21日晚，毛泽东收到曾希圣报告皖北灾民拥护治淮的情况，精神为之一振，他从田家英手中接过电报，又在上面给周恩来写了一段批示：“周：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第二天，周恩来将此电及毛泽东的批示转达给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李富春，并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写了信，告知10月5日饶漱石、邓子恢来京时将作最后决定。他将毛泽东不误时机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说秋汛一过治淮就要动工，治水和打仗一样，不能错过时机，迟一步都不行，处处要配合天时和人力，行动要非常机灵。
在共和国治水工程中，周恩来善于把毛泽东的方略具体化和做些发挥。到第57次政务会议时，他已经归纳了治淮的一系列原则，比如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一是要兼顾蓄水和泄水，二是要兼顾不同地区，三是要兼顾不同部门。这些原则不仅在治淮工程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也使其他经济建设项目有了依据，其影响十分深远。
1950年冬季，一边是紧张的抗美援朝，一边是抗灾治淮，两副重担同时落在年轻的共和国肩上。80万治淮大军投入工地，奋战80天，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蜿蜒盘踞在华东大地上。肆意横行的淮河终于套上了缰绳。
然而，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一些头脑发热的人们已经忘却了套着缰绳的淮河，以为那已经是死老虎，周恩来原先制定的分工合作、集中领导的原则已被人放弃，治淮委员会也被撤销；周恩来倡导的蓄泄兼筹的原则，也被人否定，代之以一种叫“葡萄串”和“满天星”的“发明”，即在沟里一节节地拦水，在地面上一片片拦水。虽然这是群众的“小发明”，一经报刊的大力宣传，便成了全国性的时尚，没有人再讲排水了。
虽然周恩来受到反反冒进的打击，但对蓄泄兼筹的治淮有效原则，他不肯放弃，他在有关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打比方说：“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
正如水利专家林一山说的那样：每当全国发生难以解决的水利纠纷，或是水利建设中出现重大难题，周恩来都亲自出马，认真处理；凡是毛泽东交办的治水任务，周恩来更是抓得紧，抓得细。
周恩来三上三门峡
黄河是一条母亲河，又是一条忧患河。千百年来，它从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出发，将十几亿吨的泥沙携带而下，许多泥沙淤积下游河床，形成高于地面的悬河，黄河经常改道，洪水泛滥所至，北到天津，淤塞破坏海河水系；南至淮阴，淤塞破坏淮河水系。多少代炎黄子孙，曾将根治的目光投向它，而最终都落得个摇头叹息，无能为力，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
在周恩来的日程表上，有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黄河治理问题。他的策略是把黄河大堤加高加厚，以治标辅助治本。1950年政务院讨论治淮工程时，有人就提出为何不同时治长江、黄河、汉水？周恩来说，原因是淮灾最急，而要治黄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有更大的计划，不是一年内勘测得清楚的。我们现在做任何一件事，必须要有材料，没有材料，盲目干就会出乱子。他还举了过去解放区有一位热心家在河北平原修运河，修到中间遇到沙滩而不得不半途而废的故事，说明没有充分的材料是不好随便下手的，需要知识，需要材料，需要勘察，需要统计，需要技术，总起来说需要时间。
1952年3月29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并其他领导人，请他们审阅批准1952年的水利工作决定。1953年是我国由经济恢复阶段走向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苏联政府援助我国建设的156个项目的主要部分正在磋商。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经周恩来与苏联政府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援助项目。1954年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专家组来华。他们在研究了中国各方面准备的基本资料后认为，现有材料已具备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条件。2~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万公里，进行黄河现场大勘察。苏联专家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后，周恩来具体负责三门峡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当时，撤销了燃料工业部，分别成立煤炭、电力、石油部。成立三门峡工程局，首先遇到的是这个局究竟是姓“水”还是姓“电”，即由水利部领导还是由电力工业部领导的问题。