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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初，各国政界、商界领袖前往欧洲小镇达沃斯探讨“欧债危机”的解决之道，交流全球治理协调路径。而IMF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却离开欧洲来到中国。
此次中国之行，卡恩会见了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内的中国政府高层。其间，卡恩接受了《财经》杂志专访。
“每个国家都忙于应对国内问题而忘记了协调。这就是我们现在仍然一团糟的原因。” 在卡恩看来，解决欧洲债务危机的“钥匙”并不仅在欧洲诸国，关键在于全球协作机制的强化与重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当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也应该担负起更多责任。
2007年就任IMF总裁以来，卡恩被评价为率领IMF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正确人选”。2009年，IMF成功地将资金规模由2500亿美元增加至7500亿美元，并增发2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向全球提供流动性。
如今，IMF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国际金融秩序中扮演中心角色。作为IMF多年的掌舵者，卡恩对全球经济有着独特的观察视角。谈到2013年，卡恩并不乐观，欧洲并未脱离困难，而“终极武器是催生信心和建立协调机制”。
《财经》：2012年能称为经济复苏年吗？
卡恩：我想并不能这么说。对于某些地区而言，2012年是不错的一年，特别是欧洲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体而言，我们还远未摆脱困境。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我并没有太过乐观。
《财经》：2013年全球经济是否会有改善？
卡恩：很难讲。但总体来说，我认为2013年不会是非常令人期待的一年。
在美国，经济增长也许不至于太坏，但“财政悬崖”的问题仍然存在。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两党已为避免“财政悬崖”达成协议，但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并不能根本解决“财政悬崖”危机，所以美国最终的情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的决策。
欧洲的情况可能略好些。就像我所说，欧洲在2012年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这还远远不够。欧洲现在所做的努力，并没有帮助我们摆脱危机，只是稳定了情势的发展。
值得欣慰的是，新兴市场的表现非常稳定，但我们不能用“强劲”来形容这部分经济增长。这种情况下，2013年欧洲的债务危机以及美国的财政状况，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风险。
《财经》：2013年美国采取的财务整顿措施，将进一步削减预算，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基本面？
卡恩：对美国而言，一方面，政府需要应对巨大的财政悬崖；另一方面，他们知道他们将要做的一切，即增税或削减开支，都将对增长造成不良后果。不只是美国，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问题也大同小异。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行开放战略。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如福利开支等许多问题在中期都会减少。与此同时，在短期内不要过度削减财政开支。
也就是说，要在短期内保增长，同时开放市场。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并没有明显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意识到所谓的“财政乘数”高于预期。这意味着扩大或减少开支对增长的影响高于预期。所以它表示，如果过度削减开支或增税都会对增长产生比几年前预期的更大的影响。
这可能就是欧洲的处境为什么这么困难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我建议制定包括退休金、医疗保险等在内的重组财政系统的四年、五年、六年计划。但我不建议现在大幅削减开支。
《财经》：目前，欧洲央行作为统一监管机构的协议形成了，似乎欧债最紧迫的危机已经过去。欧元区今年能否真正摆脱危机走向复苏？
卡恩：如果危机的定义指的是形势发展到了高潮阶段，我认为这一轮危机很可能已经结束了。它可能在数年后卷土重来，但现在不大可能。
我从来不认同体系会崩溃、希腊将脱离欧盟这种说法。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但如果你要说各方面反映平淡的情况就是危机、低增长，而且所有的系统运作得都不够好就是危机的话，那么是的，我们仍然处于危机当中。
我担心，虽然欧洲人做出的所有决策都有利于拖延时间并避免出现大规模动荡，但不能提供长远的解决方案。
换句话说，我预计不会有爆炸性局面出现，但也不会出现全面的复苏。
《财经》：在你看来，欧元区今年最糟糕的情况会是什么？
卡恩：我想增长率会很低，可能在0-1%之间，这对欧洲经济来说，不足以使所有系统（尤其是福利国家）正常运作。恐怕在明年，人们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的担心是，可能会有1年-2年的低增长期，但如果低增长持续4年-5年就会产生棘手的问题。
《财经》：这种“棘手的问题”会否影响世界经济？
