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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提到望京，人们会很自然地与韩国人联系起来。如今那里聚居着大约6万韩国人，加上五道口等地区，在北京居住的韩国人已接近10万，成为在北京外籍居民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族群。
到中国去
1992年，中韩建交，一些韩国企业的驻华代表陆续来到北京，禹东硕就是其中之一。他所在的公司专门为在华韩国企业代理广告。在禹东硕看来，韩国人大规模迁居北京，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不无关系，在那之前，生活在北京的韩国人不超过1000人，基本都住在亚运村附近的外国人公寓里。
“以前长安街两侧有很多韩国企业的广告牌，都是我们公司代理的，1998年前后，许多企业支撑不下去了，被迫撤离。”金融危机也增加了韩国人的就业和生存压力。禹东硕注意到，与韩资企业的退潮相逆，一些普通韩国人涌向中国。
稳健而强劲的经济增长，足够的工作机会，高性价比的生活，这些对韩国人越来越有诱惑力。因为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而且与中国的朝鲜族居民语言相通，韩国人在华生活显然更容易适应。到中国去学语言，去学中医，甚至去做生意，许多韩国人为此心动，这其中就包括深相好。
1999年，深相好到北京工业大学商学院学习了一年汉语，学成之后，他和哥哥一样选择留在北京经营餐馆。
望京韩国住户第一人
1997年，作为北京市最大一块规划住宅区，望京的开发随着望京新城101号楼的崛起而展开。由于开发商恰好是禹东硕的朋友，他被邀请到101号“试住”。
“那时候，周围连柏油路都没有，下雨天到处是烂泥。”禹东硕清晰记得，窗外满眼是被推土机掀开的土地，只有零星几个未来得及拆除的水泥乒乓球台，表明这里过去并非蛮荒之地。最初的几个月，101号楼如同戳在大工地上的桩子，突兀而孤单。
两个月以后，第一班公交车开通了，三个月以后，望京新城101号迎来了第二户韩国房客。“我们并不认识，但后来成了好朋友。”
到2006年，望京地区的总人口接近20万，韩国人就占了大约三分之一，望京是北京第一个以中产阶级为目标消费人群的高档社区，其价位虽超出普通北京市民的承受力，对于在华韩国人而言却极其便宜——同等面积的二室住宅，亚运村外国人公寓的月租金为2000美元，而在望京只需要2000元人民币。在韩国，雇一个保姆的费用，折合成人民币至少要每月8000元，而在北京，请一个朝鲜族保姆只需要800元。与禹东硕一样，多数在华韩国人的工资，远不如在韩国从事同等工作。“但是，在中国每月挣3万，或许可以剩下2万，而在韩国即使能挣8万，大概也要花掉8万。”一个更为直观的例子，让禹东硕深感北京生活的低成本——从汉城打车去机场，需要大约人民币1000元，在日本东京，这笔费用大概为2000元，而在北京，则低于100元。
巨大的诱惑不断吸引着新的追梦人。他们或者举家搬到北京，或者独自奋斗，他们与这座城市、这里的人接触，交流。
未过磨合期的邻居
来自天津的石婕是北京某外企的白领，禹东硕入住望京的那年，她也在望京西园四区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过去的三四年间，她眼看着一批批“老望京”搬走，一批批韩国人住进来。如今，石婕在望京西园三区又买了房子，原来的住宅租给了韩国人。
房子租给韩国人之后，石婕总是担心中国邻居会和他们发生矛盾。“韩国家庭一般孩子多，有的还在屋子里滑滚轴，四区房子隔音又差，会显得非常吵闹；韩国青年夜生活丰富，有时候到了半夜，马路上还有韩国青年人骑着大马力的摩托车，楼下的大铁门，偶尔会有伴随着韩语的砸门声。”
细微的文化差异也会导致误解。
韩国人习惯于把鞋子放到房门外，而中国邻居觉得这占用了门前的空间，污染了空气，甚至感到晦气——按中国人的习俗，只有家里死了人，才会把鞋放到屋外；韩国人的生活垃圾一般放在门口，中国邻居最初会把它理解为不讲卫生的行为；韩国人在外订餐，吃完了会把碗放在门口等待餐厅服务生拿走，中国邻居觉得这样有碍观瞻。
