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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即将全面进入工作目标为“稳得住”“可致富”“能发展”的后搬迁时代，工作目标的达致依赖长效减贫机制的建构。从社区营造视角并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地方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研究认为通过社区营造推动移民安置社区从过渡型逐渐转变为发展共同体，是实现搬迁户长效减贫的可行路径。具言之，移民安置社区营造聚焦在三个层面：社区主体层面，营造社区多元主体并促进其积极参与社区发展与贫困治理，从而激发社区内部的组织化减贫动力;社会空间层面，营造制度空间、公共空间、生计空间等多维空间，在社区秩序、社会交往和保护性生计的营造中促进移民的社区融入与生计安全;社会关联层面，营造紧密利益关联并借助具体社会关系的“传帮带”，促进移民提升自我发展能力。通过“社区主体-社会空间-社会关联”三位一体的社区营造，移民安置社区的发展导向不仅是一种强化社区移民之间社会和心理联结的生活共同体，更是一种融入共同性的经济发展与能力建设的发展共同体。
关键词：后搬迁时代;过渡型社区;社区营造;社区发展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3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6-0044-08
收稿日期：2019-05-09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9.06.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7XJC840003）;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8RWSK16）;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启动费项目（Z109021641）
作者简介：王蒙（1988-），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贫困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颁布，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迈入脱贫攻坚阶段。其中，易地扶贫搬迁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头号工程。据统计，全国约1 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需要在“十三五”期间完成搬迁，搬迁规模占贫困总人口的近1/5。当前，“搬得出”任务将要完成，即将全面迈入工作目標为“稳得住”“能致富”“可发展”的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搬迁阶段的计划、动员、安置地点建设、实施搬迁，还包括安置阶段的环境适应、社区建设与经济发展、社会融合和治理转型[1]。贫困人口在搬迁阶段的“搬得出”，能缓解贫困空间对贫困人口脱贫发展的结构性束缚，却只是贫困治理的第一步。换言之，安置阶段的“稳得住”“能致富”“可发展”才是长效减贫的关键。由此，探讨易地扶贫搬迁如何在后搬迁时代实现长效减贫，对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及2020年之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我国易地扶贫搬迁30余年的实践经验，可以发现长效减贫的实现并非易事。例如，在最早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三西”地区，贫困仍是一些移民村正在攻克的难题[2]。由此，绝大多数学者聚焦于剖析易地扶贫搬迁为何难以实现长效减贫，形成3种基本分析路径：（1）政治权变分析路径，认为压力型体制中的基层政府有自身的主体性与利益诉求，催生出政策执行的变通性并在许多情况下阻碍长效减贫的实现[3-4]。（2）生计分析路径，认为易地扶贫搬迁在总体上改善了移民的生计状况，但是部分移民因生计空间受到严重挤压陷入贫困[5-6]。（3）社会网络分析路径，认为安置阶段移民社会网络断裂是影响移民社区融入、可持续生计的关键因素[7-8]。针对上述阻滞因素，学者们提出改善扶贫瞄准机制[9]、实施差异化搬迁政策[10]、优化基层治理能力[11]、增加安置阶段的政策扶持[12]、改善移民生计空间[6]、强化产业支撑[13]、建构移民社会网络[14]等政策建议。不过，政策建议的针对性与有效性需经过进一步探讨与检验[15]。
综上，既有研究强调易地扶贫搬迁的空间迁移与再造整体性地改善了移民群体的生计状况，同时存在诸多阻碍减贫目标达致的因素。然而既有研究对长效减贫机制的建构缺乏深入分析，过度强调发展干预造成“制度”与“生活”的对抗，忽视两者在地方实践中融合的可能性。此外，已有研究对移民安置社区的“过渡型社区”属性关注不够，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区生成的行政主导性、社区原子化、定居不稳定性、社区共同体意识缺失及治理结构不完善等属性所导致的社区治理复杂性，较少关注社区组织化所能发挥的减贫作用。基于此，本文引入社区营造视角，聚焦于高原藏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A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地方实践，通过剖析“过渡型”移民安置社区营造，以阐释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如何实现长效减贫。
二、“过渡型”移民安置社区营造：一种分析路径
作为一种社区发展理念与实践，社区营造（community revitalization）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美，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广泛实践于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旨在解决城市化进程相伴生的“乡村过疏化”问题。广义范畴，社区营造是指针对不同社区的历史传统、区位环境、发展阶段和现实特征，通过营造社区居民共同关切的公共性议题，发起持续性的集体行动，推动居民的积极参与和群体性互动，建立居民彼此之间以及居民与社区环境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以提高居民及社区共同体的生活福祉[16]。在理念上，日韩和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强调在外部力量有限干预的情况下，通过社区社会资本“自下而上”的培育以及社区发展能力的提升，营造新的社区共同体、新的“人”新的“文化”，最终实现社区的自组织、自治理和自发展[17]。不过，日韩和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以国家与社会分离基础上的社会运动为核心，难以契合我国大陆地区社会治理的制度环境和治理情境，需要在批判、反思外来社区营造理念的基础上探索本土性的社区营造路径。
在我国贫困治理中，社区营造理念与农村精准扶贫具有一定的价值契合性，体现为强调通过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增强社区发展能力，进而促进贫困社区的内源性发展[18]。特别是对易地扶贫搬迁而言，移民安置社区的发展能力建设是推动易地扶贫搬迁实现长效减贫的重要路径。这是由于，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效减贫在根本上依赖贫困移民个体能力的提升，但是直接作用于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的发展干预方式成本高昂且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在扶贫过程中，鉴于大量非到户性质的国家扶贫资源在农村社区这一平台与贫困人口对接，可以借助社区的治理能力和发展能力将扶贫资源转化为减贫效果[19]。此外，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是一种建构在贫困移民适应、融入新社区环境并保证生计安全基础之上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这种复合性的能力建设需要嵌入移民安置社区的建设。 在脱贫攻坚中，大多数易地扶贫搬迁的移民安置社区是一种贫困移民因行政主导驱动的空间迁移，需要进行生计转型与社会关联重构的非城非乡“过渡型社区”，是形态区别于“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并具有脱贫致富发展目标的“第三社区”。这是由于，安置资源约束日益凸显，易地扶贫搬迁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主要采用分散搬迁、集中安置的搬迁安置方式。安置之初，由于贫困移民来源的分散性与异质化，以及社区生成的行政主导性、移民之间社会关联薄弱、移民定居不稳定性、社区共同体意识缺乏及治理结构不完善等属性，移民安置社区的形态呈现为“过渡型社区”。基于“过渡型社区”的属性，这类社区在安置之初发展能力较弱，难以带动不同类型的贫困移民实现个体能力的提升，需要进行社区营造。
