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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耗资达300亿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将在一片争议声中开建，这样一个“城”将承载着安放“中华文化”的宏大命题。源远流长又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能装进一个“城”里吗
几年前，作家冯骥才参观法国先贤祠之后，产生一个疑问：“中国的先贤祠，在哪里？”
2008年，山东以另一种方式和姿态给予回答：要建一座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已低调酝酿七年，已经得到相关部门批示，有69位院士的签名，涉及十多个村庄，上万村民需动迁，一些村民不敢建新房。
紧随其后，有108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上书抵制，还有不少社会各界人士，并没有透过标志城的图景，清晰地看到其所承载的精神信仰和民族气节，相反，却是实在地要从自己的腰包中掏出公民的纳税钱，他们怒了。
“貌合神离”伟人堂
按现已公开的主体设计思路，在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核心，将用一平方公里的面积来建中华伟人堂和历史、文物展示馆。
该设想的提出者葛剑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对国家如何记忆问题的解答。其中，中华伟人堂类似于法国先贤祠，“按不同规模展示或陈列中国历史上各族伟人的形象、姓名和事迹，供纪念和瞻仰。”
他认为，这种场所不过分，老百姓需要一个朝拜、祭祀的地方。“中华伟人堂还设有国家纪念堂，是专门让国家举行各种纪念活动的地方”。
然而，单纯以伟人堂与法国先贤祠相比，还是有些许“瑕疵”。有专家认为，最大的差别在于界限与内涵。
据了解，先贤祠虽然被称为法兰西思想和精神圣地，是永远纪念法国历史伟人的永恒圣殿，但关于它的争议并不少。争议点集中在入祠者的身份和资格，入选原则不在于个人的名气和所属领域的造诣，而在于为宪法制定、民主制度有贡献，于国家有功。这也是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入选的真正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欧洲学会北欧研究委员会秘书长张小劲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先贤祠是在有民族共识性认定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对入祠人物的界定，既有争议性，也有赶超价值。比如伏尔泰，对政府、对国家一直持批评态度，但过了几十年、上百年后，人们印证他的观点有道理，所以才入祠”。
而中华伟人堂的入堂标准是什么？尽管从主办方提供的资料来看，列名伟人堂是国家授予已故人物的最高荣誉，必须在去世满100年后方能获得提名资格。名单应由全国人大专门组织的专家委员会提出，经人大常委会审查通过，由国家主席明令发布，以隆重礼仪迎入。
但在某些观察人士看来，这样的概括并不能答复大家对“谁有资格入祠”的疑问。“这不仅是一个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话题，也是子孙后代需要争论和解决的问题”。
从内涵上，先贤祠能作为民族象征、国家标志物，更大的意义是把宪法推崇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显示民族气节。另一特点是，它是法国理性主义高扬时代的产物，它特别强调英雄主义的追求。从历史的更深处说，它倡导民主、自由、博爱。
张小劲认为，从长远来看，目前还不是建设伟人堂的最佳时机。因为法国先贤祠的传统、格局和创意，是根据罗马的万神殿演化而成。中国没有这个传统时，就不能轻易再造传统。
“虽然对先贤祠很感慨，但到了中国后演化成中华文化标志城就变了味，走了样。它在社会上能引起争议和抵制，最关键就在于，商业气息太重，而淡化了民族气节”。张小劲认为。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中华文化标志城只是超过了它的形，却没有领会它的神。尽管设计思路，风格创新，投建规模气势磅礴。
粉饰精神信仰
据了解，具体负责该项目的机构是“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济宁市工作委员会”，由济宁市委书记孙守刚和市长张振川担任委员会负责人。
项目方认为，标志城不局限于孔孟儒家的文化发扬，其目的是要把中华多元、深厚的文化包容性传达出来，统一起来。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认为，“多民族、多信仰的现状，使我们的纪念系统很难寻找到统一的文化符号。”
项目方提供的材料显示：该项目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海内外同胞的共同愿望”。
“还敢说是‘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冒天下之大不韪！欺我中国无人啊”？ 著名评论家陈晓明认为。
该项目的支持者认为，这个以传统文化复兴为名、体现民族气节、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项目，最大意义在于，解决一些中国人目前所处的精神信仰危机。但这样的提法，在一些反对者看来，是荒诞的说辞。
