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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传统人才政策
对于身处战乱时代的列国来说，客卿绝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早在春秋时期，随着周平王东迁，天子权威丧失殆尽，诸国进入群雄争霸模式之后，对人才的需求就变得愈加急迫。而许多学有所成的士人，为了自己的个人前途和抱负，当在本国上升渠道受到阻碍的时候，也并不拒绝在其他国家出仕。对大多数士人来说，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并不存在什么忠君爱国的道德难题。当时有句话叫作“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虽然是讽刺那些楚国南蛮，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这种人才流动盛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明确的客卿这个正式官名或爵名直到公元前333年的战国才见诸记载（《战国策·秦一》“善我国家，使诸侯，请使客卿张仪”），但就允许他国人才出仕本国，利用他国智囊为自己国家谋利的实质而言，其实客卿文化早就在各国中大为流行了。只是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秦国这个偏僻落后的西方小国，最终将这种客卿文化发扬到了极致，让其为自己服务，成为争霸天下的重要资本。
在中原诸国看来，秦国无论是从法统、历史，抑或是文化角度来看，都不过是一个可笑的蛮荒小国。到了秦孝公继位之时（约公元前361年），这种来自中原赤裸裸的歧视终于发展到登峰造极，以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和赵成候等为首的六国集团居然公开不带秦国玩了。甚至就连淮河、泗河流域尚存的十几个小国都有机会能参加他们主导“中国诸侯之会盟”，而地处雍州的大国秦，却被他们打着“狄翟”的标签摒弃在“文明世界”之外。
毫无疑问，这种“诸侯卑秦”的歧视深深地刺激了刚登基的秦孝公。他下定决心要实行改革，追赶中原先进国家，带领秦国走向富强，秦孝公代表秦国官方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一项关于招徕客卿人才的国策：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正是这条从秦孝公以来就持续不断的招徕客卿的国策，才使得原本文化经济落后的秦国能获得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实现自己的大国梦。
秦国的客卿政策稳定务实
从秦惠文王四年（公元前334年）秦国设立丞相一职开始，直到秦二世亡国长达百多年时间中，有24人担任过秦国丞相，其中16人都是客卿！而从秦穆公开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这段时间中，秦军对外作战总数大约是130次，除去国君亲自率兵和没有记载的情况外，留下统帅名字的80次战争中，任命客卿为主将的情况多达56次！
从这些东方六国从未有过的数据中人们就可以看出，秦国对客卿的使用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化、规模化的效应，更让人惊叹的是，这个偏僻小国对客卿放手任用和信任有加的先进开明态度，早已远远地将六国抛在了身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事实上，在急于追赶中原诸国的压力下，秦国的用人标准稳定地只有一条，那就是秦孝公命令中所提到，能否“出奇计强秦”。只要能“强秦”，那么不管是客卿还是土著，你行你上。
为什么精英都往秦国走
在争夺列国人才这场战争后期，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东方诸国对秦国是各种鄙夷仇恨，对秦国抹黑宣传是不惜余力。但他们国家的士人却在源源不断地用脚投票，从自己国家出走，千里迢迢地投奔西域的秦国而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许李斯的经历就对此有所回答。这位才华横溢，足以辅佐秦王政扫平六合建立秦帝国的丞相，在家乡却只能当一个看守仓库的小吏。这并不是因为他到秦国就突然长了学问，而是在楚国那种地方压根没有他上升的机会。在楚国，传统官职任用做法是“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也”。
其他诸国也好不到哪里去，东方诸国虽然自调作为继承自周代的文明国家，但同时也继承了周代传下来的浓厚的宗法观念和宗族制度，使得非王族宗室或贵族出身的人基本没有上升空间。就算偶有一两个意图改革的君主，任用一些名士，也往往只是面子工程而已。
相比较之下，秦国或许的确是没什么文明的野蛮国家，但同样的，正因为这个国家缺少传统包袱，宗法观念薄弱，反而给这些精英提供了足够的上升空间，让他们愿意作为客卿到秦国去一试身手。
另一方面，由于宗族制度的匮乏，使得秦国在土地问题上也拥有更多的选择，使得他们能够提供给有真正才学的客卿分量十足的待遇。在战国时期，秦国是唯一有计划有制度地真正将裂土分茅这种分股权奖励落到实处的：商鞅在秦国获封商地十五邑，号商君，直接让他从公孙鞅变成了商鞅；张仪在秦国分得的干股较少，也有五邑，获得称号武信君；而范雎获得的封地是应；而奇货可居的吕不韦是其中最成功的，得到了河南十万户，封文信侯。
和秦国这些实打实的举措比起来，东方诸国就多少显得有点口是心非了。苏秦佩戴六国相印，声势显赫，出行有如王者，然而却没有一个国家给他分封过土地，只有赵肃候给了他一个可怜巴巴的武安君的虚衔。张仪也曾经中途跳槽去出任过魏、楚两国的国相，然而也只有秦国最终给他落实了股权问题。
