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导语：实际上，在搜索工具中输入“美国人不爱读书”、“法国人不爱读书”，发现不仅是在中国，其他国家的媒体也在感叹本国人阅读量的下降。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曾公布过一份关于全国国民阅读的调查，我国18—70岁国民人均阅读图书4.25本，只有0.9%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很多。而我国每年出版的图书超过30万种，但是户消费图书只有1.75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生产国，我们是人均阅读量最少的国家之一。
看看周围，微博微信上，大家都忙着晒美食晒孩子，几乎很少有人“晒书”；地铁上公交车上，几乎看不到捧着书的人，十个人中至少有五个人在低头玩手机；对于书店来说，在北京似乎只有西单图书大厦能有人流熙熙攘攘的景象，其它中小书店往来人稀少。这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读书热潮形成鲜明的对比。
那确实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从事出版事业已经26年、现在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的郭力对本刊记者说，在80年代，中国处于全民饥渴阅读状态之中，出版社甚至不用去迎合读者，无论出什么书都有人买，放到书店里就不愁卖。
作家张放在《风情万种的80年代读书热潮》一文中描写了当时读书的盛况：新华书店几乎每天都是人头攒动，新书一本接着一本地上架，人潮一波接着一波地涌入。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出版时，一时间洛阳纸贵，无数50、60后小知识分子嘴不离李泽厚。那年代，几乎没有人不写诗，没有人不读北岛、舒婷和顾城。
这种种的数据与事实，都似乎做实了当代中国人已经不爱读书的事实。特别是只要谈到中国人的读书危机，就会有人痛心地做对比，在法国，在美国，在英国，在大街小巷和各种交通工具中随处都可以看到认真阅读的人们。这更加让人觉得，中华民族成为最不爱读书的民族了。
但实际上，在搜索工具中输入“美国人不爱读书”、“法国人不爱读书”，发现不仅是在中国，其他国家的媒体也在感叹本国人阅读量的下降，比如说，美国学者约翰·马克思韦尔·汉密尔顿 在他的《卡萨诺瓦是个书痴》中感叹：美国有30%年收入超过四万美元的家庭中是没有书的，21%的成年美国人“只拥有初级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而将在一半的成年美国人“不能够用娴熟的英语写一篇关于账单错误的信件”；而在法国，这个热衷于保持语言纯洁性的国家，其文盲的百分比是平均值的两倍，法国人花在宠物身上的钱是他们花在书籍上的两倍。
看来，“不爱读书”不是中国媒体特有的感叹。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7月发布了2012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数据显示，在图书出版方面，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580家，共出版图书414005种（初版241986种，重版、重印172019种），总印数79.25亿册（张），定价总金额1183.37亿元，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12.04%。
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悖论：一年之中出版社印刷出这么多图书来，看书的人少了。要知道在古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书可是有钱人家、贵族才读得起的。
中国古代的出版业从雕版印刷术开始到鸦片战争，这1000多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虽有所发展但基本特征没有太大变化，有三种形式：以官刻为主，由政府出资组办，主要出版正史、文集等，目的是为了宣扬封建政策的文教政策，由于有政府背景，资金雄厚，所以是古代出版业的支柱；私人也会出资刻印图书，但不以盈利为目的，只在亲友中流传；坊刻是具有商业性质的私人出版发行单位，主要刻印科举应试之书，民间诗歌、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甚至是违反政策的“禁书”。
但是，因为印刷工艺流程的繁复，古代的书籍在今天看来都是“天价”。古籍学家曾依据史料推算出：南宋的《大易粹言》每部成本3贯290文，折合2.8克黄金，按时下金价每克260元算，每部刻印成本是人民币728元！清初徐增刻印一部诗选《元气集》，他在《刻元气集例》中清清楚楚地写道，40页篇幅的书，成本是16两白银。
如此贵的书，平民百姓谁能经常读得起。所以我们在古代小说总能看到“贵族小姐在后花园看书春困，梦遇情郎”的桥段，却看不到古代小说家会描写平民女子一天劳作之后晚上挑灯夜读的场景。为什么？因为平民女子买不起书。
读不起书，自然就制约了知识的普及。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感谢西方工业革命。西方出版的工业化从16世纪就开始了，但中国要慢许多。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科学文化和新的印刷技术、机器的传入，出现了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的崛起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张元济曾痛心疾首地描述中国可怕的教育现状，“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确实和民国涌现出的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出版人密切相关，除了张元济外，开明书店的创始人章锡琛、章锡珊，世界书局的创始人沈知方，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上海杂志公司创始人张静庐等都认为出版时中国之急务，出版具有开启民智的功效，他们为普及教育、传播学术作出了常人无法企及的贡献。
