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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反美主义是一种全球现象，反映了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称王称霸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欧洲国家更为常见。欧洲的反美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该地区精英阶层不能认同美国文化的观念，美国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使欧洲的反美主义具有了抵制“美国化”和维护当地文化认同的深刻含义。因此，欧洲国家的任何反美主义形式，都可以从文化上找到其根源。
[关键词]反美主义，美国化，文化
[中图分类号]K5 D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6—0005—07
在当代国际社会，反美主义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不仅经常在国际政治中与美国对立的国家爆发，而且广泛存在于美国的盟国，欧洲国家(本文主要指西欧国家，下同)尤甚。反美主义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引发因素，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讲，欧洲国家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关系密切，但精英阶层始终难以认同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传播，反美主义的表现形式多与抵制“美国化”以维护欧洲文化认同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美国文化的广泛传播对当地文化构成的威胁，一点也不亚于对其他发达国家，但它们却很少采取过激抵制的措施，反美主义的出现多与美国对它们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有关。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对美国政策以及诸如美国式民主和商业惯例等理想的批评在传统盟国的公众中间十分高涨。事实上，在诸如加拿大、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对美国批评性的评价要比非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更为普遍”。欧洲国家的反美主义有着很长的历史，甚至早于美国的立国，美国崛起后，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及其“征服”和“改造”他国霸权地位的行为，无疑是欧洲国家反美主义加剧的主要因素。在欧洲国家的精英阶层，很多人对美国文化一直持激烈抨击的态度，这是欧洲国家反美情绪从来没有间断的根本原因。本文试图从整体上通过对欧洲国家反美主义的历史考察，提供一个揭示其根源的文化视角。
一、对“Anti-Americanism”界定的考察
什么是Anti-Americanism?将这一术语翻译成“反美主义”是否能够准确地传递了它实质性的内容，的确需要斟酌推敲。这里首先要搞清楚“Americanism”的基本含义。“ism”在英文中有“主义”的意思，但也有“行为”或“特性”的含义。在中文的语境中，“主义”一般指对客观世界或对某一重大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主张，具有指导信奉这种主张的人们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处世原则的意义。“Americanism”在英语中包含了多层意思，很多情况下指通过对其他语言的借鉴在美国本土形成了与英国英语区别的美式英语，美国文学家阿瑟·沃尔德霍恩对此曾有过比较精辟的论述，大致意思是说，美式英语的词汇主要来自英国英语，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从另外六种语言中借鉴了不少东西。尽管构成美国英语的词汇早就在英国语言中存在，可在美国采用时却赋予了新的含义。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当19世纪末叶来自东南欧的移民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后，很多美国著名人士认为“Americanism”是指新移民对美国主流生活方式的接受。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894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Americanism的基本含义是指爱国主义和对美国的忠诚。罗斯福特别强调了“Americanism”的第三层意思是“对来到我们海岸的新移民的美国化。我们必须在言谈上、在政治思想和原则上，以及在他们看待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等各个方面使他们美国化”。这一时期美国出现的针对新移民的“百分之百的Americanism"运动便是这方面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Americanism”中包含着以美国主流文化对新移民实施同化的含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率先进入现代大众消费社会，形成了代表“现代性”的消费理念，以及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生活方式。此时，“Americanism”频频出现在报刊文章和学者的论著之中，其包含的内容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主要指在美国形成的与传统相对立的现代生活方式。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追求经济利润的刺激下很快向全球蔓延，与美国经济联系较为密切的国家最先感到了这种生活方式对传统之延续的威胁。到了20世纪20年代，“从文化上讲，美国正在变得以爵士乐、电影和广告的国度而著称。人们正在很容易地谈到一种独特的美国世界观、风格和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欧洲的现代化似乎已经与存在于美国的东西并行不悖，出现了更世俗、更民主、城市化加快、发展步伐更快、地理流动性更大、无阶级之分、对传统的质疑以及崇尚变革等特征”。