在移民安置社区营造中，需要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性问题：一是社区发展问题，即如何在“外源性”发展干预基础上充分激发社区内生性的发展能力;二是社区发展的益贫性问题，即如何建构带动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的社区发展益贫机制。社区发展层面，基于移民安置社区的过渡型属性，社区发展是一种糅合治理、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性发展。社区发展的益贫性方面，益贫机制的建构聚焦于在社区发展与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之间建立内在关联。由此，移民安置社区营造应致力于营造一种社区发展与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紧密勾连、相互促进的发展共同体。
基于移民安置社区营造目标，社区营造可以着力于3个方面：（1）社区多元主体营造。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效减贫是一种以社区发展带动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的减贫路径，社区发展依赖于社区组织促进外源性发展干预转变为内生性贫困移民个体能力的提升。由此，长效减贫是一种组织化的减贫方式，依赖社区多元主体的培育及其积极、有效地参与社区发展和贫困治理。（2）社会空间营造。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是一种建构在贫困移民的社区适应与融入、生计安全基础之上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其中，贫困移民的社区适应与融入、生计安全可以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空间生产中的社会空间营造获得实现。（3）社会关联营造。贫困移民自我发展能力是个体能力的内核，关系着贫困治理由“输血”向“造血”转变，是社区营造的落脚点。在地方实践中，社区营造可以借助社会关联营造增强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见图1）。
三、社区多元主体营造：组织化减贫中的贫困治理主体培育
作为本文的研究案例，A县在2016年先后建成雅村、曲村本文涉及到的村名和人名按照学术惯例已匿名处理。 两个集中安置但无耕地的农村社区，于同年完成545户2 450人的移民搬迁工作。其中，446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占A县总贫困人口的33%;剩余98户是高海拔移民。雅村选址距县城5公里，致力于发展集体经济。全村180户739人均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有劳动力356人、党员26名。曲村布局在A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附近，致力于发展打工经济。在曲村365户1 700人中，256户是贫困户，剩余人口是高海拔移民。曲村有劳动力830人、党员86名。搬迁之后，贫困移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有所改善，收入水平获得大幅提升。2017年年底，雅村和曲村贫困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提高至7 100元和9 969元，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不过，这一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并非易事。作为新建的过渡型社区，两村缺乏能够带動贫困移民脱贫致富的社区多元主体，培育社区主体成为社区营造的首要任务。
（一）基层党组织：脱贫攻坚中的党建引领与权威建设
党建与扶贫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相互促进，是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层与基层政府的共识[20]。在A县，党建引领贯穿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既有实践过程。搬迁阶段，党建先行充分激发了临时党支部的积极作用。以雅村为例，安置点开工建设时，A县脱贫攻坚办组织搬迁户中的26名党员召开党员大会，成立临时党支部，推选出支部书记、纪律委员和宣传委员。同时，第一时间下派驻村工作队协助临时党支部开展工作。一方面，临时党支部联合迁出地乡镇与村级党支部的骨干力量走访入户宣传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另一方面，为打消搬迁户对安置点工程质量、居住环境的质疑，临时党支部从搬迁户中动员68名劳动力在工地打工并担任工程质量监督员。此后，搬迁户的搬迁积极性大幅提升。
安置阶段，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雅村和曲村迅速组建了村两委班子。村党组织作为领导核心，充分发挥了政治与组织优势，夯实了社区治理的组织基础。在实践中，村党支部的引领带头作用，依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网络建设、治理能力提升以及党员模范先锋作用的发挥。首先，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网络建设与社区治理“双联户”工作“双联户”工作指“联户平安、联户增收”，以5～10户为一个联户单位，通过村民选举产生联户代表，旨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增强基层组织活力、拓宽致富门路。 紧密结合，即在村党支部的组织框架下成立若干党小组，由党小组吸纳、服务于联户代表。借助该组织网络体系，两村的基层党组织能够嵌入移民群体，推动“社情民意一传到顶、政策措施一通到底”。例如，一些移民在刚迁入新社区时有返迁意图。两村的村党支部通过组织网络迅速掌握此信息，采取多元化的积极干预举措帮助这些移民适应并安定下来。其次，借助乡镇党委政府和第一书记的“传帮带”，将部分权力和资源下放至村两委，两村村两委的治理能力与服务水平有所提升，潜移默化地提升了组织权威。第三，突出贫困党员在脱贫致富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借助优秀党员“典型”的模范作用推动“勤劳致富是美德”的社区文化建设;同时，开展无职党员设岗定职工作，推动全体党员积极、主动地参与社区建设。
（二）村集体经济组织：社区经济的脱贫带动
易地扶贫搬迁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是实现长效减贫的必要条件。由于贫困移民的生产弱势、市场弱势，加上社会网络断裂，以及可能在产业扶贫中遭遇的“精英俘获”或“弱者吸纳”，发展集体经济成为解决移民安置社区后续产业发展的可行路径。迁业并重、产业先行是A县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原则。在雅村和曲村，发展村集体经济成为“产业先行”的重要载体。特别是雅村，以发展集体经济作为主导产业。在安置点施工建设时，雅村配套建成产权归属于村集体的藏鸡养殖基地、奶牛养殖基地、阳光温室大棚和商品房，建设资金来源于A县统筹整合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相关涉农资金。搬迁后，雅村迅速成立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村党支部+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贫困户”的经营模式。迄今，村集体经济在雅村移民脱贫致富中扮演关键角色：其一，长期稳定地带动社区就业，吸纳本村近160名劳动力，工资为1 500～2 500元/月;其二，向社区移民分红，2017年分红金额为2 264元/人;其三，经营利润的10%用于社区公益事业。 （三）村民经济合作社：社区自组织的发育
自组织是推动社区秩序形成、激活社区发展动力的重要力量，对于移民安置社区更是如此。不过，自组织的形成虽内源于拟结合的人群产生集体行动的需要，良性的自组织化则依赖于信任、声誉、互惠等组织机制的建构[21]。在雅村和曲村，新生社区薄弱的社会基础，抑制自组织的形成。不过，社区良好的发展环境能够大大激发移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成为推动自组织发育的内生动力。例如，曲村村集体经济规模较小，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能完全解决留守妇女的就业问题。这种情况下，曲村藏族妇女卓嘎组织本村22名留守妇女，成立阿玛拉手工编织合作社，2017年，合作社带动社员人均增收约6 000元。
四、社会空间营造：促进社区融入与保障生计安全
