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000亿美元的法定资本或通过杠杆作用将带动5000亿美元甚至更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虽然与8.2万亿的总体需求相比仍有差距，但是已经可以起到较大的弥补作用
3月31日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资格申请的最后期限，财政部当日发布最新消息，吉尔吉斯斯坦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瑞典成为亚投行意向申请国，搭上了亚投行申请的“末班车”。至此，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数量扩至51个，涉及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大洋洲。
亚投行为什么如此热门？亚投行的成立将对中国以及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带来何种影响？
亚投行的魅惑
亚投行还在筹备阶段，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次的“热闹非凡”也并非偶然。
就亚投行本身的作用来讲，其实是中国政府看到了亚洲存在巨大的基础建设融资需求，以及中国庞大的美元储备需要寻求新出路的一种理性的战略考量，有希望形成互惠两赢的“你情我愿”结果。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亚洲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大量资金却因为积累美元储备的要求，流入美国资本市场特别是美国国债市场。这造成了美国陷入“格林斯潘困境”，长期利率偏低，引发资产泡沫的风险。另一方面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有巨大的资金缺口，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未来十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为8.2万亿美元。
对于亚洲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项目回报时间长，许多国家政府融资能力有限，难以支持本国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借助亚投行这一多边合作机制吸引长期资金参与本国经济建设，何乐而不为？
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国主导的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亚投行设立，可谓恰逢其时。对中国而言，通过亚投行直接投资亚洲基础设施完全符合中国“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大量外汇储备不必再投入到低收益的美国国债市场，而是用于改善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同时拉动中国设备、材料等的出口并促成部分产能过剩领域的产能转移。
从长期来看，中国与多个亚洲国家接壤，其他国家的基建项目必与中国紧密相连。更紧密的亚洲经济一体化将扩大区域内企业和居民所面对的市场规模，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
正是看到了需求与供给方面如此匹配的机会，才吸引了区域外西方发达国家的参与。近些年以来，英德法等欧洲国家则面临着经济增长萎靡，流动性陷阱和通缩的压力。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所产生的巨大需求中分一杯羹，也有助于有关国家促进经济增长。
例如，德法等国在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拥有良好的技术储备和成熟的运营经验，中国想修建曼谷和吉隆坡高铁，恐怕欧洲人也期望着帮助印度用高铁把新德里和孟买连起来。无怪乎虽然美国不断施压，欧洲人却表示加入亚投行“符合其国家利益。”顺应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就亚投行成立的外溢性而言，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区域性投资银行的范畴，有望对现有全球金融秩序造成影响。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战后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的基础，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更多的反映了美国的意志。
例如，美国在IMF的出资额与对应的表决权均在17%左右，并享有一票否决权，而世界银行行长也长期由美国人担任。反过来，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国际金融合作方面则难以发出声音。中国在IMF的投票权占比不足5%，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中扮演的角色也都被动与尴尬。
伴随着近些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地位的上升，新兴国家日益要求在国际金融机构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虽然取代了G7会议的G20会议成为了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主要平台，并且作出了IMF和世界银行投票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转移的承诺，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但是美国国会迟迟未能批准相关法案，导致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进展迟缓。
新兴市场的融资新范式
亚投行的设立是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迟滞的直接回应。与即将在上海设立的金砖国家银行类似，亚投行是以新兴市场国家大国为主组建的多边金融合作组织，代表了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声音和诉求，是一股新兴力量的崛起，也必将对裹足不前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起到推动作用。实际上在亚投行这个话题近期火热的同时，美国财长也开始敦促国会，尽快批准IMF的改革方案。
亚投行没有直接挑战IMF和世界银行在国际金融稳定和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方面的权威，而主要针对目前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所覆盖不足领域提供补充性的金融合作安排，主要集中在亚洲薄弱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目标是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做法，也赢得了更多国际媒体的赞许。连一贯以挑剔著称的《经济学人》杂志都出面呼吁“美国人应该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其盟国可能的入伙行为持有更包容的态度。”
亚投行有望突破以往束缚，为发展中国发展提供一个可以选择的新范式。
其实，结合笔者早前在IMF的工作经历，一个明显的感觉便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无力与其地位之尴尬。这不仅源于以上曾提到的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有限、主要决定权在西方国家的掌握之中，更体现在诸多细节之中，最显著的便是发展中国家获得贷款的不易。记得笔者曾一度被安排去非洲部做西非国家的贷款项目评估和执行工作，毕竟非洲最需要IMF的贷款救急和帮助，但即便数目不大的几百万美元的贷款，流程也相当复杂，不仅需要与当地政府首脑和各界领袖反复商讨，更要附加不计其数的条件，着实难以满足当地的需要。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不久前闭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强调，现有的发达国家为主的多边开发银行存在一些过于繁琐、不切实际及与业务关联度不高的做法。作为由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更能够理解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可以取长补短做得更好。