对竭力维护文化传统的欧洲精英们来说，以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为特征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传播，似乎给他们控制的文化特权带来“不祥之兆”，由此便出现了“Anti-Americanism”这一至今依然十分流行的术语。欧洲研究“美国化”的权威之一埃尔伍德就认为，“Anti-Americanism”这一术语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美国资本和商品的洪流在欧洲“泛滥成灾”，引起了欧洲精英们的“担忧和敌对”，似乎世界出现了“既刻美国化”的趋势。欧洲这一时期风行一时的“文化保护主义”，其实就是对美国生活方式对当地文化影响的一种抵制，也是“Anti-Americanism”体现出的基本内容。因此，把“Americanism”翻译成“美国主义”似乎与原意不大相符，把“Anti-Americanism”相应地翻译为“反美主义”更是不大妥当，好像欧洲人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抵制受到系统化理论的指导，以至于成了一种“主义”。
如果对“Americanism”进行一番历史的考察，“美国主义”显然不是一个很好地表达这一术语基本含义的中文词汇，倒是“美国方式”或“美国特性”还能与之联系密切，大致能把这一术语本来就具有很浓厚的文化色彩体现出来。葛兰西在其名著《狱中札记》中用了很多笔墨探讨了“Americanism”的含义，认为它是与进入欧洲文化背景中的“福特制”具有密切的联系，它“不是毁灭欧洲文化核心的邪恶怪兽，其带来的希望在于改变了欧洲社会古老的仪式化结构，造成了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明显的潜在敌对”。因此，“Anti-Americanism”更多的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抵制，将其翻译为“反美国方式”也许更为准确。不过，中国学术界现在对这一术语的翻译已经约定俗成，本文也采用了“反美主义”这一译名，这里对这一术语的考察只是想引起读者对其精确含义的注意，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二、欧洲社会反美主义的文化根源
笔者曾写过一篇论文探讨了欧洲上层社会人士的美国观，他们可以说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大洋彼岸正在崛起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在欧洲精英群中，对美国这片充满活力与生机土地赞扬者不乏 举进入其欧洲盟国，致使这些国家再掀“美国化”的高潮。与苏联冷战的不断升级加剧了西欧国家在维护地区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它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固有矛盾，特别是在整个国家层面上对美国文化的贬抑之声有所“收敛”，但从来不会消失。用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库欣·斯特劳特的话来说：“作为一种伟大文化的继承者，欧洲人对他们失去控制事件的能力深感苦恼。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依赖于一个对他们来说具有低劣文化的傲慢强国。”这也是那些持有激进思想的欧洲学者对美国文化进行激烈批评的主要原因。
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西的圣保罗和瑞士的日内瓦分别召开了两次国际会议，与会专家提交的论文和讨论纪要后来出版，书名为《旧世界和新世界：它们的文化与道德关系》(The OldWorld and the New：Their Cultural and Moral Rela－tions)。在这两次会议上，来自欧洲和拉美的一些持激进观点的学者猛烈地抨击了美国的物质主义、帝国主义、机械化和麦卡锡主义。在圣保罗会议上，一位意大利学者在发言中指出了美国人对欧洲文化的偏见，甚至把美国人的观念谴责为一知半解，浅薄无知。美国文化是“一种十足的行动主义文化，致力于技术、实用性和效益”。因此，美国人只是根据两个范畴来考虑问题，即技术和原始主义，由此创造了极度缺乏任何历史感的“理性主义文明”。这样，没有历史感的美国人也许断言，国际对话在早期阶段就已经陷入僵局。即使是对旧世界传统不屑一顾的马克·吐温也十分清楚，亚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佬也有不明之处。(《亚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佬》是吐温的一本长篇小说书名。一引者)这位意大利学者的发言很有代表性，把欧洲学者对美国文化的贬低用学理性的语言展现出来。在随后不久的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再次成为与会学者辩论的目标，欧洲一些学者对美国文化的批判似乎更进了一步。德国新闻记者罗伯特·容克做了题为“欧洲和美国技术统治”的发言，把美国描述为是欧洲建造的“一个技术治国怪物”，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兽反过来以致命的报复手段把矛头直指它的创造者，这是欧洲人所始料未及的。美国利用了欧洲的科学和技术思想，发展成为这样的社会，即“一个封闭的小集团控制了经济繁荣、消费以及情趣，最后由于最新发明的威胁性本质而控制了人们的生存”。如果大众不转向欧洲激发起的精神价值观，那么大祸就即将来临。因此，“让我们帮助这些可怜的美国人吧，他们仍然对生活的艺术、生活的愉悦以及真正的虔诚一无所知。容克的讲话在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尽管一些与会欧洲学者也不大同意他对美国明显带有很大偏见的描述，但他的观点却真实地反映了在欧洲这片土地上长期形成的对美国根深蒂固的认识。
在50年代，诸如容克这样从根子上瞧不起美国文化的学者在欧洲知识界很多，他们打心里不愿意看到来自大洋彼岸“低劣”的大众文化取代他们一直为之自豪和高扬的本土文化。战后初期，出于摆脱经济困境的需要，西欧国家更多地从经济的角度考虑美国消费品的涌入，知识界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暂时让位于对经济复兴的关注。不过，这样一种状况只是特殊的局面所造成，既不会改变欧洲精英们对美国文化形成的刻板之见，也注定不会持续太久。随着西欧国家经济走出二战带来的巨大破坏而日益繁荣，60年代以后在这些国家的政界和学界要求摆脱美国控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对美国文化的批评相应地出现了回升趋势，对“美国化”的抵制开始在精英群中变得很广泛，出现了纽曼创作的歌曲中“包括我们的老朋友，都将我们贬得一钱不值”的歌词。这里所谓的“老朋友”显然主要指很长时间内追随美国的欧洲诸盟国。1987年初，美国驻英国大使写道：“暴力的美国、粗俗的美国和无能的美国在欧洲都已经成为日常的形象。著名大学的教授和权威杂志的作者、富有创新的艺术家和政治家无不渲染和传输了这种信息……西欧的民意测验常常表明了对美国政策的不屑一顾，对美国电影的深深怀疑，这些几乎都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描述是这位美国驻海外官员的耳闻目睹，也反映了他对欧洲存在的反美主义潜流的深刻忧虑。
