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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暖还寒时节访巴金
1978年6月30日,巴金在致友人黄源的信中写道:“我半月前给鲁迅研究室陈漱渝写过一封信,要他把去年七八月我给他和荣太之两个写的一封回信(后来他们得到我的同意改成一篇短文)在发表之前寄回给我看看,至今未得答复。说实话,我不愿给拖进‘三十年代口号之争’里面。”同年7月2日,黄源在给我的信中转达了巴金的上述要求,但隐去了巴金不愿给拖进“三十年代口号之争”这句十分重要的话。
巴金查询他那篇短文的处理情况为什么要通过黄源呢?因为黄源既是巴金的老友,又是我们采访巴金的引荐人。这件事的背景是:1977年至1978年前后,全国各条战线都在拨乱反正,教育界也是如此。高校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都离不开对“革命文学论争”、“左翼作家联盟”和“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而这些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重灾区”?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借1935年至1936年发生的“两个口号”(即“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大做文章,诬蔑“国防文学”为“投降主义文学”、“卖国文学”,实际上否定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翼文艺运动,一大批左翼文艺战士和进步文艺工作者因而惨遭迫害。据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回忆,1966年5月下旬,江青要戚本禹通知许广平立即去上海锦江饭店写有关三十年代文坛的回忆资料。江青问许广平:“你要不要给鲁迅申冤?”又说:“这次请你来,是让你把三十年代的冤屈吐一吐。”这次会见期间,江青还让许广平母子阅读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五·一六通知”。当时许广平在《左联时期有关三十年代后回忆资料》(按:标题原文如此)中写道:“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观点的‘国防文学’的口号首先提出,就有一批人去签名,也拿来要鲁迅签名,当时鲁迅拒绝了。鲁迅认为应该照党的指示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正确口号……记得首先赞成的是巴金等人……记得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人,想采取两面派手法,在两个口号上都签了名,但更有一些人坚决站在鲁迅的一边,也就是站在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一边,坚决拥护无产阶级这个文艺路线。”〔1〕许广平当时不会想到,她认为“三十年代站在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一边”的巴金不久也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
粉碎“四人帮”之后,北京师范学院(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三所高校的中文系召开了三次学术讨论会,分别研讨对“革命文学论争”、“左翼作家联盟”和“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问题。与会者对前两个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但对后一个问题的意见却有同有异:相同的看法是认为“两个口号论争”属于革命文艺阵营的内部论争,“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不同的看法是,有些学者和高校教师对“国防文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而另一方则认为“国防文学”既有左的错误(表现在把创作国防题材的作品视为参加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入场券),又有右的错误(表现在不敢强调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所以“两个口号”的分歧虽然不是敌我矛盾,但仍带有路线斗争的性质(即反映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分歧)。我当时就持后一种看法,并在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发言。陈丹晨先生那时在《光明日报》文艺部当主任,鼓励我将发言整理成文发表,作为一家之言,但我始终不敢应命,至今也没有专门就这个问题写过论文。
