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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开罗会议是现代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一大重要起点。开罗会议前，中国凭借二战的一大主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促使战时主要盟国接受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当时，中国政府对于国际体系有着明确的判断：即中国具备成为大国的条件和潜质、中国应凭借其战争努力获得国际权利、中国应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以及中国应主动改善外交环境。这些认识对于今天的中国仍具有一定意义或启示。二战结束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国地位进一步增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国际行为体的基本性质、国际体系的基本权势结构、国际体系的基本制度方面促成了国际体系的若干变革。但另一方面，中国对于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和行为方式的变革方面的影响比较有限，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当前和未来中国塑造自身并以此塑造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关系的努力方向，并大致包括中国对自身身份的定位或战略目标的确立、能力建设和信心建设、国际责任的进一步明确、国际体系逐渐完善的贡献、自我约束能力等五个方面。
关键词 中国 国际体系 权势结构 国际身份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中国的战时作用和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战时主要盟国经过外交磋商，决定举行开罗会议，商讨对日作战和战后远东安排等问题。由此，开罗会议成为中国政府首脑参与的第一次战时国际会议，它标志着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承认，并因此成为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一大重要里程碑。在开罗会议召开前，中国长期地抗击着日本的侵略战争，依靠中国的自身战争努力和牺牲，为盟国赢得了有利的空间和时间，同时也赢得了盟国的巨大支持，中国由此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
开罗会议与中国对国际体系的目标和手段界定
中国参与开罗会议的首要目标，是借助战时首脑会议，恢复中国固有的权益，如收回东北地区、台湾、澎湖列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中华”，跻身大国行列，参与处理战时外交事务和战后远东安排，成为东亚国家等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代表。
这些战略目标，体现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政治家和战略家，特别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国领袖的梦想和追求。就国民政府而言，这些目标是以中国对战时国际战略形势的理性判断为基础的。
开罗会议召开前，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重要成员，中国尤其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但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决策和战时外交事务上，中国并未成为美、英、苏等盟国的平等伙伴，中国的大国地位没有得到国际社会主要成员国的正式承认。仅以美国为例。“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日本的侵略战争并未触及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政府仅发表史汀生“不承认主义”或支持国际联盟的李顿调查团的行动。“七七”事变后，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美国开始将中国纳入其远东政策，逐渐向中国提供援助，但同时却推行对日本的绥靖政策，幻想日本“北上”而非“南下”。直到珍珠港事件以及中国的抗战愈益成为远东战场的有力因素，美国政府才开始考虑将中国作为大国看待，并开始推动中国成为未来远东的稳定因素。此后，美国成为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最积极也是最主要的因素。因此，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在1941年底和1942年初的华盛顿会议及《联合国家宣言》会议上，开始将中国作为大国看待，并劝说其他主要盟国接受中国的大国地位。从1942年5月起，罗斯福政府开始游说苏联接受中国的大国地位，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坚持，苏联在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同意中国成为《关于普遍安全宣言》的发起签字国，即中国获得了与美、英、苏同等的地位。最终，在11月22－26日的开罗会议上，中国终于成为战时同盟首脑会议的一员。总之，中国自身的抗战努力、地位和作用，加上美英等盟国的政策变化，尤其是盟国总体的战时战略的实际需要和未来战后新秩序的规划需要，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愈益上升。概言之，从中国战区成立到《联合国家宣言》和《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的签署，再到开罗会议的召开，中国的大国地位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中国关于未来的自身定位、战后政治安排等有了明确的构想。中国对开罗会议前后的国际形势和国际体系做出了基本明确的判断：在反法西斯联盟体系中，中国仍是一个实力较弱的大国，中国要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仍需要盟国的巨大支持；中国具备成为大国的规模和潜质，中国应当在战后政治安排、普遍安全体系以及其他重大国际事务上拥有明确的大国身份和大国作用；中国积极配合反法西斯联盟各国的战争需要和总体战略，积极主动地承担战争责任，如独自抗击日本侵略军主力、开辟缅甸战场；同时积极展开战时外交，废除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为独立、平等的大国地位有确定和巩固扫清障碍。所以，中国有着清晰的战略判断(中国实力较弱以及需要盟国支持)、明确的战略目标(打赢反侵略战争并成为独立而平等的大国)、基本的战略手段(与美英苏等大國结盟、努力抗击侵略战争、积极展开战时外交)，以及成为世界大国的巨大决心和意志。