卡恩：一定会有影响。欧洲经济大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5%，也就是四分之一。所以世界经济的四分之一零增长或接近零增长，不可能不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财经》：《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公约》（“财政公约”）正式生效后，欧元区在迈向共同财政政策的道路上开了个头。“财政公约”生效对市场恢复对欧盟信心以及加强欧盟财政一体化有多大帮助？
卡恩：这是方向正确的措施之一，但是来得太慢、太晚了。
《财经》：那么在你看来，欧元区国家是否已作出足够多的政治努力来摆脱危机？ 卡恩：已经实施的措施有助于避免出现大的动荡，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银行联盟的措施受到欢迎，但进展却非常缓慢。财政联盟的进展甚至更为缓慢。跟全球经济的速度相比，整个系统推进的速度太慢。
十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其中的一章标题叫做《欧元尚不完整》（The Euro is Not Completed）。那时，我认为欧元尚不完整的原因是我们被困在了河中央。我们为建立欧元区作出了所有技术性的努力，但没有进一步的政治联盟，我们难以享受到它的种种好处。
现在我们仍被困在河中央。过去十年来政治联盟一直没有取得进展。这就是现在的问题。如果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决定要从危机中走出来的话，那么它们得到的多数建议就是：大胆迈开步伐，走向政治联盟。
欧盟，尤其是欧元区的本质是，政治意愿将把不同国家的未来和合作连接在一起。
在2008年-2009年危机期间，所有人都很害怕，因此合作还不错——但在危机之后，不仅美国人、中国人、印度人开始足不出户，整个欧洲——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也都只管自扫门前雪。合作和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的意愿并非那样强烈。这是现在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财经》：在这一过程中，国际机构，例如IMF，能够发挥何种作用？
卡恩：这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这是政府、委员会和公使、欧洲各国首脑的工作。他们必须接受进一步的一体化，他们必须接受更多共同的决定，他们必须找到更强的领导力，欧洲现在缺乏的是领导力和勇气。
与此同时，全球协作也非常重要。帮助欧洲人，同时也是帮助中国人和美国人。
中国，但不仅仅是中国，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都受到增长放缓的影响。帮助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重新获得增长对大家都有好处。这就是必须进行协调和合作的原因。
《财经》：下一步，你认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哪里？
卡恩：经济的动力是信心。没有信心，要获得增长会非常困难。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充满信心。
我认为拉丁美洲的情况不错，非洲也不错，但非洲只是全球经济中的一小部分。一些亚洲国家的情况也还不算太糟糕，当然这主要跟中国和日本有关。俄罗斯也还不错，但非常依赖天然气和石油价格。
全球经济总体信心不足，欧洲的信心尤其疲软。消费者信心下降，投资者不愿做长期投资，而是仅投资一些特定项目。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上有那么巨大的流动性，这种情况是不稳定的。
《财经》：2012年国际经济中一些快速增长的部分，能否在今年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动力？
卡恩： 我们处于一个完全全球化的世界，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很难将世界的某一部分放在一旁不管，只关注其他国家。如果可以的话，人们会说：“好吧。欧洲一团糟，我们不要管欧洲。只管跟其他国家一起发展就好了。”但欧洲占全球经济25%的比重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欧洲贸易对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来说非常重要。为了获得增长，所有国家都要有信心。如果世界上的某个部分处境堪忧，那么就会对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造成影响。
这就是多边主义和尝试强化协调机制如此重要的原因。这不仅是说协调比争斗更好——当然是更好，但那不是唯一的原因。
现在不仅强调协调的重要性，更强调协调对获得全球增长的重要性。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是相互作用的。
2009年、2010年面对金融危机时，各国表现出了较强的协调能力。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或者至少是减弱，每个国家都忙于应对国内问题而忘记了协调。这就是为什么情况现在仍然一团糟。
我记得大概四年前在伦敦由戈登·布朗担任主席的G20峰会上，各国首脑都对危机非常担忧，所有人都想要合作，这是我们能够成功的原因。现在的G20变得一无是处，每个人都一样，来了作个演讲，然后回家，就什么也不管了。协调合作的想法已经不入主流，体系再大也不起作用。
《财经》：应当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其中IMF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卡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还在进行当中。跟过去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重要得多，但仅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不行的，力量最终都掌握在每个国家的手中。
