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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反思我国的体制改革，有三点基本经验：经济体制改革优先，政治体制改革求稳，其他方面的改革协同。也有三点教训：渐进式改革彰显片面性，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瓶颈，城乡二元体制几成改革盲点。我们期望：经济体制改革要尽快到位，政治体制改革也应确立目标模式，民生类社会体制改革要渐入中心地位。
［关键词］体制改革；反思；期望
［中图分类号］Ｄ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1－0011－04
我国的改革开放被称为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其波澜壮阔的历程和新鲜的成功经验早已为世人所瞩目。今后中国的体制改革将走向何方和如何走，正令海内外人士倍加关注。值此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应对中国的体制改革进行反思，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改革事业的科学发展。
一、基本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从此，我党掀起了气势磅礴的体制改革。善于总结经验是我党的一大优点。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分别为我国的改革作出了阶段性的经验总结，党的十七大则着眼于整个改革历程，全方位地总结出了“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我们认为，总结中国体制改革的经验，不但要从党和政府的角度，还要从学者、社会等不同的角度。本文认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体制改革优先
30年来，我国体制改革始终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优先的原则。从总体上说，我国的改革最早又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我们认为，在全面改革中确保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地位，并且以农业制度为改革的突破口，既遵循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首先，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地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现代社会特别是西方原生态民主社会的发展规律大致是这样的，先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然后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如果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先发展经济，就要优先调整和完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环节，也就是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放在首位，通过体制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发展经济是更紧迫的战略任务。如果我们像西方世界要求第三世界的那样，把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摆到首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把三者合为一步，则可能欲速则不达，甚至发生大的震荡和动乱。
其次，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以农业制度为突破口，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就提出，底子薄、人口多、生产力落后，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其时，中国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的贫穷落后首先是农民的贫穷落后，而这种贫穷落后又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农业制度密切相关。人所共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这种制度以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价格剪刀差和城乡分治为主要标志。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是“管而不包”，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因此，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打破旧制度愿望非常强烈。正因为这样，农村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能更快地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只有解决了农村的“吃饭”问题，才谈得上别的改革问题。
此外，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地位，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对当代中国来说是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地位，就是紧密配合和主动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科学抉择。
2．政治体制改革求稳
稳中求进是我国体制改革的基本特征。选择渐进式改革道路就是基于求稳的深远考虑，只不过政治体制改革在求稳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反复强调，稳定是现代化战略的必要前提，是中国的最高利益。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对于推进我国的改革大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百年动乱的苦难生活，新中国也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内乱。我党对稳定与动乱带来的利与弊，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和感同身受的体会。因此，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都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改革信条，在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时，贯彻一条增量渐进的原则，力图在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都能实现“软着陆”。特别是在政治生活方面，他们认为，不能老是“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不能再搞“文革”式的政治运动，而应走稳健的体制改革之路。实践证明，只有政治上保持相对稳定，才能为整个改革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才能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起来，确保各项改革平稳推进。
3．其他方面的改革协同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系统。虽说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优先进行，但从总体上看，它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是一个互动过程，或者说，任何单方面的改革进程都要受到其他方面的制约。30年的改革经验表明，正是由于我国其他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政府本身的改革，大体上保持了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似的渐进过程，才使得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换言之，我国的改革虽然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优先的原则，但离开其他领域改革的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行初步建立是不可能实现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在推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较好地贯彻了统筹兼顾的方针。几乎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我党就开始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专题讲话。1987年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此后的历次党代会都对政治体制改革有所布局。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开始阶段主要是模仿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推行文化体制改革。党的十四大以后，文化体制改革确立了“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积极推进文化事业改革”的基本方针。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体制改革，要求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并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命题。2005年则颁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其他有关民生的社会体制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分别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向前发展着，党的十六大以后则被提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经济体制改革已越来越受制于其他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而其他领域的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也有赖于经济体制改革“攻坚”上的成功。今后，综合改革将成为新趋势。