开罗会议成为展示并实现上述战略构想的一个重要舞台，因而成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并促成国际体系变革的成就和限度
开罗会议以后，中国坚持既定战略目标，不断调整政策手段，努力承担作为大国的责任和义务，以坚定的决心和意志，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成为一个独立而平等的大国，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所有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梦想。1840年以来，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寻找盟友，展开外交，手段不断丰富和调整，但成为世界大国的总体战略目标至今未未变。中国政府首脑作为平等一员参加开罗会议，标着这个长期而巨大的努力获得了初步成功：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其他大国的承认，中国愈益广泛而深入地融入国际体系，参与决定重大国际事务。探讨开罗会议以来中国积极展开大国外交，主动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进一步明确其目标和手段，对于当前中国加速融入国际体系，可能仍会有一定的借鉴或启示。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漫长、艰难而曲折。这个进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从被动“接纳”到主动加入；第二个阶段，民国时期，中国积极加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取得一些成就，如废除与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承认；第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与国际体系保持有限合作的关系；第四个阶段，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进一步地融入国际体系，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根据一项新近的研究，中国现已加入5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和1000多个非政府组织；从功能上看，当今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范围，包括政治一安全领域，如联合国、裁军会议、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相关的《核不扩散条约》、《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经济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G20等；社会生活领域，如国际红十字会、绿色和平组织。更重要的是，中国还 积极参与或主动创建了若干多边的地区国际组织或论坛，如上海合作组织、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东盟+1”、“东盟+3”等。但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中国并未完全融入当前国际体系，仍需要在诸多方面做出努力，承担一个大国能够和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尤其在维持当前国际体系的稳定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国际体系的改革、完善与发展。
中国与当前国际体系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中国崛起，或中国的大国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和巩固的事实。中国崛起或大国地位不断提升的势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持续发展。对国际体系成员来说，中国崛起无可争议地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急剧增强的经济实力。这不仅提升了中国和国际体系及其主要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的程度和质量，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给后两者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其二，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日益扩大，相应地，中国的国际政治经验日益增多，由于中国广泛参与了国际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事务，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和对外政策方面，获得了相当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十分巨大的成效。有论者指出，尤其在2008年西方主要国家普遍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折磨后，中国经济继续呈现快速发展势头，以致国内外很多人开始质疑西方道路，并推崇所谓的“中国模式”。甚至有人不无夸张地声称，“中国模式”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其三，中国各界精英及普通民众的自信心不断增强，相应的大国意识、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日益高张。这里至少可以指出三种引人注目的表现：一是部分知识分子要求成为世界大国甚至未来的世界第一强国的愿望愈益强烈，甚至提出了“天命所归”、为世界“制订规则”的命题；二是中国普通民众，尤其是网民，在中国对外事务的敏感问题上，提出越来越多、越来越感性的呼声或要求，如在钓鱼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等方面，这种大众民族主义及其影响已引起一些学者的相当大的关注；三是学术界日益频繁地、深入地讨论中国的海外利益和国际责任问题，开始从更为宏大的历史和地理维度出发，思考中国与国际体系的相互关系，愈益强调“世界之中国”的若干例题。当然，这里必须指出，中国崛起的外在表现，也导致了国际体系及其成员的不同解释，对当前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来说，这更多地表现为负面的解释，以及随之而来的不信任和疑虑，其主要原因，可以说，中国崛起给那些在国际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成员构成了一定挑战和压力，如中国的贸易出口、能源需求、气候框架谈判立场等主要源于以下原因。
任何一个国际体系，其基本内涵大致可从五个方面予以理解，即基本单元、基本结构(权势分配状态)、基本规则、基本互动方式、基本制度。从这五项要素出发，在相当程度上，中国崛起在三个方面而不全部方面已影响或改变了当前的国际体系。