我认为IMF的角色已经有明确定义——它对各个国家提供经济顾问，向经常项目失衡的国家提供融资，以及帮助组织国际协调。在三条腿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作得很好，在此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做的是监督。
《财经》：中国以及新兴经济体如何加入到全球协作中来？
卡恩：我一直认为在新兴经济体中，最重要的当属中国。这些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贸易伙伴，它应当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也应该担负起更多的责任。
《财经》：你所提到的“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具体如何体现？是否是指中国在IMF中所拥有的份额？
卡恩：我非常赞同扩大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和人事方面的影响力。我认为中国政府有必要意识到，他们扮演的角色很重要，而且不能推脱。他们可能不喜欢这样，但无法避免。
在我的任期内我成功地进行了两次配额改革。第一次已经落实，也就是大大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配额。第二次已经接近尾声，就是让中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股东之一。这一改革还将继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所改变。
《财经》：你如何评价过去一年中朱民的工作？
卡恩：我觉得朱民的工作很出色。首先，他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家，拥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其次，他比其他人所想象的知道得更多，不仅是关于中国，还有亚洲。他对加强理解中国和亚洲发生的事情很有帮助。我认为这很有用。我很高兴能亲自邀请他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财经》：未来中国将面临何种挑战？
卡恩：我认为中国经济在这些年发展得很不错。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增长型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说得夸张一点，我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其“第一次资本主义危机”。
中国现在要应付银行系统的清理问题、不公平问题、农民工进城问题和环境问题。尽管这可能还不是完整的问题列表，但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市场经济的传统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途径不能仅是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也要有政治层面的解决方法。在我看来，由于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存在着很多矛盾，因此不同的经济因素在运作时需要更多的空间。而且我也理解，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管理差异化如此之大的多元化国家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然而，我认为中国选择发展市场经济是正确的，既然做出了这个选择，那么中国就需要根据市场经济来进行应有的政治层面调整。
《财经》：这一调整应当如何展开，你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转型？
卡恩：首先，对于外国人来说，下结论、谈看法都是很难的，因此我的言行应当非常谨慎。但是我之前曾说过，像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如果要发展规模更大的市场经济，政治层面不进行调整是行不通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依赖于契约的经济，它在依赖于契约的政治环境中才能获得良好的发展，而这意味着尊重与人民的契约并由人民共同来决定想做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市场经济能在西方与民主齐头并进的原因，而西方民主也是一种政治契约体制。
中国会何去何从？也许，中国可能会创建其独有的体制，但是不管是哪种体制，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的主体也必须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
《财经》：人民币汇率一直是各界最关心的话题。以买盘交易量衡量，去年11月以来，人民币又一次进入上升通道。你如何预测今年人民币汇率变动？2012年中国外贸增速下滑跌破预期，在此情况下，应当以何种步调推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
卡恩：我相信人民币升值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
这不仅对中国经济本身有所帮助，在应对内部通胀风险方面，还可以增加中国人的购买力。
其次，这将使人民币能够自由交易，可以自由交易的人民币对全球经济有利，这样人民币就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一部分，就能够完全成为世界上的第二、第三或第四种主要货币。