空间具有物理与社会二重性的结构特点，即物理空间是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基础，社会空间实践建构了物理空间的类别意义及其社会性[22]。作为一种空间再造过程，易地扶贫搬迁的空间营造同样兼具物理性与社会性。其中，物理空间营造集中在搬迁阶段，主要呈现为以政府、专家为主导的社区物理建筑的规划与修建。安置阶段，易地扶贫搬迁的空间再造聚焦于移民安置社区的社会空间营造，在社区秩序生产的基础上促进移民的社区融入并保障其生计安全。
（一）制度空间的营造：过渡型社区的秩序生产
制度是文化、价值与程序规范的整合，社区制度是社区秩序生产与延续的基石[23]。移民安置社区的秩序生产依赖于社区制度空间的营造。在雅村和曲村，社区制度空间营造是一种制度的文本生产与空间扩张相互关联的实践过程。制度的文本生产层面，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制定维护村庄秩序的村规民约。村规民约涵盖日常行为规范、社会治安、公共活动、村风民俗等诸多方面，涉及几乎所有与村民公共生活有直接关联的事务。同时，村规民约包括一些违规处罚，带有乡村“司法”或习惯法的特点。同时，配套出台“大健康银行”制度，以银行储蓄形式，将社区移民遵循与违背村规民约的行为计入搬迁户的“大健康银行储蓄卡”，形成可储蓄的虚拟“健康币”，移民可根据健康币额度向“银行”申请帮助或兑换物品。
制度的空间扩张层面，采用制度宣讲、制度上墙、树立典型等方式，推动村规民约和“大健康银行”两种制度能够在移民安置社区的社会空间中有效运行。例如，村干部和联户长会挨家挨户宣讲村规民约和“大健康银行”制度，让村民能够熟知村规民约。对于表现优秀的村民，村委会除了通过“大健康银行”给予物质奖励，还会在召开村民大会时给予表扬。经过制度空间的营造，绝大多数社区移民逐渐认同村规民约并在日常行为中予以遵循。例如，许多移民在迁入新居之初延续原有不良的生活“惯习”，不太注重房前屋后公共空间的环境卫生，胡乱堆放垃圾。通过制度空间的营造，社区移民逐渐养成每星期定期打扫房前屋后的习惯。
（二）公共空间的营造：过渡型社区中的移民社会交往
社会交往是社区居民间的心理需要，也是产生社区归属感的必要条件[24]。安置之初，社区原子化阻碍移民社会交往并影响移民的社区适应、融入。在陌生化的社区情境中，营造公共空间能够促进移民社会交往、提高移民社区适应性并增强社区凝聚力。农村社区的公共空间形成于村庄公共生活，是社区内部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物理空间，内嵌有制度化的组织和活动形式并且形成相对固定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25-26]。在雅村和曲村，公共空间营造呈现为“自上而下”行政干预路径与“自下而上”社区内生路径的交互融合。行政干预路径层面，村两委组织了丰富的社区活动，包括藏历新年、迁居纪念日、雪顿节等节日的庆祝活动以及定期举办的职业技能培训、物资交流会、赛马大会、文艺演出、爱心义务剪发等。
社区内生路径层面，受藏族传统文化熏陶，村民会自发性地营造一些娱乐性、生活性的公共空间。例如，迁入新村之后，移民每天傍晚会自发地在社区广场跳锅庄，形成了新的社会交往。同时，本地藏民有泡茶馆喝甜茶的传统。在A县扶贫部门的帮扶下，雅村和曲村每村都有1～2户在社区内经营茶馆，茶馆也成为移民日常交往的重要平台。总之，移民安置社区中交互共融的公共空间营造，为移民提供了社会交往场所，促进移民的社区适应、融入以及社会网络重构。当前，移民之间已经出现互助行为，邻里之间会在婚丧嫁娶、遇到急事难事时予以帮忙，也存在人情往来。
（三）生计空间的营造：削减移民生计脆弱性与保障生计安全
生计空间是移民生计活动的行动“场域”，是一种包含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构成要素的复合空间[6]。搬迁之前，生计空间的结构性障碍诱致的高生计脆弱，是驱动大多数移民进行搬迁的核心动力。不过，搬迁之后的生计转型，可能会增强移民的生计脆弱性[27]。因而，在安置阶段，营造保障移民生计安全的生计空间，关系着移民的安居乐业。在A县，在扶贫部门大力扶持的基础上，雅村和曲村营造了保护性生计空间。其中，雅村保护性生计空间的营造主要体现为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尽可能为社区移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曲村保护性生计空间的营造着力于建立村两委与产业园区用工单位之间的紧密联系，及时了解社区移民的工作困境并提供技术培训、劳资协调等帮扶。同时，雅村和曲村整合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的资金与集体经济公益金，提供社区公益性岗位，吸纳部分留守社区的劳动力。简言之，两村保护性生计空间的营造通过建构具有发展包容性的社区制度，发挥了社区的支持与保护作用：帮助因缺乏市场机遇而陷入贫困的社区移民参与市场竞争并获得发展机会;建构保护性的社区机制，帮助市场能力不足的社区移民在市场之外获取就业机会，保障此类群体的生计安全。
五、关联营造：嵌入社会关系的移民自我发展能力提升
移民安置社区营造，通过营造社区多元主体与公共空间，推动过渡型社区向生活共同体转变;同时，通过营造生计空间，促进此类社区转变为经济共同体。不过，如果移民安置社区营造仅停留于生活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的营造，易地扶贫搬迁的“造血”能力难以激发，阻碍长效减贫目标的实现。由于移民自我发展能力是移民個体能力的内核，社区营造要以提升移民自我发展能力作为落脚点。基于此，社区营造可以将关联营造作为核心。关联营造是人们建立、维持、调试、转化并终止人际关系的创造性工作[28]。雅村和曲村的关联营造在社区移民之间建立利益紧密的社会关联，并依托具体的社会关系带动移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共同提升。 （一）社会关联营造：具有紧密利益关联的社会关系建构
利益是人类行为的起点，行为实施的方式和方向受社会要素决定[29]。城乡社区中，利益关联能够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30]。对于后发型社区，营造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有助于在整合社区资源并强化社区内部社会关联的基础上形成集体行动，从而激发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雅村和曲村的公共空间营造虽然促进移民社会交往，社区内部的社会网络仍较为松散，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难以得到充分激发。因此，两村在营造社区主体与社会空间之时，同步推动了社会关联营造。雅村的社会关联营造主要借助制度化、直接性的共同利益营造。通过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社区移民被赋予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收益等权利，集体经济发展成为移民的共同利益。同时，村集体经济分红是大多数移民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移民因村集体经济的经济利益形成较为紧密的利益关联。同时，雅村近160名社区劳动力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中获得就业机会，他们更加依赖村集体经济，群体内部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利益关联。
曲村的社会关联营造主要借助村两委建构利益连带机制。这是由于，曲村集体经济规模小而难以在社区内部催生出紧密的利益关联。村两委作为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核心主体，同时负责与就业扶贫单位的沟通协商并组织开展订单式的劳动技能培训。因此，当村两委与用人单位协同在社区移民之间建构“先进带落后”的“传帮带”机制时，绝大多数社区移民因与村两委、用人单位存在紧密利益关联而采取配合行为。总而言之，借助紧密共同利益的营造或利益连带机制的建构，雅村和曲村松散型的社会关联已经转变为凝聚紧密利益关系的社会关联。
（二）嵌入利益紧密社会关系中移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共同提升
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是贫困治理实现长效减贫的关键。当前，政府重视并强化对贫困人口“志”与“智”的激发，扶持效果却可能因自上而下的扶持举措“脱嵌”于乡村社会而大打折扣，需要充分激活乡村社会内部的支持性力量。在雅村和曲村，关联营造建构了利益联结紧密的社会关联，社区移民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能够借助具体社会关系的“传帮带”。具体而言，两村社区移民在搬迁之前大多是依靠农牧业为生的传统农牧民，在搬迁之后转型为从事现代农牧业生产的产业工人，这种生计转型需要提升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不过，由于农牧民受教育水平低并且延续着传统生产惯习，其需要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花费较长时间才能掌握新技术、养成新习惯。
