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时常对我说，看一个家庭是否富足，就看仓里是否丰盈。
　　爷爷的前半辈子，都在与饥饿作斗争。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家里的仓丰盈起来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仓里有粮，心里不慌”“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这些话都说明了粮食的重要性。在我的孩提时代，爷爷时常对我说，看一个家庭是否富足，就看仓里是否丰盈。在爷爷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每个家庭都没有多余的闲钱。能吃饱穿暖是那个年代人的终极追求，仓里粮食的多少就成了衡量家庭条件的重要指标。
　　爷爷话是这么说，然而从小到大，他家里的仓从来就没有满过，更多的时候，他的仓都是空荡荡的，成了一个摆设。爷爷出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从出生到长大成人再到当家作主，他几乎都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饥饿中度过。
　　那年冬天，北风从西伯利亚一路南下，在野外发出凄厉的啸声。除了风，还有雪，外面冰天雪地，积雪厚达十几公分，湘南的农村一片银装素裹。虽然山村分外妖娆，有了平素见不到的风景，但是对爷爷来说，它只能徒添伤感。寒冷的冬天，人更需要食物温饱自己。然而，爷爷的仓已经空荡荡了，连一颗粮食都扫不出来，穷得连老鼠都不愿在爷爷家安家了。除了没有粮食，地里也没有菜，一家数口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胃里酸水直冒。我的姑奶那时还是还没出嫁，直饿得抱着凳子哭，其他人也一个个委顿不堪。
　　一个好心人来到了爷爷家里，看到这种情况，就问爷爷怎么不给孩子们找点吃的。爷爷指了指连一颗谷子都没有的仓库直摇头。好心人看不下去了，就让爷爷叫一个孩子去他家里取点米。
　　当时，父亲三兄弟都饿坏了，走路都打晃，外面又是冰天雪地的，虽然有米可以下锅，但是却没人想去。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就是没人肯去。最后还是父亲无奈，忍饥挨饿跟着好心人去了。两天没吃饭，父亲体力不支，路又湿滑难行，在路上摔了好几次，他爬起来又继续前行。到了好心人家里，好心人还叫父亲吃了一碗米饭，至于菜，就是一碗吃剩的烧辣椒。在农村，没什么好吃的，湖南人无辣不欢，烧辣椒在那个时代是下饭的好菜。父亲已经两天没沾油米，早就饿坏了，狼吞虎咽地吃下了第一碗饭。由于好心人没有叫父亲打第二碗饭，父亲硬是不敢盛第二碗。大家都不容易，人家能赏自己一口饭吃已经非常
　　难得，哪里敢再奢望？
　　好心人给父亲量了三简米，米是一筒一斤，合计三斤。父亲在回来的路上，尽管冒着大风雪，却颇为欢心，吃到了一碗白米饭，他好像捡到了天大的便宜。多年后，每当说到生活的艰辛时，爷爷和父亲都要说到那碗饭，那碗饭成了父亲一辈子挂在嘴上的说辞，甚至荣耀。在今日的我们看来，那是一段极其惨淡的岁月，却因为人世间的一点温暖，让父亲铭记了一辈子。
　　父亲把米带回来后，一家七八口人根本不够吃，爷爷带着父亲在野外扒开积雪，找来一些被雪覆盖的野草和米一起熬成了一锅粥。野菜早被人吃光了，只有老得不行的野草才剩了下来，还被茫茫大雪覆盖。爷爷和父亲花了很多功夫才找到了一篮子野草，他带着大家吃了这顿难以下咽的粥，救活了当时已经处于生死边缘的一家人。
　　这段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岁月。爷爷出生时，正值抗日战争，生活自然是贫穷的：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迎来了解放战争。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却又有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左倾的错误，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生产生活全部被破坏。爷爷的前半辈子，都在与饥饿作斗争。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家里的仓丰盈起来，然而，直到父亲当家作主，爷爷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成了一辈子的遗憾。
　　父亲解决了爷爷那一辈忍饥挨饿的问题，谷仓却仍然无法丰盈起来
