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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领域中的任何一种危机都与政治因素息息相关。欧洲债务危机亦然。这一危机对欧盟成员国的大选、政治力量的对比、欧盟的国际声望、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以及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分配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大选：紧缩vs.福利
欧洲债务危机对各国的大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共有十多次大选，几乎没有一个谋求连任的国家领导人能如愿以偿。这与经济形势不佳或选民反对现政府实施财政紧缩等因素有关。
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为获得“三驾马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和欧洲中央银行）的纾困，必须接受“勒紧裤腰带”这一苛刻的条件。“勒紧裤腰带”意味着减少社会福利、失业和降薪。这显然是选民难以接受的。
有些国家没有接受“三驾马车”的纾困，但其经济形势却萎靡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工资和社会福利都未见增加。这样的政府哪能赢得选民的欢心？
为了击败执政党，在野党利用选民们求变的心态，提出了“要增长、不要紧缩”的口号。奥朗德就是用这一口号击败萨科齐后登上法国总统宝座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朗德上台后面临着进退两难的抉择：如要将竞选时许下的承诺付诸实施，政府将陷入财政困境；如果对选民“食言”，他的政治前途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意大利有一句谚语：“如果我们要保持现状，那么我们就应该改变目前的一切。”欧盟的现状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极为优越。但在大多数欧盟成员国，这种令人羡慕的福利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因而损害了国际竞争力。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不完全是福利导致的，但与福利并非毫无关系。因此，为了避免引以为豪的福利制度崩溃，改变现状是十分必要的，但也是极为艰难的。
政治：传统政党vs.另类政治力量
乱世出英雄。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出现动荡时，总有一些平时很少受人关注的政治力量会“异军突起”。欧洲债务危机对欧盟的政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传统政党的影响力被削弱，而极右政党或反传统的政党获得了大量选民的支持。
希腊的金色黎明党反对政府实施“三驾马车”的财政紧缩，歧视外来移民，并发誓要把所有非法移民赶出希腊。就是这样一个极右政党，居然在2012年6月17日举行的第二次议会选举中获得了5.3%的票数，超过了法律规定的3%的“门槛”，从而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议会。
意大利戏剧演员贝普·格利洛领导的“五星运动”在2013年2月25日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23.8%的选票，仅次于两个传统政党。欧洲的政治评论家认为，问世只有3年的“五星运动”才是意大利这一次大选真正的胜者。这个另类政党之所以获得如此多的选民的支持，完全是因为意大利的传统政党不得人心。
在其他国家，极右政党都有不同程度的崛起。英国广播公司认为，从意大利的南端到北欧的海峡，极右政党都把民众对财政紧缩的不满当作扩大自身政治影响力的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
国际声望：诺贝尔奖vs.欧盟的脸面
2012年10月12日，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宣布，欧盟获得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他在颁奖词中称，欧盟在过去的60年中为促进欧洲的和平与和解、民主与人权做出了贡献。听到这一消息后，许多人兴高采烈，欢呼雀跃。
然而，在此之前，欧洲债务危机早已玷污了欧盟的国际名声。与欧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相比，因特网上讽刺和挖苦欧盟的文章和漫画更是不计其数。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奥利·雷恩说过，“在与全球经济问题有关的政治决策领域（如二十国集团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危机使我们只能听人家使唤。”一些拉美人说，过去，每当拉美遇到金融危机后，欧洲人就会趾高气扬地对拉美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岂料今天终于出现了“风水轮流转”，因此欧盟现在应该向拉美人发出邀请，让拉美人教欧洲人如何解决债务危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欧盟应该是解决各种全球问题的高手，而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经济却成了世人担忧的大问题。
欧洲一体化进程：主权vs.团结
在布鲁塞尔时我曾问过一位英国学者：“英国人如何看待欧洲债务危机？”他幸灾乐祸地说道：“我们庆幸英国保留了英镑。”
欧洲在推动一体化的进程中始终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如何处理主权（sovereignty）与团结（solidairty）之间的关系。主张捍卫主权的人对欧洲一体化持疑虑的态度，因此他们被称作“疑欧”派（Euroscepticism）。这一派始终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疑欧”派的力量在进一步壮大。他们认为，主权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
英国无疑是“疑欧”派的大本营。英国不仅没有加入欧元区，不签署《申根协定》，而且还拒绝接受欧盟为应对债务危机和加强经济治理而推出的“财政契约”。2013年1月23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了国际社会期待已久的关于英国与欧盟关系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表示，如果他领导的保守党能在2015年再次当选，英国将在2017年底之前就是否退出欧盟进行全民公决。卡梅伦说，英国人认为，欧盟正在朝着一个“英国从未签字认可”的方向发展，因此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生活受欧盟的一些不必要的规则和条例的约束。他还说，英国人对欧盟的失望与日俱增，因此，今后仅仅要求英国接受欧盟作出的所有决定，无异于加快英国离开欧盟的步伐。