在雅村和曲村，农牧民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主要借助互助性的社会关系网络。首先，扶“志”方面，除了营造鼓励脱贫致富的社区文化，还借助邻里、亲朋、同事的柔性帮扶。例如，曲村有一位男性劳动力，工作时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引起了用人单位的不满。村两委了解该情况后，积极动员邻里开展柔性帮扶。在柔性帮扶中，这位村民坦露喜爱喝酒是自小养成的习惯，很难完全戒掉。后来在邻里持续性的鼓励和帮助下，他的酗酒行为有所改善，工作表现良好。其次，扶“智”方面，社区移民对技术培训中知识、技能的消化吸收，主要归功于社区业务骨干在日常工作中的一对一“传帮带”。例如，雅村藏鸡养殖主要采用半机械化操作，大多数社区技术员的操作技能学习依靠“师傅”的“传帮带”;社区养殖人员工作纪律的养成亦是借助合作社管理者、小组长、先进工作者循序渐进地示范、引导与督促。
六、结论与讨论
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效减贫可以借助增强社区发展能力，以社区组织化减贫路径带动贫困移民提升个体能力。由于移民安置社区是一种过渡型社区，提升社區发展能力并非易事。本文对A县两个集中移民安置社区的社区营造进行剖析发现，通过“社区主体-社会空间-社会关联”三位一体的社区营造，推动移民安置社区由过渡型逐渐转变为发展共同体，是易地扶贫搬迁实现长效减贫的可行路径。首先，易地扶贫搬迁的社区发展能力提升需要组织载体，因而着力营造了基层党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经济合作组织等社区多元主体，进而激活社区内部的组织化减贫动力。其次，易地扶贫搬迁长效减贫所依赖的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是一种建构在贫困移民社区适应、融入以及生计安全基础上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在社区营造中，通过社会空间营造着力于营造制度空间、公共空间和生计空间，可以在社区秩序生产的基础上促进移民的社区适应、融入并保障其生计安全。第三，通过共同利益或利益连带机制的社会关联营造，在社区移民之间建构紧密的利益关联，并借助具有紧密利益关联的具体社会关系的“传帮带”，能够促进社区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
总之，通过“社区主体-社会空间-社会关联”三位一体的社区总体营造，移民安置社区属性由过渡型向发展共同体转变。进一步而言，社区发展共同体是一种复合性的共同体，包括如下社区特质：一是社区生活共同体，即社区移民之间逐渐形成紧密的社会和心理关联;二是社区经济共同体，即社区经济能够持续发展并且助力于移民的生计安全与福利水平的提升;三是社区移民能力建设共同体，即通过社区移民之间的“传帮带”，促进移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共同提升。由此可见，通过发展共同体的社区营造，社区移民的脱贫发展不再是一种原子化的发展，社区发展与移民个体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社区发展对移民的个体发展给予支撑，移民的个体发展聚合形成支撑社区发展的强劲动力。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内地易地扶贫搬迁地方实践中的社区营造不同于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亦不同于我国内地城乡社区推进的一般性社区营造。首先，易地扶贫搬迁的社区营造强调国家与社会在社区层面实现互构共生，并非社会运动路径或自组织培育路径所强调的国家与社会分离。因此，易地扶贫搬迁的社区营造对社区社会资本与发展能力的培育是一种上下互动的培育路径。其次，基层党建与集体经济发展在易地扶贫搬迁的社区营造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这种营造主体选择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体国家的制度优势在地方实践中的行动表达。当前，我国大力推进基层党建，并在农村社区以及部分由农村社区演变而成的城市社区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这种制度优势能够将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更好地聚合，有助于形成推动社区共同发展的集体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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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Achieve Long-term Poverty Reduction in Relo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Post Relocation Er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Building
WANG M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 China）
Abstract：At present， the relo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is about to enter the post-relocation era with the goal of “residence stability” “getting rich”and “able to develop”.The achievement of the goal depend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long-term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typical cases in the local practice of relo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ransitional”resettlement community transforming into a developmental community through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s a feasible way to construct a long-term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In other words， the construction of resettlement community focuses on three levels： the level of community subject，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community subjects and promotion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governance，so as to stimulate the impetus of organized poverty reduction within the community.At the level of social space，multi-dimensional spaces such as institutional space，public space and livelihood space should be created to promote community-based produ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order，community integration and livelihood security.At the level of social connection，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close interest relations and promote the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of immigrants with the help of specific social relations.Through the triad of community building with “community subject-social space-social connection”，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immigrant settlement community is not only a life community committed to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connection of community immigrants，but also a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integrated with comm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bility improvement.
