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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值此鲁迅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之际，裴高才新作《胡秋原传》运用多重证据，新解胡秋原与鲁迅的神交始末。他们始于《狂人日记》为媒，互动于“革命文学”论争与“文艺自由论辩”；彼此服膺于“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观，或应和、或默认、或赠照、或规劝；即使是鲁迅身后数十年，胡秋原仍通过演讲，发表文章或出版专著感念鲁迅。
关键字：鲁迅； 胡秋原； 神交； 革命文学； 文艺自由论辩； 自由人
一
我采写《胡秋原传》（九州出版社，2016）期间，查阅了两岸原始资料，采访知情者，并向传主求证他与鲁迅莫逆神交史实，他提供了当年应和的文章目录索引、鲁迅转赠的图片，以及1932年底现代书局出版的《文艺自由论辩集》⑴，并给我讲述其神交的前因后果——
胡秋原与鲁迅相差近三十岁，生平也未曾蒙面，但他们均亲历或亲闻了五四运动和大革命风雨；他们都服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观，并有5篇应和文章；他们的学历也十分相似：鲁迅先学采矿，复留日学医，后弃医从文，一跃成为一代文坛巨匠；胡秋原少年立志科技报国，故先在武昌大学（今武汉大学）习理工、后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系，因业余从事文学写作与编译名著，而异军突起，成为享誉文坛的“自由人”。
胡秋原与鲁迅神交最早可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那是1919年春，翩翩少年胡秋原进入湖北黄陂县城乙种商业学校读书。课余，他通过阅读《新青年》、《新潮》等书刊，接受启蒙。是时，他对《新青年》上刊发的鲁迅小说《狂人日记》⑵很感兴趣，还就小说中“吃人”（人剥削人）的问题，请教其父。这一年鲁迅38岁，《狂人日记》又是他从文十余年第一次署名“鲁迅”。
大革命期间，胡秋原在武汉加入过中国国民党与共青团（不久即退出），同时接受朱执信之“求学应如马克思，做人应学尼采”信条，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之唯物史观。大革命失败后，胡秋原受鲁迅的影响，弃理从文（转入武大文学系），开始系统研究鲁迅的小说、杂文等。他认为，“文学革命”的标志性小说《狂人日记》是五四时代精神的号筒，“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鲁迅笔下的“狂人”不仅苦口婆心地规劝人们“去掉吃人的心思”，还寄希望于人类的“进化”，揭示了人道主义须与进化论相结合的哲学命题。胡秋原还在其编辑的《武汉评论》与《中国学生》的报刊上，就此直抒胸臆。
可是，接踵而至的白色恐怖，胡秋原成了追捕对象。是上海的原武大同学徐祥霂送来了橄榄枝，他才在陈望道教授的帮助下，插班复旦大学中文系，并正式用笔名“胡秋原”取代本名“胡业崇”。
二
经历了腥风血雨之后，胡秋原进一步亲身体会到鲁迅《狂人日记》揭示的人道主义真谛。这也是他在“革命文学”论战中成为鲁迅的“同盟军”的基础。
胡秋原到上海后发现，此时的上海出版物，大抵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政治与经济问题。其代表人物和出版物有：代表国民党的由顾孟余、陶希圣等负责的《前进》、《双十》和《新生命》等杂志，代表共产党的由潘东周与郭沫若主持的《新思潮》、《思想》等期刊。二是关于文学方面的。即有提倡“革命文学”的创造社与太阳社，又有北京迁来的、由鲁迅与周作人主编的《语丝》，鲁迅与郁达夫为北新书局主编的《奔流》与《北新》，还有徐志摩、胡适创办的《新月》，茅盾、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等。
让胡秋原不解的是，创造社与太阳社围攻鲁迅与茅盾的笔战，充满了火药味。他看到，“革命文学”的主要倡导者之郭沫若，于1926年5月16日在《创造》月刊发表的《革命与文学》一文称，革命能带来文学的繁荣，文学就是革命，批评一切“非革命”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虽然恽代英、萧楚女等早在1924年就提出革命文学，但导致“革命文学”论战，则自郭氏上文始。
胡秋原阅读鲁迅论述“革命文学”的文章，始于1927年10月21日在上海《民众旬刊》上和1928年1月28日于《语丝》周刊上，分别发表的《革命文学》⑶和《文艺与革命》⑷二文。在《革命文学》一文中，鲁迅直击当时革命文学运动出现的怪状：南方的呐喊“革命”，如同北方的“讨赤”声势一样，既热热闹闹，又偏偏非得和文艺有某种关系——“革命”侵入到文艺界里了。这与胡秋原三年后发表的《勿侵略文艺》，具有某种对应关系。
可是，“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则极力要求文艺成为建立统一的“中心意识的工具”，而不允许思想与文学的自由。为此，鲁迅在《文艺和革命》一文中通过实证分析，着重阐发了文艺和革命的关系问题。在鲁迅看来，中国有着特别的国情，中国的革命家和文学家是分开的。他“不相信文艺有旋乾转坤的力量”。
“革命文学”主将之冯乃超在1928年1月15日的《文化批判》创刊号上，点名攻击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鲁迅奋笔疾书《“醉眼”中的朦胧》一文，讽刺所谓革命的文学家之“艺术的武器”，与“武器的艺术”（指国民党）的非革命武学家，如出一辙。这标志着“革命文学”展开指名道姓的正面交锋。紧接着，《太阳》、《我们》以及其他刊物，集中攻击鲁迅是“时代落伍者”、“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式的“二重反革命”。对这些无端攻击，鲁迅都给予了义正词严的痛击。
三
胡秋原充满激情，又少年老成，善于冷静思考。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不赞同把“革命文学”派的主张，倒是“同情鲁迅的人道主义”立场。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位亲历过腥风血雨的文学青年，又是中文系研究文艺的大学生，有责任、也完全应该以客观的立场表达看法。于是，他于1928年3月20日写了一篇《革命文学问题——对于革命文学的一点商榷》⑸，其主旨是“艺术并不是宣传，文艺不是阶级的武器；而伟大的文艺家，当是革命的先驱”。