　　父亲当家作主后，已经到了上世纪的九十年代，那时候我已出生，亲眼见证了父亲为一家人填饱肚子所付出的努力。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到了我们家乡的小山村，农村早就砸掉了大锅饭，田地已经承包到户，农民可以自主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然而，我们那儿是一个极为偏僻的农村，小镇名叫曲兰，号称衡阳的“西藏”，其偏僻程度可想而知。
　　而我那个小村庄，又是我们镇最偏僻的地方，被村民们形象地称之为曲兰的“西藏”。村莊崇山峻岭，连绵起伏，这也就决定了可使用的水田极少，人均水田才三分，我们一家四口，合计才一亩二分田。在那个年代，杂交水稻还没推广到农村，我们亩产最高是六百斤谷子，这还是指收成好的年月，如果收成不好呢？那就不好说了。不管收成如何，农业税和国家公粮是必须要交的。如此以来，剩下的就更少了。
　　农村山高，田地大多挨山伴阴，光照少，产量更低。为了克服先天不足，勤劳的乡亲们都是种早稻和晚稻两季的。尽管如此，家里还是不够吃。湖南是可以种三季的，勤劳的父母还种了一季油菜。
　　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除了用少量的土地种植必要的蔬菜外，父母还开荒拓土，种植了大面积的红薯、土豆、南瓜这些辅助粮食。在粮食根本不够吃的现状下，为了保证每天都有米下锅，交完公粮后，父亲先留下少许的粮食用来招待客人，然后把粮食按一年十二个月分成十二等份。每一份又按照每月的天数计算好平均数，每天做饭的时候，母亲都是用称严格按照当天的分量称出来。如此以来，平均下来每餐最多三两米下锅，这对于我们一家四口来说，是绝对不够的。为了不被饿死，父母辛辛苦苦种下的红薯和土豆这些辅助粮食就有了用武之地，饭前它们洗干净去皮后，切成一块一块的放在锅里和大米一起煮下去。
　　父亲的谷仓也是空的，就是刚收了稻谷的时候，仓里都显得那么单薄，那么少。也就在那天，允许我们饱吃一顿，我们称之为“吃新”，以后的日子又得精打细算着。父亲除了谷仓，还有其他仓库，我们称之为地窖。地窖一般依山挖掘，里面干燥、阴凉，主要用来储存红薯和土豆，确保它们不会风干。地窖和谷仓有所不同。谷仓必须干燥，大多建在阁楼上，用厚实的木板围成，下面刷了一层水泥浆，否则稻谷会发芽，无法食用。而红薯和土豆则不同，它们内部有着不少水分，又不能去晒干，所以只能存放在阴凉的地窖里。由于大家都缺少粮食，为了安全起见，不少人家还把地窖设在家里。
　　由于有了父母的大量付出，红薯、土豆、玉米等粗粮就多了，我们至少不用挨饿。吃饭要有菜，为了能够下饭，父母种了不少菜，虽然不够丰盛，但因为有了每年打下的菜油，花生油、大豆油、茶油以及自家养猪的猪油，倒也可以填饱肚子。
　　父亲解决了爷爷那一辈忍饥挨饿的问题，但局限于田地少无法改变的事实，谷仓里仍然无法丰盈起来。
　　仓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再也没有粮食存放在里面
　　飞旋的年轮不断向前，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我当家作主的时候。我从16岁初中毕业离开家乡前往深圳打工，转眼间就是十多年过去了。不少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提到，村庄已经荒芜，大量的农村开始空心化，老龄化甚至消失。这一切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我们这一代打工者注定很难回到农村去，如果回到家乡，我们还能做什么？父母那一代的农业技能我们还没学会，就算学会了，也不愿意辛辛苦苦种田种地了。那种生活，既辛苦，又赚不到钱。虽然在外打工有一些辛苦，有一些无奈，但是比起在家种田种地好多了，打工不但有了固定的收入和休息时间，还不用看天吃饭，而且收入远远高于种田种地。
　　如今的农村，我每年偶尔回家的时候，处处可以见到小汽车，甚至还有不少小别墅。山林里树木也葱茏了起来，只是田地里再也见不到绿油油的禾苗和金灿灿的稻子了，曾经开辟的种满了南瓜和大豆等作物的土地已经被退耕还林种植的大树占据，覆满。昔年建的楼房也修建了仓，只是如今，它已经空空荡荡。当孩子看到老家的仓时，竟不知仓为何物。我跟孩子说起仓库，说起昔年的经历，她无法想象爷爷以及我父亲那个年代生活的艰辛。在她的生活中，根本没有“挨饿”这个词，也不知道稻谷为何物，除了从书本上看到这些东西，根本无法从大自然中去亲眼目睹。她只知道，大米和蔬菜都是花钱在市场买来的……我想，这纵然有遗憾，但也挺好，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如今，仓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再也没有粮食存放在里面，空荡荡的仓，还能叫仓吗7我想把仓拆了，留下更多的空间。父亲说，不，给我留个念想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