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年3月2日至27日之间对8个欧盟国家的7646人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对欧盟及欧洲一体化持正面立场的人所占比重已跌落到前所未有的低点，甚至年轻人也持悲观的立场。
必须指出的是，欧洲债务危机在为“疑欧”派壮势的同时，也为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各方人士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毋庸置疑，欧洲债务危机也促使欧洲政治家进一步坚定了在推动一体化的过程中转“危”为“机”的决心。在2012年3月2日举行的欧盟春季峰会上，除英国和捷克以外的25个欧盟成员国正式签署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公约》（又称“财政契约”）。9月12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在欧元区建立“单一监管机制”（single supervisory mechanism， SSM）的建议，即由欧洲中央银行担负对欧元区6000多家银行进行统一监管的重任，从而向最终建立一个银行业联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努力下，首届“欧洲稳定机制”理事会会议于10月8日在卢森堡举行，被誉为永久性“防火墙”的“欧洲稳定机制”正式开始运转。
权力分配：德国vs.其他欧盟成员国
欧洲债务危机使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及与之相关的影响力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认为，“欧元及欧洲一体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默克尔的头脑。在欧洲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从而对全球复苏及欧元的未来构成巨大威胁时，所有眼光都集中在默克尔身上，希望德国能为改革指明道路，修复和重振欧洲。但默克尔辜负了众望。”
虽然有人批评默克尔在援助希腊时行动缓慢，甚至有点不情不愿，但不能否认这一事实：德国的作用和影响力不容低估。如果没有德国的出手，希腊或许早已退出欧元区，欧元区或许早已分崩离析。因此，当德国联邦宪法法庭在2012年9月12日做出“欧洲稳定机制”没有违反德国宪法的裁决后，欧盟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没有德国的支持和参与，“欧洲稳定机制”是无法问世的。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抱怨欧洲国家不团结，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四分五裂，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声音说话。他说：“如果我要找欧洲领导人商量，我不知道我该打哪一个电话。”
欧洲债务危机提升了德国的地位，因此，有人公布了默克尔办公室的电话，并称这就是欧盟的“电话号码”，基辛格再也不必为无法获得欧洲的电话号码而忧愁了。
德国地位的上升无疑意味着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地位下降了。许多人说，无论在欧盟峰会上还是在其他场合，默克尔俨然成了“欧罗巴女士”，说一不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则显得如此无足轻重，只能唯德国马首是瞻。
大选：紧缩vs.福利
欧洲债务危机对各国的大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共有十多次大选，几乎没有一个谋求连任的国家领导人能如愿以偿。这与经济形势不佳或选民反对现政府实施财政紧缩等因素有关。
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为获得“三驾马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和欧洲中央银行）的纾困，必须接受“勒紧裤腰带”这一苛刻的条件。“勒紧裤腰带”意味着减少社会福利、失业和降薪。这显然是选民难以接受的。
有些国家没有接受“三驾马车”的纾困，但其经济形势却萎靡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工资和社会福利都未见增加。这样的政府哪能赢得选民的欢心？
为了击败执政党，在野党利用选民们求变的心态，提出了“要增长、不要紧缩”的口号。奥朗德就是用这一口号击败萨科齐后登上法国总统宝座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朗德上台后面临着进退两难的抉择：如要将竞选时许下的承诺付诸实施，政府将陷入财政困境；如果对选民“食言”，他的政治前途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意大利有一句谚语：“如果我们要保持现状，那么我们就应该改变目前的一切。”欧盟的现状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极为优越。但在大多数欧盟成员国，这种令人羡慕的福利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因而损害了国际竞争力。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不完全是福利导致的，但与福利并非毫无关系。因此，为了避免引以为豪的福利制度崩溃，改变现状是十分必要的，但也是极为艰难的。
政治：传统政党vs.另类政治力量
乱世出英雄。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出现动荡时，总有一些平时很少受人关注的政治力量会“异军突起”。欧洲债务危机对欧盟的政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传统政党的影响力被削弱，而极右政党或反传统的政党获得了大量选民的支持。
希腊的金色黎明党反对政府实施“三驾马车”的财政紧缩，歧视外来移民，并发誓要把所有非法移民赶出希腊。就是这样一个极右政党，居然在2012年6月17日举行的第二次议会选举中获得了5.3%的票数，超过了法律规定的3%的“门槛”，从而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议会。
意大利戏剧演员贝普·格利洛领导的“五星运动”在2013年2月25日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23.8%的选票，仅次于两个传统政党。欧洲的政治评论家认为，问世只有3年的“五星运动”才是意大利这一次大选真正的胜者。这个另类政党之所以获得如此多的选民的支持，完全是因为意大利的传统政党不得人心。