首先，中国作为国际政治单元(或国际行为体)的性质部分地发生了变化，即从革命国家、挑战者到国际体系的维护者、改革者和建设者的转变，这个转变影响了中国的世界观、国际政治与对外政策目标与手段的选择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其他成员的关系及其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领导人及官方文件多次指出，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坚定不移的维持者，中国不谋求霸权，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即崛起的过程是和平的，方式是和平的，目的也是和平的。其积极后果，是中国与国际体系主要成员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大大改善，以致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同时”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的局面。
其次，中国崛起影响了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动国际体系的权势结构从两极到多极化再到“一超多强”的转变。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体系的权势结构变化更加明晰。其一，“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投入巨大资源和力量，从事反恐战争，但它仍需借助其盟国以及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支持。其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成为改变国际体系权势结构的重要动力，因此，G20宣告诞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以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重组，成为国际体系渐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虽然欧盟主要国家法国和德国立场显明，“金砖国家”(BRICs)合作机制其他成员国的作用也不断增强，但日益崛起且影响不断扩大的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更最引人注明的重要因素，甚至已然成为一个全新的力量中心。有论者总结指出：“新兴经济体加速兴起，尤其是中国经济取得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引领外围国家向中心靠拢，中心国家开始分化重组：G7影响力减弱，BRICs地位上升；亚洲整体性崛起，美欧阶段性衰落。”其三，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一起发挥日益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推動该领域的多边外交议题的进一步走向透明、务实、公平、公正。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加在一起，也不能改变以下事实：多极化还只是趋势，而不是现实，美国仍居于国际体系权势结构的“金字塔”之顶，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大国仍非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的“中心”国家。
第三，中国崛起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基本制度的渐进式变化。如前所及，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以后，日益融入国际体系，在多边外交舞台上发挥着越来正重要的作用，并由此推动国际体系的基本制度开始出现并非不重要的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到世纪末至到21世纪，中国多边外交的发展，经历了从联合国为中心，到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为中心，再到围绕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相应的，中国对国际体系议题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从政治一安全领域(如《核不扩散条约》和《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扩大到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后一个方面的最新事态，是促使国际经济论坛G8集团扩大为G20国集团，这个变化所反映的国际政治经济议程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和趋势的强劲动因，在相当程度上，均与中国的作用、地位和影响密切相关。实际上，中国所促成的国际制度的变化，在部分领域已是既成事实，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此外，中国促成的制度变革的功能主义的“外溢”效应还在加速。
然而，必须指出，在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和互动方式方面，中国崛起并未引起明显可见的变化，如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美“丛林”原则及其极端表现形式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仍在国际政治中持续泛滥。最新的一大例证，可以2010年3月以来朝鲜半岛的一系列危机引起的东亚事态作为参照，如美国引领美日、美韩加强双边同盟，甚至筹划组建新的多边同盟；以及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日益引入美国因素，如在黄海和南中国海，分别与日本和韩国以及越南等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国不能通过建设性言辞和局部双边和多边行动去改变美国作为超级大国采取诸多加剧东亚或中美“安全困境”的行动，以及美国冷战结束以来20年期间所进行的多场战争和从事的多次危机外交(强制性外交)的事 实，从两个相当重要的方面说明了中国改变国际体系的限度。
中国进一步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的未来目标和路径
中国在维护以及改革国际体系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指明了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的目标和路径。