文章开门见山，称“革命文学”的喊声“甚嚣尘上”，“革命文学”的作品“风起云涌”，“革命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不免有“一种革命八股”之嫌。文中列举了1928年初，创造社与太阳社的统帅们就拿鲁迅开刀，好像不先将鲁迅打倒，革命文学就提倡不起来似的……继而，阐发“革命与文学并非不可分离、也非风马牛不相及”的观点，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当今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文学的思考？既力挺鲁迅，又有自己的看法。 在文末，胡秋原吁请中国的“革命文学家”们，不妨以十月革命的文学家为榜样，打造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文学作品。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写好后，胡秋原以“冰禅”的笔名投寄给《北新》杂志。
也许是胡秋原的文章引经据典、观点独到，该文迅速发表在《北新》杂志第二卷第十二号（1928.5）上。尽管该文在杂志中的位置并不太显眼，可是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多家杂志转载；反对革命文学的论者，纷纷引用其观点或文字。后来，李何林主编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⑹，则将该文收入书内。该书出版后，数十年间多次再版。1959年，胡秋原将这篇《革命文学问题》收入《少作收残集》⑺一书，以纪念他与鲁迅神交四十周年。
四
《革命文学问题》是胡秋原闯入文坛的敲门砖与代表作。此文是他到上海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长文，也是他在全国性报刊发表的第一篇文艺专论。该文一炮而红后，更加激发了他读书写文的热情。于是，他经常泡在图书馆，刻苦攻读，查阅资料，很快他又写成《文艺起源论》一文投寄给《北新》杂志。几天后，胡秋原接到了《北新》的采用通知，并约他一晤。
时年18岁的胡秋原一到杂志社，“北新”老板李小峰惊喜不已！他原以为胡是一位老资格的大学教授，没想到是一位风华少年。他之所以约胡面谈，是因为鲁迅看了胡的《革命文学问题》后，称赞不已，专门责成李打听胡的消息。同时希望胡今后多多赐稿。胡秋原表示，他没想到此文能受到文坛巨匠鲁迅先生的抬爱！声言他一直敬佩鲁迅的文品和人品，并请李老板代为转达对鲁迅的敬意！至于约稿之事，他定尽力而为。
随着读书写作不断深入，胡秋原觉得自己理论不足，当时上海的日文新书倒不少，但自己不谙日文。于是，胡秋原于1929年追寻鲁迅的足迹，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留日期间翻译日文原著时，常将自译稿与鲁迅的译本作对照，颇有斩获。因他崇拜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因此在留日期间，完成洋洋70万言的文艺理论专著——《唯物史观艺术论-普列汉诺夫及其艺术理论》。他称普氏的“哲学与文学的理论遗产，是世界科学社会主义文献之最高峰，列宁氏也称颂不止”。
鲁迅也十分赞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认为其艺术理论著作，“不愧为建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底美学的古典文献”。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还翻译出版了普氏的《艺术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观》等专著。
五
相似的留日背景，共同服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长于理性分析，这是鲁迅与胡秋原在文艺论战中惺惺相惜的重要因素。
闻“九一八”事变发生，胡秋原毅然放弃留日学业，留沪抗日。当他看到鲁迅发表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尖锐地揭露与批判国民党御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时，胡秋原在自己创办的《文化评论》的发刊词《真理之檄》⑻中首先应和，提出了“在政治上抗日，在思想上自由”的宗旨。明确指出，今后的文化运动在批判封建意识形态之残骸与变种、批评各种帝国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同时，“更必须彻底批判这思想界之武装与法西斯蒂的倾向”。他又在《阿狗文艺论》中，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进行了锋棱惊人的抨击。他以“自由人”自况，独步文坛，提倡“自由的文学”，“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这种文学不受党派和政治干涉，是非功利的文学。而那种功利文学，“摧残思想的自由，阻碍文艺之自由的创造”，“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是党派文学和受政治控制的“留声机”。
由于胡秋原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与国民党“御用文人”的自由主义有质的不同。自然，国民党支持的《社会新闻》给胡戴上了莫须有的“社会民主党”帽子，视其为敌人。令胡氏大跌眼镜的是，左联竟对他进行吹毛求疵的挑剔和无情的攻击。随着左联主帅瞿秋白发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对胡进行了离谱的攻击。冯雪峰则以左联的名义，发出了向胡氏开战的《公开信》。至此，由左联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的一场“文艺自由论辩”运动，开始正面交锋了。
鲁迅赞赏胡秋原运用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观剖析中国文坛现象，他曾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主张左联“战线应该扩大”。在鲁迅看来，此次论争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自由主义文艺观的根本对立，而是怎样处理革命的优先性和文学本身的独立性问题，是可调和的。故左联应团结胡秋原，而非围攻。只是，作为左联的精神领袖，他不能公开反对左联党团的决定。所以，在论辩的前十个月，鲁迅以罕见的三缄其口，此地无声胜有声。夏衍于《懒寻旧梦录》中回忆，这场“论争开始时，鲁迅、茅盾都没有参加”。
六