二、几点教训
反思我国体制改革的历程，应该总结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当然，作为党和政府，可以以总结和宣传正面的成功经验为主，适当兼顾反面的教训。但对于学术界来说，则不能昧着良心报喜不报忧，而应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作出充分的剖析，有时甚至还要重点剖析反面的经验，以便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我们认为，我国的体制改革有三点教训值得今后吸取。
1．渐进式改革彰显局限性
理论上通常把改革大致划分为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即“休克疗法”两种。从改革的效果和目前的情况来看，有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而以前苏联为代表的激进式改革失败了。
辩证地看，渐进式改革同样有其局限性。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某些似乎是铁定的制度的前提下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进行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典型的渐进式改革。目前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这里的“坚”，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致。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它带来的“官倒”现象一度使中国陷入了巨大的政治危机之中，已成致命顽症却依然愈演愈烈的“腐败”问题，更与这种“双轨制”有关。所谓“双轨制”，就是对旧体制的改革逐渐推行，在其上又生长出新体制，让旧体制与新体制并行。这种改革方式确实不至于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较大的社会震荡，但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成本。尽管这种摩擦成本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应该也有可能被减少到较低的水平。否则，时间拖得越久，摩擦成本就会越大，导致旧体制最终被突破的难度也就会越大。综观我国的改革历程，经济体制深层次的问题，都或多或少地与推行马拉松式的渐进式改革有关，后摊成本已经很大，“攻坚”已在所难免。
总之，我们不能笼统断定渐进式改革总是好的，激进式改革就一定不好。其实，关于前苏联的“休克疗法”，还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对于前苏联共产党来说，它们的确失败了，但对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广大人民来说，结论会一样吗？一切还有待更长的时间和实践去检验。事实上，改革的方式不会是单一的。因为不同国家推行改革时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方式的选择可能不同。而同一国家推行改革期间，它的国情和条件也不是凝固不变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使用不同的改革方式。一句话，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就中国的改革而言，我们认为，也应该避免自始至终使用单一的改革方式。改革初期，因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侧重使用渐进式改革方式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条件变了，则应考虑侧重使用激进式改革方式了。否则，当断不断，反生其乱。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综合运用渐进式和激进式两种改革方式了，即在某些有确定目标模式的方面（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改用激进式改革方式，使之尽快到位，以减少摩擦成本，而在那些还需继续探索的方面仍旧使用渐进式改革方式。
2．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瓶颈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举世公认，然而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比，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和进程呈现明显的迟缓现象，拖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的后腿，整个体制改革呈现跛足前行现象。过去发生的问题和危机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大，各种矛盾日益复杂。今后5－10年可能是我国改革历史上至为关键的一个高风险时期，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危机，随时可能找到突破口而爆发。但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上仍未跳出传统思维，党和国家现行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的缺陷得不到有效改进，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执政方式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适应整个世界民主化的潮流。特别是由于官本位观念和权威政治的存在，社会生活缺少法律权威和理性权威，多的是职位权威和身份权威。这突出地表现为：一把手就是一切，对其无法形成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当出现棘手问题时，往往不去寻求有效的制度安排，而是依靠人事安排和思想控制。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很不满意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状况了，反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认为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非搞不可。他曾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1］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成为这种现象：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有时还进一步退三步。当然，我们不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点进步也没有，而是说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进步，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而且已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今后，政治体制的瓶颈能否突破，将决定着经济体制改革能否从深处最终突围。
前面讲到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求稳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并论述了它的作为成功经验的一面。其实，“求稳”也是一把双刃剑，把握得好就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反之，如果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呼唤的相应政治体制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求稳”就必然成为改革和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还是那句话，一切要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诚然，改革需要在保持国内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推进，但决不能以此为借口而拖延改革。须知，改革是一个利益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改革与稳定的关系问题。如果一味地强调稳定，消极地对待改革和发展，已有的稳定最终也稳定不了，反而会出现更大的动荡。中国目前的问题已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用尽可能小的动荡去换取尽可能大的发展和更高水平的稳定的问题。如果只顾及目前的稳定而裹足不前，就换不回大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尽管政治体制改革牵涉到方方面面，难度比经济体制改革大得多，“敏感性”更强，但我们必须坚决而适时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到位和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3．城乡二元体制几成改革盲点
我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从包产到户到全面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初步改变了农业的落后面貌。但是，改革转入城市以后，农村的改革几乎再也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似乎成了改革的盲点，以致城乡差距不缩反增。仅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缩小到1．72∶1，以后就持续扩大，1992年为2．33∶1，19９9年为2．65∶1，2006年扩大到了3．22∶1。