因苏联未设水利部，所以按苏联专家的意见，三门峡水电站应属电力工业部。再说三门峡水电站归根结底是要发电的，是两个五年计划中规模最大的电力工程，电力工业部在改建小丰满水电站中已经培养了一支不小的施工队伍，三门峡应该姓“电”；而水利部的意见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他们亮出的一张王牌是，建国后的全国重大水利工程都是在水利部领导下进行的，经验自不待言，技术力量也很整齐，虽说水电站最终是要用来发电的，但建造水电站，首先要制服水，没有水，哪来电？三门峡应该姓“水”。两“兄弟”争论不休，“官司”又要周恩来来判决。为此，周恩来于1955年11月2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了两部的意见。12月1日，他打报告给毛泽东及中央，指出：必须集中两个部的技术力量和建设经验，共同负责，通力合作，各有关部门也必须大力支持……如果存有任何单干的思想则是错误的。他认为苏联不设水利部的体制不适宜中国，因为中国的河流很多，防洪、灌溉等水利工程的工作量极为繁重，而且考虑到电力工业的发展趋势，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水力发电比重将会超过火力发电，水电与火电的建设工作今后势必由两个部门分别管理；因此，水利部不仅现在有必要存在，将来除了农田水利外，作为水电工作的领导部门也是需要的。他建议，在黄河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下，由两部共同负责，并吸收地方党委参加组成三门峡工程局，统一领导三门峡的设计施工工作，局长、副局长应该是专职干部，建立首长负责制；为加强政治领导，工程局不应该受河南省委的领导。周恩来根据两部党组的干部配备方案，拟调湖北省省长刘子厚任局长，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电力工业部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河南省委委员齐文川任副局长，12月6日，国务院批准了以上任命。来年1月初，三门峡工程局在北京开始办公。7月2日，周恩来同三门峡工程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同志谈话，7月3日，他接见了三门峡工程苏联设计专家。7月27日，三门峡工程局移驻三门峡工地。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隆重剪彩开工。
虽如此，三门峡的矛盾还是不少。
当时三门峡的主体设计都委托给了苏联专家，设想是对黄河泥沙采取拦蓄为主的方针，首先以三门峡巨大的库容拦蓄，同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以此来减少泥沙来源，从而维护干支流水库的寿命。根据这个设想，三门峡的设计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应库容647亿立方米，水库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要大量移民。对这个设想规划，主要是对三门峡水库的淤积问题引起一系列争论。一开会，或者是几方面人士碰面，一提到三门峡，就有人说：“这个水库很快地淤死了，那么还有没有修的必要呢？”
“怎没必要？”反对者说，“可以把坝再提高一下嘛，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又有人摇头：“不是不是。就是把全部泥沙都放下去，不发电，不灌溉，只要将洪水拦一下，然后再放出去不就挺好嘛！”
直到开工了，争论还在继续。陕西的同志要求重新商议设计方案。
事关重大，周恩来不认为这种争论有什么不好，只要时间允许，肯说话，敢说话，就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他特别搬来了两位对西北很有影响的人物——彭德怀和习仲勋，一起到三门峡工地参加讨论。
时间是1958年4月21日。4月的三门峡春寒料峭，黄灿灿的太阳光透过干枯的树枝照进屋子，花花点点的。一开窗便有一股冷风刮在脸上，仍有着深深的寒意。周恩来到达三门峡不久，就来到工地，看望一万多建设者。他身着中山装，一会儿走到头戴安全帽的工人面前一一握手，一会儿停下脚步，同工程技术人员探讨问题。当他走到工地浮桥上凭栏远眺，眼前的景色使他顿生联想：工地上人如海潮，机器声震撼大地，一片沸腾；黄河犹如暴戾的恶龙，穿山破壁，气势汹汹地奔腾而下。三门峡河中有两座石岛，将黄河分为三股激流，由左至右，分别称为人门、神门、鬼门，“三门峡”由此得名。其下约400米，又有三座石岛挺立河中，右为中流砥柱，即古籍所载大禹治水“凿龙门、劈砥柱”的中流砥柱，中为张公岛，左为梳妆台，洪水之际，浊浪排空，惊心动魄，是黄河潼关以下最险恶的地方，素有“三门天险”之称。每次舟船从“人门”过峡，必须对准下游“照我来”（即中流砥柱石）直冲过去，方能脱险，否则必有船翻人亡之祸。望着无数巨龙般扭在一起的河水飞旋而下，然而一撞击突兀而立的中流砥柱，便粉身碎骨，化作千万朵雪团般的浪花，周恩来发出一声赞叹：“砥柱，就那么点大，冲刷了多少年还在那里！”
现场会也如同工地的情景一样，开得热烈活跃。人们认真听着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讲话，掌声如潮。陕西省来了不少人，他们一开口如同秦腔一般高亢，也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三门峡水位高了，西安地区的土地碱化就会加重，粮食作物将会大面积减产……”