随着文艺论战白热化，原是左联成员的苏汶（杜衡）主动站出来为胡秋原鸣不平，他于《现代》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⑼一文，一石激起千层浪。瞿秋白再次披挂上阵，在《现代》上发表了题为《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声称文艺永远是“政治的留声机”⑼。矛头直指胡秋原和苏汶。接着，苏汶又发表了《“第三种人”的出路》，讽刺左联“左而不作”⑼。
此间，胡秋原的巨著《唯物史观艺术论-普列汉诺夫及其艺术理论》正式出版，文坛泰斗陈望道感慨道：“如此宏幅巨篇，岂是左联的几篇文章能攻得垮的！”陈氏还发表了《关于理论家任务的速写》，批评了瞿秋白文章中简单化的倾向，不应围攻胡秋原、杜衡。茅盾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此时，鲁迅收到了苏联朋友寄来的一帧普列汉诺夫的照片。因鲁迅与胡秋原共同服膺于普氏，所以鲁迅特将照片送照相馆翻拍了一张，并委托冯雪峰转交给胡秋原⑽。这，既是鲁迅的侠义之举，亦有惺惺相惜的弦外之音。
鲁迅虽然在政治上与左联保持一致（否定“第三种人”存在），但在思想文化领域，他同胡秋原是相通的，保持着相对独立性：接受和运用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尊重文学创作自身的规律，辩证地看待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尊重作家的个性与创作自由。直至“党代表”冯雪峰的一再要求，鲁迅这才写了《论“第三种人”》一文发表在《现代》上。文中暗批胡秋原“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一语，就是冯雪峰添加的，文章的基调也是从瞿秋白那里承袭过来的，并非鲁迅本意。鲁迅与瞿秋白、冯雪峰所不同的是，通篇只是善意的劝导。他的批胡也是象征性的。如《论“第三种人”》从标题到内容都是“第三种人”，而没有“自由人”或“胡秋原”的字样。 与此同时，鲁迅将胡秋原与托派严格区分开来。“鲁迅从来没有积极反对文艺自由。”胡秋原曾向笔者亲口证实：“鲁迅的原话‘发现了文艺自由论’是指我，‘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系指给鲁迅写信的托派陈（其昌）仲山。鲁迅并没有说过我参加托派。所谓托派，其正式名称为‘共产党反对派’。即是说，‘托派’本身是共产党员。我由于未参加过共产党，所以无从做托派，也不曾单独加入托派。当然，我认识许多托派的人，但并无组织上的联系。思想上也从未受过托派的影响。”
至于鲁迅文中的“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这是鲁迅惯用的笔法。因鲁迅曾说十九路军旗下的神州国光社是“武官们开的书店”，故此处暗指胡秋原供职于“国光”。而且也暗喻“指挥刀保护下谈自己”，本身就不自由。不过，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并未罗列其具体事例。文中，鲁迅充满了规劝，还声言要和“同路人”乃至看客“一同前进”。
七
经过一年多的文艺论战，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下达了“休兵令”：他于1932年11月3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三十期上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文章，批评文艺战线策略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机械论。一针见血指出左联的错误：“第一，表现在‘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第二，表现在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理论。”着重提出正确对待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的问题，以实现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随后由冯雪峰出面发表了《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明确指出不应将胡秋原、苏汶等视为敌人，而“应看作与之同盟战斗的帮手”。这与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中的“一同前进”观点，何其相似。当然，张闻天也批评了胡的“超阶级论”。
随后，胡秋原应邀写了一篇《浪费的论争-对于批判者的若干答辩》，对瞿秋白、周起应等一一作了答复。左联又由冯雪峰出马，以《并非浪费的论争》回答胡秋原。冯雪峰还受命发表《“第三种人”的问题》一文，直接批评瞿秋白的文章，尤其是周起应的文章没有分析“第三种人”的特性、脾气、心理，一味的打击和骂倒他们的关门主义的观点。
胡秋原认为，张闻天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第三种文学”这一名称，经冯雪峰系统阐述而载入史册。无疑，这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关于文艺自由论的认识。
八
正当论辩双方准备鸣金收兵之际，左联的领导人之一周起应，突然杀“回马枪”。他认为，当初发起对胡秋原的攻击令是冯雪峰发出的，为何现在要休兵，岂能出尔反尔？而周与胡又心存芥蒂，故周不仅不收兵，反而组织人马办了一份《现代文化》，其创刊号就是“批判胡秋原专号”：批判胡氏有关文学、历史与国际问题，还作了一首白话诗，对胡进行人身攻击。1932年11月15日，周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又发表署名芸生的《汉奸的供状》，诗中充满了辱骂和恐吓之词。
因《文学月报》刚刚刊载了瞿秋白翻译的别德纳衣讽刺托洛茨基的长诗《没工夫唾骂》，而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闸北时的大汉奸就叫胡立夫。于是，芸生就鹦鹉学舌讽刺胡秋原。诗开头云：“现在我来写汉奸的供状。据说他也姓胡，可不叫立夫。”
给自己莫须有地戴上“汉奸”帽子，胡秋原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立即公开发表了一首语体诗，痛快地将对方嘲骂了一通。该诗刊出后，冯雪峰即向胡秋原解释说，周起应、芸生的行为纯属个人行为，与左联无关。正在气头上的胡秋原哪听得进去，他以为是冯雪峰阳奉阴违。