从中国崛起的角度看，当前国际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既有确定性，又有不确定性。确定性是指当前国际体系变革的基本性质、基本方向、基本方式是可以预见的。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当前的国际体系变革是一次体系性的变革，而不是体系的根本变革：(1)这只是部分国际行为体本身的变革，而不是所有主要行为体或最重要的那些行为体本身的变革；而这个部分，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如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其身份认定或自身性质发生了变化，相应地，其对外认知、政策目标、行为方式等也发生了重要变化。(2)这只是国际体系的权势分配的局部调整，中国等发展中新兴大国的崛起，只是说明了国际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国与这些新兴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的相对调整或微小变化，而且也没有充分证据说明，当前的主导大国必然就会走向衰落。(3)这只是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微步改革或微小调整，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变革，在历次变化中只是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变化和地区变化，而未涉及常任理事国的根本变化；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只是部分股权的调整，而非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权益的重大让步。
其次，当前国际体系的变革是一种向着更加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的变革，但并不能全然意味着不公正不平等的规则、制度和互动方式的消除。如作为超级大国，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仍在大行其道，其他国际行为体无法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或进行规制，最多只能用政治和道义谴责来应对；甚至其他大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也在继续沿袭传统国际政治的行为方式，如政治干涉、经济制裁、军事压力和挑衅等，这在今天的中东(美国对伊朗)、中亞和高加索(俄罗斯对中亚和高加索若干国家)和非洲(美英等对津巴布韦)事务中屡见不鲜。
第三，当前国际体系的变革是各个功能领域的外溢效应的逐渐的、长期的变革，而不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全局性的、瞬间的转型。其根本原因在于，当前国际政治的本质仍如历史既往，即硬实力，尤其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综合实力，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他领域的变化，而在核武器基本排除大国之间依靠大规模武力运用改变国际体系权势结构或国际政治地图的可能性的基础上，一般意义上的硬实力改变国际体系力量结构的过程将只能是缓慢而渐进的。足以映证这个基本观点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只是经济上的，而且只是在于部分经济领域；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质和量，并未出现根本的、整体的变化，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跻身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仍将经过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另一方面，就中国崛起及其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而言，当前国际体系的变革又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其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既是一个挑战者和改革者，又是一个现状维护者和体系建设者。首先，国际身份和战略目标，有一定的摇摆。中国的身份定位与战略目标是多重的：在战略目标上，包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平崛起，如“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利益攸关者”的概念；小康社会或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身份定位上，包括发展中大国，即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如“群体性崛起”的提法；世界大国或世界强国，或世界领导国家；地区强国或地区领导国家。这些身份和目标定位都有混乱之嫌。其次，中国已承担一些国际责任，但如何进一步承担以及承担哪些责任，尚不明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自身发展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或发展模式的不确定性，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和发展，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即内外两个大局和内外两个市场之间的关系存在许多问题，它们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能力建设和信心建设，进而影响国际责任的承担和贡献。
可以概括地说，开罗会议以来，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目标始终未变，但战略手段得到不断发展和丰富，也始终处在调整之中。在国家大战略及其总体目标的框架下，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的总体目标不会变化，但不同阶段的目标和手段的调整，却是国家大战略和对外总体战略的必需。在当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鉴于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现实(国际体系的结构矛盾和压力)，中国仍需在诸多方面，或对外总体战略的各个分支领域做出巨大努力。