Key words：post-relocation era;transitional community;community building;developmental community
（責任编辑：董应才）
关键词：后搬迁时代;过渡型社区;社区营造;社区发展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3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6-0044-08
收稿日期：2019-05-09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9.06.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7XJC840003）;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8RWSK16）;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启动费项目（Z109021641）
作者简介：王蒙（1988-），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贫困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颁布，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迈入脱贫攻坚阶段。其中，易地扶贫搬迁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头号工程。据统计，全国约1 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需要在“十三五”期间完成搬迁，搬迁规模占贫困总人口的近1/5。当前，“搬得出”任务将要完成，即将全面迈入工作目標为“稳得住”“能致富”“可发展”的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搬迁阶段的计划、动员、安置地点建设、实施搬迁，还包括安置阶段的环境适应、社区建设与经济发展、社会融合和治理转型[1]。贫困人口在搬迁阶段的“搬得出”，能缓解贫困空间对贫困人口脱贫发展的结构性束缚，却只是贫困治理的第一步。换言之，安置阶段的“稳得住”“能致富”“可发展”才是长效减贫的关键。由此，探讨易地扶贫搬迁如何在后搬迁时代实现长效减贫，对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及2020年之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我国易地扶贫搬迁30余年的实践经验，可以发现长效减贫的实现并非易事。例如，在最早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三西”地区，贫困仍是一些移民村正在攻克的难题[2]。由此，绝大多数学者聚焦于剖析易地扶贫搬迁为何难以实现长效减贫，形成3种基本分析路径：（1）政治权变分析路径，认为压力型体制中的基层政府有自身的主体性与利益诉求，催生出政策执行的变通性并在许多情况下阻碍长效减贫的实现[3-4]。（2）生计分析路径，认为易地扶贫搬迁在总体上改善了移民的生计状况，但是部分移民因生计空间受到严重挤压陷入贫困[5-6]。（3）社会网络分析路径，认为安置阶段移民社会网络断裂是影响移民社区融入、可持续生计的关键因素[7-8]。针对上述阻滞因素，学者们提出改善扶贫瞄准机制[9]、实施差异化搬迁政策[10]、优化基层治理能力[11]、增加安置阶段的政策扶持[12]、改善移民生计空间[6]、强化产业支撑[13]、建构移民社会网络[14]等政策建议。不过，政策建议的针对性与有效性需经过进一步探讨与检验[15]。
综上，既有研究强调易地扶贫搬迁的空间迁移与再造整体性地改善了移民群体的生计状况，同时存在诸多阻碍减贫目标达致的因素。然而既有研究对长效减贫机制的建构缺乏深入分析，过度强调发展干预造成“制度”与“生活”的对抗，忽视两者在地方实践中融合的可能性。此外，已有研究对移民安置社区的“过渡型社区”属性关注不够，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区生成的行政主导性、社区原子化、定居不稳定性、社区共同体意识缺失及治理结构不完善等属性所导致的社区治理复杂性，较少关注社区组织化所能发挥的减贫作用。基于此，本文引入社区营造视角，聚焦于高原藏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A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地方实践，通过剖析“过渡型”移民安置社区营造，以阐释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如何实现长效减贫。
二、“过渡型”移民安置社区营造：一种分析路径
作为一种社区发展理念与实践，社区营造（community revitalization）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美，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广泛实践于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旨在解决城市化进程相伴生的“乡村过疏化”问题。广义范畴，社区营造是指针对不同社区的历史传统、区位环境、发展阶段和现实特征，通过营造社区居民共同关切的公共性议题，发起持续性的集体行动，推动居民的积极参与和群体性互动，建立居民彼此之间以及居民与社区环境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以提高居民及社区共同体的生活福祉[16]。在理念上，日韩和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强调在外部力量有限干预的情况下，通过社区社会资本“自下而上”的培育以及社区发展能力的提升，营造新的社区共同体、新的“人”新的“文化”，最终实现社区的自组织、自治理和自发展[17]。不过，日韩和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以国家与社会分离基础上的社会运动为核心，难以契合我国大陆地区社会治理的制度环境和治理情境，需要在批判、反思外来社区营造理念的基础上探索本土性的社区营造路径。
在我国贫困治理中，社区营造理念与农村精准扶贫具有一定的价值契合性，体现为强调通过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增强社区发展能力，进而促进贫困社区的内源性发展[18]。特别是对易地扶贫搬迁而言，移民安置社区的发展能力建设是推动易地扶贫搬迁实现长效减贫的重要路径。这是由于，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效减贫在根本上依赖贫困移民个体能力的提升，但是直接作用于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的发展干预方式成本高昂且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在扶贫过程中，鉴于大量非到户性质的国家扶贫资源在农村社区这一平台与贫困人口对接，可以借助社区的治理能力和发展能力将扶贫资源转化为减贫效果[19]。此外，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是一种建构在贫困移民适应、融入新社区环境并保证生计安全基础之上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这种复合性的能力建设需要嵌入移民安置社区的建设。 在脱贫攻坚中，大多数易地扶贫搬迁的移民安置社区是一种贫困移民因行政主导驱动的空间迁移，需要进行生计转型与社会关联重构的非城非乡“过渡型社区”，是形态区别于“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并具有脱贫致富发展目标的“第三社区”。这是由于，安置资源约束日益凸显，易地扶贫搬迁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主要采用分散搬迁、集中安置的搬迁安置方式。安置之初，由于贫困移民来源的分散性与异质化，以及社区生成的行政主导性、移民之间社会关联薄弱、移民定居不稳定性、社区共同体意识缺乏及治理结构不完善等属性，移民安置社区的形态呈现为“过渡型社区”。基于“过渡型社区”的属性，这类社区在安置之初发展能力较弱，难以带动不同类型的贫困移民实现个体能力的提升，需要进行社区营造。
在移民安置社区营造中，需要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性问题：一是社区发展问题，即如何在“外源性”发展干预基础上充分激发社区内生性的发展能力;二是社区发展的益贫性问题，即如何建构带动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的社区发展益贫机制。社区发展层面，基于移民安置社区的过渡型属性，社区发展是一种糅合治理、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性发展。社区发展的益贫性方面，益贫机制的建构聚焦于在社区发展与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之间建立内在关联。由此，移民安置社区营造应致力于营造一种社区发展与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紧密勾连、相互促进的发展共同体。