这就回到了你之前所提的问题，中国如何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成为主要伙伴就是其中之一，成为主要伙伴意味着货币能够自由交易。要让货币能够自由交易，就得让货币价值接近市场价。我还是相信，现在的人民币的市场价高于官方价。我认为让人民币逐步升值对中国来说，是正确的政策。
现在中国的竞争力含有水分，像那些人口只有1000万、2000万或3000万的国家可能可以并试图利用货币来占便宜，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无法这样做。
大国如果不守规矩，就会动摇整个体系。我能理解中国的商界为什么会利用低价人民币。但是既然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主要的合作方之一，那么它就必须遵守规矩。
《财经》：很多学者对中国2013年经济增长持相对悲观的看法，你如何判断？
卡恩：这视具体情形而定。肯定不会是10%或超过以往的水平，从这一点来看，目前的增长水平不如从前可能会让人感到悲观，但是我觉得增长率也不会太低。
所以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2%的预测是正确的。这一增长率是很多国家所向往的，关键在于对比的对象。如果对象是近期的中国，那么确实比以前少了，但是如果对象是其他国家，那么中国的增长率比很多国家都高。只要即将上任的新政府班底真正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并做出相关决策，那么我对此并不感到悲观。
《财经》：你担心2013年全球通货膨胀吗？美国推出QE4，欧盟几次购债计划，日本等发达国家采取了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这对中国将产生何种影响？
卡恩：现在流动性的规模非常大，所以我预计将会出现比现在更为严重的通胀。换句话说，我有点惊讶现在的通胀率会这么低。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需求疲软，另一方面，劳动者认为危机尚未结束，所以争取增加工资的情况还不多见。结果就是需求疲软、不争取增加工资、低通胀。
在某些市场上，可能会有通胀——例如世界上某些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不过从全球层面看，通胀偏低。你可能还记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年前的辩论：如果没有出现通胀，就很难利用利率作为政策工具，因为已经到了零利率边界，无法再低了。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去年的行事方式是正确的。它们做了必须要做的事情，问题是货币工具似乎快被用光了。
仅仅利用货币工具似乎很难推动增长。但如果不用货币工具和财政工具，特别是如果世界各地高筑的债台使得财政工具难以利用，那么就没有多少工具可以用来管理经济了。
保持低通胀是央行的责任，它们也会很高兴目前取得的效果，但我们应当更加关心增长，而不是通胀。
终极武器是催生信心，这就是我要强调协调和信心的原因。
此次中国之行，卡恩会见了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内的中国政府高层。其间，卡恩接受了《财经》杂志专访。
“每个国家都忙于应对国内问题而忘记了协调。这就是我们现在仍然一团糟的原因。” 在卡恩看来，解决欧洲债务危机的“钥匙”并不仅在欧洲诸国，关键在于全球协作机制的强化与重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当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也应该担负起更多责任。
2007年就任IMF总裁以来，卡恩被评价为率领IMF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正确人选”。2009年，IMF成功地将资金规模由2500亿美元增加至7500亿美元，并增发2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向全球提供流动性。
如今，IMF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国际金融秩序中扮演中心角色。作为IMF多年的掌舵者，卡恩对全球经济有着独特的观察视角。谈到2013年，卡恩并不乐观，欧洲并未脱离困难，而“终极武器是催生信心和建立协调机制”。
2013年“不会令人非常期待”
《财经》：2012年能称为经济复苏年吗？
卡恩：我想并不能这么说。对于某些地区而言，2012年是不错的一年，特别是欧洲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体而言，我们还远未摆脱困境。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我并没有太过乐观。
《财经》：2013年全球经济是否会有改善？
卡恩：很难讲。但总体来说，我认为2013年不会是非常令人期待的一年。
在美国，经济增长也许不至于太坏，但“财政悬崖”的问题仍然存在。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两党已为避免“财政悬崖”达成协议，但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并不能根本解决“财政悬崖”危机，所以美国最终的情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的决策。
欧洲的情况可能略好些。就像我所说，欧洲在2012年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这还远远不够。欧洲现在所做的努力，并没有帮助我们摆脱危机，只是稳定了情势的发展。
值得欣慰的是，新兴市场的表现非常稳定，但我们不能用“强劲”来形容这部分经济增长。这种情况下，2013年欧洲的债务危机以及美国的财政状况，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风险。