这里要尤其强调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需要进一步明确并宣示其战略目标或身份定位，如成为何种大国、具备哪种规模、发挥什么作用。(2)中国国家能力建设与信心建设，能力建设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即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在当前，一项急迫的任务是，处理国内事务的政治能力建设和处理外部复杂事态的外交能力和信心建设实属极端需要。(3)中国对于国际体系的权利与义务、责任与贡献，特别是在地区事务和国际公共领域发挥应有的、建设性作用。(4)中国要积极创造条件在国际体系的各个功能领域发挥重大作用，推动这些领域的规则的修订、制订与完善。(5)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要不断具备并强调自我控制或自我约束的意识和能力。正如上文所及，中国的能力以及相应的自信、大国意识、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不断增强，但这些意识相互交织，产生了双重影响或两种“中国意象”，如权利意识对于世界强国、民族主义和国际体系现状挑战者的影响，而责任意识对于国际责任和国际贡献有着强烈的含义。无论从哪个进行方面定义或诠释，中国都是一个大国，当前以及今后的急务和要务之一，是要引导、塑造和培育民众的理性的大国心态、大国意识和大国方向，只有理性地定位，才能引领国家走向强大、自由和繁荣。
(责任编辑：张业亮)
关键词 中国 国际体系 权势结构 国际身份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中国的战时作用和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战时主要盟国经过外交磋商，决定举行开罗会议，商讨对日作战和战后远东安排等问题。由此，开罗会议成为中国政府首脑参与的第一次战时国际会议，它标志着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承认，并因此成为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一大重要里程碑。在开罗会议召开前，中国长期地抗击着日本的侵略战争，依靠中国的自身战争努力和牺牲，为盟国赢得了有利的空间和时间，同时也赢得了盟国的巨大支持，中国由此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
开罗会议与中国对国际体系的目标和手段界定
中国参与开罗会议的首要目标，是借助战时首脑会议，恢复中国固有的权益，如收回东北地区、台湾、澎湖列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中华”，跻身大国行列，参与处理战时外交事务和战后远东安排，成为东亚国家等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代表。
这些战略目标，体现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政治家和战略家，特别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国领袖的梦想和追求。就国民政府而言，这些目标是以中国对战时国际战略形势的理性判断为基础的。
开罗会议召开前，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重要成员，中国尤其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但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决策和战时外交事务上，中国并未成为美、英、苏等盟国的平等伙伴，中国的大国地位没有得到国际社会主要成员国的正式承认。仅以美国为例。“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日本的侵略战争并未触及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政府仅发表史汀生“不承认主义”或支持国际联盟的李顿调查团的行动。“七七”事变后，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美国开始将中国纳入其远东政策，逐渐向中国提供援助，但同时却推行对日本的绥靖政策，幻想日本“北上”而非“南下”。直到珍珠港事件以及中国的抗战愈益成为远东战场的有力因素，美国政府才开始考虑将中国作为大国看待，并开始推动中国成为未来远东的稳定因素。此后，美国成为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最积极也是最主要的因素。因此，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在1941年底和1942年初的华盛顿会议及《联合国家宣言》会议上，开始将中国作为大国看待，并劝说其他主要盟国接受中国的大国地位。从1942年5月起，罗斯福政府开始游说苏联接受中国的大国地位，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坚持，苏联在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同意中国成为《关于普遍安全宣言》的发起签字国，即中国获得了与美、英、苏同等的地位。最终，在11月22－26日的开罗会议上，中国终于成为战时同盟首脑会议的一员。总之，中国自身的抗战努力、地位和作用，加上美英等盟国的政策变化，尤其是盟国总体的战时战略的实际需要和未来战后新秩序的规划需要，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愈益上升。概言之，从中国战区成立到《联合国家宣言》和《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的签署，再到开罗会议的召开，中国的大国地位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中国关于未来的自身定位、战后政治安排等有了明确的构想。中国对开罗会议前后的国际形势和国际体系做出了基本明确的判断：在反法西斯联盟体系中，中国仍是一个实力较弱的大国，中国要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仍需要盟国的巨大支持；中国具备成为大国的规模和潜质，中国应当在战后政治安排、普遍安全体系以及其他重大国际事务上拥有明确的大国身份和大国作用；中国积极配合反法西斯联盟各国的战争需要和总体战略，积极主动地承担战争责任，如独自抗击日本侵略军主力、开辟缅甸战场；同时积极展开战时外交，废除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为独立、平等的大国地位有确定和巩固扫清障碍。所以，中国有着清晰的战略判断(中国实力较弱以及需要盟国支持)、明确的战略目标(打赢反侵略战争并成为独立而平等的大国)、基本的战略手段(与美英苏等大國结盟、努力抗击侵略战争、积极展开战时外交)，以及成为世界大国的巨大决心和意志。
开罗会议成为展示并实现上述战略构想的一个重要舞台，因而成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并促成国际体系变革的成就和限度