韩国人也需要“忍受”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他们不明白广场上为什么有那么喧闹的大秧歌，为什么中国家庭炒菜有那么重的油烟，为什么中国人会把宠物狗带进电梯……
禹东硕说，在这种混居社区，肯定有一个融合的过程，而他强调，韩国人更应该努力适应当地的习俗。
梦里不知身是客
2003年，深相好与北京女孩李娜完婚。夫妻俩把这个中韩合壁的家也安在了望京。
在韩国人最为集中的望京西园三区和四区，韩国住户的比例甚至超过了50%。在社区周围，韩国用品超市、餐馆、棋馆、跆拳道馆一应俱全，甚至可以买到专供韩国人使用的国际长途电话IP卡。望京地区的路标有望以中、英、韩三语标识……即使一个对汉字、汉语一窍不通的韩国人，生活在这样的社区也丝毫不会感到人在异国的落寞。
反倒是生活在望京地区的中国人，偶尔会怀疑自己身在何处。在望京社区论坛，一位叫“与狼共舞”的业主曾发帖说：“我坐420(公交车)回西园三区，过花家地那站的时候，突然发现车上除了我、司机、售票员外都是韩国人。猛然间发现我竟然像外国人，呵呵。”
禹东硕一直让女儿就读于中国人的学校，而他本人也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为了学好汉语，家里一直没有安装卫星电视接收器。“将来老了，我会到海南生活。离开祖国太久，我已回不去了，因为那边再没什么朋友。”
身在北京，韩国人也会时时流露对这座城市的感情。2001年7月13日的晚上，得知北京申奥成功，望京新城居民自发组织了欢庆队伍，人们尽情地舞蹈、欢呼、游行，活动一直持续到凌晨时分。而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就是居住在小区里的韩国人。
一个更开放的都市，无疑要迎接越来越多的外国邻居，并学会与之融洽生活。有专家指出，比起那些高耸的建筑群，它才真正代表着“国际化大都市”的概念。
目前在青岛、大连、上海、烟台、沈阳、天津等中国沿海城市，也有越来越多的韩国人聚居，并形成自己的群落。每年7月，北京、上海、青岛、沈阳等城市的韩国人还要分别组队，进行在华韩人足球友谊赛。
“韩国人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地迁居国外，我们也需要学会怎么适应新环境。”身为望京“韩国村”的入住第一人，禹东硕从不掩饰对北京、对望京的好感，人在异国，他更愿意选择入乡随俗。
（舒 静摘自《南都周刊》）
到中国去
1992年，中韩建交，一些韩国企业的驻华代表陆续来到北京，禹东硕就是其中之一。他所在的公司专门为在华韩国企业代理广告。在禹东硕看来，韩国人大规模迁居北京，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不无关系，在那之前，生活在北京的韩国人不超过1000人，基本都住在亚运村附近的外国人公寓里。
“以前长安街两侧有很多韩国企业的广告牌，都是我们公司代理的，1998年前后，许多企业支撑不下去了，被迫撤离。”金融危机也增加了韩国人的就业和生存压力。禹东硕注意到，与韩资企业的退潮相逆，一些普通韩国人涌向中国。
稳健而强劲的经济增长，足够的工作机会，高性价比的生活，这些对韩国人越来越有诱惑力。因为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而且与中国的朝鲜族居民语言相通，韩国人在华生活显然更容易适应。到中国去学语言，去学中医，甚至去做生意，许多韩国人为此心动，这其中就包括深相好。
1999年，深相好到北京工业大学商学院学习了一年汉语，学成之后，他和哥哥一样选择留在北京经营餐馆。
望京韩国住户第一人
1997年，作为北京市最大一块规划住宅区，望京的开发随着望京新城101号楼的崛起而展开。由于开发商恰好是禹东硕的朋友，他被邀请到101号“试住”。
“那时候，周围连柏油路都没有，下雨天到处是烂泥。”禹东硕清晰记得，窗外满眼是被推土机掀开的土地，只有零星几个未来得及拆除的水泥乒乓球台，表明这里过去并非蛮荒之地。最初的几个月，101号楼如同戳在大工地上的桩子，突兀而孤单。
两个月以后，第一班公交车开通了，三个月以后，望京新城101号迎来了第二户韩国房客。“我们并不认识，但后来成了好朋友。”
