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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留言】60年一轮回，曾经与马恒昌小组比肩的大转子小组，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蒙尘，令许多人感伤。它的巨大贡献在奔腾的中国工业史上留下浓重一笔。如今期待复建，呼唤那强大的正能量再次注入中国制造中！
2013年初，我查阅沈阳地区工厂历史资料时，看到了1964年4月27日第一机械工业部文件——《关于推广马恒昌小组和大转子小组（陈富文小组）经验的决定》。
这是我 第一次看到当年关于表彰沈阳重型机器厂大转子小组的“红头文件”。原来，以前名满全国的“两大先进班组”和“机械工业战线上的两面红旗”源出于此。显然，大多数人对最早开创职工民主管理、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和接见次数最多的马恒昌小组更熟悉。对另一面红旗如何擎起，是否依然飘扬不甚了解。时至今日，大转子小组成立60周年，我试图还原他们开创新中国装备制造业历史，成为中国制造先锋的坚持与付出。
一任组长
关键人物：陈富文（大转子小组的第一任组长）
1918年，陈富文出生在辽宁盖县，16岁时离家到日本工厂当学徒。旧社会“三年徒弟，三年奴隶”的生活使他备尝艰辛。那时工人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昭钢大猪圈，住友阎罗殿，早晨上了班，晚上不知见不见。
在伪满鞍山太古制钢所做工时，厂主不顾工人死活，用报废的铜罐化铜，造成爆炸事故，很多工友死于非命，陈富文也在事故中受了伤。虽然死里逃生，但没有得到厂方任何救助的他，只能失业回乡。
1948年东北解放，陈富文感受着新生活，积极投身其中，参加恢复和建设工作。1952年2月，陈富文来到沈阳第二机器厂（沈阳重型机器厂前身）炼钢车间铸钢部工作。很快，他凭着良好的技术素质和生产组织能力成为骨干。
1953年，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水电事业得到空前发展。水力发电设备所需的水轮机“大转子”①自然成了当时急需的产品。在此之前，我国的大型转子产品全部依赖进口。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下令，在沈阳重型机器厂成立专门制造大转子的生产班组。同年3月25日，以陈富文为组长兼技术指导的大转子小组成立了。成立之初，就接到生产10000千瓦大转子的艰巨任务。面对仅有的一张图纸、型线复杂、上千个尺寸和严格的质量要求，连大转子模样都没见过的小组成员，下决心“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造出我们自己的大转子！”
组长陈富文白天带领大家，与技术人员一起熟悉图纸，研究造型方法。晚上回家，边看图纸边琢磨，用小刀在大萝卜上刻制模型，摸索转子造型的门道儿。
经过四个多月的苦心钻研和探索，一台完全合格的大转子，在他们手中制造出来了。1958年，国家急需72500千瓦转轮，这可是个毛重44吨的超级大家伙。生产前夕，两个外国专家在车间里看了一圈，摇着头说：“你们这个条件，根本不可能做出合格的转轮。”陈富文和全组的人知道了这话，却不信这个邪，誓要干出个漂亮活让他们看看。没有专用地坑，他们十几个人连班不停地挖出来，又用土办法巧妙地解决了“稀泥坑底”承载600吨以上重量的问题。没有专用砂箱，他们利用旧的改制。三个多月后，奇迹诞生了，陈富文班组成功制造出当时东方最大的一台72500千瓦大转子，且质量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台大转子被安装在我国自行设计的新安江水电站，还被印在全国发行的邮票上。1959年，陈富文代表全组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大转子小组从此进入全国先进班组行列。
1963年，大转子小组成立10周年，第一机械工业部下发了《关于学习和推广沈阳重型机器厂大转子小组经验的通知》。
