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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唯一”的手语律师，他在有声的世界里，为了无声的世界奔走呼喊。
唐帅的微信几乎在一夜之间“爆掉”。一条条“好友请求”飞快弹出，淹没了手机屏幕。很快，他的好友数量达到5000人的上限。申请扩容后，这个数量又急骤上升到1万人上限。
让唐帅出名的是一条不长的宣传视频，由重庆市大渡口区委政法委发布。在片子里，这个头发自然卷、戴着框架眼镜的80后年轻人，被介绍为“中国唯一一位手语律师”。
那些急切向唐帅涌来的陌生人，来自不同地区。他们没有声音，只有夸张的动作和表情。在隨时可能响起的视频通话中，他们蹙着眉、撅着嘴，打着手势，向唐帅抛出一个个“小儿科”的问题：怎样办结婚手续？律师和法官有啥区别？
超过200个聋人在微信上找他“报案”。有人被骗了钱，有人被打伤，有人被家暴，有人被拐卖嫁到东北。
“你们报案要找警察呀，不是找我！”唐帅有些哭笑不得。四川那几个聋人说，去过公安局，人家看不懂手势，他们又不会写字，只好灰头土脸地走掉。
对唐帅来说，这几个月仿佛“噩梦”。每天醒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灭微信上密集的“小红点”。办公桌上一本本卷宗堆成小山，他却没法埋头置身其间，手机每隔几分钟就会嘟嘟响起，凌晨两三点也照响不误。唐帅不得不在朋友圈广而告之，“如果事情不是很急最好发文字，毕竟上万人每个都视频，我确实受不了，时间也不够！”
但他又没法晚上关机。有人半夜转给他一个视频，一个聋人对着镜头宣布：对不起，聋人朋友们，我要自杀了。唐帅急得团团转，他把视频转到上百个聋人群，11分钟后，这个来自内蒙古的聋人被找到。
“要在全国找一个聋哑人，就凭我一个手机，基本上都能找到相关的人。”唐帅苦笑了一下。全国有2000万聋人群体，这意味着每65张面孔中，就有一个聋人。很难想象的是，当这个庞大的群体遇到法律问题，能无障碍沟通的律师，竟寥寥无几。
唐帅有种“孤军奋战”的感觉。因为长期向聋人普法、帮助他们维权，他被评为“重庆好人”。但他对塑造好人形象并不感冒。他更着急的是，全国2000万聋人，相当一部分身处远离法治社会的荒漠。
在今年的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为大渡口区人大代表的唐帅，在议案中写道：“法治社会的光芒照射着大地，但是聋哑人群体却被法治光芒甩在了阴暗的背后。”
唐帅至今忘不了一个19岁的广西男孩。他父母在新疆采棉花，从小没人管，没上过学，也不会手语。在村庄里，男孩就像野草一样孤独生长。饿得不行时，为了偷一小袋米，他杀死了一个老太太。
公安部门找不到办法审讯男孩，于是请唐帅过去协助。在高墙电网笼罩下的看守所，他和男孩同吃同住。
僵持两天后，男孩崩溃了。不会说话、不会手语的他，用最简单的肢体动作，“重演”了一遍犯罪过程。
末了，男孩闭上眼，握拳伸出双手，做了一个等着被拷走的动作。唐帅突然眼泪下来了，“一点不是演戏”。
他低头感叹，流泪不是给自己庆功，而是作为一个生活在那么封闭环境中的聋人，从来没人教导，也没人抚慰，但他懂得了认罪受罚。
因与健全人交流困难，许多聋人相互抱团，形成一个个犯罪团伙。多篇地方公检人员撰写的论文显示，这些团伙绝大部分在社会上实施侵财性犯罪。他们内部等级分明，流窜作案，称偷抢为“工作”。