4月24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作总结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开会的目的是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这个会是有意识的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树立对立面。”他认为：“如果这次是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问题，进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争鸣下去。”
现场会上，有的同志对水土保持的速度和减沙效果估计过高，周恩来泼了冷水。他甚至说了一个一般人都避讳的词：“如果我估计保守了，我甘愿做愉快的右派。……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替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有助于他们前进。”
周恩来虽然指的是治水，可这由衷之言却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即一个“稳”字。诚然这与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气概相抵触，但他们的意愿是一致的。
三门峡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确定正常高水位。1954年定为350米，后来又抬高至360米，大坝泄水孔底槛高程为320米。而正常高水位的抬高，将增加土地淹没、泥沙淤积和移民问题。陕西省对此意见很大。周恩来支持中国专家多次提出的降低泄水孔底槛高程的意见，可苏联方面说闸门启闭有困难，修改设计可能要延长工期，认为降到310米比较经济合理。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说：“三门峡水库泄水孔底原定320，这就太高了。320就是高出库底42公尺，是不是能够降低？我们说可以减低到300，但是和苏联专家商量，最多让步降到310，不然关闸比较困难。……还可以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能改到300，因为减低一点，总可以使泥沙多冲出去些。”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泄水孔底槛高程最后降至300米。
1959年10月12日，周恩来再次来到三门峡工地，并主持现场会。这次现场会有中央有关部门与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等省负责人参加，讨论了三门峡工程1960年汛期拦洪蓄水和以后继续根治黄河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根治黄河必须在依靠群众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大面积地实施全面治理与修建干支流水库同时并举，保卫三门峡水库，发展山丘地区的农业生产。他还就控制水土流失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1961年10月8日是周恩来第三次来到三门峡的日子。他这次是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来视察水电站的。这时的中苏关系已从蜜月到了冷宫，随着苏联专家大批撤走和设备的停运，三门峡工程也面临停顿的境地。毛泽东在迎接挑战，他号召全国人民咬紧牙关，勒紧裤带，一切靠我们自己。1960年大坝拦洪后，急需安装启闭闸门的350吨门式起重机，合同规定由苏联供货，苏方却有意拖延不供，我国自己也生产不了。周恩来决定我国自己设法制造，并亲自责成有关部门，为三门峡解决困难。太原重型机器厂承担了此项任务，解决了三门峡的燃眉之急。苏方还将大型水轮机的全部焊接技术资料扣留不给，使得运输困难而铸成两半的水轮机转子运来后也无法安装。焦急的周恩来亲自请来沈鸿、李强、冯仲云等人，研究具体解决方法。他在三门峡工程局上报的试验计划上批示，把全国各地有丰富焊接经验的老工人和专家集中起来，集体攻关。他让机械部和水利电力部的负责人到现场指挥。结果在沈鸿主持下，找到了解决焊接的办法。周恩来一到，就来看水轮机转子，他前后左右地打量着，用手使劲推了推，问沈鸿：“焊接牢不牢，会不会出毛病？”这可是发电机的心脏，任何一点隐患都可能铸成大错。
沈鸿回答：“估计不会。”
周恩来擦擦手上的油污，点点头：“一定要保证质量。”
1962年4月，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出第148号提案，要求三门峡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设施，以减轻库区淤积。会后，周恩来亲自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办法。此前三门峡水库已由“蓄水拦沙”运用，改为“滞洪排沙”运用，但仍未制止淤积。到1964年11月，总计淤了50亿吨，渭河的淤积影响，已到距西安30多公里的耿镇附近。
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恩来坦白地说：“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有人把建三门峡工程这件事都推到苏联头上。周恩来不同意：“三门峡工程苏联鼓励我们搞，现在发生了问题，当然不能怪他们，是我们自己作主的，苏联没有洪水和泥沙的经验。”他承认，现在看来三门峡工程上马是急了一些，一些问题不是完全不知道，而是了解得不够，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发动了进攻，这一仗一打到现在很被动。黄河规划时间短了些，搞得比较粗糙。