开罗会议以后，中国坚持既定战略目标，不断调整政策手段，努力承担作为大国的责任和义务，以坚定的决心和意志，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成为一个独立而平等的大国，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所有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梦想。1840年以来，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寻找盟友，展开外交，手段不断丰富和调整，但成为世界大国的总体战略目标至今未未变。中国政府首脑作为平等一员参加开罗会议，标着这个长期而巨大的努力获得了初步成功：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其他大国的承认，中国愈益广泛而深入地融入国际体系，参与决定重大国际事务。探讨开罗会议以来中国积极展开大国外交，主动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进一步明确其目标和手段，对于当前中国加速融入国际体系，可能仍会有一定的借鉴或启示。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漫长、艰难而曲折。这个进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从被动“接纳”到主动加入；第二个阶段，民国时期，中国积极加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取得一些成就，如废除与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承认；第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与国际体系保持有限合作的关系；第四个阶段，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进一步地融入国际体系，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根据一项新近的研究，中国现已加入5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和1000多个非政府组织；从功能上看，当今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范围，包括政治一安全领域，如联合国、裁军会议、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相关的《核不扩散条约》、《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经济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G20等；社会生活领域，如国际红十字会、绿色和平组织。更重要的是，中国还 积极参与或主动创建了若干多边的地区国际组织或论坛，如上海合作组织、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东盟+1”、“东盟+3”等。但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中国并未完全融入当前国际体系，仍需要在诸多方面做出努力，承担一个大国能够和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尤其在维持当前国际体系的稳定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国际体系的改革、完善与发展。
中国与当前国际体系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中国崛起，或中国的大国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和巩固的事实。中国崛起或大国地位不断提升的势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持续发展。对国际体系成员来说，中国崛起无可争议地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急剧增强的经济实力。这不仅提升了中国和国际体系及其主要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的程度和质量，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给后两者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其二，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日益扩大，相应地，中国的国际政治经验日益增多，由于中国广泛参与了国际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事务，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和对外政策方面，获得了相当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十分巨大的成效。有论者指出，尤其在2008年西方主要国家普遍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折磨后，中国经济继续呈现快速发展势头，以致国内外很多人开始质疑西方道路，并推崇所谓的“中国模式”。甚至有人不无夸张地声称，“中国模式”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其三，中国各界精英及普通民众的自信心不断增强，相应的大国意识、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日益高张。这里至少可以指出三种引人注目的表现：一是部分知识分子要求成为世界大国甚至未来的世界第一强国的愿望愈益强烈，甚至提出了“天命所归”、为世界“制订规则”的命题；二是中国普通民众，尤其是网民，在中国对外事务的敏感问题上，提出越来越多、越来越感性的呼声或要求，如在钓鱼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等方面，这种大众民族主义及其影响已引起一些学者的相当大的关注；三是学术界日益频繁地、深入地讨论中国的海外利益和国际责任问题，开始从更为宏大的历史和地理维度出发，思考中国与国际体系的相互关系，愈益强调“世界之中国”的若干例题。当然，这里必须指出，中国崛起的外在表现，也导致了国际体系及其成员的不同解释，对当前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来说，这更多地表现为负面的解释，以及随之而来的不信任和疑虑，其主要原因，可以说，中国崛起给那些在国际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成员构成了一定挑战和压力，如中国的贸易出口、能源需求、气候框架谈判立场等主要源于以下原因。
任何一个国际体系，其基本内涵大致可从五个方面予以理解，即基本单元、基本结构(权势分配状态)、基本规则、基本互动方式、基本制度。从这五项要素出发，在相当程度上，中国崛起在三个方面而不全部方面已影响或改变了当前的国际体系。
首先，中国作为国际政治单元(或国际行为体)的性质部分地发生了变化，即从革命国家、挑战者到国际体系的维护者、改革者和建设者的转变，这个转变影响了中国的世界观、国际政治与对外政策目标与手段的选择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其他成员的关系及其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领导人及官方文件多次指出，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坚定不移的维持者，中国不谋求霸权，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即崛起的过程是和平的，方式是和平的，目的也是和平的。其积极后果，是中国与国际体系主要成员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大大改善，以致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同时”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的局面。
