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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6日，最高检察院正式启动行贿犯罪档案全国联网查询平台。
行贿犯罪档案是检察机关将有关行贿案件的法院判决收集汇总成可供查询的资料库。其中收录有1997年10月以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并经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的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案件信息。
一旦单位或个人被查出有行贿前科，其招投标等资格面临被取消的可能，因而行贿犯罪档案被形象地称为“行贿黑名单”。
该查询平台被视为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与预防犯罪制度建设相结合的范例，源于十年前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在建筑领域的实践。在得到检察系统内部广泛认可后，推广成为职务犯罪预防的重要工作内容。
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厅长宋寒松告诉《财经》记者：“全国联网消灭了‘信息孤岛’，顺利实现了全国数据共享和异地查询，大大增强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威慑力。”
据统计，从2006年检察机关正式接受社会查询以来，总共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量达到139万次，有关部门和单位对经查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1983家单位以及3075名个人进行了处置。这些处置主要包括限制准入、取消投标资格、降低信誉分或资质等级，以及中止业务等。
该制度是检察机关发挥职能作用，从源头治理腐败，预防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的重要措施，并希望借此健全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不过，由于司法实践中大多数行贿人不会追究刑事责任，“黑名单”制度由此呈现查询者众、“中枪”者少的局面；又因缺乏强制力，其效用被打折扣。与此同时，“二次处罚”面临法理困境。
“门槛”高低
此前2006年初，最高检出台《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暂行规定》，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由建设领域推行到金融、教育、医药卫生和政府采购领域，由试点地区推向全国。
2009年，最高检又取消原来录入和查询范围的限制，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由上述五个领域扩大到所有领域；升级后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软件在全国推广和应用。
2010年，华东六省一市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实现了互联互通。
宋寒松说，全国联网前，受限于只能查询本省（直辖市、自治区）范围内的行贿记录，使得一些行贿者或行贿单位采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办法，到其他地方继续通过行贿方式竞标，获得项目或工程，“一方面，对于申请查询人来说，这是一项便民工程；另一方面，‘行贿黑名单’的震慑网已经都织密织全，对于行贿人来说逃脱更难了”。
宋寒松介绍，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是面向社会公众“零门槛”的免费服务。不过，《财经》记者发现，在实际运转中，“门槛”仍在。
目前，有电话预约查询和到检察院查询两种查询方式。
依最高检文件，需提供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或者公司、企业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人代表和项目经理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方可查询。
对于个人查询则有更多限制，当个人查询个人是否有行贿记录，需要提供双方身份证原件。
对符合查询申请条件的，检察机关应当在受理后三日内书面告知查询结果；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告知对方并说明原因。
而查询条件这一“门槛”的高低，具体到各地方检察院，又有升降的变化。以北京市检察院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规定为例，申请人还需提供被查询单位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以及具体的招标公告，且公告中需有提供查询告知书条款。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工作人员介绍，平均每天需要处理数十起查询申请，“工作相对繁忙，主要的精力在审查材料，和敦促申请者补充材料上”。
江苏省常州市某区级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工作人员受访时表示，尽管华东六省一市联网已有两年，但具体招标公告中又往往要求投标方提供注册所在地检察院出具的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现实情况多是常州的投标单位拿着上海的招标公告前来查询，由于对招标方无法审核，难以确定招标公告是否真实，故而实质审查较难落实。
与其下各级检察院不同，最高检并不接受来自社会的查询申请。在全国联网同时，最高检正式启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专用章，专门受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就在2月28日，最高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管理中心首次受理了涉及建设领域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在这次查询中，在对申请所列200余家企业名单进行批量查询后发现，3家企业存在单位行贿犯罪记录，2名个人存在个人行贿犯罪记录。