我国城乡有别的二元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城乡居民在就业、工伤、教育、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退役士兵安置和优抚对象管理等基本的民生方面都有着鲜明的差距，更别提精神文化生活上的差距了。然而，这一中国特有的制度现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也照样大行其道，几乎成了改革的盲点，以致人们将其讥讽为另类的“一国两制”。城乡二元制度有着许多弊端：二元的户籍管理体制导致“城乡分治，一城两策，一地两民，一事两制”，阻碍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制约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二元的土地管理制度导致土地价格扭曲，农民难以得到合理回报，影响了农民的生计和社会的稳定；二元的教育制度导致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城市，农村教育在起点、过程和结果上都得不到公平；二元的医疗卫生制度导致我国95％以上的优质卫生设备和95％的人力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民长期处在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之中；二元的资源分配制度导致城乡之间存在金融剪刀差、土地剪刀差和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使得农业成本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农民收入不能相应增长，农村的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落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
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制度中，绝大部分还依托在城乡有别的二元结构上。所喜的是，党的十七大已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为改革和转换旧的城乡关系指明了新的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乡关系的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
三、未来期望
反思我国的体制改革，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为了今后更好地推进改革事业的发展。一直以来，国内外对中国体制改革的未来发展有着很多期许和展望，提出的一些观点也很有可能为我国下一步的改革提供某种启示。在此，我们也谨慎地提出三点期望，以期抛砖引玉。
1．经济体制改革要尽快到位
改革是一个调整、完善和创新的过程。它有起点，也有终点，起点是旧制度开始改变之时，终点是新制度建立之时。尽管说改革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但任何一次具体的改革都是有时间限度的。因为改革总是相对于稳定的常态社会制度而言的，它只是新旧社会制度之间的一种过渡。概言之，任何改革都是过渡性的。古今中外已有的改革莫不如此。在过渡期间，旧制度不会一夜死去，新制度也不会一天长成。于是便有了所谓的“双轨制”。出现“双轨制”是任何改革方式都无法避免的，只是时间长短不同而已。为了减少“双轨制”给改革带来的摩擦成本，只有尽快地结束旧制度，同时尽快地建立新制度。
中国现在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巨大系统工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早已为政学两界所共识。但是，我们还需共识的是，我们的改革也绝不应该绵绵无期，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应早一点“船到码头人到岸”。否则带来的矛盾和问题会更多。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模式，且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其他方面体制改革所不能比拟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就是希望通过“攻坚”攻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堡垒，最终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以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虽然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体制改革是一种互动关系，但起基础作用的却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如果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还迟迟不决，不能尽快到位，就更谈不上别的体制改革的成功了。
究竟如何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能的途径有三种：一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全面接轨；二是向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改造；三是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道路。第一种途径是为不少人所迷恋的做法。因为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发展总体上要比社会主义好一些，可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经验。但这种做法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很难行得通。第二种途径是不具有确定含义和内容的做法，挑战性和危险性都很大。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从现在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入到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做法也脱离了中国的国情。第三种途径才是现实又可行的做法。它既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又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为指引，还大力借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做法，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
2．政治体制改革也应确立目标模式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因为有了目标模式，改革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就可以有计划分步骤地去实施，就可以力往一处用，劲往一处使。我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应积极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一成功做法。
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出现滞后现象，原因虽然方方面面，但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确立像经济体制改革那么明确的目标模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虽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作了许多探索，但目标模式一直很模糊。有不少人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不是先后提出过“政治民主”（与经济富强和精神文明并列）、“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列，最近又加进了社会和谐）的目标吗？必须指出的是，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绝非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试问，“经济富强”和“物质文明”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画等号？但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我们认为，这离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不远了。回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过程，关键在于我党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手段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范畴，从而借鉴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益成果。同理，在政治领域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比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和博爱就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而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其实，我们也应完整地准确地理解“绝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的原则。不能照搬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在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时，可以借鉴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多党制、普选制和分权制衡原则，因为它们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封建主义所取得的文明成果。
总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尽快确立自己的目标模式。而要为政治体制改革确立目标模式，思想上必须破除把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一概视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传统观念，实践上必须既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又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创造出既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体现世界民主化潮流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越走越宽广。