《财经》：2013年美国采取的财务整顿措施，将进一步削减预算，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基本面？
卡恩：对美国而言，一方面，政府需要应对巨大的财政悬崖；另一方面，他们知道他们将要做的一切，即增税或削减开支，都将对增长造成不良后果。不只是美国，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问题也大同小异。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行开放战略。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如福利开支等许多问题在中期都会减少。与此同时，在短期内不要过度削减财政开支。
也就是说，要在短期内保增长，同时开放市场。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并没有明显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意识到所谓的“财政乘数”高于预期。这意味着扩大或减少开支对增长的影响高于预期。所以它表示，如果过度削减开支或增税都会对增长产生比几年前预期的更大的影响。
这可能就是欧洲的处境为什么这么困难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我建议制定包括退休金、医疗保险等在内的重组财政系统的四年、五年、六年计划。但我不建议现在大幅削减开支。
《财经》：目前，欧洲央行作为统一监管机构的协议形成了，似乎欧债最紧迫的危机已经过去。欧元区今年能否真正摆脱危机走向复苏？
卡恩：如果危机的定义指的是形势发展到了高潮阶段，我认为这一轮危机很可能已经结束了。它可能在数年后卷土重来，但现在不大可能。
我从来不认同体系会崩溃、希腊将脱离欧盟这种说法。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但如果你要说各方面反映平淡的情况就是危机、低增长，而且所有的系统运作得都不够好就是危机的话，那么是的，我们仍然处于危机当中。
我担心，虽然欧洲人做出的所有决策都有利于拖延时间并避免出现大规模动荡，但不能提供长远的解决方案。
换句话说，我预计不会有爆炸性局面出现，但也不会出现全面的复苏。
《财经》：在你看来，欧元区今年最糟糕的情况会是什么？
卡恩：我想增长率会很低，可能在0-1%之间，这对欧洲经济来说，不足以使所有系统（尤其是福利国家）正常运作。恐怕在明年，人们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的担心是，可能会有1年-2年的低增长期，但如果低增长持续4年-5年就会产生棘手的问题。
《财经》：这种“棘手的问题”会否影响世界经济？
卡恩：一定会有影响。欧洲经济大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5%，也就是四分之一。所以世界经济的四分之一零增长或接近零增长，不可能不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欧洲需要更强政治联盟
《财经》：《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公约》（“财政公约”）正式生效后，欧元区在迈向共同财政政策的道路上开了个头。“财政公约”生效对市场恢复对欧盟信心以及加强欧盟财政一体化有多大帮助？
卡恩：这是方向正确的措施之一，但是来得太慢、太晚了。
《财经》：那么在你看来，欧元区国家是否已作出足够多的政治努力来摆脱危机？ 卡恩：已经实施的措施有助于避免出现大的动荡，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银行联盟的措施受到欢迎，但进展却非常缓慢。财政联盟的进展甚至更为缓慢。跟全球经济的速度相比，整个系统推进的速度太慢。
十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其中的一章标题叫做《欧元尚不完整》（The Euro is Not Completed）。那时，我认为欧元尚不完整的原因是我们被困在了河中央。我们为建立欧元区作出了所有技术性的努力，但没有进一步的政治联盟，我们难以享受到它的种种好处。
现在我们仍被困在河中央。过去十年来政治联盟一直没有取得进展。这就是现在的问题。如果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决定要从危机中走出来的话，那么它们得到的多数建议就是：大胆迈开步伐，走向政治联盟。
欧盟，尤其是欧元区的本质是，政治意愿将把不同国家的未来和合作连接在一起。
在2008年-2009年危机期间，所有人都很害怕，因此合作还不错——但在危机之后，不仅美国人、中国人、印度人开始足不出户，整个欧洲——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也都只管自扫门前雪。合作和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的意愿并非那样强烈。这是现在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财经》：在这一过程中，国际机构，例如IMF，能够发挥何种作用？
卡恩：这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这是政府、委员会和公使、欧洲各国首脑的工作。他们必须接受进一步的一体化，他们必须接受更多共同的决定，他们必须找到更强的领导力，欧洲现在缺乏的是领导力和勇气。
与此同时，全球协作也非常重要。帮助欧洲人，同时也是帮助中国人和美国人。
中国，但不仅仅是中国，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都受到增长放缓的影响。帮助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重新获得增长对大家都有好处。这就是必须进行协调和合作的原因。
信心和合作才会带来增长
《财经》：下一步，你认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哪里？
卡恩：经济的动力是信心。没有信心，要获得增长会非常困难。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充满信心。