其实，当时的文委书记冯雪峰觉得，周起应、芸生等人的作法有悖于张闻天的指示精神，便指令其公开纠错。周不服气，两人因此翻脸。随后，冯同住在鲁迅家中瞿秋白谈起此事，得到瞿的支持。鲁迅也认为这是横暴的流氓作风，当即表示，由他以个人的名义出面公开纠正。于是，鲁迅于12月10日写信给周起应，这就是发表在《文学月报》上的《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⑾。后来，此文更名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明确指出：“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却非常失望。这诗，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别德纳衣的讽刺诗而作的。然而我们来比一比罢，别德纳衣的诗虽然自认为‘恶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过是笑骂。这诗怎么样？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
面对旗帜人物鲁迅公开“袒护”论敌胡秋原，左联有些人愤愤不平，他们认为始作俑者芸生没有错。周起应先在《文学月报》的编后，为自己辩护。又通过《现代文化》发表了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等四位党员、盟员联名文章《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声称“鲁迅为要纠正‘切西瓜’之类的‘恐吓’时，却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论”。
此时正在鲁迅家中避居的瞿秋白，看到了上文后，即刻写了《鬼脸的辩护——对于首甲等的批评》，对其公开批评，肯定并进一步阐明了鲁迅的正确意见。
胡秋原看了鲁迅与瞿秋白的文章，尤其是鲁迅还因为自己怄了冤枉气后，而感到于心不安。
九
“伊川披发成何世；泽畔行吟尚有人。”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的消息传到欧洲，巴黎侨界在巴黎大学举行了隆重的追思会，旅欧的胡秋原会同旅法名士吴康、陈士文、王子云、方振武与陈铭枢等相继致辞。胡秋原的演讲从六个方面追忆鲁迅在文艺上的不朽事业，并载入1936年12月10日的巴黎《救国时报》。文章说：“我只谈谈鲁迅先生在文艺上的事业。第一、他是一贯以写实主义作风，描写中国旧社会的一个最伟大的作家。第二、他是介绍外国（欧洲、日本、苏联）文学到中国最初人物之一，同时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人。第三、他是介绍东西文艺理论和批评著作到中国最初的一人，也是功绩最大的一人。第四、他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提倡者之一。他介绍了许多无产阶级作品及理论到中国，在今日民族危机日深之日，他就特别起来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第五、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也组织过若干文学团体和刊物来指导青年，训练新的作家。第六、多年来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感中用极深刻痛烈的笔调揭发一切黑暗，鼓励一切光明。鲁迅先生曾对一个向他问出路的青年说过：第一要生存，第二要温饱，第三要发展。这话可以说是对中国民族说的。因此我们在纪念鲁迅先生的时候，就不要忘记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幸福和发展而斗争，为全人类的幸福和发展而斗争。” 同时，胡秋原还提出：现在是抗日时代，而争言论自由，首当其冲的是抗日的言论自由的主张。
十
胡秋原去了台湾后，一直感念鲁迅先生。他曾在台湾《自由报》发表了《在唐三藏与浮士德之间》，谈及自己与左联论争，以及与鲁迅神交始末。曹聚仁读后，赞其“于今真见为人敌，君是常山赵子龙”。在他们神交半个世纪的1969年1月，胡于《中华杂志》上发表了回忆性文章《关于一九三二年文艺自由论辩》纪事。在他们神交一甲子时，他又将《阿狗文艺论》与《浪费的论争》等收入其文章类编《文学艺术论集》⑿，并在《前记》中写道：“在国共两党战争中，……我站在自由知识阶级立场主张文艺、思想之自由。”
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左联与胡秋原文艺论战的这桩历史公案，长期以来大陆对胡氏持负面评价。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回到历史原生态。1989年，当胡秋原读到大陆《团结报》上发表的陈漱渝《张闻天﹒鲁迅﹒胡秋原》⒀一文，获悉大陆学者已能客观评介文艺论战后，他深感欣慰，即在《中华杂志》1989年2月号转载。此时正好是胡秋原与鲁迅神交七十周年。
回望“文艺自由论辩”，胡秋原和左翼均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辩，但其立场观点和理论逻辑却针锋相对：胡秋原运用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观，将唯物史观作为分析解释文艺现象的理论和方法。而左翼则以马列主义作为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推崇列宁开创的党性理论；胡氏试图辨明的是文学本体论问题，左翼理论则着眼于文学的功能。一言以蔽之，胡秋原、包括鲁迅等从马克思主义原著出发的文艺自由观，正是对左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有益补充。同时，“自由人”也在论辩中完善其理论，二者可谓“不打不相识”，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苏汶主编《文艺自由论辩集》，上海：现代书局，1933.3；
[2]陈独秀主编《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北京：1918.5；
[3]郁达夫主编《民众旬刊》第五期，上海：1927.10.21；
[4]鲁迅主编《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上海：北新书局，1928.1.28；
[5]胡秋原：《革命文学问题——对于革命文学的一点商榷》，《北新》杂志，第二卷第十二号，上海：北新书局，1928.5；
[6]李何林主编《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上海：生活书店.1939.8；
[7]胡秋原：《少作收残集》，台北：自由世界出版社1959.5；
[8]胡秋原：《真理之檄》，上海：《文化评论》，神州国光社，1931.12.25；
[9]上海《现代》第一卷第三期至第二卷第一期，上海：现代书局，1932.7-11；
