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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一直注重通过中国文明的进程和发展模式的建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科学理论的内涵做出了原创性的工作。因此他通过一系列有影响的专著把中国古代文明丰富的历史材料介绍给世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绚丽多彩的文化和历史。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美术、神话与祭祀》便代表了他的主要观点和理论。
【关键词】：简评;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
张光直在序言里面直接提出了写作本文的目的：其一，提供一个基本的视界，从性质与结构两个方面对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古代中国文明进行观察;其二，通过这些材料来证明，如果我们能够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这对于古代文明，至少对古代中国文明的研究会大有裨益。从上面的文字可以分析出这本书的问题意识：通过一系列材料论证古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艺术和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书的线索十分明确，在本书的论证过程中分析了统治者获得政治统治权威的必要条件：集道德权威和控制强制力量为一体的集权身份，宗族地位及宗族权威的合法性和凝聚性——宗族起源和宗族祖先神话;独占获取知识和掌握知识的手段——青铜器，即文字和动物图案的高度集合表现。依靠道德和强制力量维护王朝的统治是当时统治者们必然采用的方式，几千年前的夏商周三代已经开始实行这种统治方式，传承下来实行这样的统治方式，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就是最好的例证。这种方式是基于现实统治的需要，但是对于当时的民众来说，它却是一种新的开端和创新，集中反映了几千年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
“古代中国”：包括了公元前2000年中的主要阶段。在此期间，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历史文明——夏、商、周三个王朝。在这三个王朝的统治过程中，财富积累需要凭借行使政治权力来实现;而政治权力的成长，又为几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因素所促动，它们是：亲族层序系统。统治者的道德权威，武装力量，对神与祖先沟通的独占（如借助祭祀、艺术和文字运用等手段），以及对财富本身的独占。从以上的这些内容，本书便顺势分为七个章节。因为夏、商、周三朝均是由不同的氏族成员的建立的。而且氏族成员将他们的世系追溯到传说中的一位祖先，并且将本氏族与神话结合起来，便形成了始祖诞生神话，在氏族内部组成一个共同的名称和拥有同一个族徽或者图腾，自然而然地在本氏族的周围聚集了一些小的氏族或者民众，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夏朝的统治者把夏朝的创立者是姒姓贵族把夏朝与大禹联系起来，“系裂石而生，鲧化石而禹处。”[1]而商朝的建立者为子姓贵族，他们把商朝的始祖定为契，是卵生神话契母吞鸟卵而怀孕生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2]所以商朝的统治者征服前朝的时候便师出有名，获得民众的支持：“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3]当然周朝也不例外，周朝的建立系姬姓氏族所创，始祖为弃（后稷），“为上帝直系后裔，其母姜嫄”，“厥初生民，时维姜嫄”[4]。以血缘纽带维系其成员的社会集团左右着政治权利的更迭，这就是中国古代国家最显著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讲，宗族的分支制度也是政治权威出现的必然结果，出现政治权威也就意味着民众的聚集，逐步地形成了聚落中心，大的便成为城市。
城市的形成并不是最终的终结，而是真正的开始。具有直系血缘的宗族成员在主要的城市中具有较高的地位，也具有左右政治统治的影响力，所以政权主要表现在这些城市中，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政治统治的中心，那么城邑毫无疑问地形成了。而为了加强统治的强制力量，维护众多竞争者的政治平衡中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是以“功”为基础的价值评判。古代王朝的覆灭就是因为君王的无道失去了统治的资格，古代中国的王朝循环与文明的盛衰并无干系，它不仅仅意味着个别社会集团政治命运的变换，其领袖取得或失去建立统治的道德权威，再演变就逐渐的行成了村规、城规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为了增加凝聚力，基于道德和统治的需要，也和同层次的法律、法规相符合，也就特别重视最基本的宗庙祭祀。宗庙祭祀从另一方面上来说是祖先祭祀的反映，它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既是仪式的中心也是国家事务的中心。而且依次从上往下来划分，逐层递减，按照制度分划。如下文：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惟贤者能尽祭之义。[5]