《通知》签发的时间是1963年 6月20日，这天正好是陈富文45周岁生日。这一通知早于我看到的1964年4月27日第一机械工业部文件——《关于推广马恒昌小组和大转子小组（陈富文小组）经验的决定》，也就是说，陈富文小组更早地擎起了全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之后，他们成功制造出10万千瓦大转子，22万千瓦大转子和30万千瓦“转子王”，使我国转轮制造跃上世界级新台阶。
几十年间，陈富文和大转子小组以及他的继任者们，始终是“先进中的榜样”“模范中的标兵”。
《三十六字诀》
关键路径：虚心求教，以活为师
刚解放时的工人队伍，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很多工人甚至一字不识。大转子小组也有这种障碍，但他们“虚心求教，以活为师”，才不断造出顶级产品。
建组初期，车间领导选派技术员进组参与生产工作。全组上下非常高兴，大家一有时间，就围着技术员学着看图纸，研究工艺文件，学习计算尺寸。那时的工人们就有这个心气儿，谁也不甘落后，都抢着学。到后来，他们把技术记录和总结也弄得有模有样，将工艺上没包括的环节也总结提炼出来，率先为我国制造大型水轮机转轮提供了系统、可靠的实际操作资料。
大转子小组成员常说：“活是人做的，活又教会了人”。“以活为师”是他们掌握过硬本领的诀窍。他们把实践中总结的造型操作要领，归纳出了既保证产品质量，又确保安全的《三十六字诀》②，即使在今天，这《三十六字诀》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绣花精神
关键理念：质量第一，雷打不动
过去，在铸造工人中流传一句话：“睁眼造型，闭眼倒火”。意思是说铸造产品的好坏难以控制。因此，“不求优质，但求合格”“差点没啥”的思想普遍存在。但是，在大转子小组，这种思想苗头统统消灭，他们的口号是“要合格，更要优质”。
更高的要求，意味着更大的难度；而更大的难度，意味着出活缓慢，附带个人收入减少。某日刚发完工资，组里的一位工人看到自己的计件工资比别组的少了许多，就把手中的铁锹往地上一摔，说：“出活差不多就行呗，活好了，钱少了，这月咱组的两块罗马表又跑了。”有人凑上来说：“大转子组干活像绣花，弄那么好有啥用？”
懈怠潜伏在抱怨之后，组长陈富文立即召集全组开专题会。会上，他请老工人给大家讲故事：以前组里曾经试制过三台转子，觉得做得挺顺当，质量也差不多。没想到，在哈尔滨的鉴定会上，许多人提出叶片厚薄不均匀、表面不光滑等缺陷。刚开始，组里的人还不服气，等到他们来到哈尔滨电机厂，看到现场工人用砂轮很费劲地重新修整叶片，并指责说“这活真够戗”时，才醒悟过来。陈富文进一步说：“为了计件工资赶数量，质量就没法保证，你也差不多就行，他也差不多就行，加在一起就差多了。留下质量隐患，下道工序就不好干了，造成的损失更大。把心放在活上，就能干出好活来；把心放在钱上，就干不出好活来。”他又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一台72500千瓦的转轮转一圈，为国家创造价值5角钱，一分钟转150圈，一小时创造价值就是4500元，一天就超过10万元。一台质量好的转子能用20年；不好的用10年，还要经常停车检修，损失巨大。质量好与坏之间相差多少？
正是这样的责任心让大转子小组坚守住了“绣花精神”。他们修芯子连芯头都修得横平竖直，就像一条线；往砂箱上插钉子，一个钉帽也不歪；做转子扣完箱，他们顶着高温，爬进砂型里去检查内部尺寸，从不马虎。
几十年间，他们制造的转子占全国混流式转子装机容量的65%，不仅台台质量合格，且许多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堪称中国转轮制造史上的奇迹。
时光荏苒，岁月淘沙。从1990年代末开始，大转子小组所在企业的产品结构发生改变且转制重组，而今，这一面工业战线上的红旗已折叠入人们的记忆深处。
当我为《当代工人》撰写此文，访问了许多大转子小组所在企业的领导和工人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是能像以前大转子小组那样就好了”。熟悉者赞不绝口，年轻一代难以置信却不吝钦佩。有人甚至讨论复建大转子小组的可能，说者激昂，听者激动。我不禁对大转子小组的重生充满期待。
社会转型中，人们的价值取向趋向多元，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大不如前，一些人的工作态度和对自己所处群体的看法摇摆不定。但分明还有很多很多人，内心珍藏着大转子小组的良好形象，至今视它为榜样。这使我看到了这一群体的希望，并坚信“今天，尽管产业工人的数量在下降，但作为一个阶级，它仍然被视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具有稳定社会根基的决定性力量。”W