“相比法国公民，他们所面临的信仰危机并没有靠祭奠先祖、供奉伟人、修建庙宇去解决”。张小劲认为，“如同美国，它是靠综合工程完成，比如中学生都有一个纪念的节日”。
张小劲随即提出一个疑问，“难道项目落成后，规定中学生有一个纪念节日？”在他看来，项目方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所以现在越说越乱。公众能看到的是，祭祀仪式到今天已经司空见惯，只是形式越来越多，与中国文化的本真精神却渐行渐远。
陈晓明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生存发展的精神底蕴，存在国人心里，存活在日常生活的言行，存活在精神信念和价值关怀中。它首先通过教育来传承，通过自我修练来提升，通过对书籍的阅读、交流和实践体悟来抵达。“耗巨资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所谓的文化标志城，那是旅游娱乐项目，与文化无关，不要打着文化幌子招摇过市；更不要厚颜无耻要列入国家预算计划”。
“很难想象，中华文化标志城怎么传递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什么意思？谁能给出一个界定？”。张小劲教授曾让学生讨论“传统文化是什么”的话题，但学生均答不出一个具体答案。原因在于，中华文化太庞杂、宽博，很难有一家流派能鼎立支撑，阐释这个多元包容的概念。
复旦大学教授陆建松认为，“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但凡历史文化之都，都不是一纸令下一蹴而就，而是慢慢由历史积累而成”。一个文化城市的精神气节，未尝不是如此。
圣城“副都”荒诞说
中华文化标志城坐落于闻名中外的礼仪之邦、孔孟之乡——山东济宁。项目方表示，济宁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世界文化地理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影响力。
葛剑雄是“受雇”作为项目方案的总规划负责人，他强调，这不是以他个人去主动做这个课题，而是因百姓需要、国家需要，于是作为知识分子、历史教授，才自愿做该方案。
他在方案中最得意的一笔，是不得已情况下提出的“文化副都”概念。“中华文化标志城本应建于首都，但北京的城市面积和人口规模已经过大，不宜再作大规模扩建”。
有人披露，葛剑雄的“副都”设想受到了外国两个首都的启发，比如南非有立法首都和行政首都。
然而，在一些社会人士看来，这是一个“欠谨慎”的考虑。
《新闻早报》记者在记者手记《地方发展不等于国家文化复兴》中写道：“像中华文化标志城这样的一个宏大功能的规划，恐怕不是济宁一地所能完成的”。
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认为，这件事从头到尾就很荒唐。“有哪个城市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北京都不足以成为中国文化标志之城。没有谁足够权威来命名中华文化标志城”。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认为，“这个项目面临的麻烦要比解决的问题要多。中华标志城的做法会让国家的表态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这容易涉及宗教问题”。
连葛剑雄自己也认为，“中国不是宗教国家，不能有一个像耶路撒冷或者麦加那样的‘圣地’。”但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对标志城的表述是“圣城”。
封堵公众嘴巴
记者了解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耗资31.3亿元。水立方，作为国家游泳中心，是奥运会标志性建筑物之一，投资为10.2亿。以世界最大穹顶、北京最深建筑和亚洲最大管风琴等“三最”著称的巨蛋——国家大剧院，动工近6年，总投资为26.9亿元。
然而，投资不足27亿的巨蛋，自竞标拔得头筹的那天起，在造价方面的争议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因为参照浙江造价标准计算，国家大剧院的总投资可建10496所希望小学。质疑者认为，“巨蛋的投入比希望工程15年的募资还多。这笔费用相当于农村教育15年的成就”。
而相对于耗资300多亿元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一些质疑者认为更有说服力。
“300亿不是小数，中国还并不富裕，我们的教育还很落后，不少农村的校舍还挡不住风吹雨打”，陈晓明认为，“盖一座朝圣的文化标志城，可以看得到，摸得着，可以去跪拜，可以是政绩的牌楼，但那是文化的马戏场，是愚民的廉价乐园！千秋万代，只留后人笑谈！”
一位匿名学者表示，这场用老百姓的血汗钱来上演的“文化商业秀”，代价确实不菲。“它是以国家名义的大旗来封堵公众嘴巴，以准办方的方式加以确定。这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又一个技巧，比前面的商业运作更可怕”。
据悉，2007年10月22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的相关意见。
