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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许多论著都把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说的“‘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一语等同于党的建设，并进而将其认作是毛泽东的建党思想。然而从毛泽东使用引号的情况来看，这句话应该是一个引文。经查证，这句话引自1927年11月的《中共中央工作计划》，其具体内涵是要通过斗争的手段，来实现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成分工人化的组织目标。这是一种着重在组织成分上建设党的思想，与毛泽东的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思想是有根本区别的。
[关键词]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 A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6-0018-03
毛泽东在1928年11月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中有一句话说：“‘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1]对于这句话中的“‘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一语，长期以来党史学界是将其与“党的建设”作为同义语来理解的，例如有的著作说：“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工农红军，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进行的，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为此，毛泽东深为感叹地说：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2]有的著作说：“在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区域里，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感叹道：‘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3]基于这种理解，人们又进而把建设“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认作是毛泽东的建党思想，说：“早在1928年，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需要实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4]这种理解和解释，显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毛泽东在原文中为什么要给“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这句话打上引号。为了弄清这句话的本义，本文特作以下考证和辨析。
一、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提出及目标内涵
“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这句话的中心语是“布尔什维克党”，这来自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目标命题，是因为当时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大都脱胎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机会主义的影响；二是亚洲国家的共产党大都处于初创阶段，比较幼小且缺乏经验。于是，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开展“布尔什维克化”的建设，其目标内涵就是要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为榜样，来开展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这应该说对于推动各国共产党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它既有利于各国党在思想上的统一，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也有利于各国党在组织上的成长。
对于自成立起就“以俄为师”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把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作为榜样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作出《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之后，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也已成为党的一种责任。因此，在1924年6-7月共产国际五大对各国共产党提出布尔什维克化的要求之后，1925年1月中共四大就在决议案中指出：“本党有尽可能地使之实施的必要，其中尤以党中左的右的乖离倾向之指示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国党之布尔什维克化之必要，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5]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正式把“布尔什维克化”作为党建目标的开始。在1925 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对各国共产党提出“布尔什维克化”的目标之后，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又在《组织问题议决案》中更加明确地阐发了这一目标，指出：“本党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而且应该变成波尔札维克（布尔什维克）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6]出席中共五大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还特别对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们强调说：“只有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之下，中国革命的前途才有保证。”[7]
二、建设“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提出及目标内涵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中央虽然在党的路线和策略上作出了重大调整，但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建设目标不但继续沿用，而且更加强调了。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部署了党的全面改造的任务，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锻炼出彻底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布尔塞维克的党”。[8]
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为了督促各地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改造的任务，在当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工作计划》中指出：“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主要任务为严格的执行最近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如此才能使党成为一个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党。”[9]中共中央的这个工作计划，第一次在党的建设目标上明确提出了建设“斗争的布尔什维克的党”的任务。
建设“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目标与此前党曾确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目标有所不同，就在于前面冠有“斗争的”这一前提，也就是要通过党内斗争手段来保证完成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所部署的任务，即“左”倾盲动主义的武装暴动总策略，并围绕着完成这一总策略而提出了重新全面改造党的任务。正如李维汉所说：“十一月扩大会议在政治上是盲动主义的，在组织上是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服务的。”[10]引《中共中央工作计划》的一段话，就是要把“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和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前者为后者服务。所以，在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中还特别强调说；“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布尔塞维克化”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11]
那么，这种“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对此，中共中央第17号通告规定：“从斗争中改组各级党部，提选多数积极的工人贫农分子到各级领导机关”；“从斗争中洗刷一切游移、胆怯、消极、怠工、投机的分子”；“从斗争中发展党员，特别努力在工人贫民军队中发展党的支部”。[12]显然，其目标内涵就是要提拔工农成分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淘汰知识分子干部（即所谓“游移分子、投机分子”等）以及发展工农党员（特别是工人党员）。 对于这种目标内涵，1928年7月中共六大不但给予了肯定，而且又进一步强调说：“1927年八七会议及十一月中央会议对于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到党的指导机关问题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党应当把从工人中造成干部人材的任务，不要看成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宣传工作，而要看成是一个为改良自己指导的长期的坚决的有系统的工作。”[13]还说要“吸收广大的积极的产业工人分子入党”。[14]
中共中央的这种党建目标，通过两次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传达到了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6月的中央指示信中说：“在组织的发展上要特别注意工人、佃农、雇农的成份之增加”；要“彻底的改造各级党部及指导机关。多提拔积极的工农分子特别是工人分子参加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15]1928年9、10月间的中央指示信进一步强调，要“增加工人党员的成份”，“在党的组织上必须注意吸收工人入党，使指导机关工人化”。[16]
三、《井冈山的斗争》中“‘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一语的本义
通过对上述历史背景和史料的考证，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一语的本义了。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写于1928年11月，正是在接到中央两次要求提拔工人干部和发展工人党员的指示信之后，报告中写道；“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17]