基于移民安置社区营造目标，社区营造可以着力于3个方面：（1）社区多元主体营造。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效减贫是一种以社区发展带动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的减贫路径，社区发展依赖于社区组织促进外源性发展干预转变为内生性贫困移民个体能力的提升。由此，长效减贫是一种组织化的减贫方式，依赖社区多元主体的培育及其积极、有效地参与社区发展和贫困治理。（2）社会空间营造。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是一种建构在贫困移民的社区适应与融入、生计安全基础之上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其中，贫困移民的社区适应与融入、生计安全可以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空间生产中的社会空间营造获得实现。（3）社会关联营造。贫困移民自我发展能力是个体能力的内核，关系着贫困治理由“输血”向“造血”转变，是社区营造的落脚点。在地方实践中，社区营造可以借助社会关联营造增强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见图1）。
三、社区多元主体营造：组织化减贫中的贫困治理主体培育
作为本文的研究案例，A县在2016年先后建成雅村、曲村本文涉及到的村名和人名按照学术惯例已匿名处理。 两个集中安置但无耕地的农村社区，于同年完成545户2 450人的移民搬迁工作。其中，446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占A县总贫困人口的33%;剩余98户是高海拔移民。雅村选址距县城5公里，致力于发展集体经济。全村180户739人均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有劳动力356人、党员26名。曲村布局在A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附近，致力于发展打工经济。在曲村365户1 700人中，256户是贫困户，剩余人口是高海拔移民。曲村有劳动力830人、党员86名。搬迁之后，贫困移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有所改善，收入水平获得大幅提升。2017年年底，雅村和曲村贫困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提高至7 100元和9 969元，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不过，这一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并非易事。作为新建的过渡型社区，两村缺乏能够带動贫困移民脱贫致富的社区多元主体，培育社区主体成为社区营造的首要任务。
（一）基层党组织：脱贫攻坚中的党建引领与权威建设
党建与扶贫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相互促进，是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层与基层政府的共识[20]。在A县，党建引领贯穿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既有实践过程。搬迁阶段，党建先行充分激发了临时党支部的积极作用。以雅村为例，安置点开工建设时，A县脱贫攻坚办组织搬迁户中的26名党员召开党员大会，成立临时党支部，推选出支部书记、纪律委员和宣传委员。同时，第一时间下派驻村工作队协助临时党支部开展工作。一方面，临时党支部联合迁出地乡镇与村级党支部的骨干力量走访入户宣传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另一方面，为打消搬迁户对安置点工程质量、居住环境的质疑，临时党支部从搬迁户中动员68名劳动力在工地打工并担任工程质量监督员。此后，搬迁户的搬迁积极性大幅提升。
安置阶段，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雅村和曲村迅速组建了村两委班子。村党组织作为领导核心，充分发挥了政治与组织优势，夯实了社区治理的组织基础。在实践中，村党支部的引领带头作用，依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网络建设、治理能力提升以及党员模范先锋作用的发挥。首先，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网络建设与社区治理“双联户”工作“双联户”工作指“联户平安、联户增收”，以5～10户为一个联户单位，通过村民选举产生联户代表，旨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增强基层组织活力、拓宽致富门路。 紧密结合，即在村党支部的组织框架下成立若干党小组，由党小组吸纳、服务于联户代表。借助该组织网络体系，两村的基层党组织能够嵌入移民群体，推动“社情民意一传到顶、政策措施一通到底”。例如，一些移民在刚迁入新社区时有返迁意图。两村的村党支部通过组织网络迅速掌握此信息，采取多元化的积极干预举措帮助这些移民适应并安定下来。其次，借助乡镇党委政府和第一书记的“传帮带”，将部分权力和资源下放至村两委，两村村两委的治理能力与服务水平有所提升，潜移默化地提升了组织权威。第三，突出贫困党员在脱贫致富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借助优秀党员“典型”的模范作用推动“勤劳致富是美德”的社区文化建设;同时，开展无职党员设岗定职工作，推动全体党员积极、主动地参与社区建设。
（二）村集体经济组织：社区经济的脱贫带动
易地扶贫搬迁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是实现长效减贫的必要条件。由于贫困移民的生产弱势、市场弱势，加上社会网络断裂，以及可能在产业扶贫中遭遇的“精英俘获”或“弱者吸纳”，发展集体经济成为解决移民安置社区后续产业发展的可行路径。迁业并重、产业先行是A县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原则。在雅村和曲村，发展村集体经济成为“产业先行”的重要载体。特别是雅村，以发展集体经济作为主导产业。在安置点施工建设时，雅村配套建成产权归属于村集体的藏鸡养殖基地、奶牛养殖基地、阳光温室大棚和商品房，建设资金来源于A县统筹整合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相关涉农资金。搬迁后，雅村迅速成立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村党支部+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贫困户”的经营模式。迄今，村集体经济在雅村移民脱贫致富中扮演关键角色：其一，长期稳定地带动社区就业，吸纳本村近160名劳动力，工资为1 500～2 500元/月;其二，向社区移民分红，2017年分红金额为2 264元/人;其三，经营利润的10%用于社区公益事业。 （三）村民经济合作社：社区自组织的发育
自组织是推动社区秩序形成、激活社区发展动力的重要力量，对于移民安置社区更是如此。不过，自组织的形成虽内源于拟结合的人群产生集体行动的需要，良性的自组织化则依赖于信任、声誉、互惠等组织机制的建构[21]。在雅村和曲村，新生社区薄弱的社会基础，抑制自组织的形成。不过，社区良好的发展环境能够大大激发移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成为推动自组织发育的内生动力。例如，曲村村集体经济规模较小，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能完全解决留守妇女的就业问题。这种情况下，曲村藏族妇女卓嘎组织本村22名留守妇女，成立阿玛拉手工编织合作社，2017年，合作社带动社员人均增收约6 000元。
四、社会空间营造：促进社区融入与保障生计安全
空间具有物理与社会二重性的结构特点，即物理空间是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基础，社会空间实践建构了物理空间的类别意义及其社会性[22]。作为一种空间再造过程，易地扶贫搬迁的空间营造同样兼具物理性与社会性。其中，物理空间营造集中在搬迁阶段，主要呈现为以政府、专家为主导的社区物理建筑的规划与修建。安置阶段，易地扶贫搬迁的空间再造聚焦于移民安置社区的社会空间营造，在社区秩序生产的基础上促进移民的社区融入并保障其生计安全。
（一）制度空间的营造：过渡型社区的秩序生产