一位直接发起倡议并参与论证全过程的匿名专家披露：国家发改委对该项目有以下意见：一、明确表示“不在国家层面组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指导委员会’。”二、要求山东省采取多种形式，对“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内涵和规划方案进一步组织科学论证。
“在国家发改委有明确意见的前提下，有人还在两会上提出文化标志城提案，刻意拔高项目，炒作概念，这是在与国家政策博弈。” 这位匿名专家说。
不久前，108位政协委员联名提出提案，呼吁重新论证该项目。面对来自全国各界人士的热议和质疑，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回应说“允许有争论，但是肯定要建。”
在一观察人士看来，所有相信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人，都该相信它的气节会得以清晰表达。但对于它如何突围，观察人士会拭目以待，“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相关链接：
备受争议的文化工程
200亿重建圆明园
2006年9月，浙江横店社团经济联合会正式对外宣布，将筹资200亿元人民币，在浙江省中部的横店镇，按1∶1比例仿建一座圆明园。
这一消息引起的论战持续升温。外界对这个项目有很多指责,其中最集中的是圆明园规划用地是否“占用耕地”,且“未经报批”。国家文物局也宣称，全面重建圆明园是不可能的，这种异地仿建圆明新园应是商业方式运作的民间行为，国家文物局及所属文物单位不参与其仿建活动的经费投入。
2.2亿元的洪洞寻根祭祖大典
2007年4月5日，由山西省政府与临汾市政府主办的这一大典，兴建了旅游区、广场、水上游乐园项目，总投资2.2亿余元。一些评论认为，各地的祭奠活动过多过滥，且多出于利益驱动，不但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也有违“慎终追远”的本意。
1.8亿元的炎黄二帝巨像
河南新郑市耗时20年、部分政府投入部分社会捐款，投资达1.8亿元，于2007年4月11日建成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被认为文化含量先天不足，人为痕迹太过浓厚。工程的资金和漫长工期也引起诸多质疑。
31多亿开建华夏第一祖龙
河南新郑市于2001年开建的华夏第一祖龙，计划投资31亿多元，因未办理有关手续被勒令停工，后又复工；2007年3月24日，被环保部门再次叫停。此外，因被列为当地“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而受舆论批评。
5亿美元的东方巨龙主题公园
2006年7月，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和桂林东方巨龙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在广西桂林市开建东方巨龙主题公园，计划于奥运会前完工。项目距桂林市区9公里，占地240公顷，总投资约5亿美元。消息一经传出，即被评论认为，与桂林的山水风景极不协调。
几年前，作家冯骥才参观法国先贤祠之后，产生一个疑问：“中国的先贤祠，在哪里？”
2008年，山东以另一种方式和姿态给予回答：要建一座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已低调酝酿七年，已经得到相关部门批示，有69位院士的签名，涉及十多个村庄，上万村民需动迁，一些村民不敢建新房。
紧随其后，有108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上书抵制，还有不少社会各界人士，并没有透过标志城的图景，清晰地看到其所承载的精神信仰和民族气节，相反，却是实在地要从自己的腰包中掏出公民的纳税钱，他们怒了。
“貌合神离”伟人堂
按现已公开的主体设计思路，在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核心，将用一平方公里的面积来建中华伟人堂和历史、文物展示馆。
该设想的提出者葛剑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对国家如何记忆问题的解答。其中，中华伟人堂类似于法国先贤祠，“按不同规模展示或陈列中国历史上各族伟人的形象、姓名和事迹，供纪念和瞻仰。”
他认为，这种场所不过分，老百姓需要一个朝拜、祭祀的地方。“中华伟人堂还设有国家纪念堂，是专门让国家举行各种纪念活动的地方”。
然而，单纯以伟人堂与法国先贤祠相比，还是有些许“瑕疵”。有专家认为，最大的差别在于界限与内涵。
据了解，先贤祠虽然被称为法兰西思想和精神圣地，是永远纪念法国历史伟人的永恒圣殿，但关于它的争议并不少。争议点集中在入祠者的身份和资格，入选原则不在于个人的名气和所属领域的造诣，而在于为宪法制定、民主制度有贡献，于国家有功。这也是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入选的真正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欧洲学会北欧研究委员会秘书长张小劲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先贤祠是在有民族共识性认定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对入祠人物的界定，既有争议性，也有赶超价值。比如伏尔泰，对政府、对国家一直持批评态度，但过了几十年、上百年后，人们印证他的观点有道理，所以才入祠”。
而中华伟人堂的入堂标准是什么？尽管从主办方提供的资料来看，列名伟人堂是国家授予已故人物的最高荣誉，必须在去世满100年后方能获得提名资格。名单应由全国人大专门组织的专家委员会提出，经人大常委会审查通过，由国家主席明令发布，以隆重礼仪迎入。
