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棵小草，但不会随便屈服”
　　草婴，本名盛峻峰，1923年出生于浙江镇海。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是草婴人生的转折点，那年他随家人避难于上海，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这位14岁少年朦胧的爱国心。草婴后来走上翻译之路的初衷也是为了强国，他曾回忆，“我刚开始从事翻译只有18岁，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是希望通过翻译俄罗斯文学为反法西斯斗争出一点力。”
　　先后跟随一位侨居当地的苏联妇女及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学习俄语后，草婴于1941年进入中共地下党和塔斯社在上海创办的《时代周刊》杂志社，1942年发表第一部文学译作《老人》，首次使用笔名“草婴”，取自白居易脍炙人口的千古名作：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说，“草婴，就是比小草还要小的意思。我觉得自己很平凡很渺小，好像一棵小草，火烧也好，被人踩也好，但我不会随便屈服，有了条件我还是会重新长出来。”


　　“托尔斯泰是爱和善的化身”
　　草婴曾撰文介绍过苏俄5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包括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和索尔仁尼琴。他对俄国诗人也很熟悉，翻译过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的部分诗作。但在他心目中，列夫·托尔斯泰才是俄罗斯文学的巨人，“有人问我为什么特别喜爱托尔斯泰。我想首先是因为我特别敬重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人的人格。托尔斯泰说，爱和善就是真理和幸福，托尔斯泰的一生就追求这样的真理和幸福，他就是爱和善的化身。”在阅读和翻译文艺作品中，草婴认识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
　　从那时起到1995年，草婴在无工资、无编制、无职称的状况下，用20年的时间独力完成了400多万字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翻译工作。俄罗斯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汉学家李福清这样说道：“一个人能把托尔斯泰小说全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可能全世界只有草婴。”然而他获得的报酬却与艰苦付出不成比例——虽然《安娜·卡列尼娜》那几年间印出了几百万册，但草婴得到的稿费只有2000多块钱，仅够为女儿买一张飞往美国的机票。俄罗斯人给予草婴这样的崇高评价：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量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像我这样的译者现在吃不开”
　　草婴严谨的工作态度在业界有口皆碑。他曾向朋友透露他翻译的工序：先通读几遍，使人物在头脑中形象清晰；接着逐字逐句翻译；然后对照原文，看看有无脱漏、误解的地方；接下来从中文角度审阅，常请演员朋友朗读，改正拗口之处（比如老朋友孙道临为他朗读过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译稿，草婴据此作音韵上的调整。）；最后根据编辑意见作些调整。
　　《战争与和平》中有559个人物，草婴做过559张小卡片，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入小说中的世界，才开始动笔。此外，托翁辽阔的历史画卷，迫使他广泛涉猎俄国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以及俄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这4卷作品他整整译了6年。正因如此精益求精，草婴翻译的速度很慢，每个字都是用心血呕出来的。他曾开玩笑说，对比如今译者动辄两三个月就译出一本十几万字的小说，“像我这样的译者现在是吃不开的”。
　　“不要墓碑，但求留间书房”
　　1996年，在译完托尔斯泰的全部著作后，草婴这样写道：一些大学生，学好了外语到中外合资企业去赚大钱，真正甘于寂寞从事翻译的凤毛麟角。有些大学生中外文基础都很好，但他们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没有落实，无法从事他们心爱的工作。
　　这成了草婴的一块心病。至于他的遗愿，妻子盛天民最为清楚：“找一块墓地并不是草婴所喜欢的，与留一座墓碑相比，将他的文学精神流传下来更重要。”草婴多年以来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建一间“草婴书房”，不仅可以存放毕生收藏的书籍，把它们开放给读者借阅，还希望那里能经常举办各种思想、学术交流的沙龙活动。他还想过要设立一个“草婴外国文学基金”，资助那些有志于文学翻译事业却生活窘困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