责编/王欢
wh@lnddgr.cn
2013年初，我查阅沈阳地区工厂历史资料时，看到了1964年4月27日第一机械工业部文件——《关于推广马恒昌小组和大转子小组（陈富文小组）经验的决定》。
这是我 第一次看到当年关于表彰沈阳重型机器厂大转子小组的“红头文件”。原来，以前名满全国的“两大先进班组”和“机械工业战线上的两面红旗”源出于此。显然，大多数人对最早开创职工民主管理、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和接见次数最多的马恒昌小组更熟悉。对另一面红旗如何擎起，是否依然飘扬不甚了解。时至今日，大转子小组成立60周年，我试图还原他们开创新中国装备制造业历史，成为中国制造先锋的坚持与付出。
一任组长
关键人物：陈富文（大转子小组的第一任组长）
1918年，陈富文出生在辽宁盖县，16岁时离家到日本工厂当学徒。旧社会“三年徒弟，三年奴隶”的生活使他备尝艰辛。那时工人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昭钢大猪圈，住友阎罗殿，早晨上了班，晚上不知见不见。
在伪满鞍山太古制钢所做工时，厂主不顾工人死活，用报废的铜罐化铜，造成爆炸事故，很多工友死于非命，陈富文也在事故中受了伤。虽然死里逃生，但没有得到厂方任何救助的他，只能失业回乡。
1948年东北解放，陈富文感受着新生活，积极投身其中，参加恢复和建设工作。1952年2月，陈富文来到沈阳第二机器厂（沈阳重型机器厂前身）炼钢车间铸钢部工作。很快，他凭着良好的技术素质和生产组织能力成为骨干。
1953年，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水电事业得到空前发展。水力发电设备所需的水轮机“大转子”①自然成了当时急需的产品。在此之前，我国的大型转子产品全部依赖进口。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下令，在沈阳重型机器厂成立专门制造大转子的生产班组。同年3月25日，以陈富文为组长兼技术指导的大转子小组成立了。成立之初，就接到生产10000千瓦大转子的艰巨任务。面对仅有的一张图纸、型线复杂、上千个尺寸和严格的质量要求，连大转子模样都没见过的小组成员，下决心“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造出我们自己的大转子！”
组长陈富文白天带领大家，与技术人员一起熟悉图纸，研究造型方法。晚上回家，边看图纸边琢磨，用小刀在大萝卜上刻制模型，摸索转子造型的门道儿。
经过四个多月的苦心钻研和探索，一台完全合格的大转子，在他们手中制造出来了。1958年，国家急需72500千瓦转轮，这可是个毛重44吨的超级大家伙。生产前夕，两个外国专家在车间里看了一圈，摇着头说：“你们这个条件，根本不可能做出合格的转轮。”陈富文和全组的人知道了这话，却不信这个邪，誓要干出个漂亮活让他们看看。没有专用地坑，他们十几个人连班不停地挖出来，又用土办法巧妙地解决了“稀泥坑底”承载600吨以上重量的问题。没有专用砂箱，他们利用旧的改制。三个多月后，奇迹诞生了，陈富文班组成功制造出当时东方最大的一台72500千瓦大转子，且质量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台大转子被安装在我国自行设计的新安江水电站，还被印在全国发行的邮票上。1959年，陈富文代表全组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大转子小组从此进入全国先进班组行列。
1963年，大转子小组成立10周年，第一机械工业部下发了《关于学习和推广沈阳重型机器厂大转子小组经验的通知》。
《通知》签发的时间是1963年 6月20日，这天正好是陈富文45周岁生日。这一通知早于我看到的1964年4月27日第一机械工业部文件——《关于推广马恒昌小组和大转子小组（陈富文小组）经验的决定》，也就是说，陈富文小组更早地擎起了全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之后，他们成功制造出10万千瓦大转子，22万千瓦大转子和30万千瓦“转子王”，使我国转轮制造跃上世界级新台阶。
几十年间，陈富文和大转子小组以及他的继任者们，始终是“先进中的榜样”“模范中的标兵”。
《三十六字诀》