在这段话中，“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用引号，就是表明它是一个引文，也就是从《中共中央工作计划》中的“如此才能使党成为一个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党”引用来的。毛泽东引用这句话，正是针对中央关于党的领导机关工人化和党员成分工人化的要求，指出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完全是农业的经济基础，人口成分不但农民占绝对多数，甚至还是比较落后的族聚农民，在这种地区并没有多少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可供选拔和吸纳，因而要想贯彻中央关于“‘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的指示，“真是难得很”，这才是毛泽东这句话的本真语义。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还有一段话，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应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18]这段话表明，面对井冈山地区难以增加工人成分的干部和党员的现状，毛泽东尽管也在努力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但却已经把重成分的组织措施放在了第二位，而把“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的任务摆在了首位，从而初步形成了他关于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思想，而这正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真谛之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或“布尔什维克化”与“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也是有所不同的，前者具有广义性，泛指为了保障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而开展的党的建设，而后者则有具体内涵，要求的是以扩大工人成分来“从新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19]正因为如此，所以“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仅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使用过，而“布尔什维克党”或“布尔什维克化”则不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而且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还一直沿用着，例如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掌握中央领导权的王明，便把他此前写的《两条路线》小册子正式题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毛泽东在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概括的党建目标，也是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20]这说明，以“布尔什维克化”作为党的建设目标，核心内涵就是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在全党是没有异议的，不同的是怎样来“化”，是教条主义地照搬苏俄模式来“化”，还是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来“化”。
综上考辨，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是一个单纯以扩大工人成分来保障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措施，是一个不适合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的党建思想，不应将其等同于广义的“党的建设”，更不应将其说成是毛泽东的建党思想；第二，毛泽东感叹“真是难得很”，是因为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开展党的建设，难以贯彻中央关于领导机关工人化和党员成分工人化的指示，不应将其解读为“毛泽东所说‘真是难得很’一语，道出了在农村环境下党的建设的艰辛与困难”，[21]尽管这种困难当时也是存在的，但却并不是毛泽东在此处的本义；也不应理解为是“边界的地方主义，是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严重障碍”。[22]第三，许多论著之所以把“‘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等同于“党的建设”，并将其说成是毛泽东的建党思想，都是因为忽略了“‘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一语中的引号，而未去深究细考此语的出处和本义，从而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这是应该加以纠正的。
参考文献
[1][17][1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74.77.
[2][22]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中国共产党90年主要成就与经验[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162-163.163.
[3][21]李小三.井冈山——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家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143.143.
[4]李伟.毛泽东与中国社会改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07.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74.
[6][8][11][1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87.471.468.535-536.
[7]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213.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4）[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19.
[1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148.
[13][14][16][1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49.455.679.642.
[15]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120.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2.
作者系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卞吉赋
[关键词]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 A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6-0018-03
毛泽东在1928年11月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中有一句话说：“‘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1]对于这句话中的“‘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一语，长期以来党史学界是将其与“党的建设”作为同义语来理解的，例如有的著作说：“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工农红军，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进行的，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为此，毛泽东深为感叹地说：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2]有的著作说：“在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区域里，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感叹道：‘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3]基于这种理解，人们又进而把建设“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认作是毛泽东的建党思想，说：“早在1928年，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需要实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4]这种理解和解释，显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毛泽东在原文中为什么要给“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这句话打上引号。为了弄清这句话的本义，本文特作以下考证和辨析。
一、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提出及目标内涵
“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这句话的中心语是“布尔什维克党”，这来自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目标命题，是因为当时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大都脱胎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机会主义的影响；二是亚洲国家的共产党大都处于初创阶段，比较幼小且缺乏经验。于是，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开展“布尔什维克化”的建设，其目标内涵就是要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为榜样，来开展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这应该说对于推动各国共产党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它既有利于各国党在思想上的统一，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也有利于各国党在组织上的成长。
对于自成立起就“以俄为师”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把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作为榜样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作出《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之后，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也已成为党的一种责任。因此，在1924年6-7月共产国际五大对各国共产党提出布尔什维克化的要求之后，1925年1月中共四大就在决议案中指出：“本党有尽可能地使之实施的必要，其中尤以党中左的右的乖离倾向之指示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国党之布尔什维克化之必要，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5]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正式把“布尔什维克化”作为党建目标的开始。在1925 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对各国共产党提出“布尔什维克化”的目标之后，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又在《组织问题议决案》中更加明确地阐发了这一目标，指出：“本党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而且应该变成波尔札维克（布尔什维克）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6]出席中共五大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还特别对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们强调说：“只有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之下，中国革命的前途才有保证。”[7]