[10]胡秋原口述，张漱涵整理
[11]周起应主编《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号合刊，上海：1932.12.15；
[12]胡秋原：《文学艺术论集》，台北：学术出版社，1979.11；
[13]胡秋原主编《中华杂志》，台北：中华杂志社，1989.2；
关键字：鲁迅； 胡秋原； 神交； 革命文学； 文艺自由论辩； 自由人
一
我采写《胡秋原传》（九州出版社，2016）期间，查阅了两岸原始资料，采访知情者，并向传主求证他与鲁迅莫逆神交史实，他提供了当年应和的文章目录索引、鲁迅转赠的图片，以及1932年底现代书局出版的《文艺自由论辩集》⑴，并给我讲述其神交的前因后果——
胡秋原与鲁迅相差近三十岁，生平也未曾蒙面，但他们均亲历或亲闻了五四运动和大革命风雨；他们都服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观，并有5篇应和文章；他们的学历也十分相似：鲁迅先学采矿，复留日学医，后弃医从文，一跃成为一代文坛巨匠；胡秋原少年立志科技报国，故先在武昌大学（今武汉大学）习理工、后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系，因业余从事文学写作与编译名著，而异军突起，成为享誉文坛的“自由人”。
胡秋原与鲁迅神交最早可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那是1919年春，翩翩少年胡秋原进入湖北黄陂县城乙种商业学校读书。课余，他通过阅读《新青年》、《新潮》等书刊，接受启蒙。是时，他对《新青年》上刊发的鲁迅小说《狂人日记》⑵很感兴趣，还就小说中“吃人”（人剥削人）的问题，请教其父。这一年鲁迅38岁，《狂人日记》又是他从文十余年第一次署名“鲁迅”。
大革命期间，胡秋原在武汉加入过中国国民党与共青团（不久即退出），同时接受朱执信之“求学应如马克思，做人应学尼采”信条，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之唯物史观。大革命失败后，胡秋原受鲁迅的影响，弃理从文（转入武大文学系），开始系统研究鲁迅的小说、杂文等。他认为，“文学革命”的标志性小说《狂人日记》是五四时代精神的号筒，“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鲁迅笔下的“狂人”不仅苦口婆心地规劝人们“去掉吃人的心思”，还寄希望于人类的“进化”，揭示了人道主义须与进化论相结合的哲学命题。胡秋原还在其编辑的《武汉评论》与《中国学生》的报刊上，就此直抒胸臆。
可是，接踵而至的白色恐怖，胡秋原成了追捕对象。是上海的原武大同学徐祥霂送来了橄榄枝，他才在陈望道教授的帮助下，插班复旦大学中文系，并正式用笔名“胡秋原”取代本名“胡业崇”。
二
经历了腥风血雨之后，胡秋原进一步亲身体会到鲁迅《狂人日记》揭示的人道主义真谛。这也是他在“革命文学”论战中成为鲁迅的“同盟军”的基础。
胡秋原到上海后发现，此时的上海出版物，大抵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政治与经济问题。其代表人物和出版物有：代表国民党的由顾孟余、陶希圣等负责的《前进》、《双十》和《新生命》等杂志，代表共产党的由潘东周与郭沫若主持的《新思潮》、《思想》等期刊。二是关于文学方面的。即有提倡“革命文学”的创造社与太阳社，又有北京迁来的、由鲁迅与周作人主编的《语丝》，鲁迅与郁达夫为北新书局主编的《奔流》与《北新》，还有徐志摩、胡适创办的《新月》，茅盾、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等。
让胡秋原不解的是，创造社与太阳社围攻鲁迅与茅盾的笔战，充满了火药味。他看到，“革命文学”的主要倡导者之郭沫若，于1926年5月16日在《创造》月刊发表的《革命与文学》一文称，革命能带来文学的繁荣，文学就是革命，批评一切“非革命”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虽然恽代英、萧楚女等早在1924年就提出革命文学，但导致“革命文学”论战，则自郭氏上文始。
胡秋原阅读鲁迅论述“革命文学”的文章，始于1927年10月21日在上海《民众旬刊》上和1928年1月28日于《语丝》周刊上，分别发表的《革命文学》⑶和《文艺与革命》⑷二文。在《革命文学》一文中，鲁迅直击当时革命文学运动出现的怪状：南方的呐喊“革命”，如同北方的“讨赤”声势一样，既热热闹闹，又偏偏非得和文艺有某种关系——“革命”侵入到文艺界里了。这与胡秋原三年后发表的《勿侵略文艺》，具有某种对应关系。
可是，“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则极力要求文艺成为建立统一的“中心意识的工具”，而不允许思想与文学的自由。为此，鲁迅在《文艺和革命》一文中通过实证分析，着重阐发了文艺和革命的关系问题。在鲁迅看来，中国有着特别的国情，中国的革命家和文学家是分开的。他“不相信文艺有旋乾转坤的力量”。
“革命文学”主将之冯乃超在1928年1月15日的《文化批判》创刊号上，点名攻击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鲁迅奋笔疾书《“醉眼”中的朦胧》一文，讽刺所谓革命的文学家之“艺术的武器”，与“武器的艺术”（指国民党）的非革命武学家，如出一辙。这标志着“革命文学”展开指名道姓的正面交锋。紧接着，《太阳》、《我们》以及其他刊物，集中攻击鲁迅是“时代落伍者”、“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式的“二重反革命”。对这些无端攻击，鲁迅都给予了义正词严的痛击。
三
胡秋原充满激情，又少年老成，善于冷静思考。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不赞同把“革命文学”派的主张，倒是“同情鲁迅的人道主义”立场。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位亲历过腥风血雨的文学青年，又是中文系研究文艺的大学生，有责任、也完全应该以客观的立场表达看法。于是，他于1928年3月20日写了一篇《革命文学问题——对于革命文学的一点商榷》⑸，其主旨是“艺术并不是宣传，文艺不是阶级的武器；而伟大的文艺家，当是革命的先驱”。
文章开门见山，称“革命文学”的喊声“甚嚣尘上”，“革命文学”的作品“风起云涌”，“革命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不免有“一种革命八股”之嫌。文中列举了1928年初，创造社与太阳社的统帅们就拿鲁迅开刀，好像不先将鲁迅打倒，革命文学就提倡不起来似的……继而，阐发“革命与文学并非不可分离、也非风马牛不相及”的观点，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当今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文学的思考？既力挺鲁迅，又有自己的看法。 在文末，胡秋原吁请中国的“革命文学家”们，不妨以十月革命的文学家为榜样，打造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文学作品。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写好后，胡秋原以“冰禅”的笔名投寄给《北新》杂志。