祭祀的庙宇、道德的通知、中心城市的统治以及从神话借予的民众的凝聚力都是统治强制力量的表现。在这其中有着重要位置的是古代中国最为兴盛的一种政治统治：巫觋。“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急于祭。”[6]三朝都是源于神话，那么神话中的人物都带有与生俱来的神力和巫术，具有超自然的色彩。正如张先生在文章中所说“对文明出现最具有说服力的是与宗教祭祀有关的标志图案和符号，以此显示某些权力，并提供唯一一种宗教祭祀在政治或其它场合发挥作用的线索。”[7]宗教祭祀在诸多的文献中都有其身影，“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8]宗教祭祀是古代文化中重要的一个支柱，而且古代民众也是非常尊崇祭祀以及祭祀的结果，祭祀的结果直接影响到古代民众的信仰趋向，同时也影响着当朝的统治者。
光有政治以及上面的几个方面还不足以构成完整的政治场域，艺术与文字也成为攫取权力的手段之一。艺术主要表现在青铜制品的制作上，由这一点我们便可探寻在古代中国的三代，统治者依功来给各方的诸侯分发青铜器，那么就必须是统治者或者上层的贵族诸侯掌握有青铜器的制作，以此来加强对统治疆域或者说是国家的管辖。“天地之间，或祖灵及其神诋与生者之间的沟通，要仰仗巫觋;而祭器和动物牺牲则是天地沟通仪式中必须配备之物。”[9]所以青铜器存在最重要的因素便生成了：媒介，在宗教祭祀中作为媒介来沟通天与地、神灵与生民、祖先与生者的中间者，而祭器和动物牺牲则是天地沟通仪式中必须配备之物。通过青铜器所赋予的祭祀与宗教的内涵成为了沟通天与地、神与人、生者与死者的重要媒介。 而且张先生在在书中说到：“文字载体之所以能与它所包含的信息融为一体，原因是一旦人发明了书写，文字本身便成为了沟通天与地之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媒介至少也是信息的一部分。”[10]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11]
文字也是从宗族的族徽与标记演变而来，无论是商代还是史前的陶器符号，绝大多数都是家族、宗族、氏族或其分支的标记和族徽。而且古代中国的文字，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从族徽（赋予亲族政治和宗教权力的符号）演变而来。古代中国的文字形式本身便具有了内在的力量，文字是代表着知识、代表着文化;而知识则是来源于我们的祖先，我们想要取得与祖先的联系与沟通，必要的沟通渠道就是通过文字来联系。
以控制少数几项关键资源（首先是青铜器）的方式，以积聚手段的方式来达到占有手段的目的。第一部分从财富财富的荣耀来分析。在宗教祭祀的场合中会有成套的青铜礼器作为中介者沟通天与地、神与人、死者与生者。第二部分从技术与控制的角度来分析。这方面来讲，制作青铜器需要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而这些又必须具有大量的金钱，以上说的这些因素的具备必须是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利的人才能够做到。在这两个角度看来，占有这样的青铜器是具有强大实力与势力的象征。通过图例表示如下：
图1： 功德（体现政治统治）→政权表现
祖先神话←宗教信仰→增加民宗的凝聚力
神灵←祭祀（沟通渠道）→信众、生者、统治者、被统治 加强统治
祖先←祭祀（沟通渠道）→信众、生者、统治者、被统治者
死者←祭祀（沟通渠道）→信众、生者、统治者、被统治者
图2： 天、祖先、神诋
↓ 巫觋→青铜祭器→艺术→动物纹样器物 （宗教功能）
地、生者
图3： 文字源于 → 知识 → 祖先（知识、智慧）
获得 ↓ ↓ 传承 ↓ 祭祀
生 者 → 媒 介 → 死 者（祖先）
在张光直先生的《美术、神话与祭祀》中，在古代中国时期的三代如何在众多的国家中独树一帜，成为历史的代言，在这本书里面，张先生阐述了他的基本观点：每一个王朝的开始都是由一个然后又分出许多小的分支宗族，分支宗族的出现与发展也就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城镇的逐渐发展与对外交流的沟通，也就必须要加强政权的统治，政权的加强不是一天或者短时间内完成的，需要时间的认证。那么政权统治手段的萌发也是政权加强的必然因素。统治者通过掌控几种重要的手段：宗教与祭祀、艺术、文字等来统治民众，从最基本的信仰到日常的生活以及较高层次的艺术都为统治者所有。通过以上的这些因素，政治权威的加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必然。
注释：：
[1]《山海经·海内经》，中华书局
[2]《诗·商颂·玄鸟》，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677页
[3]《诗·商颂·玄鸟》，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677页
[4]《诗·大雅·生民》，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510页
[5]《礼记·祭统》，中华书局
[6]《礼记·祭统》，中华书局
[7]（美）张光直著 明歌编译《宗教祭祀与王权》，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103页
[8]《礼记·表记》，中华书局
[9]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北京：三联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10]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北京：三联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
[11]袁珂《中国神话资料萃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
参考文献：
[1] 《山海经·海内经》，中华书局
[2] 《诗·商颂·玄鸟》，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677页
[3] 《诗·大雅·生民》，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510页
[4] 《礼记·祭统》，中华书局
[5] [美]张光直著 明歌编译《宗教祭祀与王权》，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103页