3．民生类社会体制改革要渐入改革的中心地位
党的十六大以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深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今后，我国要加快民生类社会体制的改革，实现改革的中心逐步由经济体制改革向社会体制改革的延伸和转变。因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民生所指，民心所向，国运所系。另一方面，这也是用发展的观点贯彻落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需要。邓小平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这是从质的规定性方面说的，并不表明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在量上不发生丝毫变化。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期，经济建设应逐步实现由中心地位向基础地位过渡，而社会建设则应渐入中心地位，相应民生类社会体制的改革也应渐入改革的中心地位。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史来看，它们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就转向注重社会的整体发展了，以至出现了所谓的福利国家。
民生类社会制度主要是指就业、分配、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这些制度同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目前我国民生问题的严重性，可从2０02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份统计看出个大概：我国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人口占总人口的64．15％，属典型金字塔型社会分配结构。这对于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十分不利。其实，民生问题在我国一直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只不过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被压制和忽略了。随着片面注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积累，加之人民群众民生意识的逐渐提高，民生问题已无法掩盖和拖延了，因而被提到了十分突出的地位。当然，这也与我党的认识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有关。十六大以来，我党执政理念的鲜明特征就是以人为本，高度关注并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一项项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被写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十七大则明确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可见，我党已加快社会体制的改革，开始为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社会发展为中心”的转变做铺垫了。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首先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只有实现城乡一体化，才能确保城乡居民在就业、增收、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上的公平与进步。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体制。当务之急，要在初次分配中提高按劳分配的份额，让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能够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使新增的财富在资本所有者、劳动者和国家三者之间实现合理的分配。再次，要推进与政府机构紧密相关的社会事业单位的改革。对于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密切相关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单位，应按照公共性、准公共性和盈利性区别对待的方略分类改革。最后，要改革条块分割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制。此外，从长远考虑，还要探索社会运转和社会服务的新机制，以推进整个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最终建成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和谐化的“四位一体”的新型社会主义制度。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3）［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4．
责任编辑姚黎君
［关键词］体制改革；反思；期望
［中图分类号］Ｄ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1－0011－04
我国的改革开放被称为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其波澜壮阔的历程和新鲜的成功经验早已为世人所瞩目。今后中国的体制改革将走向何方和如何走，正令海内外人士倍加关注。值此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应对中国的体制改革进行反思，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改革事业的科学发展。
一、基本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从此，我党掀起了气势磅礴的体制改革。善于总结经验是我党的一大优点。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分别为我国的改革作出了阶段性的经验总结，党的十七大则着眼于整个改革历程，全方位地总结出了“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我们认为，总结中国体制改革的经验，不但要从党和政府的角度，还要从学者、社会等不同的角度。本文认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体制改革优先
30年来，我国体制改革始终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优先的原则。从总体上说，我国的改革最早又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我们认为，在全面改革中确保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地位，并且以农业制度为改革的突破口，既遵循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首先，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地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现代社会特别是西方原生态民主社会的发展规律大致是这样的，先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然后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如果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先发展经济，就要优先调整和完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环节，也就是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放在首位，通过体制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发展经济是更紧迫的战略任务。如果我们像西方世界要求第三世界的那样，把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摆到首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把三者合为一步，则可能欲速则不达，甚至发生大的震荡和动乱。
其次，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以农业制度为突破口，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就提出，底子薄、人口多、生产力落后，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其时，中国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的贫穷落后首先是农民的贫穷落后，而这种贫穷落后又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农业制度密切相关。人所共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这种制度以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价格剪刀差和城乡分治为主要标志。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是“管而不包”，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因此，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打破旧制度愿望非常强烈。正因为这样，农村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能更快地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只有解决了农村的“吃饭”问题，才谈得上别的改革问题。
此外，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地位，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对当代中国来说是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地位，就是紧密配合和主动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科学抉择。