也许是胡秋原的文章引经据典、观点独到，该文迅速发表在《北新》杂志第二卷第十二号（1928.5）上。尽管该文在杂志中的位置并不太显眼，可是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多家杂志转载；反对革命文学的论者，纷纷引用其观点或文字。后来，李何林主编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⑹，则将该文收入书内。该书出版后，数十年间多次再版。1959年，胡秋原将这篇《革命文学问题》收入《少作收残集》⑺一书，以纪念他与鲁迅神交四十周年。
四
《革命文学问题》是胡秋原闯入文坛的敲门砖与代表作。此文是他到上海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长文，也是他在全国性报刊发表的第一篇文艺专论。该文一炮而红后，更加激发了他读书写文的热情。于是，他经常泡在图书馆，刻苦攻读，查阅资料，很快他又写成《文艺起源论》一文投寄给《北新》杂志。几天后，胡秋原接到了《北新》的采用通知，并约他一晤。
时年18岁的胡秋原一到杂志社，“北新”老板李小峰惊喜不已！他原以为胡是一位老资格的大学教授，没想到是一位风华少年。他之所以约胡面谈，是因为鲁迅看了胡的《革命文学问题》后，称赞不已，专门责成李打听胡的消息。同时希望胡今后多多赐稿。胡秋原表示，他没想到此文能受到文坛巨匠鲁迅先生的抬爱！声言他一直敬佩鲁迅的文品和人品，并请李老板代为转达对鲁迅的敬意！至于约稿之事，他定尽力而为。
随着读书写作不断深入，胡秋原觉得自己理论不足，当时上海的日文新书倒不少，但自己不谙日文。于是，胡秋原于1929年追寻鲁迅的足迹，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留日期间翻译日文原著时，常将自译稿与鲁迅的译本作对照，颇有斩获。因他崇拜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因此在留日期间，完成洋洋70万言的文艺理论专著——《唯物史观艺术论-普列汉诺夫及其艺术理论》。他称普氏的“哲学与文学的理论遗产，是世界科学社会主义文献之最高峰，列宁氏也称颂不止”。
鲁迅也十分赞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认为其艺术理论著作，“不愧为建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底美学的古典文献”。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还翻译出版了普氏的《艺术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观》等专著。
五
相似的留日背景，共同服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长于理性分析，这是鲁迅与胡秋原在文艺论战中惺惺相惜的重要因素。
闻“九一八”事变发生，胡秋原毅然放弃留日学业，留沪抗日。当他看到鲁迅发表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尖锐地揭露与批判国民党御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时，胡秋原在自己创办的《文化评论》的发刊词《真理之檄》⑻中首先应和，提出了“在政治上抗日，在思想上自由”的宗旨。明确指出，今后的文化运动在批判封建意识形态之残骸与变种、批评各种帝国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同时，“更必须彻底批判这思想界之武装与法西斯蒂的倾向”。他又在《阿狗文艺论》中，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进行了锋棱惊人的抨击。他以“自由人”自况，独步文坛，提倡“自由的文学”，“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这种文学不受党派和政治干涉，是非功利的文学。而那种功利文学，“摧残思想的自由，阻碍文艺之自由的创造”，“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是党派文学和受政治控制的“留声机”。
由于胡秋原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与国民党“御用文人”的自由主义有质的不同。自然，国民党支持的《社会新闻》给胡戴上了莫须有的“社会民主党”帽子，视其为敌人。令胡氏大跌眼镜的是，左联竟对他进行吹毛求疵的挑剔和无情的攻击。随着左联主帅瞿秋白发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对胡进行了离谱的攻击。冯雪峰则以左联的名义，发出了向胡氏开战的《公开信》。至此，由左联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的一场“文艺自由论辩”运动，开始正面交锋了。
鲁迅赞赏胡秋原运用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观剖析中国文坛现象，他曾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主张左联“战线应该扩大”。在鲁迅看来，此次论争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自由主义文艺观的根本对立，而是怎样处理革命的优先性和文学本身的独立性问题，是可调和的。故左联应团结胡秋原，而非围攻。只是，作为左联的精神领袖，他不能公开反对左联党团的决定。所以，在论辩的前十个月，鲁迅以罕见的三缄其口，此地无声胜有声。夏衍于《懒寻旧梦录》中回忆，这场“论争开始时，鲁迅、茅盾都没有参加”。
六
随着文艺论战白热化，原是左联成员的苏汶（杜衡）主动站出来为胡秋原鸣不平，他于《现代》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⑼一文，一石激起千层浪。瞿秋白再次披挂上阵，在《现代》上发表了题为《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声称文艺永远是“政治的留声机”⑼。矛头直指胡秋原和苏汶。接着，苏汶又发表了《“第三种人”的出路》，讽刺左联“左而不作”⑼。