我认为拉丁美洲的情况不错，非洲也不错，但非洲只是全球经济中的一小部分。一些亚洲国家的情况也还不算太糟糕，当然这主要跟中国和日本有关。俄罗斯也还不错，但非常依赖天然气和石油价格。
全球经济总体信心不足，欧洲的信心尤其疲软。消费者信心下降，投资者不愿做长期投资，而是仅投资一些特定项目。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上有那么巨大的流动性，这种情况是不稳定的。
《财经》：2012年国际经济中一些快速增长的部分，能否在今年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动力？
卡恩： 我们处于一个完全全球化的世界，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很难将世界的某一部分放在一旁不管，只关注其他国家。如果可以的话，人们会说：“好吧。欧洲一团糟，我们不要管欧洲。只管跟其他国家一起发展就好了。”但欧洲占全球经济25%的比重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欧洲贸易对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来说非常重要。为了获得增长，所有国家都要有信心。如果世界上的某个部分处境堪忧，那么就会对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造成影响。
这就是多边主义和尝试强化协调机制如此重要的原因。这不仅是说协调比争斗更好——当然是更好，但那不是唯一的原因。
现在不仅强调协调的重要性，更强调协调对获得全球增长的重要性。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是相互作用的。
2009年、2010年面对金融危机时，各国表现出了较强的协调能力。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或者至少是减弱，每个国家都忙于应对国内问题而忘记了协调。这就是为什么情况现在仍然一团糟。
我记得大概四年前在伦敦由戈登·布朗担任主席的G20峰会上，各国首脑都对危机非常担忧，所有人都想要合作，这是我们能够成功的原因。现在的G20变得一无是处，每个人都一样，来了作个演讲，然后回家，就什么也不管了。协调合作的想法已经不入主流，体系再大也不起作用。
《财经》：应当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其中IMF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卡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还在进行当中。跟过去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重要得多，但仅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不行的，力量最终都掌握在每个国家的手中。
我认为IMF的角色已经有明确定义——它对各个国家提供经济顾问，向经常项目失衡的国家提供融资，以及帮助组织国际协调。在三条腿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作得很好，在此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做的是监督。
“中国需应对‘第一次资本主义危机’”
《财经》：中国以及新兴经济体如何加入到全球协作中来？
卡恩：我一直认为在新兴经济体中，最重要的当属中国。这些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贸易伙伴，它应当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也应该担负起更多的责任。
《财经》：你所提到的“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具体如何体现？是否是指中国在IMF中所拥有的份额？
卡恩：我非常赞同扩大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和人事方面的影响力。我认为中国政府有必要意识到，他们扮演的角色很重要，而且不能推脱。他们可能不喜欢这样，但无法避免。
在我的任期内我成功地进行了两次配额改革。第一次已经落实，也就是大大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配额。第二次已经接近尾声，就是让中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股东之一。这一改革还将继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所改变。
《财经》：你如何评价过去一年中朱民的工作？
卡恩：我觉得朱民的工作很出色。首先，他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家，拥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其次，他比其他人所想象的知道得更多，不仅是关于中国，还有亚洲。他对加强理解中国和亚洲发生的事情很有帮助。我认为这很有用。我很高兴能亲自邀请他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财经》：未来中国将面临何种挑战？
卡恩：我认为中国经济在这些年发展得很不错。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增长型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说得夸张一点，我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其“第一次资本主义危机”。