1977年6月上旬,我任职的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先后派出研究人员出差到杭州,拜访曾在鲁迅扶持下从事翻译活动的黄源先生。关于当时的情况,黄源在1977年6月14日致老友楼适夷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记载的:“此次鲁迅研究室里来了两批同志,一是编‘研究资料’的,二是编年谱的。我们分组谈话,谈了两个半天,一个晚上。我和他们玩了半天,从中山公园到三潭印月、西山公园,从苏堤走回来,在他们住处‘新新’里吃午饭,照了一些相。昨天送他们到岳坟,他们去绍兴,经上海,拜访巴金,等月底回北京。他们都是三十、四十、五十的人,生命力很旺盛,我上船下船,他们都扶着我,其实我还行。”这封信生动记叙了我们当时采访黄源的欢快情景。那年黄源七十一岁,我三十五岁,同仁中有的比我大,有的比我小。“新新”是西湖岳坟旁的一家著名饭店,黄源曾到这里探望我们,有时还跟我们共同进餐,我至今还记得他喝粥时发出的声响。我们也多次穿过青翠的竹林到葛岭路十三号去拜访黄源,感到他真的是居住在神仙境界。在离杭州到上海之前,黄源为我们写了一封拜访巴金的介绍信。这封信现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黄源文集》第六卷:
芾甘吾兄:兹有北京鲁迅研究室陈漱渝、荣太之等同志前来奉访,陈、荣两同志是编辑《鲁迅研究资料》的,还有几位同志是编年谱的,都热忱地向你请教,请予接谈。
此问
近好
《文汇报》6月11日文章已看到
河清
(1977年)6月12日
就是在6月中旬细雨霏霏的一天,我跟鲁迅研究资料部的同仁手持黄源的介绍信到上海武康路拜访了久仰大名而无缘识荆的巴金。既是看在黄源的情面,也是基于对鲁迅的共同景仰之情,巴金当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除了谈及他参与起草《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相关情况外,还主动带我们参观了他的藏书。
据我了解,巴金当时的处境是:1977年4月,上海市委刚撤销1973年7月“四人帮”对他的“结论”(“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发给生活费,做好翻译工作”),长期被封的房间和书橱启封,并陆续归还查抄物品;但存款仍被冻结,每月仅发五百元生活费,扣除房租一百四十元,给岳母五十元,实际收入仅三百余元。他的人事关系在出版局,政协开会时是无党派人士组的召集人。此时,巴金刚译完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同年5月25日在《文汇报》发表《一封信》控诉“四人帮”,说他们跟迫害十二月党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相似。就在黄源给我们写介绍信的前一天,巴金又在《文汇报》发表《第二次解放》一文,坚定相信“已经站起来了的八亿中国人民绝不再低头,绝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时值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政治思想战线还处在乍暖还寒时节。巴金置身于文艺界揭批“四人帮”的前列,但谈及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仍十分谨慎,对我们的采访记录十分重视,字斟句酌。
当天的采访情况
我们当天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的情况;二、徐懋庸为什么要在致鲁迅信中对他攻击,说什么“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巴金的回答是:1935年底,鲁迅参与筹建的战斗的文学团体“左翼作家联盟”在无声无息中解散,形同溃散,事前一无所闻。对此,鲁迅深为不满,从此对“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失去了信任感。1936年4月下旬,由徐懋庸、何家槐、傅东华等人出面发起成立作家协会,后接受陈望道的意见改名为文艺家协会。鲁迅觉得这个团体中的一些参与者私心太重,爱玩小花样,自己光挂一个名很无聊,于是拒绝参加。有一天,傅东华托黄源捎来一张作家协会内定的发起人名单,上面有徐懋庸等二十人的姓名,而且把巴金派定为五个最初的发起人之一。巴金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团体,并且不知道组织该团体的用意,就婉谢了。黄源觉得自己年轻,不会应付复杂的文坛纠纷,怕妨害该团体的筹备,同样拒绝了。此后,又有两位朋友分别要巴金加入文艺家协会或在该会的宣言上签名,巴金都明确表示不愿意做发起人,暂时也不想加入。不过,他跟鲁迅、黄源等人对于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竭诚拥护的,强烈要求表达救亡图存、争取民族自由的愿望,于是决定在中国文艺家协会正式成立之后,于6月中旬另外发表一份《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关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起草经过,巴金记忆犹新。他说,为郑重起见,宣言本来应该请鲁迅起草;但鲁迅有病,不能多劳累,便由他跟黎烈文分头写了两份草稿,由鲁迅修改合并,领衔签名。这就是《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诞生的经过。鲁迅修订的《宣言》中保留了不少巴金的原文,如:“在现在当民族危机达到了最后关头,一只残酷的魔手扼住我们的咽喉,一个窒闷的暗夜压在我们的头上,一种伟大悲壮的抗战摆在我们的面前的现在,我们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彷徨、犹豫。”巴金说,这样的文字,在他的其他文章中也出现过。最后,在这份宣言上签名的文艺家多达七十八人。
