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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会昌当县委书记时实行了“共产主义礼拜六”制度。每逢周末他就带领干部到乡村帮助红军家属进行耕田、插秧、收割等劳动。
20世纪30年代，邓小平曾在江西中央苏区担任过近两年的县委书记。那么，我们不禁好奇，在动荡的革命年代，邓小平是如何做县委书记的呢？
临危受命，敢于担当，迅速稳定局面
1931 年，27 岁的邓小平临危受命，被中共赣东特委任命为瑞金县委书记。尽管此前已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但他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来自“左”倾错误思想的高压态势;二是“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局面。困难面前，邓小平将如何打开局面？
之前的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左”倾错误思想严重，他发动的所谓肃清党内“社会民主党”成员的行动致使大量的革命同志含冤牺牲。据当地党史资料记载，当时“当干部的怕戴红袖套，因为红套上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担心别人看见自己反遭冤枉”，人人自危的情景可见一斑。因此，一到瑞金，邓小平便立即采取措施：一方面以赣东特委特派员的身份组成调查组，走乡串户，一区一乡地深入调查，了解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情况;另一方面制定切实措施以稳定事态。在调查清楚之后，邓小平决定发动群众揭穿李添富的假面具。他先后召开了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和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添富在肃反中的错误，宣布撤销他的一切职务，拘捕公审，予以处决。同时邓小平公开亮出自己的身份并宣布：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已被供出名字被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凡是贫农、中农，一律先放掉，让他们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凡是地主、富农，能罚钱的罚钱，然后放掉，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
正是这种决毅果敢、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使得邓小平迅速制止了这场政治迫害，稳定了县域的社会局面。因此，民众都说，“邓小平同志的措施是救命的法宝”，“邓书记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如果不是他来了，瑞金还不知要杀害多少革命同志！”甚至有人称邓小平是“包公再世”。
在会昌，邓小平同样如此。尽管自称“未能打开局面”，但实际上仍然在种种历史条件
限制下做到了“有所作为”。在刚刚上任的几天之内，他就果断处理了“靖卫团”骚扰的事情。其时，由于刚刚解放才几个月，会昌城外一些小股的国民党地方“靖卫团”残余势力和散兵游勇，经常向城内放冷枪，并四处骚扰群众。为此，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会昌各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巡逻和搜索，并派出赤卫队继续清剿“靖卫团”残余以稳定局面。之后，又对以地主残余、富农、流氓组织秘密民团造谣捣鬼的反革命活动，“给予不断的破坏与严重的镇压”。在此基础上，在会昌县委的领导下，“破获了西岗、板坑、乌鸦泊三处秘密民团的组织，首要大部捉到与决杀了（概是阶级异己分子）”。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保障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抓重点难点，着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扫清了“左”倾错误的障碍，接下来就要稳定和巩固成果，使县政的各项工作恢复运转和活力。因此，随着县域社会秩序的渐次稳定，邓小平开始着力于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恢复和整顿，选举新的苏维埃政府领导机构，并对建立健全司法、裁判机构，对拘捕、审讯、审判等权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为提高基层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效率，他决定取消村一级政府，只在村一級设苏维埃代表，并重新划分各区、乡管辖区域。
另外，为巩固发展苏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基层群团组织，使各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起来，邓小平又着手建立干部培训制度。他一方面致力于开办干部培训班，另一方面亲自给学员讲课，帮助大家提高革命觉悟和政策水平，传授工作经验。
如何解决土地问题，是关系到苏区生存与稳定的大事。然而，在当时的苏区存在着“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倾向，甚至提出了小孩子不分田的主张。邓小平说：“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同时，他以乡为单位，把田分为甲、乙、丙三类，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搭匀，再按人口平均分配。对于豪绅地主的方法是：先没收豪绅地主和祠堂庙宇的土地，然后成立分田委员会进行土地分配。分配土地时还留有1—2%的好田为红军公田，以作公益事业或调剂之用。分田后，由乡苏维埃政府发给土地证。同时特别强调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对于富农也不能过分打击。关于查田，邓小平反对将查田重点放在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上，指出要将重点放在清查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上。凡是查出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都要分配给贫农。
积极组织社会生产，支援革命战争，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的又一重要任务。为此，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广大党团员要积极带头行动起来搞好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红军打胜仗;另一方面和干部一道，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建立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队等组织;同时积极开办工业，发展商业贸易，恢复和发展了纸、烟叶、农具、药材、钨矿、石灰、夏布、硝盐等土特产品的生产，开办了纸槽社、纸烟厂、被服厂、硝盐厂等厂矿。在商业贸易方面，提出了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鼓励商人开办店铺和作坊，组织人民开展地下贸易活动，偷越敌人设置的经济封锁线，保证苏区和白区间的商贸交易。