唐帅调侃，一般律师接触的是社会的阴暗面，而他接触的简直就是一个个“黑洞”。他手机里存着几段视频证据，都是由聋人犯罪团伙录下的。一段视频中，一伙人拿着铁棒冲进房间，男性聋人被打得身子蜷成一团，嘴里冒血，喉咙发出撕心裂肺的呜咽声。
在团伙内部，温情与残酷并存。老大会给成员买生日蛋糕，带他们逛景点，为他们拍照，也会收缴他们绝大部分偷抢所得，对不听话的成员肆意殴打，拿烟头烫女成员，甚至实施强奸。
唐帅接触过形形色色的聋人犯罪团伙。他发现，聋人犯罪团伙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分工，有的团伙专门实施盗窃，有的团伙负责“招人”，从社会上及聋哑学校拐骗人口，再将他们卖给盗窃团伙。
根据唐帅的了解，成年男性聋人的价格最低，儿童和女人的价格要高得多，因为他们具有某种“可塑性”——一旦被抓，儿童能免于刑事处罚;团伙通过强奸制造出的孕妇，能免于羁押。
唐帅曾遇到一个被拐骗进团伙的女孩，她因频繁盗窃被抓。打手语时，她浑身不对劲。唐帅让女医生检查，发现女孩身上有100多处烟头烫伤留下的疤痕，几十处集中在胸口。
由于女孩未满16岁，检察机关同意不予逮捕，并且派人开车送她回老家。唐帅一行人买了米、油，还准备了1000块慰问金，“以为女孩家人会满怀欣喜甚至感动”。
“你们把她送回来干什么？你们养她，给她找工作吗？”见到他们后，女孩外婆劈头盖脸地问。唐帅很震惊，“婆婆，她出去偷这件事，你知道吗？”女孩外婆反问，“不偷她吃什么啊？”
根据公安部门的消息，不到3天，女孩又坐车离开了老家。
“我们正常人的社会，对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坐在堆满资料的律所办公室里，唐帅一字一顿地说。
唐帅从小生活在聋人群体中，他的父母都是聋人，他们工作的福利工厂到处都是聋人职工。可唐帅仍感觉，他们就像聚居在这个国家的“外国人”一样。
父亲给他起的名有“元帅”之意，期望他出人头地，跳出聋人圈子。唐帅从小被送到外婆家，只为更好地学习健全人的语言。即便回家后，父亲也极力反对他学手语。在父亲看来，儿子融入健全人社会就够了，哪怕和自己零沟通。 唐帅最终还是学会了手语。父母所在工厂有位领导，看出他有手语天赋，经常让他在开会时帮忙翻译。更重要的是，外婆告诉他，“不学手语，父母老了，你怎么带他们去看病？”
唐帅印象极深刻的是，他家楼上有个聋人去医院看病，做胆结石切除手术，结果下了手术台没多久便去世了。愤怒的死者丈夫叫来一大群聋人，把医院堵得水泄不通。后来，那家医院3年不敢收聋哑病人，唐帅的母亲因为脑梗去就诊，被拒收。
厂里共100多个聋哑职工，在他们的孩子中，最终只有唐帅一人能流畅准确地使用手语交流。兜兜转转，唐帅没能如父亲所愿，离开聋人的圈子。至今他仍在有声的世界中，为了无声的世界奔走呼喊。
干了6年手语翻译后，唐帅转行成了律师。原因很简单，接触了上千起聋人案件，他没看见一个会手语的律师。那些通过法律援助请来的律师，许多只是“走走过场”，因为即便通过手语翻译，他们仍然很难同嫌疑人交流。
一个老奶奶曾找到唐帅，她女儿因涉嫌偷盗一部苹果手机被捕。在通过手语翻译完成的笔录中，女儿已经招供，但她告诉母亲压根儿没偷。唐帅调取审讯录像才发现，嫌疑人坚称“没偷”，手语翻译却翻成“偷了一部金色的苹果手机”。
他发现，没人对手语翻译的工作进行审核，还有许多翻译是教师出身，只会国家规定的普通话手语，不会聋人在生活中常用的自然手语，同嫌疑人经常是“鸡同鸭讲”，只能连蒙带猜地揣摩他们的意思。