但在某些观察人士看来，这样的概括并不能答复大家对“谁有资格入祠”的疑问。“这不仅是一个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话题，也是子孙后代需要争论和解决的问题”。
从内涵上，先贤祠能作为民族象征、国家标志物，更大的意义是把宪法推崇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显示民族气节。另一特点是，它是法国理性主义高扬时代的产物，它特别强调英雄主义的追求。从历史的更深处说，它倡导民主、自由、博爱。
张小劲认为，从长远来看，目前还不是建设伟人堂的最佳时机。因为法国先贤祠的传统、格局和创意，是根据罗马的万神殿演化而成。中国没有这个传统时，就不能轻易再造传统。
“虽然对先贤祠很感慨，但到了中国后演化成中华文化标志城就变了味，走了样。它在社会上能引起争议和抵制，最关键就在于，商业气息太重，而淡化了民族气节”。张小劲认为。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中华文化标志城只是超过了它的形，却没有领会它的神。尽管设计思路，风格创新，投建规模气势磅礴。
粉饰精神信仰
据了解，具体负责该项目的机构是“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济宁市工作委员会”，由济宁市委书记孙守刚和市长张振川担任委员会负责人。
项目方认为，标志城不局限于孔孟儒家的文化发扬，其目的是要把中华多元、深厚的文化包容性传达出来，统一起来。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认为，“多民族、多信仰的现状，使我们的纪念系统很难寻找到统一的文化符号。”
项目方提供的材料显示：该项目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海内外同胞的共同愿望”。
“还敢说是‘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冒天下之大不韪！欺我中国无人啊”？ 著名评论家陈晓明认为。
该项目的支持者认为，这个以传统文化复兴为名、体现民族气节、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项目，最大意义在于，解决一些中国人目前所处的精神信仰危机。但这样的提法，在一些反对者看来，是荒诞的说辞。
“相比法国公民，他们所面临的信仰危机并没有靠祭奠先祖、供奉伟人、修建庙宇去解决”。张小劲认为，“如同美国，它是靠综合工程完成，比如中学生都有一个纪念的节日”。
张小劲随即提出一个疑问，“难道项目落成后，规定中学生有一个纪念节日？”在他看来，项目方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所以现在越说越乱。公众能看到的是，祭祀仪式到今天已经司空见惯，只是形式越来越多，与中国文化的本真精神却渐行渐远。
陈晓明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生存发展的精神底蕴，存在国人心里，存活在日常生活的言行，存活在精神信念和价值关怀中。它首先通过教育来传承，通过自我修练来提升，通过对书籍的阅读、交流和实践体悟来抵达。“耗巨资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所谓的文化标志城，那是旅游娱乐项目，与文化无关，不要打着文化幌子招摇过市；更不要厚颜无耻要列入国家预算计划”。
“很难想象，中华文化标志城怎么传递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什么意思？谁能给出一个界定？”。张小劲教授曾让学生讨论“传统文化是什么”的话题，但学生均答不出一个具体答案。原因在于，中华文化太庞杂、宽博，很难有一家流派能鼎立支撑，阐释这个多元包容的概念。
复旦大学教授陆建松认为，“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但凡历史文化之都，都不是一纸令下一蹴而就，而是慢慢由历史积累而成”。一个文化城市的精神气节，未尝不是如此。
圣城“副都”荒诞说
中华文化标志城坐落于闻名中外的礼仪之邦、孔孟之乡——山东济宁。项目方表示，济宁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世界文化地理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影响力。
葛剑雄是“受雇”作为项目方案的总规划负责人，他强调，这不是以他个人去主动做这个课题，而是因百姓需要、国家需要，于是作为知识分子、历史教授，才自愿做该方案。
他在方案中最得意的一笔，是不得已情况下提出的“文化副都”概念。“中华文化标志城本应建于首都，但北京的城市面积和人口规模已经过大，不宜再作大规模扩建”。
有人披露，葛剑雄的“副都”设想受到了外国两个首都的启发，比如南非有立法首都和行政首都。
然而，在一些社会人士看来，这是一个“欠谨慎”的考虑。
《新闻早报》记者在记者手记《地方发展不等于国家文化复兴》中写道：“像中华文化标志城这样的一个宏大功能的规划，恐怕不是济宁一地所能完成的”。
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认为，这件事从头到尾就很荒唐。“有哪个城市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北京都不足以成为中国文化标志之城。没有谁足够权威来命名中华文化标志城”。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认为，“这个项目面临的麻烦要比解决的问题要多。中华标志城的做法会让国家的表态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这容易涉及宗教问题”。