此间，胡秋原的巨著《唯物史观艺术论-普列汉诺夫及其艺术理论》正式出版，文坛泰斗陈望道感慨道：“如此宏幅巨篇，岂是左联的几篇文章能攻得垮的！”陈氏还发表了《关于理论家任务的速写》，批评了瞿秋白文章中简单化的倾向，不应围攻胡秋原、杜衡。茅盾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此时，鲁迅收到了苏联朋友寄来的一帧普列汉诺夫的照片。因鲁迅与胡秋原共同服膺于普氏，所以鲁迅特将照片送照相馆翻拍了一张，并委托冯雪峰转交给胡秋原⑽。这，既是鲁迅的侠义之举，亦有惺惺相惜的弦外之音。
鲁迅虽然在政治上与左联保持一致（否定“第三种人”存在），但在思想文化领域，他同胡秋原是相通的，保持着相对独立性：接受和运用普列汉诺夫的文艺思想，尊重文学创作自身的规律，辩证地看待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尊重作家的个性与创作自由。直至“党代表”冯雪峰的一再要求，鲁迅这才写了《论“第三种人”》一文发表在《现代》上。文中暗批胡秋原“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一语，就是冯雪峰添加的，文章的基调也是从瞿秋白那里承袭过来的，并非鲁迅本意。鲁迅与瞿秋白、冯雪峰所不同的是，通篇只是善意的劝导。他的批胡也是象征性的。如《论“第三种人”》从标题到内容都是“第三种人”，而没有“自由人”或“胡秋原”的字样。 与此同时，鲁迅将胡秋原与托派严格区分开来。“鲁迅从来没有积极反对文艺自由。”胡秋原曾向笔者亲口证实：“鲁迅的原话‘发现了文艺自由论’是指我，‘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系指给鲁迅写信的托派陈（其昌）仲山。鲁迅并没有说过我参加托派。所谓托派，其正式名称为‘共产党反对派’。即是说，‘托派’本身是共产党员。我由于未参加过共产党，所以无从做托派，也不曾单独加入托派。当然，我认识许多托派的人，但并无组织上的联系。思想上也从未受过托派的影响。”
至于鲁迅文中的“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这是鲁迅惯用的笔法。因鲁迅曾说十九路军旗下的神州国光社是“武官们开的书店”，故此处暗指胡秋原供职于“国光”。而且也暗喻“指挥刀保护下谈自己”，本身就不自由。不过，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并未罗列其具体事例。文中，鲁迅充满了规劝，还声言要和“同路人”乃至看客“一同前进”。
七
经过一年多的文艺论战，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下达了“休兵令”：他于1932年11月3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三十期上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文章，批评文艺战线策略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机械论。一针见血指出左联的错误：“第一，表现在‘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第二，表现在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理论。”着重提出正确对待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的问题，以实现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随后由冯雪峰出面发表了《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明确指出不应将胡秋原、苏汶等视为敌人，而“应看作与之同盟战斗的帮手”。这与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中的“一同前进”观点，何其相似。当然，张闻天也批评了胡的“超阶级论”。
随后，胡秋原应邀写了一篇《浪费的论争-对于批判者的若干答辩》，对瞿秋白、周起应等一一作了答复。左联又由冯雪峰出马，以《并非浪费的论争》回答胡秋原。冯雪峰还受命发表《“第三种人”的问题》一文，直接批评瞿秋白的文章，尤其是周起应的文章没有分析“第三种人”的特性、脾气、心理，一味的打击和骂倒他们的关门主义的观点。
胡秋原认为，张闻天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第三种文学”这一名称，经冯雪峰系统阐述而载入史册。无疑，这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关于文艺自由论的认识。
八
正当论辩双方准备鸣金收兵之际，左联的领导人之一周起应，突然杀“回马枪”。他认为，当初发起对胡秋原的攻击令是冯雪峰发出的，为何现在要休兵，岂能出尔反尔？而周与胡又心存芥蒂，故周不仅不收兵，反而组织人马办了一份《现代文化》，其创刊号就是“批判胡秋原专号”：批判胡氏有关文学、历史与国际问题，还作了一首白话诗，对胡进行人身攻击。1932年11月15日，周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又发表署名芸生的《汉奸的供状》，诗中充满了辱骂和恐吓之词。
因《文学月报》刚刚刊载了瞿秋白翻译的别德纳衣讽刺托洛茨基的长诗《没工夫唾骂》，而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闸北时的大汉奸就叫胡立夫。于是，芸生就鹦鹉学舌讽刺胡秋原。诗开头云：“现在我来写汉奸的供状。据说他也姓胡，可不叫立夫。”
给自己莫须有地戴上“汉奸”帽子，胡秋原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立即公开发表了一首语体诗，痛快地将对方嘲骂了一通。该诗刊出后，冯雪峰即向胡秋原解释说，周起应、芸生的行为纯属个人行为，与左联无关。正在气头上的胡秋原哪听得进去，他以为是冯雪峰阳奉阴违。
其实，当时的文委书记冯雪峰觉得，周起应、芸生等人的作法有悖于张闻天的指示精神，便指令其公开纠错。周不服气，两人因此翻脸。随后，冯同住在鲁迅家中瞿秋白谈起此事，得到瞿的支持。鲁迅也认为这是横暴的流氓作风，当即表示，由他以个人的名义出面公开纠正。于是，鲁迅于12月10日写信给周起应，这就是发表在《文学月报》上的《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⑾。后来，此文更名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明确指出：“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却非常失望。这诗，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别德纳衣的讽刺诗而作的。然而我们来比一比罢，别德纳衣的诗虽然自认为‘恶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过是笑骂。这诗怎么样？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