2．政治体制改革求稳
稳中求进是我国体制改革的基本特征。选择渐进式改革道路就是基于求稳的深远考虑，只不过政治体制改革在求稳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反复强调，稳定是现代化战略的必要前提，是中国的最高利益。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对于推进我国的改革大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百年动乱的苦难生活，新中国也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内乱。我党对稳定与动乱带来的利与弊，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和感同身受的体会。因此，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都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改革信条，在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时，贯彻一条增量渐进的原则，力图在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都能实现“软着陆”。特别是在政治生活方面，他们认为，不能老是“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不能再搞“文革”式的政治运动，而应走稳健的体制改革之路。实践证明，只有政治上保持相对稳定，才能为整个改革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才能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起来，确保各项改革平稳推进。
3．其他方面的改革协同
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系统。虽说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优先进行，但从总体上看，它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是一个互动过程，或者说，任何单方面的改革进程都要受到其他方面的制约。30年的改革经验表明，正是由于我国其他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政府本身的改革，大体上保持了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似的渐进过程，才使得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换言之，我国的改革虽然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优先的原则，但离开其他领域改革的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行初步建立是不可能实现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在推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较好地贯彻了统筹兼顾的方针。几乎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我党就开始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专题讲话。1987年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此后的历次党代会都对政治体制改革有所布局。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开始阶段主要是模仿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推行文化体制改革。党的十四大以后，文化体制改革确立了“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积极推进文化事业改革”的基本方针。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体制改革，要求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并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命题。2005年则颁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其他有关民生的社会体制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分别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向前发展着，党的十六大以后则被提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经济体制改革已越来越受制于其他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而其他领域的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也有赖于经济体制改革“攻坚”上的成功。今后，综合改革将成为新趋势。
二、几点教训
反思我国体制改革的历程，应该总结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当然，作为党和政府，可以以总结和宣传正面的成功经验为主，适当兼顾反面的教训。但对于学术界来说，则不能昧着良心报喜不报忧，而应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作出充分的剖析，有时甚至还要重点剖析反面的经验，以便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我们认为，我国的体制改革有三点教训值得今后吸取。
1．渐进式改革彰显局限性
理论上通常把改革大致划分为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即“休克疗法”两种。从改革的效果和目前的情况来看，有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而以前苏联为代表的激进式改革失败了。
辩证地看，渐进式改革同样有其局限性。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某些似乎是铁定的制度的前提下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进行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典型的渐进式改革。目前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这里的“坚”，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致。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它带来的“官倒”现象一度使中国陷入了巨大的政治危机之中，已成致命顽症却依然愈演愈烈的“腐败”问题，更与这种“双轨制”有关。所谓“双轨制”，就是对旧体制的改革逐渐推行，在其上又生长出新体制，让旧体制与新体制并行。这种改革方式确实不至于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较大的社会震荡，但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成本。尽管这种摩擦成本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应该也有可能被减少到较低的水平。否则，时间拖得越久，摩擦成本就会越大，导致旧体制最终被突破的难度也就会越大。综观我国的改革历程，经济体制深层次的问题，都或多或少地与推行马拉松式的渐进式改革有关，后摊成本已经很大，“攻坚”已在所难免。
总之，我们不能笼统断定渐进式改革总是好的，激进式改革就一定不好。其实，关于前苏联的“休克疗法”，还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对于前苏联共产党来说，它们的确失败了，但对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广大人民来说，结论会一样吗？一切还有待更长的时间和实践去检验。事实上，改革的方式不会是单一的。因为不同国家推行改革时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方式的选择可能不同。而同一国家推行改革期间，它的国情和条件也不是凝固不变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使用不同的改革方式。一句话，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就中国的改革而言，我们认为，也应该避免自始至终使用单一的改革方式。改革初期，因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侧重使用渐进式改革方式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条件变了，则应考虑侧重使用激进式改革方式了。否则，当断不断，反生其乱。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综合运用渐进式和激进式两种改革方式了，即在某些有确定目标模式的方面（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改用激进式改革方式，使之尽快到位，以减少摩擦成本，而在那些还需继续探索的方面仍旧使用渐进式改革方式。