连葛剑雄自己也认为，“中国不是宗教国家，不能有一个像耶路撒冷或者麦加那样的‘圣地’。”但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对标志城的表述是“圣城”。
封堵公众嘴巴
记者了解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耗资31.3亿元。水立方，作为国家游泳中心，是奥运会标志性建筑物之一，投资为10.2亿。以世界最大穹顶、北京最深建筑和亚洲最大管风琴等“三最”著称的巨蛋——国家大剧院，动工近6年，总投资为26.9亿元。
然而，投资不足27亿的巨蛋，自竞标拔得头筹的那天起，在造价方面的争议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因为参照浙江造价标准计算，国家大剧院的总投资可建10496所希望小学。质疑者认为，“巨蛋的投入比希望工程15年的募资还多。这笔费用相当于农村教育15年的成就”。
而相对于耗资300多亿元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一些质疑者认为更有说服力。
“300亿不是小数，中国还并不富裕，我们的教育还很落后，不少农村的校舍还挡不住风吹雨打”，陈晓明认为，“盖一座朝圣的文化标志城，可以看得到，摸得着，可以去跪拜，可以是政绩的牌楼，但那是文化的马戏场，是愚民的廉价乐园！千秋万代，只留后人笑谈！”
一位匿名学者表示，这场用老百姓的血汗钱来上演的“文化商业秀”，代价确实不菲。“它是以国家名义的大旗来封堵公众嘴巴，以准办方的方式加以确定。这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又一个技巧，比前面的商业运作更可怕”。
据悉，2007年10月22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的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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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发改委有明确意见的前提下，有人还在两会上提出文化标志城提案，刻意拔高项目，炒作概念，这是在与国家政策博弈。” 这位匿名专家说。
不久前，108位政协委员联名提出提案，呼吁重新论证该项目。面对来自全国各界人士的热议和质疑，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回应说“允许有争论，但是肯定要建。”
在一观察人士看来，所有相信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人，都该相信它的气节会得以清晰表达。但对于它如何突围，观察人士会拭目以待，“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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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亿重建圆明园
2006年9月，浙江横店社团经济联合会正式对外宣布，将筹资200亿元人民币，在浙江省中部的横店镇，按1∶1比例仿建一座圆明园。
这一消息引起的论战持续升温。外界对这个项目有很多指责,其中最集中的是圆明园规划用地是否“占用耕地”,且“未经报批”。国家文物局也宣称，全面重建圆明园是不可能的，这种异地仿建圆明新园应是商业方式运作的民间行为，国家文物局及所属文物单位不参与其仿建活动的经费投入。
2.2亿元的洪洞寻根祭祖大典
2007年4月5日，由山西省政府与临汾市政府主办的这一大典，兴建了旅游区、广场、水上游乐园项目，总投资2.2亿余元。一些评论认为，各地的祭奠活动过多过滥，且多出于利益驱动，不但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也有违“慎终追远”的本意。
1.8亿元的炎黄二帝巨像
河南新郑市耗时20年、部分政府投入部分社会捐款，投资达1.8亿元，于2007年4月11日建成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被认为文化含量先天不足，人为痕迹太过浓厚。工程的资金和漫长工期也引起诸多质疑。
31多亿开建华夏第一祖龙
河南新郑市于2001年开建的华夏第一祖龙，计划投资31亿多元，因未办理有关手续被勒令停工，后又复工；2007年3月24日，被环保部门再次叫停。此外，因被列为当地“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而受舆论批评。
5亿美元的东方巨龙主题公园
2006年7月，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和桂林东方巨龙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在广西桂林市开建东方巨龙主题公园，计划于奥运会前完工。项目距桂林市区9公里，占地240公顷，总投资约5亿美元。消息一经传出，即被评论认为，与桂林的山水风景极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