到2006年，望京地区的总人口接近20万，韩国人就占了大约三分之一，望京是北京第一个以中产阶级为目标消费人群的高档社区，其价位虽超出普通北京市民的承受力，对于在华韩国人而言却极其便宜——同等面积的二室住宅，亚运村外国人公寓的月租金为2000美元，而在望京只需要2000元人民币。在韩国，雇一个保姆的费用，折合成人民币至少要每月8000元，而在北京，请一个朝鲜族保姆只需要800元。与禹东硕一样，多数在华韩国人的工资，远不如在韩国从事同等工作。“但是，在中国每月挣3万，或许可以剩下2万，而在韩国即使能挣8万，大概也要花掉8万。”一个更为直观的例子，让禹东硕深感北京生活的低成本——从汉城打车去机场，需要大约人民币1000元，在日本东京，这笔费用大概为2000元，而在北京，则低于100元。
巨大的诱惑不断吸引着新的追梦人。他们或者举家搬到北京，或者独自奋斗，他们与这座城市、这里的人接触，交流。
未过磨合期的邻居
来自天津的石婕是北京某外企的白领，禹东硕入住望京的那年，她也在望京西园四区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过去的三四年间，她眼看着一批批“老望京”搬走，一批批韩国人住进来。如今，石婕在望京西园三区又买了房子，原来的住宅租给了韩国人。
房子租给韩国人之后，石婕总是担心中国邻居会和他们发生矛盾。“韩国家庭一般孩子多，有的还在屋子里滑滚轴，四区房子隔音又差，会显得非常吵闹；韩国青年夜生活丰富，有时候到了半夜，马路上还有韩国青年人骑着大马力的摩托车，楼下的大铁门，偶尔会有伴随着韩语的砸门声。”
细微的文化差异也会导致误解。
韩国人习惯于把鞋子放到房门外，而中国邻居觉得这占用了门前的空间，污染了空气，甚至感到晦气——按中国人的习俗，只有家里死了人，才会把鞋放到屋外；韩国人的生活垃圾一般放在门口，中国邻居最初会把它理解为不讲卫生的行为；韩国人在外订餐，吃完了会把碗放在门口等待餐厅服务生拿走，中国邻居觉得这样有碍观瞻。
韩国人也需要“忍受”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他们不明白广场上为什么有那么喧闹的大秧歌，为什么中国家庭炒菜有那么重的油烟，为什么中国人会把宠物狗带进电梯……
禹东硕说，在这种混居社区，肯定有一个融合的过程，而他强调，韩国人更应该努力适应当地的习俗。
梦里不知身是客
2003年，深相好与北京女孩李娜完婚。夫妻俩把这个中韩合壁的家也安在了望京。
在韩国人最为集中的望京西园三区和四区，韩国住户的比例甚至超过了50%。在社区周围，韩国用品超市、餐馆、棋馆、跆拳道馆一应俱全，甚至可以买到专供韩国人使用的国际长途电话IP卡。望京地区的路标有望以中、英、韩三语标识……即使一个对汉字、汉语一窍不通的韩国人，生活在这样的社区也丝毫不会感到人在异国的落寞。
反倒是生活在望京地区的中国人，偶尔会怀疑自己身在何处。在望京社区论坛，一位叫“与狼共舞”的业主曾发帖说：“我坐420(公交车)回西园三区，过花家地那站的时候，突然发现车上除了我、司机、售票员外都是韩国人。猛然间发现我竟然像外国人，呵呵。”
禹东硕一直让女儿就读于中国人的学校，而他本人也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为了学好汉语，家里一直没有安装卫星电视接收器。“将来老了，我会到海南生活。离开祖国太久，我已回不去了，因为那边再没什么朋友。”
身在北京，韩国人也会时时流露对这座城市的感情。2001年7月13日的晚上，得知北京申奥成功，望京新城居民自发组织了欢庆队伍，人们尽情地舞蹈、欢呼、游行，活动一直持续到凌晨时分。而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就是居住在小区里的韩国人。
一个更开放的都市，无疑要迎接越来越多的外国邻居，并学会与之融洽生活。有专家指出，比起那些高耸的建筑群，它才真正代表着“国际化大都市”的概念。
目前在青岛、大连、上海、烟台、沈阳、天津等中国沿海城市，也有越来越多的韩国人聚居，并形成自己的群落。每年7月，北京、上海、青岛、沈阳等城市的韩国人还要分别组队，进行在华韩人足球友谊赛。
“韩国人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地迁居国外，我们也需要学会怎么适应新环境。”身为望京“韩国村”的入住第一人，禹东硕从不掩饰对北京、对望京的好感，人在异国，他更愿意选择入乡随俗。
（舒 静摘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