二、建设“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提出及目标内涵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中央虽然在党的路线和策略上作出了重大调整，但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建设目标不但继续沿用，而且更加强调了。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部署了党的全面改造的任务，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锻炼出彻底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布尔塞维克的党”。[8]
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为了督促各地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改造的任务，在当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工作计划》中指出：“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主要任务为严格的执行最近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如此才能使党成为一个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党。”[9]中共中央的这个工作计划，第一次在党的建设目标上明确提出了建设“斗争的布尔什维克的党”的任务。
建设“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目标与此前党曾确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目标有所不同，就在于前面冠有“斗争的”这一前提，也就是要通过党内斗争手段来保证完成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所部署的任务，即“左”倾盲动主义的武装暴动总策略，并围绕着完成这一总策略而提出了重新全面改造党的任务。正如李维汉所说：“十一月扩大会议在政治上是盲动主义的，在组织上是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服务的。”[10]引《中共中央工作计划》的一段话，就是要把“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和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前者为后者服务。所以，在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中还特别强调说；“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布尔塞维克化”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11]
那么，这种“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对此，中共中央第17号通告规定：“从斗争中改组各级党部，提选多数积极的工人贫农分子到各级领导机关”；“从斗争中洗刷一切游移、胆怯、消极、怠工、投机的分子”；“从斗争中发展党员，特别努力在工人贫民军队中发展党的支部”。[12]显然，其目标内涵就是要提拔工农成分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淘汰知识分子干部（即所谓“游移分子、投机分子”等）以及发展工农党员（特别是工人党员）。 对于这种目标内涵，1928年7月中共六大不但给予了肯定，而且又进一步强调说：“1927年八七会议及十一月中央会议对于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到党的指导机关问题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党应当把从工人中造成干部人材的任务，不要看成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宣传工作，而要看成是一个为改良自己指导的长期的坚决的有系统的工作。”[13]还说要“吸收广大的积极的产业工人分子入党”。[14]
中共中央的这种党建目标，通过两次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传达到了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6月的中央指示信中说：“在组织的发展上要特别注意工人、佃农、雇农的成份之增加”；要“彻底的改造各级党部及指导机关。多提拔积极的工农分子特别是工人分子参加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15]1928年9、10月间的中央指示信进一步强调，要“增加工人党员的成份”，“在党的组织上必须注意吸收工人入党，使指导机关工人化”。[16]
三、《井冈山的斗争》中“‘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一语的本义
通过对上述历史背景和史料的考证，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一语的本义了。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写于1928年11月，正是在接到中央两次要求提拔工人干部和发展工人党员的指示信之后，报告中写道；“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17]
在这段话中，“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用引号，就是表明它是一个引文，也就是从《中共中央工作计划》中的“如此才能使党成为一个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党”引用来的。毛泽东引用这句话，正是针对中央关于党的领导机关工人化和党员成分工人化的要求，指出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完全是农业的经济基础，人口成分不但农民占绝对多数，甚至还是比较落后的族聚农民，在这种地区并没有多少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可供选拔和吸纳，因而要想贯彻中央关于“‘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的指示，“真是难得很”，这才是毛泽东这句话的本真语义。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还有一段话，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应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18]这段话表明，面对井冈山地区难以增加工人成分的干部和党员的现状，毛泽东尽管也在努力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但却已经把重成分的组织措施放在了第二位，而把“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的任务摆在了首位，从而初步形成了他关于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思想，而这正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真谛之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或“布尔什维克化”与“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也是有所不同的，前者具有广义性，泛指为了保障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而开展的党的建设，而后者则有具体内涵，要求的是以扩大工人成分来“从新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19]正因为如此，所以“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仅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使用过，而“布尔什维克党”或“布尔什维克化”则不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而且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还一直沿用着，例如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掌握中央领导权的王明，便把他此前写的《两条路线》小册子正式题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毛泽东在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概括的党建目标，也是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20]这说明，以“布尔什维克化”作为党的建设目标，核心内涵就是要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在全党是没有异议的，不同的是怎样来“化”，是教条主义地照搬苏俄模式来“化”，还是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来“化”。
综上考辨，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是一个单纯以扩大工人成分来保障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措施，是一个不适合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的党建思想，不应将其等同于广义的“党的建设”，更不应将其说成是毛泽东的建党思想；第二，毛泽东感叹“真是难得很”，是因为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开展党的建设，难以贯彻中央关于领导机关工人化和党员成分工人化的指示，不应将其解读为“毛泽东所说‘真是难得很’一语，道出了在农村环境下党的建设的艰辛与困难”，[21]尽管这种困难当时也是存在的，但却并不是毛泽东在此处的本义；也不应理解为是“边界的地方主义，是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严重障碍”。[22]第三，许多论著之所以把“‘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等同于“党的建设”，并将其说成是毛泽东的建党思想，都是因为忽略了“‘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一语中的引号，而未去深究细考此语的出处和本义，从而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这是应该加以纠正的。
参考文献
[1][17][1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74.77.
[2][22]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中国共产党90年主要成就与经验[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162-163.163.
[3][21]李小三.井冈山——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精神家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143.143.
[4]李伟.毛泽东与中国社会改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07.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74.
[6][8][11][1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87.471.468.535-536.
[7]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213.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4）[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19.
[1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148.
[13][14][16][1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49.455.679.642.
[15]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120.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2.
作者系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卞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