有一次庭审，唐帅直接打断手语翻译的演示，指出对方偷工减料，完全跳过了“庭审规则和被告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那一大段。翻译唰地红了脸，从没人这样质疑过他。
转换角色后的唐帅曾为一个聋哑男人辩护。他在公交车上偷了一个老太太的钱。整整2万块现金，老太太东拼西凑借来的，准备给患病的孙儿做手术。结果，钱被偷，孙儿在病床上因肾脏衰竭死去。
开庭时，唐帅看见，庭下密密麻麻坐着老人的家属，大家神情哀恸，悲愤难平，有人指着他大骂，“这种人渣，你为什么要替他辩护？”
唐帅从辩护席上站起，请求法官允许他讲一个故事：这个聋人拿偷来的钱做了什么？他去给一个好友的遗孤交了学费。孩子的父母也是聋哑人，在一次自然灾害中去世，这个聋人自己也没钱，却还想着帮好友的孩子。
“好人与坏人没有绝对的区分。”唐帅坚信，替这些听不见、说不出的聋人辩护，是在维护他们应有的权利。
在唐帥今年写的那份议案中，他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手语翻译协会，对涉及聋哑人的司法审讯录像进行鉴定，不让手语翻译成为“事实上的裁决者”。同时，这个协会还能对手语翻译进行培训，让他们学习法律、医学等专业术语，制定翻译规范。
这份凝结了他多年调研经验、言辞激烈的议案，激起的反响并不那么大。一切正如唐帅的预期。
媒体依然称唐帅为“唯一的手语律师”，但他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唯一”。
唐帅连续几年没休过周末，几乎每天面对卷宗和手机熬到凌晨。
作为律所主任，唐帅请来专业教师，每天给所里的律师上手语课。但培训了一两个月，收效甚微。
他又换个了思路，招来5个聋人大学生。唐帅发给他们生活补助，让律师给他们讲课，在PPT上打字释疑。如今，他们成了唐帅的助理，能给聋人解答简单的法律问题。
近两年，唐帅逐渐将重心从为聋人代理案子转移到普法上。连续5年，他担任区残联的法律顾问，一年工资不及接一个普通案件的报酬。他每月给区里178个聋哑人开讲座，告诉他们最基础的法律常识，包括什么是犯罪。
为了扩大覆盖面，他又鼓捣起App和微信公众号，要求自己律所的所有律师都注册，免费在上面给聋哑人提供法律咨询。最近，他还办了一个全新的普法手语节目《手把手吃糖》。在第一期节目中，唐帅用大灰狼和小白兔的漫画介绍了什么是“庞氏骗局”，因为近几年他发现有大量聋人参与所谓的投资被骗。
唐帅希望做点“实质性的普法”。有调研显示，出现在新闻节目中的同步手语解说，由于是标准的普通话手语，而且翻译时省略内容过多，绝大部分聋人甚至聋哑学校出来的学生都看不明白，向聋人群体传递信息的效果极其有限。而在唐帅的节目中，他自称为“糖”，使用简单易懂的自然手语，希望节目就像糖果一样，每个聋人都吃得下去。
一期节目，唐帅要录两遍。屏幕左边的他，穿黑色律师袍，戴红色领巾，说普通话。屏幕右边的他，穿黑色休闲服，戴红色围巾，手势飞舞，眼神和嘴唇仿佛也在交流。节目还配上了字幕，满足聋人群体的所有需求。
做这些普法工作，几乎占用了唐帅的所有业余时间。有时候，他感到难以为继，“年轻人有的活动，自己几乎都没有”。近两年的收入也都砸在这些“副业”上，车早就旧了，他舍不得换。
支撑着他的动力只有一个——“假如真的就这么一个手语律师，我不做，良心上过不去”。