关键路径：虚心求教，以活为师
刚解放时的工人队伍，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很多工人甚至一字不识。大转子小组也有这种障碍，但他们“虚心求教，以活为师”，才不断造出顶级产品。
建组初期，车间领导选派技术员进组参与生产工作。全组上下非常高兴，大家一有时间，就围着技术员学着看图纸，研究工艺文件，学习计算尺寸。那时的工人们就有这个心气儿，谁也不甘落后，都抢着学。到后来，他们把技术记录和总结也弄得有模有样，将工艺上没包括的环节也总结提炼出来，率先为我国制造大型水轮机转轮提供了系统、可靠的实际操作资料。
大转子小组成员常说：“活是人做的，活又教会了人”。“以活为师”是他们掌握过硬本领的诀窍。他们把实践中总结的造型操作要领，归纳出了既保证产品质量，又确保安全的《三十六字诀》②，即使在今天，这《三十六字诀》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绣花精神
关键理念：质量第一，雷打不动
过去，在铸造工人中流传一句话：“睁眼造型，闭眼倒火”。意思是说铸造产品的好坏难以控制。因此，“不求优质，但求合格”“差点没啥”的思想普遍存在。但是，在大转子小组，这种思想苗头统统消灭，他们的口号是“要合格，更要优质”。
更高的要求，意味着更大的难度；而更大的难度，意味着出活缓慢，附带个人收入减少。某日刚发完工资，组里的一位工人看到自己的计件工资比别组的少了许多，就把手中的铁锹往地上一摔，说：“出活差不多就行呗，活好了，钱少了，这月咱组的两块罗马表又跑了。”有人凑上来说：“大转子组干活像绣花，弄那么好有啥用？”
懈怠潜伏在抱怨之后，组长陈富文立即召集全组开专题会。会上，他请老工人给大家讲故事：以前组里曾经试制过三台转子，觉得做得挺顺当，质量也差不多。没想到，在哈尔滨的鉴定会上，许多人提出叶片厚薄不均匀、表面不光滑等缺陷。刚开始，组里的人还不服气，等到他们来到哈尔滨电机厂，看到现场工人用砂轮很费劲地重新修整叶片，并指责说“这活真够戗”时，才醒悟过来。陈富文进一步说：“为了计件工资赶数量，质量就没法保证，你也差不多就行，他也差不多就行，加在一起就差多了。留下质量隐患，下道工序就不好干了，造成的损失更大。把心放在活上，就能干出好活来；把心放在钱上，就干不出好活来。”他又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一台72500千瓦的转轮转一圈，为国家创造价值5角钱，一分钟转150圈，一小时创造价值就是4500元，一天就超过10万元。一台质量好的转子能用20年；不好的用10年，还要经常停车检修，损失巨大。质量好与坏之间相差多少？
正是这样的责任心让大转子小组坚守住了“绣花精神”。他们修芯子连芯头都修得横平竖直，就像一条线；往砂箱上插钉子，一个钉帽也不歪；做转子扣完箱，他们顶着高温，爬进砂型里去检查内部尺寸，从不马虎。
几十年间，他们制造的转子占全国混流式转子装机容量的65%，不仅台台质量合格，且许多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堪称中国转轮制造史上的奇迹。
时光荏苒，岁月淘沙。从1990年代末开始，大转子小组所在企业的产品结构发生改变且转制重组，而今，这一面工业战线上的红旗已折叠入人们的记忆深处。
当我为《当代工人》撰写此文，访问了许多大转子小组所在企业的领导和工人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是能像以前大转子小组那样就好了”。熟悉者赞不绝口，年轻一代难以置信却不吝钦佩。有人甚至讨论复建大转子小组的可能，说者激昂，听者激动。我不禁对大转子小组的重生充满期待。
社会转型中，人们的价值取向趋向多元，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大不如前，一些人的工作态度和对自己所处群体的看法摇摆不定。但分明还有很多很多人，内心珍藏着大转子小组的良好形象，至今视它为榜样。这使我看到了这一群体的希望，并坚信“今天，尽管产业工人的数量在下降，但作为一个阶级，它仍然被视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具有稳定社会根基的决定性力量。”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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