八十年代中国确实经历了“读书热”，那是因为中国经历了十年的文革，那个时代大家都处于无书可读的压抑中，禁锢解除，热情自然爆发，所以当时出版社“不用去迎合读者，无论出什么书都有人买”。
而在当代，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民营出版公司的崛起，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图书出版的产业格局——民营出版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畅销书。正如磨铁图书的创始人沈浩波所说，“一本《明朝那些事儿》，让多少从来不看历史书的人成了历史书的读者；一本《货币战争》，让多少从来不看财经书的读者成了财经书的拥趸；一本《求医不如求己》，让多少不看书的人，从此见了中医健康养生书就买”。随着图书出版行业对民营资本的放开，越来越多充满活力的机构摆脱束缚，产生了一批专做畅销书的民营公司。
可以说，当代的读书环境对于爱书人来说确实是个幸福的时代，因为只要你想看的书，几乎都能找得到。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统计，仅2012年的时间，如果你想读社会科学类图书，有5163种；想读政治、法律类图书，有16791种；想读经济类图书，有29681种；想读文学类，有42148种等等。有需求才有这么大的图书出版市场，所以，中国人怎么就不喜欢读书了呢？
再看，北京、上海、广州的书展已经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三个书展，比如说2012上海书展在7天内推出15万余种图书，举行文化活动460余项，约32万来自上海及全国各地的读者参加了这一文化活动。还有在当今各大城市，以书为话题的讲座、沙龙、新书发布会遍地都是，且听众人数众多，人头攒动，这不能不说普遍中国人对读书的渴望。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115位政协委员联名签署了《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提案》，提案认为，我国国民阅读能力总体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阅读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缺乏国家法律法规保障，没有国家层面常设的全民阅读组织领导机构，缺乏组织保障和专项经费支持。该提案建议，政府应立法保障阅读、设立专门机构推动阅读。
据称，全民阅读立法已经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计划。在提高民族素质的意义上，这是个好事，但是，读书这事儿真的能靠立法来执行吗？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曾公布过一份关于全国国民阅读的调查，我国18—70岁国民人均阅读图书4.25本，只有0.9%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很多。而我国每年出版的图书超过30万种，但是户消费图书只有1.75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生产国，我们是人均阅读量最少的国家之一。
看看周围，微博微信上，大家都忙着晒美食晒孩子，几乎很少有人“晒书”；地铁上公交车上，几乎看不到捧着书的人，十个人中至少有五个人在低头玩手机；对于书店来说，在北京似乎只有西单图书大厦能有人流熙熙攘攘的景象，其它中小书店往来人稀少。这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读书热潮形成鲜明的对比。
那确实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从事出版事业已经26年、现在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的郭力对本刊记者说，在80年代，中国处于全民饥渴阅读状态之中，出版社甚至不用去迎合读者，无论出什么书都有人买，放到书店里就不愁卖。
作家张放在《风情万种的80年代读书热潮》一文中描写了当时读书的盛况：新华书店几乎每天都是人头攒动，新书一本接着一本地上架，人潮一波接着一波地涌入。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出版时，一时间洛阳纸贵，无数50、60后小知识分子嘴不离李泽厚。那年代，几乎没有人不写诗，没有人不读北岛、舒婷和顾城。
这种种的数据与事实，都似乎做实了当代中国人已经不爱读书的事实。特别是只要谈到中国人的读书危机，就会有人痛心地做对比，在法国，在美国，在英国，在大街小巷和各种交通工具中随处都可以看到认真阅读的人们。这更加让人觉得，中华民族成为最不爱读书的民族了。
但实际上，在搜索工具中输入“美国人不爱读书”、“法国人不爱读书”，发现不仅是在中国，其他国家的媒体也在感叹本国人阅读量的下降，比如说，美国学者约翰·马克思韦尔·汉密尔顿 在他的《卡萨诺瓦是个书痴》中感叹：美国有30%年收入超过四万美元的家庭中是没有书的，21%的成年美国人“只拥有初级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而将在一半的成年美国人“不能够用娴熟的英语写一篇关于账单错误的信件”；而在法国，这个热衷于保持语言纯洁性的国家，其文盲的百分比是平均值的两倍，法国人花在宠物身上的钱是他们花在书籍上的两倍。