四、当代欧洲反美主义的文化解读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在很多欧洲人看来意味着两种敌对意识形态的对立以西方的胜利而告终，苏联的解体使他们长期担心的安全问题似乎不需要美国的支持也能得到保障。然而，作为冷战遗留下来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可不这样想。凭借着超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继续以“老大”自居，不把任何其他国家放到眼里，在单边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强大的“硬实力”的支持下，美国大众文化风靡全球，欧洲国家同样难逃此“劫”，冷战后全球“美国化”出现了加剧的趋势。尽管欧洲学者中很多有识之士提出了重新认识“美国化”的新观点，他们的呼声显然对学术界研究全球“美国化”很有启迪，可是并不足于改变数百年来欧洲精英们对美国文化与社会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认识。冷战后欧洲国家反美主义出现高潮原因固然很多，但都可以在欧洲国家的历史上找到其根源，也就是欧洲精英们脑海中的美国固定的负面形象依然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约菲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欧洲精英们如何在贬抑美国的同时，实现对欧洲社会和文化的高扬。一是“美国在道义上是倒退的”。美国对自己的人民执行死刑，而欧洲则没有，美国喜欢对他国动枪动炮，而欧洲只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才会这样做。美国这片土地充斥着不容异己的原教旨主义宗教，而欧洲则行走在开明的世俗化的路上。美国是一个不遵循全球善行规则的国家，如不尊重国际气候公约，拒不批准国际刑事法院或禁止地雷条约。在国际上，美国是把“肮脏的哈里”(Dirty Harry)(“肮脏的哈里”是一部美国电影名，讲一名自称天歇的杀手借着连续的暗杀行动向市政府勒索巨款，并扬言得不到赎金便要持续虐杀，哈里不计一切代价誓将凶手绳之以法。一引者注)和“世界警察”(Globocop)结合为一体，是国际社会中一个不负责任和蛮不讲理的国家。二是“美国在社会领域是倒退的”。美国是“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之语)的土地，拒绝为非常需要的人提供诸如医疗保险等紧急社会服务。美国不是改善穷人和无技术之人的生活待遇，相反却把他们中成千上百万人逼到绝境，铤而走险，最后锒铛入狱。欧洲对穷人不是采取救济，而是提高他们的生活技能。美国不但接受而且欣赏总收入的不平等，而欧洲却在社会公正的名义下坚持再分配。三是“美国在文化上是倒退的”。美国人吃的是油腻的快餐，整天沉迷于庸俗的大众娱乐之中，极度缺乏艺术感，只是向称为财神(Mammon)的上帝祷告。美国不像欧洲人那样为具有高品位的艺术提供补助，而是无情地使高雅文化让位于流行文化。总而言之，在美国，个人主 义十分猖獗，致使诸如休戚相关和共同体、情趣和礼貌等欧洲最好的价值观无立足之地。约菲是个德国学者，还是个著名的记者，成天与德国精英人士打交道，他对欧洲精英阶层美国观的理解应该是来自直接与他们接触时的切身体验。
欧洲精英们对美国的上述认识显然带有很大的偏见在内，就连约菲也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但是这种有偏见的认识并非新出现的，而是在欧洲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成为欧洲人对美国“不屑一顾”的根源。美国学者约翰·格雷曾以“火星”和“金星”的比喻说明了男女之别，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凯根在2003年出版的专著，借这个比喻表明了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存在着本质上不同的差异，即“美国人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火星”是战争的象征，而“金星”却代表着爱和美，这一比喻想要说明什么，这里再也清楚不过了。因此，美国海外出兵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行为，常常会直接引发起欧洲很多国家大规模的反美主义浪潮。这种浪潮似乎是由一个偶然的火花所点燃，其实偶然的背后隐藏着一些必然因素，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还是归结为对美国文化的厌恶甚或仇视。美国的海外干涉行为，无疑首先服务于本国政府所追求的非常现实的利益，但同时也体现了美国人对国际社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的看法，说到底，还是文化的观念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人在这点上还是看得比较清楚，他们环顾全球无所不在的反美情绪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反美主义的兴起是对美国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否定，反美主义者“恨我们的价值观，而不是我们的政策”。
按照这样的逻辑，对于反美主义者来说，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做什么并不十分重要，而美国是什么和美国的行为象征着什么，却成为反美情绪很难平息的根本因素。也就是说，大规模的反美浪潮通常由一个事件引发，这种浪潮会随着事件的结束而逐渐“下落”，但对美国文化抵触的情绪却长期滞留在反美主义者的脑海之中，如果条件具备，一遇“火花”，便有可能再次燃烧起熊熊“大火”。美国前驻法国大使费利克斯·罗哈廷以自己在欧洲多年的经历认为，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的反美主义情绪并不是针对美国奉行的具体对外政策，而是体现出了源于美国的全球化对欧洲文化的威胁。美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摧毁一切”，这种意识在欧洲很普遍。所以，“欧洲的反美主义形式更多地集中在‘美国是什么’这一问题上，把极左派、极右派和正教教会团结在一起。老左派恨美国是因为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死刑和全球化。极右派恨美国是因为其在巴尔干半岛促进威胁希腊民族主义的多文化主义。正教大主教(Orthodox Archbishop)恨美国是因为它引诱希腊年轻人放弃他们的传统和宗教”。欧洲精英们这种在根本上对美国文化价值观难以认同的心态在后冷战时代显然没有呈减弱之势，反而由于美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一意孤行”得到了有力的强化，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美国海外干涉行为做出激烈的反应。