除了解決了待遇问题之外，秦国的客卿政策也让所有外国才俊都心动不已，上升渠道是如此之多——选拔任用方式极为灵活；几乎没有天花板——能一直做到人臣之极的丞相，这些都是让各国有志青年趋之若鹜的因素。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对于身处战乱时代的列国来说，客卿绝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早在春秋时期，随着周平王东迁，天子权威丧失殆尽，诸国进入群雄争霸模式之后，对人才的需求就变得愈加急迫。而许多学有所成的士人，为了自己的个人前途和抱负，当在本国上升渠道受到阻碍的时候，也并不拒绝在其他国家出仕。对大多数士人来说，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并不存在什么忠君爱国的道德难题。当时有句话叫作“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虽然是讽刺那些楚国南蛮，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这种人才流动盛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明确的客卿这个正式官名或爵名直到公元前333年的战国才见诸记载（《战国策·秦一》“善我国家，使诸侯，请使客卿张仪”），但就允许他国人才出仕本国，利用他国智囊为自己国家谋利的实质而言，其实客卿文化早就在各国中大为流行了。只是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秦国这个偏僻落后的西方小国，最终将这种客卿文化发扬到了极致，让其为自己服务，成为争霸天下的重要资本。
在中原诸国看来，秦国无论是从法统、历史，抑或是文化角度来看，都不过是一个可笑的蛮荒小国。到了秦孝公继位之时（约公元前361年），这种来自中原赤裸裸的歧视终于发展到登峰造极，以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和赵成候等为首的六国集团居然公开不带秦国玩了。甚至就连淮河、泗河流域尚存的十几个小国都有机会能参加他们主导“中国诸侯之会盟”，而地处雍州的大国秦，却被他们打着“狄翟”的标签摒弃在“文明世界”之外。
毫无疑问，这种“诸侯卑秦”的歧视深深地刺激了刚登基的秦孝公。他下定决心要实行改革，追赶中原先进国家，带领秦国走向富强，秦孝公代表秦国官方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一项关于招徕客卿人才的国策：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正是这条从秦孝公以来就持续不断的招徕客卿的国策，才使得原本文化经济落后的秦国能获得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实现自己的大国梦。
秦国的客卿政策稳定务实
从秦惠文王四年（公元前334年）秦国设立丞相一职开始，直到秦二世亡国长达百多年时间中，有24人担任过秦国丞相，其中16人都是客卿！而从秦穆公开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这段时间中，秦军对外作战总数大约是130次，除去国君亲自率兵和没有记载的情况外，留下统帅名字的80次战争中，任命客卿为主将的情况多达56次！
从这些东方六国从未有过的数据中人们就可以看出，秦国对客卿的使用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化、规模化的效应，更让人惊叹的是，这个偏僻小国对客卿放手任用和信任有加的先进开明态度，早已远远地将六国抛在了身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事实上，在急于追赶中原诸国的压力下，秦国的用人标准稳定地只有一条，那就是秦孝公命令中所提到，能否“出奇计强秦”。只要能“强秦”，那么不管是客卿还是土著，你行你上。
为什么精英都往秦国走
在争夺列国人才这场战争后期，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东方诸国对秦国是各种鄙夷仇恨，对秦国抹黑宣传是不惜余力。但他们国家的士人却在源源不断地用脚投票，从自己国家出走，千里迢迢地投奔西域的秦国而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许李斯的经历就对此有所回答。这位才华横溢，足以辅佐秦王政扫平六合建立秦帝国的丞相，在家乡却只能当一个看守仓库的小吏。这并不是因为他到秦国就突然长了学问，而是在楚国那种地方压根没有他上升的机会。在楚国，传统官职任用做法是“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也”。
其他诸国也好不到哪里去，东方诸国虽然自调作为继承自周代的文明国家，但同时也继承了周代传下来的浓厚的宗法观念和宗族制度，使得非王族宗室或贵族出身的人基本没有上升空间。就算偶有一两个意图改革的君主，任用一些名士，也往往只是面子工程而已。
相比较之下，秦国或许的确是没什么文明的野蛮国家，但同样的，正因为这个国家缺少传统包袱，宗法观念薄弱，反而给这些精英提供了足够的上升空间，让他们愿意作为客卿到秦国去一试身手。
另一方面，由于宗族制度的匮乏，使得秦国在土地问题上也拥有更多的选择，使得他们能够提供给有真正才学的客卿分量十足的待遇。在战国时期，秦国是唯一有计划有制度地真正将裂土分茅这种分股权奖励落到实处的：商鞅在秦国获封商地十五邑，号商君，直接让他从公孙鞅变成了商鞅；张仪在秦国分得的干股较少，也有五邑，获得称号武信君；而范雎获得的封地是应；而奇货可居的吕不韦是其中最成功的，得到了河南十万户，封文信侯。
和秦国这些实打实的举措比起来，东方诸国就多少显得有点口是心非了。苏秦佩戴六国相印，声势显赫，出行有如王者，然而却没有一个国家给他分封过土地，只有赵肃候给了他一个可怜巴巴的武安君的虚衔。张仪也曾经中途跳槽去出任过魏、楚两国的国相，然而也只有秦国最终给他落实了股权问题。
除了解決了待遇问题之外，秦国的客卿政策也让所有外国才俊都心动不已，上升渠道是如此之多——选拔任用方式极为灵活；几乎没有天花板——能一直做到人臣之极的丞相，这些都是让各国有志青年趋之若鹜的因素。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