（张浩荐自《中国青年报》）
法治光芒背后的聋哑人
唐帅的微信几乎在一夜之间“爆掉”。一条条“好友请求”飞快弹出，淹没了手机屏幕。很快，他的好友数量达到5000人的上限。申请扩容后，这个数量又急骤上升到1万人上限。
让唐帅出名的是一条不长的宣传视频，由重庆市大渡口区委政法委发布。在片子里，这个头发自然卷、戴着框架眼镜的80后年轻人，被介绍为“中国唯一一位手语律师”。
那些急切向唐帅涌来的陌生人，来自不同地区。他们没有声音，只有夸张的动作和表情。在隨时可能响起的视频通话中，他们蹙着眉、撅着嘴，打着手势，向唐帅抛出一个个“小儿科”的问题：怎样办结婚手续？律师和法官有啥区别？
超过200个聋人在微信上找他“报案”。有人被骗了钱，有人被打伤，有人被家暴，有人被拐卖嫁到东北。
“你们报案要找警察呀，不是找我！”唐帅有些哭笑不得。四川那几个聋人说，去过公安局，人家看不懂手势，他们又不会写字，只好灰头土脸地走掉。
对唐帅来说，这几个月仿佛“噩梦”。每天醒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灭微信上密集的“小红点”。办公桌上一本本卷宗堆成小山，他却没法埋头置身其间，手机每隔几分钟就会嘟嘟响起，凌晨两三点也照响不误。唐帅不得不在朋友圈广而告之，“如果事情不是很急最好发文字，毕竟上万人每个都视频，我确实受不了，时间也不够！”
但他又没法晚上关机。有人半夜转给他一个视频，一个聋人对着镜头宣布：对不起，聋人朋友们，我要自杀了。唐帅急得团团转，他把视频转到上百个聋人群，11分钟后，这个来自内蒙古的聋人被找到。
“要在全国找一个聋哑人，就凭我一个手机，基本上都能找到相关的人。”唐帅苦笑了一下。全国有2000万聋人群体，这意味着每65张面孔中，就有一个聋人。很难想象的是，当这个庞大的群体遇到法律问题，能无障碍沟通的律师，竟寥寥无几。
唐帅有种“孤军奋战”的感觉。因为长期向聋人普法、帮助他们维权，他被评为“重庆好人”。但他对塑造好人形象并不感冒。他更着急的是，全国2000万聋人，相当一部分身处远离法治社会的荒漠。
在今年的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为大渡口区人大代表的唐帅，在议案中写道：“法治社会的光芒照射着大地，但是聋哑人群体却被法治光芒甩在了阴暗的背后。”
他接触的是一个个“黑洞”
唐帅至今忘不了一个19岁的广西男孩。他父母在新疆采棉花，从小没人管，没上过学，也不会手语。在村庄里，男孩就像野草一样孤独生长。饿得不行时，为了偷一小袋米，他杀死了一个老太太。
公安部门找不到办法审讯男孩，于是请唐帅过去协助。在高墙电网笼罩下的看守所，他和男孩同吃同住。
僵持两天后，男孩崩溃了。不会说话、不会手语的他，用最简单的肢体动作，“重演”了一遍犯罪过程。
末了，男孩闭上眼，握拳伸出双手，做了一个等着被拷走的动作。唐帅突然眼泪下来了，“一点不是演戏”。
他低头感叹，流泪不是给自己庆功，而是作为一个生活在那么封闭环境中的聋人，从来没人教导，也没人抚慰，但他懂得了认罪受罚。
因与健全人交流困难，许多聋人相互抱团，形成一个个犯罪团伙。多篇地方公检人员撰写的论文显示，这些团伙绝大部分在社会上实施侵财性犯罪。他们内部等级分明，流窜作案，称偷抢为“工作”。
唐帅调侃，一般律师接触的是社会的阴暗面，而他接触的简直就是一个个“黑洞”。他手机里存着几段视频证据，都是由聋人犯罪团伙录下的。一段视频中，一伙人拿着铁棒冲进房间，男性聋人被打得身子蜷成一团，嘴里冒血，喉咙发出撕心裂肺的呜咽声。