2002年9月，美国国务院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参加为期两天的会议。按照国务院发言人理查德·鲍彻的解释，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探讨全世界反美主义的各种表现及其根源，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美国怎么应对这一问题”。如何能够有效地缓解全球的反美主义，这次会议大概也不会找出什么“良药妙方”，但却说明了“反美主义”已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而成为美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非常普遍的全球性问题。美国是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强大“软实力”的国家，其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科学技术、文化产品，以及教育体制等对世界其他国家之人产生的吸引力或诱惑力恐怕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与之相比。与此同时，美国又拥有无国可敌的“硬实力”。这两种实力的结合使美国比其他大国更容易产生在国际社会以“老大”或领袖自居的心态，唯我独尊或唯我“正确”的心理易于导致美国最不愿意听取和接受与自己政策相左的善意劝告，往往以“我”为标准确定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在这样一种心态的指导下，美国总是想发号施令，让其他国家俯首称臣，试图左右国际大趋势的发展。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件上，美国自恃强大，一意孤行，甚至置众国之怒于不顾。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称王称霸”的作风或行为是对构成国际社会主体的大多数主权国家的蔑视，既易于刺伤它们的民族自尊心，也易于在这些国家内部激发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对立由此加剧，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全球“美国化”尽管不会成为现实，但在这一进程中却同样体现了美国一以贯之的“霸道”心态，明显包含了以我为中心的取向，以及对其他国家文化传统的“蔑视”。这样，全球的反美主义自然与“美国化”之间存在着某种有机的联系，也就是说，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是形成反美主义的主要因素之一。欧洲国家的反美主义并不是一种特殊的地区现象，而是反映出了国际社会对美国试图利用文化优势来维护其全球霸权的不满，对这一地区反美主义来龙去脉的考察，有助于从文化的视角揭示出全球反美主义的根源。
欧洲的反美情绪无疑是广泛的和普遍的，但精英人士和普通公众对美国的态度还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在前者的眼中，“美国化”对本土文化或生活方式构成的威胁恰恰正是建立在后者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普遍喜欢之上。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消费主要是满足物质和精神生活上的需求，普通公众并非必然清楚这样做会带来本土文化弱化和美国影响日益上升的结果，这种结果显然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他们可以说是形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当事一方，但调查显示他们不希望在本国日常生活中看到美国影响的日益增大。因此，对那些反美情绪强烈的精英人士来说，公众既喜欢美国文化产品，但又不希望美国影响上升，是一个很难以解决的矛盾。需要不断地告知或提醒他们美国文化产品的庸俗和低劣，对这些产品的消费必然会带来不利于国家和个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负面效应。这方面的描述经常见诸于欧洲国家的新闻媒体或精英人士之口，其目的就是试图唤起公众对本国悠久文化的自豪感，使他们具有抵制美国文化入侵的自觉意识。显而易见，公众不会停止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消费，但却会受到对本国文化或生活方式弘扬的媒体舆论的影响，形成了对美国不满或严重不满的态度。精英阶层是反美主义者的主体，但公众的这种态度却构成了欧洲反美主义的社会基础。 从根本上讲，欧洲反美主义是文化上对“美国象征着什么”的敌视。这里面不乏正确的认识，但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美国的误解和扭曲。这些“扭曲”的或不符合实际的认识，羞不多都是历史上欧洲人美国观在新时期的回应或再现，旨在对美国文化和社会的抨击中，凸显欧洲文化的“精深”和欧洲人高扬的价值观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并会在克服人类面对着的一个个困境过程中，促使人类文明迈向更高的阶段。这就是欧洲很多国家反美主义的主要根源所在。不管是美国境外之人表现出激烈的反美主义行为，还是固存于他们脑海深处的反美情绪，在很多情况下是对明显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文化的抵制。只要美国不停止向外输出自己的文化，国外的反美主义大概就不可能消失。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外文化扩张可以说是达到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国外的反美主义只会呈现出加剧的趋势。关于这一点，英国学者乔治·麦凯指出，“20世纪是反美的世纪”，进人21世纪后，并未出现任何改观的迹象，“不管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炒得如何沸沸扬扬，但反美主义丝毫未呈减弱之势，甚至是相当猖獗的”例。麦凯在英国中兰开夏大学开设全球“美国化”的课，鼓励学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探讨全球反美主义问题，他本人不大赞成在文化方面人们采用的激烈的反美主义形式，但他的结论却反映出当今世界的一个事实或一种趋势。