为充分发动干部群众，巩固发展瑞金苏区，邓小平还十分注意加强党的文化宣传工作。1931 年10 月25 日，他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这是一份油印四开报纸，每期出两版，单面印刷。该报内容相当丰富，主要栏目就有“社论”、“内外新闻”、“扩大红军”、“铁锤”等。邓小平经常撰写文章在该报发表，指导全县工作。
实行“共产主义礼拜六”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会昌时期还实行了“共产主义礼拜六”制度。每逢周末他就带领干部到乡村帮助红军家属进行耕田、插秧、收割等劳动。在劳动时，他们通常将写有“共产主义礼拜六”、“实行优待红军条例”的旗子插在田埂上，一边劳动一边唱着：“共产儿童团，实行礼拜六，帮助烈军属，多做半天工。”通过开展“共产主义礼拜六”活动，一方面解决了红军家属的困难，同时也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一心扑到群众工作上，自己的生活却艰苦朴素，是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邓小平也不例外。
在瑞金时期，他住着与老百姓一样的民房，有时甚至住祠堂、庙宇。在瑞金的十多个月里，先后迁居五六次。他常穿的是粗衣棉布的中山装，吃得也与大家一样。邓小平有一条用了好几年的花格毛巾，尽管已经单簿无毛了，却仍然完整无损。身边工作人员通过留心观察，发现他不是拧毛巾而是用两手挤。邓小平有一条灰黑色裤子，一直缝缝补补，结果裤子越穿越短，但他依然穿着它走村串户。据邓榕说，邓小平在苏区，一个人，一匹马，
一个警卫员兼马夫，轻骑简从，就这么在瑞金、会昌一带那么大的区域内来来回回。“父亲这个人，最不讲排场，反对烦琐哲学。这种一人、一马、一警卫的习惯，他一直保持到抗战开始。”
在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尽管面临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但是他以决断果敢、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迅速扶正压邪、稳定人心，随后又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并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帮助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问题，因此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所熟知和认可的小平风格。
1931 年，当毛泽东来到瑞金见到邓小平时，高兴地抓着邓小平的手用力摇晃了几下说：“很好！ 很好！ 瑞金的父母官呵！”
1972 年秋天，邓小平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放江西时来到瑞金，瑞金县的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令邓小平感动不已。他没想到，在他蒙冤遭受打击的时候，老区人民还惦念着他。一声深情的“邓书记”，既是邓小平工作方式和态度风格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回响，也是对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时期施政成效的赞许和肯定。
（《党的文献》2015年第1期）
20世纪30年代，邓小平曾在江西中央苏区担任过近两年的县委书记。那么，我们不禁好奇，在动荡的革命年代，邓小平是如何做县委书记的呢？
临危受命，敢于担当，迅速稳定局面
1931 年，27 岁的邓小平临危受命，被中共赣东特委任命为瑞金县委书记。尽管此前已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但他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来自“左”倾错误思想的高压态势;二是“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局面。困难面前，邓小平将如何打开局面？
之前的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左”倾错误思想严重，他发动的所谓肃清党内“社会民主党”成员的行动致使大量的革命同志含冤牺牲。据当地党史资料记载，当时“当干部的怕戴红袖套，因为红套上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担心别人看见自己反遭冤枉”，人人自危的情景可见一斑。因此，一到瑞金，邓小平便立即采取措施：一方面以赣东特委特派员的身份组成调查组，走乡串户，一区一乡地深入调查，了解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情况;另一方面制定切实措施以稳定事态。在调查清楚之后，邓小平决定发动群众揭穿李添富的假面具。他先后召开了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和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添富在肃反中的错误，宣布撤销他的一切职务，拘捕公审，予以处决。同时邓小平公开亮出自己的身份并宣布：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已被供出名字被怀疑是“社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凡是贫农、中农，一律先放掉，让他们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凡是地主、富农，能罚钱的罚钱，然后放掉，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
正是这种决毅果敢、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使得邓小平迅速制止了这场政治迫害，稳定了县域的社会局面。因此，民众都说，“邓小平同志的措施是救命的法宝”，“邓书记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如果不是他来了，瑞金还不知要杀害多少革命同志！”甚至有人称邓小平是“包公再世”。
在会昌，邓小平同样如此。尽管自称“未能打开局面”，但实际上仍然在种种历史条件