中国现在要应付银行系统的清理问题、不公平问题、农民工进城问题和环境问题。尽管这可能还不是完整的问题列表，但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市场经济的传统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途径不能仅是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也要有政治层面的解决方法。在我看来，由于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存在着很多矛盾，因此不同的经济因素在运作时需要更多的空间。而且我也理解，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管理差异化如此之大的多元化国家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然而，我认为中国选择发展市场经济是正确的，既然做出了这个选择，那么中国就需要根据市场经济来进行应有的政治层面调整。
《财经》：这一调整应当如何展开，你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转型？
卡恩：首先，对于外国人来说，下结论、谈看法都是很难的，因此我的言行应当非常谨慎。但是我之前曾说过，像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如果要发展规模更大的市场经济，政治层面不进行调整是行不通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依赖于契约的经济，它在依赖于契约的政治环境中才能获得良好的发展，而这意味着尊重与人民的契约并由人民共同来决定想做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市场经济能在西方与民主齐头并进的原因，而西方民主也是一种政治契约体制。
中国会何去何从？也许，中国可能会创建其独有的体制，但是不管是哪种体制，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的主体也必须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
中国增长前景不悲观
《财经》：人民币汇率一直是各界最关心的话题。以买盘交易量衡量，去年11月以来，人民币又一次进入上升通道。你如何预测今年人民币汇率变动？2012年中国外贸增速下滑跌破预期，在此情况下，应当以何种步调推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
卡恩：我相信人民币升值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
这不仅对中国经济本身有所帮助，在应对内部通胀风险方面，还可以增加中国人的购买力。
其次，这将使人民币能够自由交易，可以自由交易的人民币对全球经济有利，这样人民币就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一部分，就能够完全成为世界上的第二、第三或第四种主要货币。
这就回到了你之前所提的问题，中国如何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成为主要伙伴就是其中之一，成为主要伙伴意味着货币能够自由交易。要让货币能够自由交易，就得让货币价值接近市场价。我还是相信，现在的人民币的市场价高于官方价。我认为让人民币逐步升值对中国来说，是正确的政策。
现在中国的竞争力含有水分，像那些人口只有1000万、2000万或3000万的国家可能可以并试图利用货币来占便宜，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无法这样做。
大国如果不守规矩，就会动摇整个体系。我能理解中国的商界为什么会利用低价人民币。但是既然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主要的合作方之一，那么它就必须遵守规矩。
《财经》：很多学者对中国2013年经济增长持相对悲观的看法，你如何判断？
卡恩：这视具体情形而定。肯定不会是10%或超过以往的水平，从这一点来看，目前的增长水平不如从前可能会让人感到悲观，但是我觉得增长率也不会太低。
所以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2%的预测是正确的。这一增长率是很多国家所向往的，关键在于对比的对象。如果对象是近期的中国，那么确实比以前少了，但是如果对象是其他国家，那么中国的增长率比很多国家都高。只要即将上任的新政府班底真正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并做出相关决策，那么我对此并不感到悲观。
《财经》：你担心2013年全球通货膨胀吗？美国推出QE4，欧盟几次购债计划，日本等发达国家采取了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这对中国将产生何种影响？
卡恩：现在流动性的规模非常大，所以我预计将会出现比现在更为严重的通胀。换句话说，我有点惊讶现在的通胀率会这么低。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需求疲软，另一方面，劳动者认为危机尚未结束，所以争取增加工资的情况还不多见。结果就是需求疲软、不争取增加工资、低通胀。
在某些市场上，可能会有通胀——例如世界上某些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不过从全球层面看，通胀偏低。你可能还记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年前的辩论：如果没有出现通胀，就很难利用利率作为政策工具，因为已经到了零利率边界，无法再低了。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去年的行事方式是正确的。它们做了必须要做的事情，问题是货币工具似乎快被用光了。
仅仅利用货币工具似乎很难推动增长。但如果不用货币工具和财政工具，特别是如果世界各地高筑的债台使得财政工具难以利用，那么就没有多少工具可以用来管理经济了。
保持低通胀是央行的责任，它们也会很高兴目前取得的效果，但我们应当更加关心增长，而不是通胀。
终极武器是催生信心，这就是我要强调协调和信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