面对旗帜人物鲁迅公开“袒护”论敌胡秋原，左联有些人愤愤不平，他们认为始作俑者芸生没有错。周起应先在《文学月报》的编后，为自己辩护。又通过《现代文化》发表了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等四位党员、盟员联名文章《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声称“鲁迅为要纠正‘切西瓜’之类的‘恐吓’时，却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论”。
此时正在鲁迅家中避居的瞿秋白，看到了上文后，即刻写了《鬼脸的辩护——对于首甲等的批评》，对其公开批评，肯定并进一步阐明了鲁迅的正确意见。
胡秋原看了鲁迅与瞿秋白的文章，尤其是鲁迅还因为自己怄了冤枉气后，而感到于心不安。
九
“伊川披发成何世；泽畔行吟尚有人。”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的消息传到欧洲，巴黎侨界在巴黎大学举行了隆重的追思会，旅欧的胡秋原会同旅法名士吴康、陈士文、王子云、方振武与陈铭枢等相继致辞。胡秋原的演讲从六个方面追忆鲁迅在文艺上的不朽事业，并载入1936年12月10日的巴黎《救国时报》。文章说：“我只谈谈鲁迅先生在文艺上的事业。第一、他是一贯以写实主义作风，描写中国旧社会的一个最伟大的作家。第二、他是介绍外国（欧洲、日本、苏联）文学到中国最初人物之一，同时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人。第三、他是介绍东西文艺理论和批评著作到中国最初的一人，也是功绩最大的一人。第四、他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提倡者之一。他介绍了许多无产阶级作品及理论到中国，在今日民族危机日深之日，他就特别起来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第五、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也组织过若干文学团体和刊物来指导青年，训练新的作家。第六、多年来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感中用极深刻痛烈的笔调揭发一切黑暗，鼓励一切光明。鲁迅先生曾对一个向他问出路的青年说过：第一要生存，第二要温饱，第三要发展。这话可以说是对中国民族说的。因此我们在纪念鲁迅先生的时候，就不要忘记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幸福和发展而斗争，为全人类的幸福和发展而斗争。” 同时，胡秋原还提出：现在是抗日时代，而争言论自由，首当其冲的是抗日的言论自由的主张。
十
胡秋原去了台湾后，一直感念鲁迅先生。他曾在台湾《自由报》发表了《在唐三藏与浮士德之间》，谈及自己与左联论争，以及与鲁迅神交始末。曹聚仁读后，赞其“于今真见为人敌，君是常山赵子龙”。在他们神交半个世纪的1969年1月，胡于《中华杂志》上发表了回忆性文章《关于一九三二年文艺自由论辩》纪事。在他们神交一甲子时，他又将《阿狗文艺论》与《浪费的论争》等收入其文章类编《文学艺术论集》⑿，并在《前记》中写道：“在国共两党战争中，……我站在自由知识阶级立场主张文艺、思想之自由。”
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左联与胡秋原文艺论战的这桩历史公案，长期以来大陆对胡氏持负面评价。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回到历史原生态。1989年，当胡秋原读到大陆《团结报》上发表的陈漱渝《张闻天﹒鲁迅﹒胡秋原》⒀一文，获悉大陆学者已能客观评介文艺论战后，他深感欣慰，即在《中华杂志》1989年2月号转载。此时正好是胡秋原与鲁迅神交七十周年。
回望“文艺自由论辩”，胡秋原和左翼均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辩，但其立场观点和理论逻辑却针锋相对：胡秋原运用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观，将唯物史观作为分析解释文艺现象的理论和方法。而左翼则以马列主义作为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推崇列宁开创的党性理论；胡氏试图辨明的是文学本体论问题，左翼理论则着眼于文学的功能。一言以蔽之，胡秋原、包括鲁迅等从马克思主义原著出发的文艺自由观，正是对左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有益补充。同时，“自由人”也在论辩中完善其理论，二者可谓“不打不相识”，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苏汶主编《文艺自由论辩集》，上海：现代书局，1933.3；
[2]陈独秀主编《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北京：1918.5；
[3]郁达夫主编《民众旬刊》第五期，上海：1927.10.21；
[4]鲁迅主编《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上海：北新书局，1928.1.28；
[5]胡秋原：《革命文学问题——对于革命文学的一点商榷》，《北新》杂志，第二卷第十二号，上海：北新书局，1928.5；
[6]李何林主编《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上海：生活书店.1939.8；
[7]胡秋原：《少作收残集》，台北：自由世界出版社1959.5；
[8]胡秋原：《真理之檄》，上海：《文化评论》，神州国光社，1931.12.25；
[9]上海《现代》第一卷第三期至第二卷第一期，上海：现代书局，1932.7-11；
[10]胡秋原口述，张漱涵整理
[11]周起应主编《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号合刊，上海：1932.12.15；
[12]胡秋原：《文学艺术论集》，台北：学术出版社，1979.11；
[13]胡秋原主编《中华杂志》，台北：中华杂志社，19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