在团伙内部，温情与残酷并存。老大会给成员买生日蛋糕，带他们逛景点，为他们拍照，也会收缴他们绝大部分偷抢所得，对不听话的成员肆意殴打，拿烟头烫女成员，甚至实施强奸。
唐帅接触过形形色色的聋人犯罪团伙。他发现，聋人犯罪团伙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分工，有的团伙专门实施盗窃，有的团伙负责“招人”，从社会上及聋哑学校拐骗人口，再将他们卖给盗窃团伙。
根据唐帅的了解，成年男性聋人的价格最低，儿童和女人的价格要高得多，因为他们具有某种“可塑性”——一旦被抓，儿童能免于刑事处罚;团伙通过强奸制造出的孕妇，能免于羁押。
唐帅曾遇到一个被拐骗进团伙的女孩，她因频繁盗窃被抓。打手语时，她浑身不对劲。唐帅让女医生检查，发现女孩身上有100多处烟头烫伤留下的疤痕，几十处集中在胸口。
由于女孩未满16岁，检察机关同意不予逮捕，并且派人开车送她回老家。唐帅一行人买了米、油，还准备了1000块慰问金，“以为女孩家人会满怀欣喜甚至感动”。
“你们把她送回来干什么？你们养她，给她找工作吗？”见到他们后，女孩外婆劈头盖脸地问。唐帅很震惊，“婆婆，她出去偷这件事，你知道吗？”女孩外婆反问，“不偷她吃什么啊？”
根据公安部门的消息，不到3天，女孩又坐车离开了老家。
“我们正常人的社会，对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坐在堆满资料的律所办公室里，唐帅一字一顿地说。
维护聋哑人应有的权利
唐帅从小生活在聋人群体中，他的父母都是聋人，他们工作的福利工厂到处都是聋人职工。可唐帅仍感觉，他们就像聚居在这个国家的“外国人”一样。
父亲给他起的名有“元帅”之意，期望他出人头地，跳出聋人圈子。唐帅从小被送到外婆家，只为更好地学习健全人的语言。即便回家后，父亲也极力反对他学手语。在父亲看来，儿子融入健全人社会就够了，哪怕和自己零沟通。 唐帅最终还是学会了手语。父母所在工厂有位领导，看出他有手语天赋，经常让他在开会时帮忙翻译。更重要的是，外婆告诉他，“不学手语，父母老了，你怎么带他们去看病？”
唐帅印象极深刻的是，他家楼上有个聋人去医院看病，做胆结石切除手术，结果下了手术台没多久便去世了。愤怒的死者丈夫叫来一大群聋人，把医院堵得水泄不通。后来，那家医院3年不敢收聋哑病人，唐帅的母亲因为脑梗去就诊，被拒收。
厂里共100多个聋哑职工，在他们的孩子中，最终只有唐帅一人能流畅准确地使用手语交流。兜兜转转，唐帅没能如父亲所愿，离开聋人的圈子。至今他仍在有声的世界中，为了无声的世界奔走呼喊。
干了6年手语翻译后，唐帅转行成了律师。原因很简单，接触了上千起聋人案件，他没看见一个会手语的律师。那些通过法律援助请来的律师，许多只是“走走过场”，因为即便通过手语翻译，他们仍然很难同嫌疑人交流。
一个老奶奶曾找到唐帅，她女儿因涉嫌偷盗一部苹果手机被捕。在通过手语翻译完成的笔录中，女儿已经招供，但她告诉母亲压根儿没偷。唐帅调取审讯录像才发现，嫌疑人坚称“没偷”，手语翻译却翻成“偷了一部金色的苹果手机”。
他发现，没人对手语翻译的工作进行审核，还有许多翻译是教师出身，只会国家规定的普通话手语，不会聋人在生活中常用的自然手语，同嫌疑人经常是“鸡同鸭讲”，只能连蒙带猜地揣摩他们的意思。