在其他国家，极右政党都有不同程度的崛起。英国广播公司认为，从意大利的南端到北欧的海峡，极右政党都把民众对财政紧缩的不满当作扩大自身政治影响力的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
国际声望：诺贝尔奖vs.欧盟的脸面
2012年10月12日，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宣布，欧盟获得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他在颁奖词中称，欧盟在过去的60年中为促进欧洲的和平与和解、民主与人权做出了贡献。听到这一消息后，许多人兴高采烈，欢呼雀跃。
然而，在此之前，欧洲债务危机早已玷污了欧盟的国际名声。与欧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相比，因特网上讽刺和挖苦欧盟的文章和漫画更是不计其数。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奥利·雷恩说过，“在与全球经济问题有关的政治决策领域（如二十国集团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危机使我们只能听人家使唤。”一些拉美人说，过去，每当拉美遇到金融危机后，欧洲人就会趾高气扬地对拉美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岂料今天终于出现了“风水轮流转”，因此欧盟现在应该向拉美人发出邀请，让拉美人教欧洲人如何解决债务危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欧盟应该是解决各种全球问题的高手，而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经济却成了世人担忧的大问题。
欧洲一体化进程：主权vs.团结
在布鲁塞尔时我曾问过一位英国学者：“英国人如何看待欧洲债务危机？”他幸灾乐祸地说道：“我们庆幸英国保留了英镑。”
欧洲在推动一体化的进程中始终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如何处理主权（sovereignty）与团结（solidairty）之间的关系。主张捍卫主权的人对欧洲一体化持疑虑的态度，因此他们被称作“疑欧”派（Euroscepticism）。这一派始终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疑欧”派的力量在进一步壮大。他们认为，主权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
英国无疑是“疑欧”派的大本营。英国不仅没有加入欧元区，不签署《申根协定》，而且还拒绝接受欧盟为应对债务危机和加强经济治理而推出的“财政契约”。2013年1月23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了国际社会期待已久的关于英国与欧盟关系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表示，如果他领导的保守党能在2015年再次当选，英国将在2017年底之前就是否退出欧盟进行全民公决。卡梅伦说，英国人认为，欧盟正在朝着一个“英国从未签字认可”的方向发展，因此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生活受欧盟的一些不必要的规则和条例的约束。他还说，英国人对欧盟的失望与日俱增，因此，今后仅仅要求英国接受欧盟作出的所有决定，无异于加快英国离开欧盟的步伐。
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年3月2日至27日之间对8个欧盟国家的7646人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对欧盟及欧洲一体化持正面立场的人所占比重已跌落到前所未有的低点，甚至年轻人也持悲观的立场。
必须指出的是，欧洲债务危机在为“疑欧”派壮势的同时，也为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各方人士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毋庸置疑，欧洲债务危机也促使欧洲政治家进一步坚定了在推动一体化的过程中转“危”为“机”的决心。在2012年3月2日举行的欧盟春季峰会上，除英国和捷克以外的25个欧盟成员国正式签署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公约》（又称“财政契约”）。9月12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在欧元区建立“单一监管机制”（single supervisory mechanism， SSM）的建议，即由欧洲中央银行担负对欧元区6000多家银行进行统一监管的重任，从而向最终建立一个银行业联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努力下，首届“欧洲稳定机制”理事会会议于10月8日在卢森堡举行，被誉为永久性“防火墙”的“欧洲稳定机制”正式开始运转。
权力分配：德国vs.其他欧盟成员国
欧洲债务危机使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及与之相关的影响力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认为，“欧元及欧洲一体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默克尔的头脑。在欧洲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从而对全球复苏及欧元的未来构成巨大威胁时，所有眼光都集中在默克尔身上，希望德国能为改革指明道路，修复和重振欧洲。但默克尔辜负了众望。”
虽然有人批评默克尔在援助希腊时行动缓慢，甚至有点不情不愿，但不能否认这一事实：德国的作用和影响力不容低估。如果没有德国的出手，希腊或许早已退出欧元区，欧元区或许早已分崩离析。因此，当德国联邦宪法法庭在2012年9月12日做出“欧洲稳定机制”没有违反德国宪法的裁决后，欧盟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没有德国的支持和参与，“欧洲稳定机制”是无法问世的。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抱怨欧洲国家不团结，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四分五裂，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声音说话。他说：“如果我要找欧洲领导人商量，我不知道我该打哪一个电话。”
欧洲债务危机提升了德国的地位，因此，有人公布了默克尔办公室的电话，并称这就是欧盟的“电话号码”，基辛格再也不必为无法获得欧洲的电话号码而忧愁了。
德国地位的上升无疑意味着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地位下降了。许多人说，无论在欧盟峰会上还是在其他场合，默克尔俨然成了“欧罗巴女士”，说一不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则显得如此无足轻重，只能唯德国马首是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