其次，中国崛起影响了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动国际体系的权势结构从两极到多极化再到“一超多强”的转变。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体系的权势结构变化更加明晰。其一，“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投入巨大资源和力量，从事反恐战争，但它仍需借助其盟国以及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支持。其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成为改变国际体系权势结构的重要动力，因此，G20宣告诞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以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重组，成为国际体系渐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虽然欧盟主要国家法国和德国立场显明，“金砖国家”(BRICs)合作机制其他成员国的作用也不断增强，但日益崛起且影响不断扩大的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更最引人注明的重要因素，甚至已然成为一个全新的力量中心。有论者总结指出：“新兴经济体加速兴起，尤其是中国经济取得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功，引领外围国家向中心靠拢，中心国家开始分化重组：G7影响力减弱，BRICs地位上升；亚洲整体性崛起，美欧阶段性衰落。”其三，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一起发挥日益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推動该领域的多边外交议题的进一步走向透明、务实、公平、公正。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加在一起，也不能改变以下事实：多极化还只是趋势，而不是现实，美国仍居于国际体系权势结构的“金字塔”之顶，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大国仍非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的“中心”国家。
第三，中国崛起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基本制度的渐进式变化。如前所及，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以后，日益融入国际体系，在多边外交舞台上发挥着越来正重要的作用，并由此推动国际体系的基本制度开始出现并非不重要的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到世纪末至到21世纪，中国多边外交的发展，经历了从联合国为中心，到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为中心，再到围绕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相应的，中国对国际体系议题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从政治一安全领域(如《核不扩散条约》和《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扩大到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后一个方面的最新事态，是促使国际经济论坛G8集团扩大为G20国集团，这个变化所反映的国际政治经济议程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和趋势的强劲动因，在相当程度上，均与中国的作用、地位和影响密切相关。实际上，中国所促成的国际制度的变化，在部分领域已是既成事实，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此外，中国促成的制度变革的功能主义的“外溢”效应还在加速。
然而，必须指出，在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和互动方式方面，中国崛起并未引起明显可见的变化，如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美“丛林”原则及其极端表现形式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仍在国际政治中持续泛滥。最新的一大例证，可以2010年3月以来朝鲜半岛的一系列危机引起的东亚事态作为参照，如美国引领美日、美韩加强双边同盟，甚至筹划组建新的多边同盟；以及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日益引入美国因素，如在黄海和南中国海，分别与日本和韩国以及越南等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国不能通过建设性言辞和局部双边和多边行动去改变美国作为超级大国采取诸多加剧东亚或中美“安全困境”的行动，以及美国冷战结束以来20年期间所进行的多场战争和从事的多次危机外交(强制性外交)的事 实，从两个相当重要的方面说明了中国改变国际体系的限度。
中国进一步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的未来目标和路径
中国在维护以及改革国际体系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指明了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的目标和路径。
从中国崛起的角度看，当前国际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既有确定性，又有不确定性。确定性是指当前国际体系变革的基本性质、基本方向、基本方式是可以预见的。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当前的国际体系变革是一次体系性的变革，而不是体系的根本变革：(1)这只是部分国际行为体本身的变革，而不是所有主要行为体或最重要的那些行为体本身的变革；而这个部分，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如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其身份认定或自身性质发生了变化，相应地，其对外认知、政策目标、行为方式等也发生了重要变化。(2)这只是国际体系的权势分配的局部调整，中国等发展中新兴大国的崛起，只是说明了国际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国与这些新兴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的相对调整或微小变化，而且也没有充分证据说明，当前的主导大国必然就会走向衰落。(3)这只是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微步改革或微小调整，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变革，在历次变化中只是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变化和地区变化，而未涉及常任理事国的根本变化；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只是部分股权的调整，而非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权益的重大让步。