有一次庭审，唐帅直接打断手语翻译的演示，指出对方偷工减料，完全跳过了“庭审规则和被告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那一大段。翻译唰地红了脸，从没人这样质疑过他。
转换角色后的唐帅曾为一个聋哑男人辩护。他在公交车上偷了一个老太太的钱。整整2万块现金，老太太东拼西凑借来的，准备给患病的孙儿做手术。结果，钱被偷，孙儿在病床上因肾脏衰竭死去。
开庭时，唐帅看见，庭下密密麻麻坐着老人的家属，大家神情哀恸，悲愤难平，有人指着他大骂，“这种人渣，你为什么要替他辩护？”
唐帅从辩护席上站起，请求法官允许他讲一个故事：这个聋人拿偷来的钱做了什么？他去给一个好友的遗孤交了学费。孩子的父母也是聋哑人，在一次自然灾害中去世，这个聋人自己也没钱，却还想着帮好友的孩子。
“好人与坏人没有绝对的区分。”唐帅坚信，替这些听不见、说不出的聋人辩护，是在维护他们应有的权利。
努力不让自己成为“唯一”
在唐帥今年写的那份议案中，他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手语翻译协会，对涉及聋哑人的司法审讯录像进行鉴定，不让手语翻译成为“事实上的裁决者”。同时，这个协会还能对手语翻译进行培训，让他们学习法律、医学等专业术语，制定翻译规范。
这份凝结了他多年调研经验、言辞激烈的议案，激起的反响并不那么大。一切正如唐帅的预期。
媒体依然称唐帅为“唯一的手语律师”，但他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唯一”。
唐帅连续几年没休过周末，几乎每天面对卷宗和手机熬到凌晨。
作为律所主任，唐帅请来专业教师，每天给所里的律师上手语课。但培训了一两个月，收效甚微。
他又换个了思路，招来5个聋人大学生。唐帅发给他们生活补助，让律师给他们讲课，在PPT上打字释疑。如今，他们成了唐帅的助理，能给聋人解答简单的法律问题。
近两年，唐帅逐渐将重心从为聋人代理案子转移到普法上。连续5年，他担任区残联的法律顾问，一年工资不及接一个普通案件的报酬。他每月给区里178个聋哑人开讲座，告诉他们最基础的法律常识，包括什么是犯罪。
为了扩大覆盖面，他又鼓捣起App和微信公众号，要求自己律所的所有律师都注册，免费在上面给聋哑人提供法律咨询。最近，他还办了一个全新的普法手语节目《手把手吃糖》。在第一期节目中，唐帅用大灰狼和小白兔的漫画介绍了什么是“庞氏骗局”，因为近几年他发现有大量聋人参与所谓的投资被骗。
唐帅希望做点“实质性的普法”。有调研显示，出现在新闻节目中的同步手语解说，由于是标准的普通话手语，而且翻译时省略内容过多，绝大部分聋人甚至聋哑学校出来的学生都看不明白，向聋人群体传递信息的效果极其有限。而在唐帅的节目中，他自称为“糖”，使用简单易懂的自然手语，希望节目就像糖果一样，每个聋人都吃得下去。
一期节目，唐帅要录两遍。屏幕左边的他，穿黑色律师袍，戴红色领巾，说普通话。屏幕右边的他，穿黑色休闲服，戴红色围巾，手势飞舞，眼神和嘴唇仿佛也在交流。节目还配上了字幕，满足聋人群体的所有需求。
做这些普法工作，几乎占用了唐帅的所有业余时间。有时候，他感到难以为继，“年轻人有的活动，自己几乎都没有”。近两年的收入也都砸在这些“副业”上，车早就旧了，他舍不得换。
支撑着他的动力只有一个——“假如真的就这么一个手语律师，我不做，良心上过不去”。
（张浩荐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