2．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瓶颈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举世公认，然而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比，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和进程呈现明显的迟缓现象，拖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的后腿，整个体制改革呈现跛足前行现象。过去发生的问题和危机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大，各种矛盾日益复杂。今后5－10年可能是我国改革历史上至为关键的一个高风险时期，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危机，随时可能找到突破口而爆发。但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上仍未跳出传统思维，党和国家现行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的缺陷得不到有效改进，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执政方式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适应整个世界民主化的潮流。特别是由于官本位观念和权威政治的存在，社会生活缺少法律权威和理性权威，多的是职位权威和身份权威。这突出地表现为：一把手就是一切，对其无法形成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当出现棘手问题时，往往不去寻求有效的制度安排，而是依靠人事安排和思想控制。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很不满意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状况了，反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认为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非搞不可。他曾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1］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成为这种现象：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有时还进一步退三步。当然，我们不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点进步也没有，而是说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进步，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而且已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今后，政治体制的瓶颈能否突破，将决定着经济体制改革能否从深处最终突围。
前面讲到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求稳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并论述了它的作为成功经验的一面。其实，“求稳”也是一把双刃剑，把握得好就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反之，如果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呼唤的相应政治体制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求稳”就必然成为改革和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还是那句话，一切要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诚然，改革需要在保持国内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推进，但决不能以此为借口而拖延改革。须知，改革是一个利益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改革与稳定的关系问题。如果一味地强调稳定，消极地对待改革和发展，已有的稳定最终也稳定不了，反而会出现更大的动荡。中国目前的问题已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用尽可能小的动荡去换取尽可能大的发展和更高水平的稳定的问题。如果只顾及目前的稳定而裹足不前，就换不回大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尽管政治体制改革牵涉到方方面面，难度比经济体制改革大得多，“敏感性”更强，但我们必须坚决而适时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到位和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3．城乡二元体制几成改革盲点
我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从包产到户到全面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初步改变了农业的落后面貌。但是，改革转入城市以后，农村的改革几乎再也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似乎成了改革的盲点，以致城乡差距不缩反增。仅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缩小到1．72∶1，以后就持续扩大，1992年为2．33∶1，19９9年为2．65∶1，2006年扩大到了3．22∶1。
我国城乡有别的二元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城乡居民在就业、工伤、教育、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退役士兵安置和优抚对象管理等基本的民生方面都有着鲜明的差距，更别提精神文化生活上的差距了。然而，这一中国特有的制度现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也照样大行其道，几乎成了改革的盲点，以致人们将其讥讽为另类的“一国两制”。城乡二元制度有着许多弊端：二元的户籍管理体制导致“城乡分治，一城两策，一地两民，一事两制”，阻碍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制约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二元的土地管理制度导致土地价格扭曲，农民难以得到合理回报，影响了农民的生计和社会的稳定；二元的教育制度导致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城市，农村教育在起点、过程和结果上都得不到公平；二元的医疗卫生制度导致我国95％以上的优质卫生设备和95％的人力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民长期处在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之中；二元的资源分配制度导致城乡之间存在金融剪刀差、土地剪刀差和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使得农业成本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农民收入不能相应增长，农村的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落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
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制度中，绝大部分还依托在城乡有别的二元结构上。所喜的是，党的十七大已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为改革和转换旧的城乡关系指明了新的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乡关系的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
三、未来期望
反思我国的体制改革，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为了今后更好地推进改革事业的发展。一直以来，国内外对中国体制改革的未来发展有着很多期许和展望，提出的一些观点也很有可能为我国下一步的改革提供某种启示。在此，我们也谨慎地提出三点期望，以期抛砖引玉。
1．经济体制改革要尽快到位
改革是一个调整、完善和创新的过程。它有起点，也有终点，起点是旧制度开始改变之时，终点是新制度建立之时。尽管说改革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但任何一次具体的改革都是有时间限度的。因为改革总是相对于稳定的常态社会制度而言的，它只是新旧社会制度之间的一种过渡。概言之，任何改革都是过渡性的。古今中外已有的改革莫不如此。在过渡期间，旧制度不会一夜死去，新制度也不会一天长成。于是便有了所谓的“双轨制”。出现“双轨制”是任何改革方式都无法避免的，只是时间长短不同而已。为了减少“双轨制”给改革带来的摩擦成本，只有尽快地结束旧制度，同时尽快地建立新制度。
中国现在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巨大系统工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早已为政学两界所共识。但是，我们还需共识的是，我们的改革也绝不应该绵绵无期，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应早一点“船到码头人到岸”。否则带来的矛盾和问题会更多。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模式，且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其他方面体制改革所不能比拟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就是希望通过“攻坚”攻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堡垒，最终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以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虽然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体制改革是一种互动关系，但起基础作用的却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如果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还迟迟不决，不能尽快到位，就更谈不上别的体制改革的成功了。
究竟如何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能的途径有三种：一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全面接轨；二是向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改造；三是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道路。第一种途径是为不少人所迷恋的做法。因为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发展总体上要比社会主义好一些，可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经验。但这种做法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很难行得通。第二种途径是不具有确定含义和内容的做法，挑战性和危险性都很大。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从现在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入到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做法也脱离了中国的国情。第三种途径才是现实又可行的做法。它既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又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为指引，还大力借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做法，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