对于第二个问题,巴金说他讲不清楚,应当由徐懋庸本人来回答。他认为徐懋庸给鲁迅写这封信绝不是个人行为。徐攻击鲁迅周围的拥戴者,实质上是想指责鲁迅、孤立鲁迅、激怒鲁迅。巴金说,不必否认他曾经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他早年的确接触过译介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作品,如《告少年》、《夜未央》,也跟海外的无政府主义者有过通信联系。不过,他理解的安那其主义,是反抗政治的专制和道德的专制。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都爱,旧的落伍的东西都恨。他作品中也有一部分内容跟无政府主义的主张相冲突。巴金说,徐懋庸在那封信中,说法国和西班牙的安那其主义者破坏反法西斯阵线。但据他了解,徐懋庸此前曾向别人表示过他也是一个“安那其”。更何况,法、西两国的安那其事实上并没有“破坏联合战线”。不仅如此,西班牙的安那其主义者还在他们国家促成了联合战线,其中不少人为抗击法西斯蒂献出了生命,如著名的安那其主义者阿斯加索,就是为西班牙自由而殉道的烈士中最光荣的一个。即使法、西两国的安那其破坏了革命,那也不能由远在中国的他来承担责任。正如姚文元说巴金搞无政府主义,但“文革”中的一切无政府主义不应该由巴金来负责一样。
采访结束,我们在当年6月28日把这次谈话整理成了一篇短文——《〈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及其他》,经巴金过目。1978年7月17日,他又对此文作了删改,刊登在1981年5月少量印行的不定期出版物《鲁迅研究资料》第八期上。
热爱鲁迅,但不愿卷入论争
巴金对鲁迅的景仰是众所周知的。他虽然只跟鲁迅见过十多次面,但鲁迅在青年面前那张表示衷心愉快的笑脸,以及发出的爽朗笑声却铭记在他的心头。他准确把握了鲁迅爱憎分明的性格。他的脑海里清晰地浮动着一个善良、平易、容易接近的“鲁迅形象”。
早在五四前夕,十五岁的巴金就对阅读新书刊产生了浓烈的兴趣。1922年,他在学习世界语的过程中阅读了鲁迅等人翻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八年后,巴金为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第二本爱罗先珂童话集《幸福的船》,由开明书店出版,书中收录了鲁迅的四篇译文。鲁迅将译文的版税全部捐赠给了该学会,表示对巴金推广世界语运动的支持。1925年8月,巴金短期来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在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始终陪伴他的就是鲁迅的《呐喊》。这本小说不仅使他思想上受到震撼,同时使他第一次相信了艺术的力量。他感到鲁迅不只是一个太阳,有时还是一株大树。这株独立支撑的大树不仅为他,也为无数的青年挡住了飞沙走石。据徐开垒《巴金传》记载,巴金跟鲁迅第一次见面是在1933年8月初《文学》月刊的一次聚宴上(见该书一百八十七页,1996年7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但查《鲁迅日记》和唐金海、张晓云主编的《巴金年谱》,却均无此项记载。倒是同年4月6日郑振铎在上海会宾楼举行晚宴,鲁迅、巴金等共十五人都曾赴宴。正是在这次聚会上,决定于同年7月1日创办《文学》月刊。这在鲁迅日记和王伯祥日记中有相同的记载。
1934年11月22日,巴金赴日本,先后在横滨和东京居留,1935年8月回到上海。在此前后,鲁迅、巴金曾跟文友一起聚餐。巴金一直把鲁迅视为“指路者”,他当时只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听鲁迅的话。鲁迅赞成什么,自己就赞成什么。”
巴金从日本回国后,即跟吴朗西、丽尼、柳静等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他虽然没有参加任何文学团体,也没有参与文坛论争,但仍然受到某些人的攻击。如有人指责巴金的作品“都是封建少爷小姐的消遣品”,造谣说巴金到苏州去喝茶,以证明他是有闲阶级。但鲁迅对巴金的评价极高。1973年11月26日黄源致巴金信中说:“我以前写过一篇短文,说到鲁迅先生在给徐懋庸的原稿上,讲到我的地方,原稿上先用‘进步的’三字,后改为‘向上的’(按:修订后的文字为“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意即倾向于进步,这是对我的鼓励和定向。近重读此文,对兄的评论:‘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是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进步’二字。现在我懂得这两个评价的意义和区别。”鲁迅还将他的短篇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杂文集《夜记》、翻印的《〈死魂灵〉百图》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并垫付印费,以此表示对巴金的支持。但是,巴金不愿意被拖进‘三十年代口号论争’里面。一个“拖”字,形象地表现出他对外力的拒斥心态。所谓“三十年代”口号之争,即指1935年至1936年间上海文艺界发生的“两个口号之争”。我想,巴金不愿卷入这场论争,是因为这场论争中暴露了文艺界浓厚的宗派主义色彩。下面,我们先对“两个口号”提出的历史背景作一番回顾。