制度是文化、价值与程序规范的整合，社区制度是社区秩序生产与延续的基石[23]。移民安置社区的秩序生产依赖于社区制度空间的营造。在雅村和曲村，社区制度空间营造是一种制度的文本生产与空间扩张相互关联的实践过程。制度的文本生产层面，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制定维护村庄秩序的村规民约。村规民约涵盖日常行为规范、社会治安、公共活动、村风民俗等诸多方面，涉及几乎所有与村民公共生活有直接关联的事务。同时，村规民约包括一些违规处罚，带有乡村“司法”或习惯法的特点。同时，配套出台“大健康银行”制度，以银行储蓄形式，将社区移民遵循与违背村规民约的行为计入搬迁户的“大健康银行储蓄卡”，形成可储蓄的虚拟“健康币”，移民可根据健康币额度向“银行”申请帮助或兑换物品。
制度的空间扩张层面，采用制度宣讲、制度上墙、树立典型等方式，推动村规民约和“大健康银行”两种制度能够在移民安置社区的社会空间中有效运行。例如，村干部和联户长会挨家挨户宣讲村规民约和“大健康银行”制度，让村民能够熟知村规民约。对于表现优秀的村民，村委会除了通过“大健康银行”给予物质奖励，还会在召开村民大会时给予表扬。经过制度空间的营造，绝大多数社区移民逐渐认同村规民约并在日常行为中予以遵循。例如，许多移民在迁入新居之初延续原有不良的生活“惯习”，不太注重房前屋后公共空间的环境卫生，胡乱堆放垃圾。通过制度空间的营造，社区移民逐渐养成每星期定期打扫房前屋后的习惯。
（二）公共空间的营造：过渡型社区中的移民社会交往
社会交往是社区居民间的心理需要，也是产生社区归属感的必要条件[24]。安置之初，社区原子化阻碍移民社会交往并影响移民的社区适应、融入。在陌生化的社区情境中，营造公共空间能够促进移民社会交往、提高移民社区适应性并增强社区凝聚力。农村社区的公共空间形成于村庄公共生活，是社区内部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物理空间，内嵌有制度化的组织和活动形式并且形成相对固定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25-26]。在雅村和曲村，公共空间营造呈现为“自上而下”行政干预路径与“自下而上”社区内生路径的交互融合。行政干预路径层面，村两委组织了丰富的社区活动，包括藏历新年、迁居纪念日、雪顿节等节日的庆祝活动以及定期举办的职业技能培训、物资交流会、赛马大会、文艺演出、爱心义务剪发等。
社区内生路径层面，受藏族传统文化熏陶，村民会自发性地营造一些娱乐性、生活性的公共空间。例如，迁入新村之后，移民每天傍晚会自发地在社区广场跳锅庄，形成了新的社会交往。同时，本地藏民有泡茶馆喝甜茶的传统。在A县扶贫部门的帮扶下，雅村和曲村每村都有1～2户在社区内经营茶馆，茶馆也成为移民日常交往的重要平台。总之，移民安置社区中交互共融的公共空间营造，为移民提供了社会交往场所，促进移民的社区适应、融入以及社会网络重构。当前，移民之间已经出现互助行为，邻里之间会在婚丧嫁娶、遇到急事难事时予以帮忙，也存在人情往来。
（三）生计空间的营造：削减移民生计脆弱性与保障生计安全
生计空间是移民生计活动的行动“场域”，是一种包含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构成要素的复合空间[6]。搬迁之前，生计空间的结构性障碍诱致的高生计脆弱，是驱动大多数移民进行搬迁的核心动力。不过，搬迁之后的生计转型，可能会增强移民的生计脆弱性[27]。因而，在安置阶段，营造保障移民生计安全的生计空间，关系着移民的安居乐业。在A县，在扶贫部门大力扶持的基础上，雅村和曲村营造了保护性生计空间。其中，雅村保护性生计空间的营造主要体现为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尽可能为社区移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曲村保护性生计空间的营造着力于建立村两委与产业园区用工单位之间的紧密联系，及时了解社区移民的工作困境并提供技术培训、劳资协调等帮扶。同时，雅村和曲村整合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的资金与集体经济公益金，提供社区公益性岗位，吸纳部分留守社区的劳动力。简言之，两村保护性生计空间的营造通过建构具有发展包容性的社区制度，发挥了社区的支持与保护作用：帮助因缺乏市场机遇而陷入贫困的社区移民参与市场竞争并获得发展机会;建构保护性的社区机制，帮助市场能力不足的社区移民在市场之外获取就业机会，保障此类群体的生计安全。
五、关联营造：嵌入社会关系的移民自我发展能力提升
移民安置社区营造，通过营造社区多元主体与公共空间，推动过渡型社区向生活共同体转变;同时，通过营造生计空间，促进此类社区转变为经济共同体。不过，如果移民安置社区营造仅停留于生活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的营造，易地扶贫搬迁的“造血”能力难以激发，阻碍长效减贫目标的实现。由于移民自我发展能力是移民個体能力的内核，社区营造要以提升移民自我发展能力作为落脚点。基于此，社区营造可以将关联营造作为核心。关联营造是人们建立、维持、调试、转化并终止人际关系的创造性工作[28]。雅村和曲村的关联营造在社区移民之间建立利益紧密的社会关联，并依托具体的社会关系带动移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共同提升。 （一）社会关联营造：具有紧密利益关联的社会关系建构
利益是人类行为的起点，行为实施的方式和方向受社会要素决定[29]。城乡社区中，利益关联能够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30]。对于后发型社区，营造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有助于在整合社区资源并强化社区内部社会关联的基础上形成集体行动，从而激发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雅村和曲村的公共空间营造虽然促进移民社会交往，社区内部的社会网络仍较为松散，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难以得到充分激发。因此，两村在营造社区主体与社会空间之时，同步推动了社会关联营造。雅村的社会关联营造主要借助制度化、直接性的共同利益营造。通过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社区移民被赋予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收益等权利，集体经济发展成为移民的共同利益。同时，村集体经济分红是大多数移民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移民因村集体经济的经济利益形成较为紧密的利益关联。同时，雅村近160名社区劳动力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中获得就业机会，他们更加依赖村集体经济，群体内部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利益关联。
曲村的社会关联营造主要借助村两委建构利益连带机制。这是由于，曲村集体经济规模小而难以在社区内部催生出紧密的利益关联。村两委作为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核心主体，同时负责与就业扶贫单位的沟通协商并组织开展订单式的劳动技能培训。因此，当村两委与用人单位协同在社区移民之间建构“先进带落后”的“传帮带”机制时，绝大多数社区移民因与村两委、用人单位存在紧密利益关联而采取配合行为。总而言之，借助紧密共同利益的营造或利益连带机制的建构，雅村和曲村松散型的社会关联已经转变为凝聚紧密利益关系的社会关联。
（二）嵌入利益紧密社会关系中移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共同提升
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是贫困治理实现长效减贫的关键。当前，政府重视并强化对贫困人口“志”与“智”的激发，扶持效果却可能因自上而下的扶持举措“脱嵌”于乡村社会而大打折扣，需要充分激活乡村社会内部的支持性力量。在雅村和曲村，关联营造建构了利益联结紧密的社会关联，社区移民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能够借助具体社会关系的“传帮带”。具体而言，两村社区移民在搬迁之前大多是依靠农牧业为生的传统农牧民，在搬迁之后转型为从事现代农牧业生产的产业工人，这种生计转型需要提升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不过，由于农牧民受教育水平低并且延续着传统生产惯习，其需要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花费较长时间才能掌握新技术、养成新习惯。
在雅村和曲村，农牧民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主要借助互助性的社会关系网络。首先，扶“志”方面，除了营造鼓励脱贫致富的社区文化，还借助邻里、亲朋、同事的柔性帮扶。例如，曲村有一位男性劳动力，工作时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引起了用人单位的不满。村两委了解该情况后，积极动员邻里开展柔性帮扶。在柔性帮扶中，这位村民坦露喜爱喝酒是自小养成的习惯，很难完全戒掉。后来在邻里持续性的鼓励和帮助下，他的酗酒行为有所改善，工作表现良好。其次，扶“智”方面，社区移民对技术培训中知识、技能的消化吸收，主要归功于社区业务骨干在日常工作中的一对一“传帮带”。例如，雅村藏鸡养殖主要采用半机械化操作，大多数社区技术员的操作技能学习依靠“师傅”的“传帮带”;社区养殖人员工作纪律的养成亦是借助合作社管理者、小组长、先进工作者循序渐进地示范、引导与督促。