【责任编辑 倪金荣】
[关键词]反美主义，美国化，文化
[中图分类号]K5 D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6—0005—07
在当代国际社会，反美主义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不仅经常在国际政治中与美国对立的国家爆发，而且广泛存在于美国的盟国，欧洲国家(本文主要指西欧国家，下同)尤甚。反美主义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引发因素，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讲，欧洲国家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关系密切，但精英阶层始终难以认同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传播，反美主义的表现形式多与抵制“美国化”以维护欧洲文化认同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美国文化的广泛传播对当地文化构成的威胁，一点也不亚于对其他发达国家，但它们却很少采取过激抵制的措施，反美主义的出现多与美国对它们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有关。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对美国政策以及诸如美国式民主和商业惯例等理想的批评在传统盟国的公众中间十分高涨。事实上，在诸如加拿大、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对美国批评性的评价要比非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更为普遍”。欧洲国家的反美主义有着很长的历史，甚至早于美国的立国，美国崛起后，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及其“征服”和“改造”他国霸权地位的行为，无疑是欧洲国家反美主义加剧的主要因素。在欧洲国家的精英阶层，很多人对美国文化一直持激烈抨击的态度，这是欧洲国家反美情绪从来没有间断的根本原因。本文试图从整体上通过对欧洲国家反美主义的历史考察，提供一个揭示其根源的文化视角。
一、对“Anti-Americanism”界定的考察
什么是Anti-Americanism?将这一术语翻译成“反美主义”是否能够准确地传递了它实质性的内容，的确需要斟酌推敲。这里首先要搞清楚“Americanism”的基本含义。“ism”在英文中有“主义”的意思，但也有“行为”或“特性”的含义。在中文的语境中，“主义”一般指对客观世界或对某一重大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主张，具有指导信奉这种主张的人们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处世原则的意义。“Americanism”在英语中包含了多层意思，很多情况下指通过对其他语言的借鉴在美国本土形成了与英国英语区别的美式英语，美国文学家阿瑟·沃尔德霍恩对此曾有过比较精辟的论述，大致意思是说，美式英语的词汇主要来自英国英语，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从另外六种语言中借鉴了不少东西。尽管构成美国英语的词汇早就在英国语言中存在，可在美国采用时却赋予了新的含义。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当19世纪末叶来自东南欧的移民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后，很多美国著名人士认为“Americanism”是指新移民对美国主流生活方式的接受。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894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Americanism的基本含义是指爱国主义和对美国的忠诚。罗斯福特别强调了“Americanism”的第三层意思是“对来到我们海岸的新移民的美国化。我们必须在言谈上、在政治思想和原则上，以及在他们看待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等各个方面使他们美国化”。这一时期美国出现的针对新移民的“百分之百的Americanism"运动便是这方面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Americanism”中包含着以美国主流文化对新移民实施同化的含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率先进入现代大众消费社会，形成了代表“现代性”的消费理念，以及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生活方式。此时，“Americanism”频频出现在报刊文章和学者的论著之中，其包含的内容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主要指在美国形成的与传统相对立的现代生活方式。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追求经济利润的刺激下很快向全球蔓延，与美国经济联系较为密切的国家最先感到了这种生活方式对传统之延续的威胁。到了20世纪20年代，“从文化上讲，美国正在变得以爵士乐、电影和广告的国度而著称。人们正在很容易地谈到一种独特的美国世界观、风格和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欧洲的现代化似乎已经与存在于美国的东西并行不悖，出现了更世俗、更民主、城市化加快、发展步伐更快、地理流动性更大、无阶级之分、对传统的质疑以及崇尚变革等特征”。对竭力维护文化传统的欧洲精英们来说，以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为特征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传播，似乎给他们控制的文化特权带来“不祥之兆”，由此便出现了“Anti-Americanism”这一至今依然十分流行的术语。欧洲研究“美国化”的权威之一埃尔伍德就认为，“Anti-Americanism”这一术语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美国资本和商品的洪流在欧洲“泛滥成灾”，引起了欧洲精英们的“担忧和敌对”，似乎世界出现了“既刻美国化”的趋势。欧洲这一时期风行一时的“文化保护主义”，其实就是对美国生活方式对当地文化影响的一种抵制，也是“Anti-Americanism”体现出的基本内容。因此，把“Americanism”翻译成“美国主义”似乎与原意不大相符，把“Anti-Americanism”相应地翻译为“反美主义”更是不大妥当，好像欧洲人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抵制受到系统化理论的指导，以至于成了一种“主义”。