1964年春天，邓小平总书记到西安，陕西省对三门峡的淤积问题意见更大了。邓小平把王化云找去。王化云说，要解决三门峡库区淤积，还得靠上游修拦泥水库，三年修两个，见效快，花钱也不多。邓小平回京后指示中央书记处找水电部定方案。当时，周恩来正出访非洲，彭真开会过问了此事。会上，刘澜波和钱正英都不赞成修拦泥库的方案。周恩来出访归来，不顾旅途劳累，深夜打电话把钱正英找去，详细询问三门峡工程情况，要钱正英去现场勘察。毛泽东听到陕西省的反映，焦虑不安，又没见到解决的确定方案，便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
炸坝是否可行？陕西省有意见不说，水电部和黄委会的意见也不一致，周恩来决定专门开一次治黄会议解决淤积问题。
这次会议也是一次充分民主、气氛异常活跃的会议。
会上出现了四种争论意见。“不动派”的代表人物，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汪胡桢认为“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办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改建三门峡枢纽；“炸坝派”的代表人物，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最为激烈，他发起言来，言语尖刻，嗓门又大，他甚至说“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此语一出，满场皆惊，有人将目光转向周恩来。周恩来安详地坐在那里，耐心地听着杜省吾的发言。杜省吾也可能发现自己言有所失，停了下来，盯着讲稿上的字。周恩来提醒他：“你讲你讲，字看不清吧，前边那个字念错了…… ”杜省吾恢复常态，继续发言。他认为黄土下泻乃黄河的必然趋势，绝非修建水土建筑物等人为力量所能改变，主张炸坝；“拦泥派”的代表人物是王化云，这位被毛泽东称为能“化云化雨”的专家，当年陪同毛泽东巡视黄河就主张在上游多修水库，以拦为主，辅之以排，实行“上拦下排”的方针；第四种意见是“放淤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林一山。这位同样被毛泽东称赞为“搞建设的人才”的“老延安”、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他主张干支流沿程引洪放淤，灌溉农田，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水和泥沙。四派之争，主要是“拦泥”与“放淤”两家之争。王化云和林一山发言时，周恩来没有到场。随后他派秘书到林、王住地和平宾馆，分别征询了林、王的治黄设想和具体意见。12月17日，周恩来召开了个小会，参加会议的除林、王二人外，还有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林业部党组副书记惠中权等人。周恩来先让林、王把各自的观点复述一遍，周恩来问林一山：“你有什么好办法吧？”林一山根据水库可以长期使用的理论，主张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以恢复潼关河段原黄河河床，即可解除对关中平原的威胁，同时，打开大坝底孔排沙，使水库泥沙进出平衡，将改造后的三门峡水库变成一个中型水电站。听到这里，周恩来问道：“底孔排沙，过去有人曾经提出过，他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啊？”
有人回答：“叫温善章。”
周恩来说：“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周恩来又征求其他三位领导的意见。最后周恩来说：“今天暂不作结论，你们可按各自的观点做出规划，明天再开会讨论。”
第二天，周恩来再次听取各种意见之后，作了总结发言，他谈了三点看法：其一，“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过早下结论。”其二，“黄河自然情况这样复杂，哪能说治理黄河规划就那么好，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可能！”其三，“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对于争论的问题，周恩来也强调了几点：“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评补充。”这也是周恩来自己对待不同意见和批评的态度。他具体地分析说：泥沙究竟是留在上中游，还是留在下游，或是上中下游都留些？全河究竟如何分担，如何部署？现在大家所说的大多是发挥自己所着重的部分，不能综合全局来看问题。他不赞成听其自然的“炸坝派”，但对其提出炸坝这种大胆设想的精神予以鼓励，他认为这样有利于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对于反对改建的“不动派”，他也不赞成：“五年已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毫无疑问对关中平原会有很大影响。反对改建的同志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不看中游发生了坏现象呢？如果影响西安工业基地，损失就绝不是几千万元的事，对西安和库区同志的担心又怎样回答呢？”对于“拦泥派”，周恩来谈道：“我看光靠上游建拦泥库来不及，而且拦泥库工程还要勘测试点，所以这个意见不能解决问题。”周恩来比较同意林一山的意见，先解决库区的淤积之急。林一山主张在黄河下游部分河段开展“放淤稻改”，即把黄河水引向农田，并在泥沙沉淀的基础上种植水稻。事实证明，由于沉淀的泥沙很肥，水稻能长好，因而大受农民的欢迎。在三门峡的改建上，周恩来也采纳了林一山的建议，降低库水位，恢复潼关河段天然特征，并按水库长期使用理论，打开底孔排沙，以实现库区泥沙进出平衡。