在实践中，往往是投标方主动向检察院申请自查，以自证清白。对于符合查询条件的，检察院会向对方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告知函中包括行贿的时间、数额、法院判处的刑罚。
近年来，在广东、河南、河北等地陆续出现伪造“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案例。
2011年8月，深圳福田区公安机关侦破一起伪造“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案。当年7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中心致电福田区检察院，表示在宁夏中阿经贸论坛设施建设项目室内装修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发现深圳市某装饰公司提供的告知函印章异于深圳其他公司所提供，请求鉴定，该案由此引发。
而据河南省焦作市的公开数据，2010年至今，焦作市两级检察机关相继发现13件伪造检察机关查询行贿犯罪档案结果告知函案件线索，移交公安机关以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立案侦查8件16人（其余5件线索移交异地检察机关处理），其中5件共11人被法院做出有罪判决。
海淀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副处长陈美君向《财经》记者表示，为遏制类似行为，北京市检察院于2010年3月给全市所有基层检察院制作了统一的电子印章，“告知函由市一级检察院统一出具”。
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工作人员对此也表示，将统一采用二维码防伪标志，防止和减少发生伪造查询告知函的现象。
“黑名单”大小
宋寒松介绍，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查询63万次，被处置单位553家，个人887人。
其中，福建省检察机关自2006年以来，共接受查询28232次，发现有行贿犯罪记录35件次。
另外，从2008年到2011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处理行贿犯罪记录查询申请从135件飙升至1720件，尚未查出有行贿犯罪记录者。
据最高检披露，从其2010年5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力度的通知》至2011年4月，一年内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行贿犯罪案件3729件4336人，占贿赂案件总人数四分之一强，为27.5％。在查处的这些行贿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向法院起诉2630件3226人，一年内全国2030人因行贿获罪。
由于行贿犯罪档案数据库是法院判决书的信息化处理，而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的行贿人根本不会被判罪，这使得查询结果有限。
据宋寒松介绍，一方面原因是《刑法》中对行贿罪限定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通过行贿谋取正当利益者以及被索贿者都不以行贿罪判罚；“另外，行贿罪起刑点为1万元，较受贿罪起刑点相对高。”
此外，一位基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工作人员称，贿赂犯罪是“一对一”的犯罪，查处难度相当大。“我们侦查案件很大程度都是依靠行贿人”，因此，许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甚至被检察机关发现后，只要主动配合，充当“污点证人”，也往往作不起诉处理。据他介绍，近年来该区同级法院裁判的行贿犯罪固定每年一起。
以中国石化集团原总经理陈同海案为例，2009年7月15日，陈同海一审被法院认定受贿1.9573亿余元，并最终以受贿罪获刑死缓。该案中六名行贿人曾以证人身份出现，均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由于行贿罪裁判少，对于行贿犯罪数据库更新的具体期限与操作流程尚未明确制度化。实践中，一般由各检察院负责跟进、录入同级法院的裁判。
2011年，南京市检察院共录入行贿犯罪案件6件。
回溯制度源头，在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2002年的设计实践中，“行贿黑名单”并不限于行贿犯罪。《北仑区人民检察院行贿人资料库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显示：行贿人资料库内设置行贿人“黑名单”，符合下列四类条件之一的行贿人列入“黑名单”：（一）因行贿罪而被法院判刑的；（二）虽未判刑，但法院判决认定的贿赂事实中行贿数额达5万元以上的；（三）被检察机关查实有两次以上行贿记录的或行贿三人以上的；（四）检察机关已有确凿证据证明其有行贿事实，但本人未主动交待或拒不承认的。
上述“办法”还规定，虽符合上述条件，但行贿人主动交待全部行贿事实，配合检察机关办案的，可以不列入行贿人“黑名单”。当时，北仑区检察院的“行贿人资料库”里共有70余人，其中18人被列入“黑名单”。
2006年，最高检在全国推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在讨论黑名单范围时曾有多种意见。有意见认为，“即便是那些检察机关认为行贿证据确凿无误的行贿案件，没有经法院裁判，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不能搞有罪推定。”
宋寒松表示，检察院对于上述非罪行贿行为、受贿犯罪的信息都有所统计并建档，但这部分资料目前只是作为检察机关内部信息掌握。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第十一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裁判认定的受贿犯罪对应的行贿行为、检察机关作出撤案和不起诉处理但有证据认定的行贿行为信息，应当由预防职务犯罪部门集中实行严格管理，不得纳入查询范围对外提供。”
宋寒松同时认为：“对于上了‘黑名单’的企业，检察机关还要及时跟踪更新。而有些企业可能开始有行贿记录，但后来经过内部整改，又变成良好的企业了，今后，这些信息也要在行贿犯罪档案资料库中得到体现，提供给申请查询方。”
“过去，只有纪委调查案子时向我们调取过非罪行贿行为的信息，对于这部分信息究竟怎么管理，迄今缺乏统一的制度。”上述职务犯罪预防科工作人员表示。
强制惩处争议
虽然行贿犯罪档案在地方试行多年，但缺乏强制力使其威慑力打折。