其次，当前国际体系的变革是一种向着更加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的变革，但并不能全然意味着不公正不平等的规则、制度和互动方式的消除。如作为超级大国，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仍在大行其道，其他国际行为体无法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或进行规制，最多只能用政治和道义谴责来应对；甚至其他大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也在继续沿袭传统国际政治的行为方式，如政治干涉、经济制裁、军事压力和挑衅等，这在今天的中东(美国对伊朗)、中亞和高加索(俄罗斯对中亚和高加索若干国家)和非洲(美英等对津巴布韦)事务中屡见不鲜。
第三，当前国际体系的变革是各个功能领域的外溢效应的逐渐的、长期的变革，而不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全局性的、瞬间的转型。其根本原因在于，当前国际政治的本质仍如历史既往，即硬实力，尤其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综合实力，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他领域的变化，而在核武器基本排除大国之间依靠大规模武力运用改变国际体系权势结构或国际政治地图的可能性的基础上，一般意义上的硬实力改变国际体系力量结构的过程将只能是缓慢而渐进的。足以映证这个基本观点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只是经济上的，而且只是在于部分经济领域；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质和量，并未出现根本的、整体的变化，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跻身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仍将经过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另一方面，就中国崛起及其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而言，当前国际体系的变革又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其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既是一个挑战者和改革者，又是一个现状维护者和体系建设者。首先，国际身份和战略目标，有一定的摇摆。中国的身份定位与战略目标是多重的：在战略目标上，包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平崛起，如“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利益攸关者”的概念；小康社会或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身份定位上，包括发展中大国，即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如“群体性崛起”的提法；世界大国或世界强国，或世界领导国家；地区强国或地区领导国家。这些身份和目标定位都有混乱之嫌。其次，中国已承担一些国际责任，但如何进一步承担以及承担哪些责任，尚不明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自身发展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或发展模式的不确定性，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和发展，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即内外两个大局和内外两个市场之间的关系存在许多问题，它们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能力建设和信心建设，进而影响国际责任的承担和贡献。
可以概括地说，开罗会议以来，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目标始终未变，但战略手段得到不断发展和丰富，也始终处在调整之中。在国家大战略及其总体目标的框架下，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的总体目标不会变化，但不同阶段的目标和手段的调整，却是国家大战略和对外总体战略的必需。在当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鉴于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现实(国际体系的结构矛盾和压力)，中国仍需在诸多方面，或对外总体战略的各个分支领域做出巨大努力。
这里要尤其强调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需要进一步明确并宣示其战略目标或身份定位，如成为何种大国、具备哪种规模、发挥什么作用。(2)中国国家能力建设与信心建设，能力建设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即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在当前，一项急迫的任务是，处理国内事务的政治能力建设和处理外部复杂事态的外交能力和信心建设实属极端需要。(3)中国对于国际体系的权利与义务、责任与贡献，特别是在地区事务和国际公共领域发挥应有的、建设性作用。(4)中国要积极创造条件在国际体系的各个功能领域发挥重大作用，推动这些领域的规则的修订、制订与完善。(5)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要不断具备并强调自我控制或自我约束的意识和能力。正如上文所及，中国的能力以及相应的自信、大国意识、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不断增强，但这些意识相互交织，产生了双重影响或两种“中国意象”，如权利意识对于世界强国、民族主义和国际体系现状挑战者的影响，而责任意识对于国际责任和国际贡献有着强烈的含义。无论从哪个进行方面定义或诠释，中国都是一个大国，当前以及今后的急务和要务之一，是要引导、塑造和培育民众的理性的大国心态、大国意识和大国方向，只有理性地定位，才能引领国家走向强大、自由和繁荣。
(责任编辑：张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