会后，周恩来要水电部送给与会代表一人一本《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当天夜里送到每个人的床头。他希望大家能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认识黄河、改造黄河。
毛泽东、周恩来合力推进“荆江分洪”
长江是一条造福于中国的大江，可它的中下游水灾又极为严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水大业，治理长江是其中重要的策动。
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当日。毛泽东仍安排召见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谈荆江分洪问题，周恩来、刘少奇在座。
长江流经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附近的城陵矶这一段，被称为荆江。其中，又以湖北公安局藕池口为界，分为上荆江和下荆江。由于穿峡谷奔腾而至的长江，到了平原地段，河道弯曲平缓，水流不畅，加之上游洪水又常与洞庭湖湘、资、沅、澧四水及清江、沮漳河相遇，荆江汛期洪水位常高出堤内地面10多米。如果大堤决口，巨大洪峰倾泻而下，荆北广大地区将成一片泽国，遭受毁灭性的灾难。所以当地流传一句口头语：长江万里长，险段在荆江。从东晋开始，就以荆州为中心修筑了荆江大堤，以约束洪水。1949年夏天，荆江大堤冲和观一带，因经受不住洪水的冲击，大部堤身已经崩塌江中，眼看就要发生溃堤，幸好洪峰持续时间不长，侥幸躲过了一次灭顶之灾。1950年淮河大水，周恩来就联想到荆江。8月份，他在召开治淮会议时，就请来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会后，林一山回到武汉，立刻着手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区的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在年初勘察汉江大堤和荆江大堤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荆江分洪工程为中心的防洪计划作为治江的第一阶段计划。
邓子恢将这个设计方案递到毛泽东面前，又将荆江的近况和林一山的草案制定经过说了一遍。毛泽东看过工程设计书后，又递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他问邓子恢：“当前国家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财政相当紧张，但是，为了解除湖北人民的洪水威胁，国家再困难，也要干荆江分洪工程！不过，这个工程能够保用多少年呐？”
“这个我还说不太清楚。”邓子恢虽然答不上来，但他早有准备，已把林一山带到北京，正在住处待命。邓子恢立刻派人问林一山。
林一山说得很肯定：“可保用40年，至少20年。”
“够了，20年足够了。”毛泽东当即批准了工程方案。
两个月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67次会议，将荆江防洪工事列为重点。周恩来特为指出，长江的沙市工程，即荆江分洪工程，在必要时，就要用大力修治，否则，一旦决口，就会成为第二个淮河。
荆江分洪工程方案包括荆江大堤加固、进洪闸、节制闸、拦河土坝、围堤培修以及安全区等工程项目，总面积921平方公里，有效库容54亿立方米。对于这个方案，湖北持积极态度，湖南则有顾虑。历史上就存在着舍南保北的矛盾，荆江分洪区虽在湖北境内，但分洪区蓄满水，就等于在洞庭湖头上顶了一盆水，万一南线大堤决口，就要水淹湖南。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正是担心这一点：荆江分洪工程搞得不好，湖南出了力，就等于自己淹自己。周恩来重视两湖的意见，他给邓子恢写信，说到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认为长江水多不能向北淹，往洞庭湖流问题不大。他希望邓子恢向有关领导说明，搞荆江分洪工程不能搞本位主义。信写完，他把水利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李葆华叫到政务院，让李持他的亲笔信去武汉找邓子恢，请邓召集中南局会议征求意见，并向湖北张难先、湖南程潜等做说服工作。李葆华到武汉后，邓子恢很快就召集了中南局会议。会上，李葆华传达了周恩来在给邓的信中谈到的兴修荆江分洪工程，避免水淹武汉的意见。邓子恢根据周恩来的信，分别找程潜和张难先谈话，初步取得了两湖相近的看法。195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在修堤费里积了点钱，把分洪区原先群众修的老堤戴了个帽帽，加了个埂埂。这一戴帽、加埂，湖南从当地利益考虑向中央告了状。常德专署专员柴保中通过黄克诚向毛泽东写信，力陈“长委会”的做法损害了洞庭湖滨湖地区群众的利益。
毛泽东将信转给了周恩来，请他着手解决。