[6] [美]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北京：三联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7] 袁珂《中国神话资料萃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
【关键词】：简评;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
张光直在序言里面直接提出了写作本文的目的：其一，提供一个基本的视界，从性质与结构两个方面对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古代中国文明进行观察;其二，通过这些材料来证明，如果我们能够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这对于古代文明，至少对古代中国文明的研究会大有裨益。从上面的文字可以分析出这本书的问题意识：通过一系列材料论证古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艺术和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书的线索十分明确，在本书的论证过程中分析了统治者获得政治统治权威的必要条件：集道德权威和控制强制力量为一体的集权身份，宗族地位及宗族权威的合法性和凝聚性——宗族起源和宗族祖先神话;独占获取知识和掌握知识的手段——青铜器，即文字和动物图案的高度集合表现。依靠道德和强制力量维护王朝的统治是当时统治者们必然采用的方式，几千年前的夏商周三代已经开始实行这种统治方式，传承下来实行这样的统治方式，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就是最好的例证。这种方式是基于现实统治的需要，但是对于当时的民众来说，它却是一种新的开端和创新，集中反映了几千年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
“古代中国”：包括了公元前2000年中的主要阶段。在此期间，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历史文明——夏、商、周三个王朝。在这三个王朝的统治过程中，财富积累需要凭借行使政治权力来实现;而政治权力的成长，又为几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因素所促动，它们是：亲族层序系统。统治者的道德权威，武装力量，对神与祖先沟通的独占（如借助祭祀、艺术和文字运用等手段），以及对财富本身的独占。从以上的这些内容，本书便顺势分为七个章节。因为夏、商、周三朝均是由不同的氏族成员的建立的。而且氏族成员将他们的世系追溯到传说中的一位祖先，并且将本氏族与神话结合起来，便形成了始祖诞生神话，在氏族内部组成一个共同的名称和拥有同一个族徽或者图腾，自然而然地在本氏族的周围聚集了一些小的氏族或者民众，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夏朝的统治者把夏朝的创立者是姒姓贵族把夏朝与大禹联系起来，“系裂石而生，鲧化石而禹处。”[1]而商朝的建立者为子姓贵族，他们把商朝的始祖定为契，是卵生神话契母吞鸟卵而怀孕生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2]所以商朝的统治者征服前朝的时候便师出有名，获得民众的支持：“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3]当然周朝也不例外，周朝的建立系姬姓氏族所创，始祖为弃（后稷），“为上帝直系后裔，其母姜嫄”，“厥初生民，时维姜嫄”[4]。以血缘纽带维系其成员的社会集团左右着政治权利的更迭，这就是中国古代国家最显著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讲，宗族的分支制度也是政治权威出现的必然结果，出现政治权威也就意味着民众的聚集，逐步地形成了聚落中心，大的便成为城市。
城市的形成并不是最终的终结，而是真正的开始。具有直系血缘的宗族成员在主要的城市中具有较高的地位，也具有左右政治统治的影响力，所以政权主要表现在这些城市中，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政治统治的中心，那么城邑毫无疑问地形成了。而为了加强统治的强制力量，维护众多竞争者的政治平衡中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是以“功”为基础的价值评判。古代王朝的覆灭就是因为君王的无道失去了统治的资格，古代中国的王朝循环与文明的盛衰并无干系，它不仅仅意味着个别社会集团政治命运的变换，其领袖取得或失去建立统治的道德权威，再演变就逐渐的行成了村规、城规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为了增加凝聚力，基于道德和统治的需要，也和同层次的法律、法规相符合，也就特别重视最基本的宗庙祭祀。宗庙祭祀从另一方面上来说是祖先祭祀的反映，它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既是仪式的中心也是国家事务的中心。而且依次从上往下来划分，逐层递减，按照制度分划。如下文：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惟贤者能尽祭之义。[5]
祭祀的庙宇、道德的通知、中心城市的统治以及从神话借予的民众的凝聚力都是统治强制力量的表现。在这其中有着重要位置的是古代中国最为兴盛的一种政治统治：巫觋。“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急于祭。”[6]三朝都是源于神话，那么神话中的人物都带有与生俱来的神力和巫术，具有超自然的色彩。正如张先生在文章中所说“对文明出现最具有说服力的是与宗教祭祀有关的标志图案和符号，以此显示某些权力，并提供唯一一种宗教祭祀在政治或其它场合发挥作用的线索。”[7]宗教祭祀在诸多的文献中都有其身影，“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8]宗教祭祀是古代文化中重要的一个支柱，而且古代民众也是非常尊崇祭祀以及祭祀的结果，祭祀的结果直接影响到古代民众的信仰趋向，同时也影响着当朝的统治者。