如果对“Americanism”进行一番历史的考察，“美国主义”显然不是一个很好地表达这一术语基本含义的中文词汇，倒是“美国方式”或“美国特性”还能与之联系密切，大致能把这一术语本来就具有很浓厚的文化色彩体现出来。葛兰西在其名著《狱中札记》中用了很多笔墨探讨了“Americanism”的含义，认为它是与进入欧洲文化背景中的“福特制”具有密切的联系，它“不是毁灭欧洲文化核心的邪恶怪兽，其带来的希望在于改变了欧洲社会古老的仪式化结构，造成了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明显的潜在敌对”。因此，“Anti-Americanism”更多的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抵制，将其翻译为“反美国方式”也许更为准确。不过，中国学术界现在对这一术语的翻译已经约定俗成，本文也采用了“反美主义”这一译名，这里对这一术语的考察只是想引起读者对其精确含义的注意，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二、欧洲社会反美主义的文化根源
笔者曾写过一篇论文探讨了欧洲上层社会人士的美国观，他们可以说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大洋彼岸正在崛起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在欧洲精英群中，对美国这片充满活力与生机土地赞扬者不乏 举进入其欧洲盟国，致使这些国家再掀“美国化”的高潮。与苏联冷战的不断升级加剧了西欧国家在维护地区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它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固有矛盾，特别是在整个国家层面上对美国文化的贬抑之声有所“收敛”，但从来不会消失。用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库欣·斯特劳特的话来说：“作为一种伟大文化的继承者，欧洲人对他们失去控制事件的能力深感苦恼。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依赖于一个对他们来说具有低劣文化的傲慢强国。”这也是那些持有激进思想的欧洲学者对美国文化进行激烈批评的主要原因。
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西的圣保罗和瑞士的日内瓦分别召开了两次国际会议，与会专家提交的论文和讨论纪要后来出版，书名为《旧世界和新世界：它们的文化与道德关系》(The OldWorld and the New：Their Cultural and Moral Rela－tions)。在这两次会议上，来自欧洲和拉美的一些持激进观点的学者猛烈地抨击了美国的物质主义、帝国主义、机械化和麦卡锡主义。在圣保罗会议上，一位意大利学者在发言中指出了美国人对欧洲文化的偏见，甚至把美国人的观念谴责为一知半解，浅薄无知。美国文化是“一种十足的行动主义文化，致力于技术、实用性和效益”。因此，美国人只是根据两个范畴来考虑问题，即技术和原始主义，由此创造了极度缺乏任何历史感的“理性主义文明”。这样，没有历史感的美国人也许断言，国际对话在早期阶段就已经陷入僵局。即使是对旧世界传统不屑一顾的马克·吐温也十分清楚，亚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佬也有不明之处。(《亚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克州美国佬》是吐温的一本长篇小说书名。一引者)这位意大利学者的发言很有代表性，把欧洲学者对美国文化的贬低用学理性的语言展现出来。在随后不久的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再次成为与会学者辩论的目标，欧洲一些学者对美国文化的批判似乎更进了一步。德国新闻记者罗伯特·容克做了题为“欧洲和美国技术统治”的发言，把美国描述为是欧洲建造的“一个技术治国怪物”，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兽反过来以致命的报复手段把矛头直指它的创造者，这是欧洲人所始料未及的。美国利用了欧洲的科学和技术思想，发展成为这样的社会，即“一个封闭的小集团控制了经济繁荣、消费以及情趣，最后由于最新发明的威胁性本质而控制了人们的生存”。如果大众不转向欧洲激发起的精神价值观，那么大祸就即将来临。因此，“让我们帮助这些可怜的美国人吧，他们仍然对生活的艺术、生活的愉悦以及真正的虔诚一无所知。容克的讲话在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尽管一些与会欧洲学者也不大同意他对美国明显带有很大偏见的描述，但他的观点却真实地反映了在欧洲这片土地上长期形成的对美国根深蒂固的认识。
在50年代，诸如容克这样从根子上瞧不起美国文化的学者在欧洲知识界很多，他们打心里不愿意看到来自大洋彼岸“低劣”的大众文化取代他们一直为之自豪和高扬的本土文化。战后初期，出于摆脱经济困境的需要，西欧国家更多地从经济的角度考虑美国消费品的涌入，知识界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暂时让位于对经济复兴的关注。不过，这样一种状况只是特殊的局面所造成，既不会改变欧洲精英们对美国文化形成的刻板之见，也注定不会持续太久。随着西欧国家经济走出二战带来的巨大破坏而日益繁荣，60年代以后在这些国家的政界和学界要求摆脱美国控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对美国文化的批评相应地出现了回升趋势，对“美国化”的抵制开始在精英群中变得很广泛，出现了纽曼创作的歌曲中“包括我们的老朋友，都将我们贬得一钱不值”的歌词。这里所谓的“老朋友”显然主要指很长时间内追随美国的欧洲诸盟国。1987年初，美国驻英国大使写道：“暴力的美国、粗俗的美国和无能的美国在欧洲都已经成为日常的形象。著名大学的教授和权威杂志的作者、富有创新的艺术家和政治家无不渲染和传输了这种信息……西欧的民意测验常常表明了对美国政策的不屑一顾，对美国电影的深深怀疑，这些几乎都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描述是这位美国驻海外官员的耳闻目睹，也反映了他对欧洲存在的反美主义潜流的深刻忧虑。