周恩来指示水利部安排两湖有关人员来京开个荆江分洪会议，会议只开了三天。会上两湖对荆江分洪工程完成后既能保障荆江大堤的安全，又能减轻对洞庭湖的威胁，意见是一致的。但湖南对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是否分洪，如果分洪，如何能免除对湖南的威胁，仍有顾虑。
1952年2月20日，周恩来召集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和张含英，技术委员会主任须恺等以及两湖到京人员开了一个会。周恩来细心地听着各方反映的情况，先表扬常德专署、湖南水利局写信给毛主席，关心滨湖群众利益，而后话锋一转，变得严厉起来，问道：“荆江分洪工程是毛主席批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开工？”
刚才还比较轻松的会场一下紧张起来，谁也不说话，也不张望，在心中默想着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周恩来的目光几乎扫过每一个人的脸庞，并加重了语气：“毛主席批的工程，中南局、湖北省委、水利部、长委会都置之脑后，不负责任。”周恩来唯独没有点湖南的名，旨在化解矛盾；湖南的同志心里自然明白。
正因为有这段历史情况，到1954年中央准备撤销全国各大区局时，对撤不撤中南局，一向果断的毛泽东颇为犹豫。两湖因水利问题顶牛远非今日始，在清朝就专门设置过两湖总督加以协调，甚至还设置过湖广总督，统辖两湖两广，看来也自有其道理。如果把中南局撤了，两湖之争谁来协调？毛泽东把邓子恢请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这个中南局相当于湖广总督吧，别的大区都撤了，如果把中南局也撤了，留个小中南局，留个两湖总督行不行？叫李先念当两湖总督，解决两省矛盾行不行？”邓子恢摇了摇头：“中南局这个湖广总督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两湖总督更不能解决问题！”邓子恢是个敢于坚持意见的人，要不，也不会在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和毛泽东发生那样大的分歧。毛泽东想了想，觉得邓子恢的话也有道理，便摆了摆手，说：“那就算了吧，不设两湖总督，以后出了问题，叫两湖负责人和林一山都坐飞机来北京，到北京解决问题。”
在北京开了三天会以后，1952年2月23日夜，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有关荆江分洪会议情况的报告，并主持起草了《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初稿，他报告毛泽东：这一决定是我当场征求了各方有关同志并在会后又征求了养病中的袁任远的同意做出的，现送上请审阅，拟将此决定草案再电询子恢、先念、克诚等同志意见后再以正式文件下达。
2月25日，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的报告，批示：周总理：（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
3月29日，周恩来就荆江工程决定再次给毛泽东并中央其他领导写信，详细说明部分修改的经过和依据，并于31日正式公布。周恩来还特意在这份文件中“保证完成”四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中南军政委员会于4月成立了荆江分洪工程指挥部，集中了一批精兵强将，工程于4月5日全面开工。为保证工程顺利进展，周恩来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大批物资器材，并征得毛泽东同意，从部队抽调了六个师，约六万人，参加分洪工程。当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把荆江分洪工程开工的消息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正在批阅彭德怀从朝鲜报来的最新战况，面对国共两党的两名战将送来的喜讯，毛泽东有一种重返战场、四面出击的欢愉，更有一种胜利的快感。傅作义请毛泽东为工程开工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也题了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荆江分洪主体工程完工后，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高兴地说：“荆江分洪工程不搞吧，又怕淹了湖北；搞吧，黄克诚同志来电说，如果不彻底搞，湖南出了力，就等于自己淹自己。我们决定了彻底搞，并限期100天完工，结果75天就完工了。如果没有限期，就不会完成得这样快。”
1954年7月至8月，长江上游洪峰汹涌而下，长江中下游出现了有水文记录以来历史上最大的洪水，长江和汉江同时告急！江水已经没过了武汉市的最高水位线，江堤险情迭出，荆江大堤危在旦夕。一封封电报飞到了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手里。为了保住荆江大堤，保卫武汉，政府不得不三次动用刚刚完工的荆江分洪工程，分泄了一万流量，使沙市水位下降近一米，保住了荆江大堤，减缓了武汉洪水的上涨速度。得知武汉人民战胜特大洪水后，毛泽东再次挥毫致意：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摘编自《红墙知情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