“失灵”的案例包括造成13人死亡、14人危重的2010年南京“7·28”爆燃事故。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初步认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施工安全管理缺失，扬州鸿运建设配套工程有限公司组织的施工队伍盲目施工所致。该施工队老板邵殿军曾因行贿罪，于2008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早在2004年，江苏省检察院等四部门颁布文件，要求建设项目的项目法人应查询有关参与工程投标等活动的从业单位或个人有无行贿行为记录。不过，据南京检方介绍，上述项目中，没有接到过任何单位对邵殿军“行贿犯罪查询”的申请。
2012年3月1日起，上海《政府采购和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域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实施办法(试行)》正式施行，这在省级地区尚属首例。依照该办法，“行贿黑名单”的查询范围为：申请加入该市政府采购供应商库的供应商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依法进行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的建设工程；依法可以直接发包备案和以暂估价形式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分包工程。一旦申请政府采购的供应商被查询出三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上海市财政局将不予入库。而参与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的建设工程，一旦被查询到两年内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在沪建设工程企业和相关执业人员，也将依据国家《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取消其投标资格。
此外，该“办法”还要求对已经登记入政府采购库的供应商进行定期复查，如发现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三年内不得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并要求建设工程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采用“集中查询、集中反馈”的方式。
不过，这种“黑名单”制度本身亦面临质疑。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贿人，再度被列入行贿黑名单并限制其准入是否属于二次处罚？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认为，若检察机关强行限制行贿犯罪档案上的行贿人或单位做某个行业，实际上等同于给这些行贿人或单位以一种有别于刑罚的“资格刑”，而国内目前的刑罚体系中并无此种罚则。
宋寒松认为：“检察机关就是搭建一个服务平台，提供查询服务，对于是否据了解查询，以及对经查询有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如何处置，检察院不干预。”
据了解，现在有17个省级人大通过《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纳入行贿档案查询。但目前尚未有覆盖全国的立法规定。
行贿犯罪档案是检察机关将有关行贿案件的法院判决收集汇总成可供查询的资料库。其中收录有1997年10月以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并经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的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案件信息。
一旦单位或个人被查出有行贿前科，其招投标等资格面临被取消的可能，因而行贿犯罪档案被形象地称为“行贿黑名单”。
该查询平台被视为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与预防犯罪制度建设相结合的范例，源于十年前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在建筑领域的实践。在得到检察系统内部广泛认可后，推广成为职务犯罪预防的重要工作内容。
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厅长宋寒松告诉《财经》记者：“全国联网消灭了‘信息孤岛’，顺利实现了全国数据共享和异地查询，大大增强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威慑力。”
据统计，从2006年检察机关正式接受社会查询以来，总共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量达到139万次，有关部门和单位对经查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1983家单位以及3075名个人进行了处置。这些处置主要包括限制准入、取消投标资格、降低信誉分或资质等级，以及中止业务等。
该制度是检察机关发挥职能作用，从源头治理腐败，预防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的重要措施，并希望借此健全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不过，由于司法实践中大多数行贿人不会追究刑事责任，“黑名单”制度由此呈现查询者众、“中枪”者少的局面；又因缺乏强制力，其效用被打折扣。与此同时，“二次处罚”面临法理困境。
“门槛”高低
此前2006年初，最高检出台《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暂行规定》，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由建设领域推行到金融、教育、医药卫生和政府采购领域，由试点地区推向全国。
2009年，最高检又取消原来录入和查询范围的限制，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由上述五个领域扩大到所有领域；升级后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软件在全国推广和应用。
2010年，华东六省一市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实现了互联互通。