千亿杠杆撬动亚洲基建热
从资金的规模上看，1000亿美元的法定资本或通过杠杆作用将带动5000亿美元甚至更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虽然与8.2万亿的总体需求相比仍有差距，但是也已经可以起到非常大的弥补作用。
如果亚投行在其内部治理方面也可以如亚投行临时多边秘书处秘书长-也是中国负责亚投行筹建事务的主要负责人—金立群设想的一般，做到机构精简（Lean）、廉洁（Clean）和绿色（Green），亚投行也许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
亚投行不仅受到区域国家的欢迎，更引发美国盟友的倒戈，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美元霸权的反感与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热烈期待，不能不称之为中国金融外交上的胜利。
实际上，正如笔者早前《人民币急需摆脱强势美元之困》文章中所言，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困局与“尼克松冲击”以来数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密切相关，体现了储备货币发行国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如今美元强势回归，全球汇率市场动荡，新兴市场国家大受冲击便是其缩影。
如果亚投行的资本金中含有人民币乃至未来发行“点心债”和“熊猫债券”实施融资——即以人民币为计价货币对亚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必将大大提升人民币作为融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价值，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深入。而人民币的国际化则将帮助中国乃至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逐步摆脱受制于美元的困境。
而恰恰如笔者在去年的文章《把握人民币国际化良机》中所言，相比于早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声音大多来自内部，如今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美国与美元的霸权，反而对人民币国际化表达出越加浓厚的兴趣，使得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命题已远非中国的一厢情愿，反而有着更为强烈的海外需求。欧洲国家在加入亚投行方面争先恐后，恐怕也有改善本国和中国关系，在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争夺上抢得先机的考量。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人民币国际化面临重要机遇，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是稳增长，在避免金融危机出现的同时，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例如，尽管前期美元持续走强带动人民币有贬值压力，但笔者一直反对一次性贬值以应对危机，并提出在全球需求疲软之下，贬值对出口企业帮助有限，而大幅贬值反而削弱市场信心，进而会引发更大量的资金外逃压力，加剧危机局面。近日美联储暗示加息推迟，美元强势得到一定遏制，人民币贬值压力消除，热钱流出风险下降。
只有稳定的经济环境可以增加海外对国内的信心，增强人民币吸引力，如果能够配合以灵活的宏观政策与相应的改革措施，从长期来看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我们应对人民币步入国际储备货币行列充满信心与期待。
作者为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3月31日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资格申请的最后期限，财政部当日发布最新消息，吉尔吉斯斯坦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瑞典成为亚投行意向申请国，搭上了亚投行申请的“末班车”。至此，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数量扩至51个，涉及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大洋洲。
亚投行为什么如此热门？亚投行的成立将对中国以及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带来何种影响？
亚投行的魅惑
亚投行还在筹备阶段，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次的“热闹非凡”也并非偶然。
就亚投行本身的作用来讲，其实是中国政府看到了亚洲存在巨大的基础建设融资需求，以及中国庞大的美元储备需要寻求新出路的一种理性的战略考量，有希望形成互惠两赢的“你情我愿”结果。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亚洲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大量资金却因为积累美元储备的要求，流入美国资本市场特别是美国国债市场。这造成了美国陷入“格林斯潘困境”，长期利率偏低，引发资产泡沫的风险。另一方面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有巨大的资金缺口，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未来十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为8.2万亿美元。
对于亚洲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设施项目回报时间长，许多国家政府融资能力有限，难以支持本国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借助亚投行这一多边合作机制吸引长期资金参与本国经济建设，何乐而不为？
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国主导的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亚投行设立，可谓恰逢其时。对中国而言，通过亚投行直接投资亚洲基础设施完全符合中国“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大量外汇储备不必再投入到低收益的美国国债市场，而是用于改善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同时拉动中国设备、材料等的出口并促成部分产能过剩领域的产能转移。
从长期来看，中国与多个亚洲国家接壤，其他国家的基建项目必与中国紧密相连。更紧密的亚洲经济一体化将扩大区域内企业和居民所面对的市场规模，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
正是看到了需求与供给方面如此匹配的机会，才吸引了区域外西方发达国家的参与。近些年以来，英德法等欧洲国家则面临着经济增长萎靡，流动性陷阱和通缩的压力。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所产生的巨大需求中分一杯羹，也有助于有关国家促进经济增长。
例如，德法等国在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拥有良好的技术储备和成熟的运营经验，中国想修建曼谷和吉隆坡高铁，恐怕欧洲人也期望着帮助印度用高铁把新德里和孟买连起来。无怪乎虽然美国不断施压，欧洲人却表示加入亚投行“符合其国家利益。”顺应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就亚投行成立的外溢性而言，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区域性投资银行的范畴，有望对现有全球金融秩序造成影响。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战后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的基础，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更多的反映了美国的意志。