四、当代欧洲反美主义的文化解读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在很多欧洲人看来意味着两种敌对意识形态的对立以西方的胜利而告终，苏联的解体使他们长期担心的安全问题似乎不需要美国的支持也能得到保障。然而，作为冷战遗留下来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可不这样想。凭借着超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继续以“老大”自居，不把任何其他国家放到眼里，在单边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强大的“硬实力”的支持下，美国大众文化风靡全球，欧洲国家同样难逃此“劫”，冷战后全球“美国化”出现了加剧的趋势。尽管欧洲学者中很多有识之士提出了重新认识“美国化”的新观点，他们的呼声显然对学术界研究全球“美国化”很有启迪，可是并不足于改变数百年来欧洲精英们对美国文化与社会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认识。冷战后欧洲国家反美主义出现高潮原因固然很多，但都可以在欧洲国家的历史上找到其根源，也就是欧洲精英们脑海中的美国固定的负面形象依然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约菲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欧洲精英们如何在贬抑美国的同时，实现对欧洲社会和文化的高扬。一是“美国在道义上是倒退的”。美国对自己的人民执行死刑，而欧洲则没有，美国喜欢对他国动枪动炮，而欧洲只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才会这样做。美国这片土地充斥着不容异己的原教旨主义宗教，而欧洲则行走在开明的世俗化的路上。美国是一个不遵循全球善行规则的国家，如不尊重国际气候公约，拒不批准国际刑事法院或禁止地雷条约。在国际上，美国是把“肮脏的哈里”(Dirty Harry)(“肮脏的哈里”是一部美国电影名，讲一名自称天歇的杀手借着连续的暗杀行动向市政府勒索巨款，并扬言得不到赎金便要持续虐杀，哈里不计一切代价誓将凶手绳之以法。一引者注)和“世界警察”(Globocop)结合为一体，是国际社会中一个不负责任和蛮不讲理的国家。二是“美国在社会领域是倒退的”。美国是“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之语)的土地，拒绝为非常需要的人提供诸如医疗保险等紧急社会服务。美国不是改善穷人和无技术之人的生活待遇，相反却把他们中成千上百万人逼到绝境，铤而走险，最后锒铛入狱。欧洲对穷人不是采取救济，而是提高他们的生活技能。美国不但接受而且欣赏总收入的不平等，而欧洲却在社会公正的名义下坚持再分配。三是“美国在文化上是倒退的”。美国人吃的是油腻的快餐，整天沉迷于庸俗的大众娱乐之中，极度缺乏艺术感，只是向称为财神(Mammon)的上帝祷告。美国不像欧洲人那样为具有高品位的艺术提供补助，而是无情地使高雅文化让位于流行文化。总而言之，在美国，个人主 义十分猖獗，致使诸如休戚相关和共同体、情趣和礼貌等欧洲最好的价值观无立足之地。约菲是个德国学者，还是个著名的记者，成天与德国精英人士打交道，他对欧洲精英阶层美国观的理解应该是来自直接与他们接触时的切身体验。
欧洲精英们对美国的上述认识显然带有很大的偏见在内，就连约菲也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但是这种有偏见的认识并非新出现的，而是在欧洲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成为欧洲人对美国“不屑一顾”的根源。美国学者约翰·格雷曾以“火星”和“金星”的比喻说明了男女之别，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凯根在2003年出版的专著，借这个比喻表明了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存在着本质上不同的差异，即“美国人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火星”是战争的象征，而“金星”却代表着爱和美，这一比喻想要说明什么，这里再也清楚不过了。因此，美国海外出兵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行为，常常会直接引发起欧洲很多国家大规模的反美主义浪潮。这种浪潮似乎是由一个偶然的火花所点燃，其实偶然的背后隐藏着一些必然因素，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还是归结为对美国文化的厌恶甚或仇视。美国的海外干涉行为，无疑首先服务于本国政府所追求的非常现实的利益，但同时也体现了美国人对国际社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的看法，说到底，还是文化的观念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人在这点上还是看得比较清楚，他们环顾全球无所不在的反美情绪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反美主义的兴起是对美国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否定，反美主义者“恨我们的价值观，而不是我们的政策”。
按照这样的逻辑，对于反美主义者来说，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做什么并不十分重要，而美国是什么和美国的行为象征着什么，却成为反美情绪很难平息的根本因素。也就是说，大规模的反美浪潮通常由一个事件引发，这种浪潮会随着事件的结束而逐渐“下落”，但对美国文化抵触的情绪却长期滞留在反美主义者的脑海之中，如果条件具备，一遇“火花”，便有可能再次燃烧起熊熊“大火”。美国前驻法国大使费利克斯·罗哈廷以自己在欧洲多年的经历认为，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的反美主义情绪并不是针对美国奉行的具体对外政策，而是体现出了源于美国的全球化对欧洲文化的威胁。美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摧毁一切”，这种意识在欧洲很普遍。所以，“欧洲的反美主义形式更多地集中在‘美国是什么’这一问题上，把极左派、极右派和正教教会团结在一起。老左派恨美国是因为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死刑和全球化。极右派恨美国是因为其在巴尔干半岛促进威胁希腊民族主义的多文化主义。正教大主教(Orthodox Archbishop)恨美国是因为它引诱希腊年轻人放弃他们的传统和宗教”。欧洲精英们这种在根本上对美国文化价值观难以认同的心态在后冷战时代显然没有呈减弱之势，反而由于美国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一意孤行”得到了有力的强化，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美国海外干涉行为做出激烈的反应。