看来，“不爱读书”不是中国媒体特有的感叹。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7月发布了2012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数据显示，在图书出版方面，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580家，共出版图书414005种（初版241986种，重版、重印172019种），总印数79.25亿册（张），定价总金额1183.37亿元，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12.04%。
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悖论：一年之中出版社印刷出这么多图书来，看书的人少了。要知道在古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书可是有钱人家、贵族才读得起的。
中国古代的出版业从雕版印刷术开始到鸦片战争，这1000多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虽有所发展但基本特征没有太大变化，有三种形式：以官刻为主，由政府出资组办，主要出版正史、文集等，目的是为了宣扬封建政策的文教政策，由于有政府背景，资金雄厚，所以是古代出版业的支柱；私人也会出资刻印图书，但不以盈利为目的，只在亲友中流传；坊刻是具有商业性质的私人出版发行单位，主要刻印科举应试之书，民间诗歌、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甚至是违反政策的“禁书”。
但是，因为印刷工艺流程的繁复，古代的书籍在今天看来都是“天价”。古籍学家曾依据史料推算出：南宋的《大易粹言》每部成本3贯290文，折合2.8克黄金，按时下金价每克260元算，每部刻印成本是人民币728元！清初徐增刻印一部诗选《元气集》，他在《刻元气集例》中清清楚楚地写道，40页篇幅的书，成本是16两白银。
如此贵的书，平民百姓谁能经常读得起。所以我们在古代小说总能看到“贵族小姐在后花园看书春困，梦遇情郎”的桥段，却看不到古代小说家会描写平民女子一天劳作之后晚上挑灯夜读的场景。为什么？因为平民女子买不起书。
读不起书，自然就制约了知识的普及。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感谢西方工业革命。西方出版的工业化从16世纪就开始了，但中国要慢许多。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科学文化和新的印刷技术、机器的传入，出现了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的崛起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张元济曾痛心疾首地描述中国可怕的教育现状，“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确实和民国涌现出的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出版人密切相关，除了张元济外，开明书店的创始人章锡琛、章锡珊，世界书局的创始人沈知方，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上海杂志公司创始人张静庐等都认为出版时中国之急务，出版具有开启民智的功效，他们为普及教育、传播学术作出了常人无法企及的贡献。
八十年代中国确实经历了“读书热”，那是因为中国经历了十年的文革，那个时代大家都处于无书可读的压抑中，禁锢解除，热情自然爆发，所以当时出版社“不用去迎合读者，无论出什么书都有人买”。
而在当代，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民营出版公司的崛起，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图书出版的产业格局——民营出版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畅销书。正如磨铁图书的创始人沈浩波所说，“一本《明朝那些事儿》，让多少从来不看历史书的人成了历史书的读者；一本《货币战争》，让多少从来不看财经书的读者成了财经书的拥趸；一本《求医不如求己》，让多少不看书的人，从此见了中医健康养生书就买”。随着图书出版行业对民营资本的放开，越来越多充满活力的机构摆脱束缚，产生了一批专做畅销书的民营公司。
可以说，当代的读书环境对于爱书人来说确实是个幸福的时代，因为只要你想看的书，几乎都能找得到。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统计，仅2012年的时间，如果你想读社会科学类图书，有5163种；想读政治、法律类图书，有16791种；想读经济类图书，有29681种；想读文学类，有42148种等等。有需求才有这么大的图书出版市场，所以，中国人怎么就不喜欢读书了呢？
再看，北京、上海、广州的书展已经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三个书展，比如说2012上海书展在7天内推出15万余种图书，举行文化活动460余项，约32万来自上海及全国各地的读者参加了这一文化活动。还有在当今各大城市，以书为话题的讲座、沙龙、新书发布会遍地都是，且听众人数众多，人头攒动，这不能不说普遍中国人对读书的渴望。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115位政协委员联名签署了《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提案》，提案认为，我国国民阅读能力总体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阅读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缺乏国家法律法规保障，没有国家层面常设的全民阅读组织领导机构，缺乏组织保障和专项经费支持。该提案建议，政府应立法保障阅读、设立专门机构推动阅读。
据称，全民阅读立法已经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计划。在提高民族素质的意义上，这是个好事，但是，读书这事儿真的能靠立法来执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