宋寒松说，全国联网前，受限于只能查询本省（直辖市、自治区）范围内的行贿记录，使得一些行贿者或行贿单位采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办法，到其他地方继续通过行贿方式竞标，获得项目或工程，“一方面，对于申请查询人来说，这是一项便民工程；另一方面，‘行贿黑名单’的震慑网已经都织密织全，对于行贿人来说逃脱更难了”。
宋寒松介绍，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是面向社会公众“零门槛”的免费服务。不过，《财经》记者发现，在实际运转中，“门槛”仍在。
目前，有电话预约查询和到检察院查询两种查询方式。
依最高检文件，需提供单位介绍信、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或者公司、企业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人代表和项目经理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方可查询。
对于个人查询则有更多限制，当个人查询个人是否有行贿记录，需要提供双方身份证原件。
对符合查询申请条件的，检察机关应当在受理后三日内书面告知查询结果；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告知对方并说明原因。
而查询条件这一“门槛”的高低，具体到各地方检察院，又有升降的变化。以北京市检察院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规定为例，申请人还需提供被查询单位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以及具体的招标公告，且公告中需有提供查询告知书条款。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工作人员介绍，平均每天需要处理数十起查询申请，“工作相对繁忙，主要的精力在审查材料，和敦促申请者补充材料上”。
江苏省常州市某区级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工作人员受访时表示，尽管华东六省一市联网已有两年，但具体招标公告中又往往要求投标方提供注册所在地检察院出具的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现实情况多是常州的投标单位拿着上海的招标公告前来查询，由于对招标方无法审核，难以确定招标公告是否真实，故而实质审查较难落实。
与其下各级检察院不同，最高检并不接受来自社会的查询申请。在全国联网同时，最高检正式启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专用章，专门受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就在2月28日，最高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管理中心首次受理了涉及建设领域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在这次查询中，在对申请所列200余家企业名单进行批量查询后发现，3家企业存在单位行贿犯罪记录，2名个人存在个人行贿犯罪记录。
在实践中，往往是投标方主动向检察院申请自查，以自证清白。对于符合查询条件的，检察院会向对方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告知函中包括行贿的时间、数额、法院判处的刑罚。
近年来，在广东、河南、河北等地陆续出现伪造“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案例。
2011年8月，深圳福田区公安机关侦破一起伪造“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案。当年7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中心致电福田区检察院，表示在宁夏中阿经贸论坛设施建设项目室内装修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发现深圳市某装饰公司提供的告知函印章异于深圳其他公司所提供，请求鉴定，该案由此引发。
而据河南省焦作市的公开数据，2010年至今，焦作市两级检察机关相继发现13件伪造检察机关查询行贿犯罪档案结果告知函案件线索，移交公安机关以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立案侦查8件16人（其余5件线索移交异地检察机关处理），其中5件共11人被法院做出有罪判决。
海淀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副处长陈美君向《财经》记者表示，为遏制类似行为，北京市检察院于2010年3月给全市所有基层检察院制作了统一的电子印章，“告知函由市一级检察院统一出具”。
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工作人员对此也表示，将统一采用二维码防伪标志，防止和减少发生伪造查询告知函的现象。
“黑名单”大小
宋寒松介绍，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查询63万次，被处置单位553家，个人887人。
其中，福建省检察机关自2006年以来，共接受查询28232次，发现有行贿犯罪记录35件次。
另外，从2008年到2011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处理行贿犯罪记录查询申请从135件飙升至1720件，尚未查出有行贿犯罪记录者。
据最高检披露，从其2010年5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查办严重行贿犯罪力度的通知》至2011年4月，一年内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行贿犯罪案件3729件4336人，占贿赂案件总人数四分之一强，为27.5％。在查处的这些行贿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向法院起诉2630件3226人，一年内全国2030人因行贿获罪。
由于行贿犯罪档案数据库是法院判决书的信息化处理，而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的行贿人根本不会被判罪，这使得查询结果有限。
据宋寒松介绍，一方面原因是《刑法》中对行贿罪限定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通过行贿谋取正当利益者以及被索贿者都不以行贿罪判罚；“另外，行贿罪起刑点为1万元，较受贿罪起刑点相对高。”