六、结论与讨论
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效减贫可以借助增强社区发展能力，以社区组织化减贫路径带动贫困移民提升个体能力。由于移民安置社区是一种过渡型社区，提升社區发展能力并非易事。本文对A县两个集中移民安置社区的社区营造进行剖析发现，通过“社区主体-社会空间-社会关联”三位一体的社区营造，推动移民安置社区由过渡型逐渐转变为发展共同体，是易地扶贫搬迁实现长效减贫的可行路径。首先，易地扶贫搬迁的社区发展能力提升需要组织载体，因而着力营造了基层党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经济合作组织等社区多元主体，进而激活社区内部的组织化减贫动力。其次，易地扶贫搬迁长效减贫所依赖的贫困移民个体能力提升，是一种建构在贫困移民社区适应、融入以及生计安全基础上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在社区营造中，通过社会空间营造着力于营造制度空间、公共空间和生计空间，可以在社区秩序生产的基础上促进移民的社区适应、融入并保障其生计安全。第三，通过共同利益或利益连带机制的社会关联营造，在社区移民之间建构紧密的利益关联，并借助具有紧密利益关联的具体社会关系的“传帮带”，能够促进社区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
总之，通过“社区主体-社会空间-社会关联”三位一体的社区总体营造，移民安置社区属性由过渡型向发展共同体转变。进一步而言，社区发展共同体是一种复合性的共同体，包括如下社区特质：一是社区生活共同体，即社区移民之间逐渐形成紧密的社会和心理关联;二是社区经济共同体，即社区经济能够持续发展并且助力于移民的生计安全与福利水平的提升;三是社区移民能力建设共同体，即通过社区移民之间的“传帮带”，促进移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共同提升。由此可见，通过发展共同体的社区营造，社区移民的脱贫发展不再是一种原子化的发展，社区发展与移民个体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社区发展对移民的个体发展给予支撑，移民的个体发展聚合形成支撑社区发展的强劲动力。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内地易地扶贫搬迁地方实践中的社区营造不同于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亦不同于我国内地城乡社区推进的一般性社区营造。首先，易地扶贫搬迁的社区营造强调国家与社会在社区层面实现互构共生，并非社会运动路径或自组织培育路径所强调的国家与社会分离。因此，易地扶贫搬迁的社区营造对社区社会资本与发展能力的培育是一种上下互动的培育路径。其次，基层党建与集体经济发展在易地扶贫搬迁的社区营造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这种营造主体选择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体国家的制度优势在地方实践中的行动表达。当前，我国大力推进基层党建，并在农村社区以及部分由农村社区演变而成的城市社区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这种制度优势能够将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更好地聚合，有助于形成推动社区共同发展的集体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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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Achieve Long-term Poverty Reduction in Relo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Post Relocation Er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Building
WANG M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 China）
Abstract：At present， the relo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is about to enter the post-relocation era with the goal of “residence stability” “getting rich”and “able to develop”.The achievement of the goal depend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long-term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typical cases in the local practice of relo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ransitional”resettlement community transforming into a developmental community through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s a feasible way to construct a long-term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In other words， the construction of resettlement community focuses on three levels： the level of community subject，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community subjects and promotion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governance，so as to stimulate the impetus of organized poverty reduction within the community.At the level of social space，multi-dimensional spaces such as institutional space，public space and livelihood space should be created to promote community-based produ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order，community integration and livelihood security.At the level of social connection，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close interest relations and promote the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of immigrants with the help of specific social relations.Through the triad of community building with “community subject-social space-social connection”，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immigrant settlement community is not only a life community committed to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connection of community immigrants，but also a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integrated with comm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bility improvement.
Key words：post-relocation era;transitional community;community building;developmental community
（責任编辑：董应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