光有政治以及上面的几个方面还不足以构成完整的政治场域，艺术与文字也成为攫取权力的手段之一。艺术主要表现在青铜制品的制作上，由这一点我们便可探寻在古代中国的三代，统治者依功来给各方的诸侯分发青铜器，那么就必须是统治者或者上层的贵族诸侯掌握有青铜器的制作，以此来加强对统治疆域或者说是国家的管辖。“天地之间，或祖灵及其神诋与生者之间的沟通，要仰仗巫觋;而祭器和动物牺牲则是天地沟通仪式中必须配备之物。”[9]所以青铜器存在最重要的因素便生成了：媒介，在宗教祭祀中作为媒介来沟通天与地、神灵与生民、祖先与生者的中间者，而祭器和动物牺牲则是天地沟通仪式中必须配备之物。通过青铜器所赋予的祭祀与宗教的内涵成为了沟通天与地、神与人、生者与死者的重要媒介。 而且张先生在在书中说到：“文字载体之所以能与它所包含的信息融为一体，原因是一旦人发明了书写，文字本身便成为了沟通天与地之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媒介至少也是信息的一部分。”[10]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11]
文字也是从宗族的族徽与标记演变而来，无论是商代还是史前的陶器符号，绝大多数都是家族、宗族、氏族或其分支的标记和族徽。而且古代中国的文字，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从族徽（赋予亲族政治和宗教权力的符号）演变而来。古代中国的文字形式本身便具有了内在的力量，文字是代表着知识、代表着文化;而知识则是来源于我们的祖先，我们想要取得与祖先的联系与沟通，必要的沟通渠道就是通过文字来联系。
以控制少数几项关键资源（首先是青铜器）的方式，以积聚手段的方式来达到占有手段的目的。第一部分从财富财富的荣耀来分析。在宗教祭祀的场合中会有成套的青铜礼器作为中介者沟通天与地、神与人、死者与生者。第二部分从技术与控制的角度来分析。这方面来讲，制作青铜器需要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而这些又必须具有大量的金钱，以上说的这些因素的具备必须是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利的人才能够做到。在这两个角度看来，占有这样的青铜器是具有强大实力与势力的象征。通过图例表示如下：
图1： 功德（体现政治统治）→政权表现
祖先神话←宗教信仰→增加民宗的凝聚力
神灵←祭祀（沟通渠道）→信众、生者、统治者、被统治 加强统治
祖先←祭祀（沟通渠道）→信众、生者、统治者、被统治者
死者←祭祀（沟通渠道）→信众、生者、统治者、被统治者
图2： 天、祖先、神诋
↓ 巫觋→青铜祭器→艺术→动物纹样器物 （宗教功能）
地、生者
图3： 文字源于 → 知识 → 祖先（知识、智慧）
获得 ↓ ↓ 传承 ↓ 祭祀
生 者 → 媒 介 → 死 者（祖先）
在张光直先生的《美术、神话与祭祀》中，在古代中国时期的三代如何在众多的国家中独树一帜，成为历史的代言，在这本书里面，张先生阐述了他的基本观点：每一个王朝的开始都是由一个然后又分出许多小的分支宗族，分支宗族的出现与发展也就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城镇的逐渐发展与对外交流的沟通，也就必须要加强政权的统治，政权的加强不是一天或者短时间内完成的，需要时间的认证。那么政权统治手段的萌发也是政权加强的必然因素。统治者通过掌控几种重要的手段：宗教与祭祀、艺术、文字等来统治民众，从最基本的信仰到日常的生活以及较高层次的艺术都为统治者所有。通过以上的这些因素，政治权威的加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必然。
注释：：
[1]《山海经·海内经》，中华书局
[2]《诗·商颂·玄鸟》，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677页
[3]《诗·商颂·玄鸟》，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677页
[4]《诗·大雅·生民》，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510页
[5]《礼记·祭统》，中华书局
[6]《礼记·祭统》，中华书局
[7]（美）张光直著 明歌编译《宗教祭祀与王权》，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103页
[8]《礼记·表记》，中华书局
[9]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北京：三联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10]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北京：三联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
[11]袁珂《中国神话资料萃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
参考文献：
[1] 《山海经·海内经》，中华书局
[2] 《诗·商颂·玄鸟》，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677页
[3] 《诗·大雅·生民》，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510页
[4] 《礼记·祭统》，中华书局
[5] [美]张光直著 明歌编译《宗教祭祀与王权》，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103页
[6] [美]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北京：三联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7] 袁珂《中国神话资料萃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