2002年9月，美国国务院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参加为期两天的会议。按照国务院发言人理查德·鲍彻的解释，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探讨全世界反美主义的各种表现及其根源，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美国怎么应对这一问题”。如何能够有效地缓解全球的反美主义，这次会议大概也不会找出什么“良药妙方”，但却说明了“反美主义”已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而成为美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非常普遍的全球性问题。美国是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强大“软实力”的国家，其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科学技术、文化产品，以及教育体制等对世界其他国家之人产生的吸引力或诱惑力恐怕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与之相比。与此同时，美国又拥有无国可敌的“硬实力”。这两种实力的结合使美国比其他大国更容易产生在国际社会以“老大”或领袖自居的心态，唯我独尊或唯我“正确”的心理易于导致美国最不愿意听取和接受与自己政策相左的善意劝告，往往以“我”为标准确定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在这样一种心态的指导下，美国总是想发号施令，让其他国家俯首称臣，试图左右国际大趋势的发展。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件上，美国自恃强大，一意孤行，甚至置众国之怒于不顾。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称王称霸”的作风或行为是对构成国际社会主体的大多数主权国家的蔑视，既易于刺伤它们的民族自尊心，也易于在这些国家内部激发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对立由此加剧，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全球“美国化”尽管不会成为现实，但在这一进程中却同样体现了美国一以贯之的“霸道”心态，明显包含了以我为中心的取向，以及对其他国家文化传统的“蔑视”。这样，全球的反美主义自然与“美国化”之间存在着某种有机的联系，也就是说，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是形成反美主义的主要因素之一。欧洲国家的反美主义并不是一种特殊的地区现象，而是反映出了国际社会对美国试图利用文化优势来维护其全球霸权的不满，对这一地区反美主义来龙去脉的考察，有助于从文化的视角揭示出全球反美主义的根源。
欧洲的反美情绪无疑是广泛的和普遍的，但精英人士和普通公众对美国的态度还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在前者的眼中，“美国化”对本土文化或生活方式构成的威胁恰恰正是建立在后者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普遍喜欢之上。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消费主要是满足物质和精神生活上的需求，普通公众并非必然清楚这样做会带来本土文化弱化和美国影响日益上升的结果，这种结果显然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他们可以说是形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当事一方，但调查显示他们不希望在本国日常生活中看到美国影响的日益增大。因此，对那些反美情绪强烈的精英人士来说，公众既喜欢美国文化产品，但又不希望美国影响上升，是一个很难以解决的矛盾。需要不断地告知或提醒他们美国文化产品的庸俗和低劣，对这些产品的消费必然会带来不利于国家和个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负面效应。这方面的描述经常见诸于欧洲国家的新闻媒体或精英人士之口，其目的就是试图唤起公众对本国悠久文化的自豪感，使他们具有抵制美国文化入侵的自觉意识。显而易见，公众不会停止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消费，但却会受到对本国文化或生活方式弘扬的媒体舆论的影响，形成了对美国不满或严重不满的态度。精英阶层是反美主义者的主体，但公众的这种态度却构成了欧洲反美主义的社会基础。 从根本上讲，欧洲反美主义是文化上对“美国象征着什么”的敌视。这里面不乏正确的认识，但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美国的误解和扭曲。这些“扭曲”的或不符合实际的认识，羞不多都是历史上欧洲人美国观在新时期的回应或再现，旨在对美国文化和社会的抨击中，凸显欧洲文化的“精深”和欧洲人高扬的价值观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并会在克服人类面对着的一个个困境过程中，促使人类文明迈向更高的阶段。这就是欧洲很多国家反美主义的主要根源所在。不管是美国境外之人表现出激烈的反美主义行为，还是固存于他们脑海深处的反美情绪，在很多情况下是对明显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文化的抵制。只要美国不停止向外输出自己的文化，国外的反美主义大概就不可能消失。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外文化扩张可以说是达到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国外的反美主义只会呈现出加剧的趋势。关于这一点，英国学者乔治·麦凯指出，“20世纪是反美的世纪”，进人21世纪后，并未出现任何改观的迹象，“不管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炒得如何沸沸扬扬，但反美主义丝毫未呈减弱之势，甚至是相当猖獗的”例。麦凯在英国中兰开夏大学开设全球“美国化”的课，鼓励学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探讨全球反美主义问题，他本人不大赞成在文化方面人们采用的激烈的反美主义形式，但他的结论却反映出当今世界的一个事实或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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