2．政治体制改革也应确立目标模式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因为有了目标模式，改革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就可以有计划分步骤地去实施，就可以力往一处用，劲往一处使。我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应积极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一成功做法。
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出现滞后现象，原因虽然方方面面，但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确立像经济体制改革那么明确的目标模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虽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作了许多探索，但目标模式一直很模糊。有不少人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不是先后提出过“政治民主”（与经济富强和精神文明并列）、“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列，最近又加进了社会和谐）的目标吗？必须指出的是，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绝非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试问，“经济富强”和“物质文明”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画等号？但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我们认为，这离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不远了。回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过程，关键在于我党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手段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范畴，从而借鉴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益成果。同理，在政治领域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比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和博爱就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而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和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其实，我们也应完整地准确地理解“绝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的原则。不能照搬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在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时，可以借鉴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多党制、普选制和分权制衡原则，因为它们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封建主义所取得的文明成果。
总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尽快确立自己的目标模式。而要为政治体制改革确立目标模式，思想上必须破除把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一概视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传统观念，实践上必须既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又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创造出既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又体现世界民主化潮流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越走越宽广。
3．民生类社会体制改革要渐入改革的中心地位
党的十六大以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深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今后，我国要加快民生类社会体制的改革，实现改革的中心逐步由经济体制改革向社会体制改革的延伸和转变。因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民生所指，民心所向，国运所系。另一方面，这也是用发展的观点贯彻落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需要。邓小平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这是从质的规定性方面说的，并不表明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在量上不发生丝毫变化。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期，经济建设应逐步实现由中心地位向基础地位过渡，而社会建设则应渐入中心地位，相应民生类社会体制的改革也应渐入改革的中心地位。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史来看，它们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就转向注重社会的整体发展了，以至出现了所谓的福利国家。
民生类社会制度主要是指就业、分配、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这些制度同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目前我国民生问题的严重性，可从2０02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份统计看出个大概：我国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人口占总人口的64．15％，属典型金字塔型社会分配结构。这对于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十分不利。其实，民生问题在我国一直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只不过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被压制和忽略了。随着片面注重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积累，加之人民群众民生意识的逐渐提高，民生问题已无法掩盖和拖延了，因而被提到了十分突出的地位。当然，这也与我党的认识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有关。十六大以来，我党执政理念的鲜明特征就是以人为本，高度关注并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一项项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被写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十七大则明确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可见，我党已加快社会体制的改革，开始为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社会发展为中心”的转变做铺垫了。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首先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只有实现城乡一体化，才能确保城乡居民在就业、增收、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上的公平与进步。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体制。当务之急，要在初次分配中提高按劳分配的份额，让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能够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使新增的财富在资本所有者、劳动者和国家三者之间实现合理的分配。再次，要推进与政府机构紧密相关的社会事业单位的改革。对于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密切相关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单位，应按照公共性、准公共性和盈利性区别对待的方略分类改革。最后，要改革条块分割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制。此外，从长远考虑，还要探索社会运转和社会服务的新机制，以推进整个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最终建成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和谐化的“四位一体”的新型社会主义制度。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3）［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4．
责任编辑姚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