此外，一位基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工作人员称，贿赂犯罪是“一对一”的犯罪，查处难度相当大。“我们侦查案件很大程度都是依靠行贿人”，因此，许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甚至被检察机关发现后，只要主动配合，充当“污点证人”，也往往作不起诉处理。据他介绍，近年来该区同级法院裁判的行贿犯罪固定每年一起。
以中国石化集团原总经理陈同海案为例，2009年7月15日，陈同海一审被法院认定受贿1.9573亿余元，并最终以受贿罪获刑死缓。该案中六名行贿人曾以证人身份出现，均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由于行贿罪裁判少，对于行贿犯罪数据库更新的具体期限与操作流程尚未明确制度化。实践中，一般由各检察院负责跟进、录入同级法院的裁判。
2011年，南京市检察院共录入行贿犯罪案件6件。
回溯制度源头，在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2002年的设计实践中，“行贿黑名单”并不限于行贿犯罪。《北仑区人民检察院行贿人资料库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显示：行贿人资料库内设置行贿人“黑名单”，符合下列四类条件之一的行贿人列入“黑名单”：（一）因行贿罪而被法院判刑的；（二）虽未判刑，但法院判决认定的贿赂事实中行贿数额达5万元以上的；（三）被检察机关查实有两次以上行贿记录的或行贿三人以上的；（四）检察机关已有确凿证据证明其有行贿事实，但本人未主动交待或拒不承认的。
上述“办法”还规定，虽符合上述条件，但行贿人主动交待全部行贿事实，配合检察机关办案的，可以不列入行贿人“黑名单”。当时，北仑区检察院的“行贿人资料库”里共有70余人，其中18人被列入“黑名单”。
2006年，最高检在全国推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在讨论黑名单范围时曾有多种意见。有意见认为，“即便是那些检察机关认为行贿证据确凿无误的行贿案件，没有经法院裁判，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不能搞有罪推定。”
宋寒松表示，检察院对于上述非罪行贿行为、受贿犯罪的信息都有所统计并建档，但这部分资料目前只是作为检察机关内部信息掌握。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第十一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裁判认定的受贿犯罪对应的行贿行为、检察机关作出撤案和不起诉处理但有证据认定的行贿行为信息，应当由预防职务犯罪部门集中实行严格管理，不得纳入查询范围对外提供。”
宋寒松同时认为：“对于上了‘黑名单’的企业，检察机关还要及时跟踪更新。而有些企业可能开始有行贿记录，但后来经过内部整改，又变成良好的企业了，今后，这些信息也要在行贿犯罪档案资料库中得到体现，提供给申请查询方。”
“过去，只有纪委调查案子时向我们调取过非罪行贿行为的信息，对于这部分信息究竟怎么管理，迄今缺乏统一的制度。”上述职务犯罪预防科工作人员表示。
强制惩处争议
虽然行贿犯罪档案在地方试行多年，但缺乏强制力使其威慑力打折。
“失灵”的案例包括造成13人死亡、14人危重的2010年南京“7·28”爆燃事故。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初步认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施工安全管理缺失，扬州鸿运建设配套工程有限公司组织的施工队伍盲目施工所致。该施工队老板邵殿军曾因行贿罪，于2008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早在2004年，江苏省检察院等四部门颁布文件，要求建设项目的项目法人应查询有关参与工程投标等活动的从业单位或个人有无行贿行为记录。不过，据南京检方介绍，上述项目中，没有接到过任何单位对邵殿军“行贿犯罪查询”的申请。
2012年3月1日起，上海《政府采购和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域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实施办法(试行)》正式施行，这在省级地区尚属首例。依照该办法，“行贿黑名单”的查询范围为：申请加入该市政府采购供应商库的供应商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依法进行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的建设工程；依法可以直接发包备案和以暂估价形式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分包工程。一旦申请政府采购的供应商被查询出三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上海市财政局将不予入库。而参与公开招标或者邀请招标的建设工程，一旦被查询到两年内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在沪建设工程企业和相关执业人员，也将依据国家《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取消其投标资格。
此外，该“办法”还要求对已经登记入政府采购库的供应商进行定期复查，如发现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三年内不得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并要求建设工程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采用“集中查询、集中反馈”的方式。
不过，这种“黑名单”制度本身亦面临质疑。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贿人，再度被列入行贿黑名单并限制其准入是否属于二次处罚？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认为，若检察机关强行限制行贿犯罪档案上的行贿人或单位做某个行业，实际上等同于给这些行贿人或单位以一种有别于刑罚的“资格刑”，而国内目前的刑罚体系中并无此种罚则。
宋寒松认为：“检察机关就是搭建一个服务平台，提供查询服务，对于是否据了解查询，以及对经查询有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如何处置，检察院不干预。”
据了解，现在有17个省级人大通过《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纳入行贿档案查询。但目前尚未有覆盖全国的立法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