限制下做到了“有所作为”。在刚刚上任的几天之内，他就果断处理了“靖卫团”骚扰的事情。其时，由于刚刚解放才几个月，会昌城外一些小股的国民党地方“靖卫团”残余势力和散兵游勇，经常向城内放冷枪，并四处骚扰群众。为此，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会昌各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巡逻和搜索，并派出赤卫队继续清剿“靖卫团”残余以稳定局面。之后，又对以地主残余、富农、流氓组织秘密民团造谣捣鬼的反革命活动，“给予不断的破坏与严重的镇压”。在此基础上，在会昌县委的领导下，“破获了西岗、板坑、乌鸦泊三处秘密民团的组织，首要大部捉到与决杀了（概是阶级异己分子）”。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保障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抓重点难点，着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扫清了“左”倾错误的障碍，接下来就要稳定和巩固成果，使县政的各项工作恢复运转和活力。因此，随着县域社会秩序的渐次稳定，邓小平开始着力于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恢复和整顿，选举新的苏维埃政府领导机构，并对建立健全司法、裁判机构，对拘捕、审讯、审判等权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为提高基层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效率，他决定取消村一级政府，只在村一級设苏维埃代表，并重新划分各区、乡管辖区域。
另外，为巩固发展苏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基层群团组织，使各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起来，邓小平又着手建立干部培训制度。他一方面致力于开办干部培训班，另一方面亲自给学员讲课，帮助大家提高革命觉悟和政策水平，传授工作经验。
如何解决土地问题，是关系到苏区生存与稳定的大事。然而，在当时的苏区存在着“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倾向，甚至提出了小孩子不分田的主张。邓小平说：“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同时，他以乡为单位，把田分为甲、乙、丙三类，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搭匀，再按人口平均分配。对于豪绅地主的方法是：先没收豪绅地主和祠堂庙宇的土地，然后成立分田委员会进行土地分配。分配土地时还留有1—2%的好田为红军公田，以作公益事业或调剂之用。分田后，由乡苏维埃政府发给土地证。同时特别强调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对于富农也不能过分打击。关于查田，邓小平反对将查田重点放在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上，指出要将重点放在清查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上。凡是查出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都要分配给贫农。
积极组织社会生产，支援革命战争，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的又一重要任务。为此，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广大党团员要积极带头行动起来搞好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红军打胜仗;另一方面和干部一道，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建立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队等组织;同时积极开办工业，发展商业贸易，恢复和发展了纸、烟叶、农具、药材、钨矿、石灰、夏布、硝盐等土特产品的生产，开办了纸槽社、纸烟厂、被服厂、硝盐厂等厂矿。在商业贸易方面，提出了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鼓励商人开办店铺和作坊，组织人民开展地下贸易活动，偷越敌人设置的经济封锁线，保证苏区和白区间的商贸交易。
为充分发动干部群众，巩固发展瑞金苏区，邓小平还十分注意加强党的文化宣传工作。1931 年10 月25 日，他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这是一份油印四开报纸，每期出两版，单面印刷。该报内容相当丰富，主要栏目就有“社论”、“内外新闻”、“扩大红军”、“铁锤”等。邓小平经常撰写文章在该报发表，指导全县工作。
实行“共产主义礼拜六”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会昌时期还实行了“共产主义礼拜六”制度。每逢周末他就带领干部到乡村帮助红军家属进行耕田、插秧、收割等劳动。在劳动时，他们通常将写有“共产主义礼拜六”、“实行优待红军条例”的旗子插在田埂上，一边劳动一边唱着：“共产儿童团，实行礼拜六，帮助烈军属，多做半天工。”通过开展“共产主义礼拜六”活动，一方面解决了红军家属的困难，同时也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一心扑到群众工作上，自己的生活却艰苦朴素，是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邓小平也不例外。
在瑞金时期，他住着与老百姓一样的民房，有时甚至住祠堂、庙宇。在瑞金的十多个月里，先后迁居五六次。他常穿的是粗衣棉布的中山装，吃得也与大家一样。邓小平有一条用了好几年的花格毛巾，尽管已经单簿无毛了，却仍然完整无损。身边工作人员通过留心观察，发现他不是拧毛巾而是用两手挤。邓小平有一条灰黑色裤子，一直缝缝补补，结果裤子越穿越短，但他依然穿着它走村串户。据邓榕说，邓小平在苏区，一个人，一匹马，
一个警卫员兼马夫，轻骑简从，就这么在瑞金、会昌一带那么大的区域内来来回回。“父亲这个人，最不讲排场，反对烦琐哲学。这种一人、一马、一警卫的习惯，他一直保持到抗战开始。”
在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尽管面临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但是他以决断果敢、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迅速扶正压邪、稳定人心，随后又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并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帮助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问题，因此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所熟知和认可的小平风格。
1931 年，当毛泽东来到瑞金见到邓小平时，高兴地抓着邓小平的手用力摇晃了几下说：“很好！ 很好！ 瑞金的父母官呵！”
1972 年秋天，邓小平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放江西时来到瑞金，瑞金县的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令邓小平感动不已。他没想到，在他蒙冤遭受打击的时候，老区人民还惦念着他。一声深情的“邓书记”，既是邓小平工作方式和态度风格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回响，也是对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时期施政成效的赞许和肯定。
（《党的文献》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