例如，美国在IMF的出资额与对应的表决权均在17%左右，并享有一票否决权，而世界银行行长也长期由美国人担任。反过来，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国际金融合作方面则难以发出声音。中国在IMF的投票权占比不足5%，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中扮演的角色也都被动与尴尬。
伴随着近些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地位的上升，新兴国家日益要求在国际金融机构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虽然取代了G7会议的G20会议成为了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主要平台，并且作出了IMF和世界银行投票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转移的承诺，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但是美国国会迟迟未能批准相关法案，导致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进展迟缓。
新兴市场的融资新范式
亚投行的设立是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迟滞的直接回应。与即将在上海设立的金砖国家银行类似，亚投行是以新兴市场国家大国为主组建的多边金融合作组织，代表了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声音和诉求，是一股新兴力量的崛起，也必将对裹足不前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起到推动作用。实际上在亚投行这个话题近期火热的同时，美国财长也开始敦促国会，尽快批准IMF的改革方案。
亚投行没有直接挑战IMF和世界银行在国际金融稳定和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方面的权威，而主要针对目前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所覆盖不足领域提供补充性的金融合作安排，主要集中在亚洲薄弱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目标是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做法，也赢得了更多国际媒体的赞许。连一贯以挑剔著称的《经济学人》杂志都出面呼吁“美国人应该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其盟国可能的入伙行为持有更包容的态度。”
亚投行有望突破以往束缚，为发展中国发展提供一个可以选择的新范式。
其实，结合笔者早前在IMF的工作经历，一个明显的感觉便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无力与其地位之尴尬。这不仅源于以上曾提到的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有限、主要决定权在西方国家的掌握之中，更体现在诸多细节之中，最显著的便是发展中国家获得贷款的不易。记得笔者曾一度被安排去非洲部做西非国家的贷款项目评估和执行工作，毕竟非洲最需要IMF的贷款救急和帮助，但即便数目不大的几百万美元的贷款，流程也相当复杂，不仅需要与当地政府首脑和各界领袖反复商讨，更要附加不计其数的条件，着实难以满足当地的需要。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不久前闭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强调，现有的发达国家为主的多边开发银行存在一些过于繁琐、不切实际及与业务关联度不高的做法。作为由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更能够理解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可以取长补短做得更好。
千亿杠杆撬动亚洲基建热
从资金的规模上看，1000亿美元的法定资本或通过杠杆作用将带动5000亿美元甚至更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虽然与8.2万亿的总体需求相比仍有差距，但是也已经可以起到非常大的弥补作用。
如果亚投行在其内部治理方面也可以如亚投行临时多边秘书处秘书长-也是中国负责亚投行筹建事务的主要负责人—金立群设想的一般，做到机构精简（Lean）、廉洁（Clean）和绿色（Green），亚投行也许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
亚投行不仅受到区域国家的欢迎，更引发美国盟友的倒戈，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美元霸权的反感与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热烈期待，不能不称之为中国金融外交上的胜利。
实际上，正如笔者早前《人民币急需摆脱强势美元之困》文章中所言，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困局与“尼克松冲击”以来数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密切相关，体现了储备货币发行国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如今美元强势回归，全球汇率市场动荡，新兴市场国家大受冲击便是其缩影。
如果亚投行的资本金中含有人民币乃至未来发行“点心债”和“熊猫债券”实施融资——即以人民币为计价货币对亚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必将大大提升人民币作为融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价值，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深入。而人民币的国际化则将帮助中国乃至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逐步摆脱受制于美元的困境。
而恰恰如笔者在去年的文章《把握人民币国际化良机》中所言，相比于早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声音大多来自内部，如今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美国与美元的霸权，反而对人民币国际化表达出越加浓厚的兴趣，使得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命题已远非中国的一厢情愿，反而有着更为强烈的海外需求。欧洲国家在加入亚投行方面争先恐后，恐怕也有改善本国和中国关系，在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争夺上抢得先机的考量。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人民币国际化面临重要机遇，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是稳增长，在避免金融危机出现的同时，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例如，尽管前期美元持续走强带动人民币有贬值压力，但笔者一直反对一次性贬值以应对危机，并提出在全球需求疲软之下，贬值对出口企业帮助有限，而大幅贬值反而削弱市场信心，进而会引发更大量的资金外逃压力，加剧危机局面。近日美联储暗示加息推迟，美元强势得到一定遏制，人民币贬值压力消除，热钱流出风险下降。
只有稳定的经济环境可以增加海外对国内的信心，增强人民币吸引力，如果能够配合以灵活的宏观政策与相应的改革措施，从长期来看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我们应对人民币步入国际储备货币行列充满信心与期待。
作者为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