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二周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种说法:“‘国防文学’口号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今天看来,“两个口号”论争期间双方发表的文章虽然有水平之别,是非之分,但把分歧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则完全站不住脚。这场论争发生在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国共两党的政策都随着形势的变化也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人们认识水平参差不齐完全是一种正常状况。也可以说,论争的发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但如果没有宗派主义和意气之争从中作祟,论争并非不可能沿着理性的轨道进行,更不可能出现借口号之争迫害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历史悲剧。
“国防文学”口号最初是1934年周扬以“企”为笔名,在一篇题为《“国防文学”》的短文中提出的,刊登于同年10月2日上海《大晚报》“火炬”专栏。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国防文学”口号是周立波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率先提出的,该文刊登于1935年12月21日《时事新报·每周文学》。1976年,刚成立的鲁迅研究室有三位来自北京汽车制造厂的青年工人(跟工人理论队伍结合,当时叫“掺沙子”),其中有一位女青工叫鲁力,虽只有中学文化程度,但很是聪明。听说,恢复高考之后她就考进了一所医科大学。因为周立波的文章开头一句就是:“一年多以前,曾经有人在《火炬》上谈到了‘国防文学’,它所遭到的反应是一直到现在沉默。”根据这一线索,我让鲁力到北京图书馆的报库去翻阅旧报,果然在《大晚报》上发现了“企”的这篇文章。我拿着此文的复印件,到位于北京万寿路的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找正在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周扬。他高兴地说:“‘企’就是我的笔名。今后你们要重视资料工作。”这样,“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就比原来的说法提前了一年多。
“企”的文章发表之后为什么遭遇的是“沉默”呢?作为“左联”领导的周扬其影响力难道会低于作为“左联”成员的周立波吗?绝对不是!这主要是因为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周扬1934年介绍的“国防文学”,是以苏联倡导的防卫文学为理论依据,以《对马》、《战争》等战争文学作品为样板,提倡一种跟国民党倡导的“民族主义文学”截然不同的文学。创作这种作品的目的是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歌颂英勇的民族革命战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由于周扬的文章仅仅针对文学创作领域,因而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
周立波文章发表时的情况则有重大变化。继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1935年又发生了丧失察哈尔、河北两省大部分主权的华北事变,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更为嚣张。这时担任“文委”(“上海临时中央局文化委员会”的简称)书记的周扬跟中央失去了联系,茫然地在白色恐怖的暗夜中摸索。1935年秋,他在上海租界一家名叫“Zietgeist”(“时代精神”)的德国书店中买到了一本“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英文版),上面刊登有“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其中有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总报告,也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发言。不久,他又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中文版)上看到了党中央的《八一宣言》。这就成为他在上海文艺界倡导“国防文学”口号的权威性的政治依据。周立波是周扬的亲戚,也是“国防文学”口号的拥护者。他撰写倡导“国防文学”的文章,显然是根据周扬的指示。不过,在1935年秋至1936年秋重提“国防文学”口号,意义已超出了单纯的文学创作范畴,也超出了单一的文学界,而是要在文艺界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中共党史已有明确结论:王明起草的《八一宣言》反映了全国人民团结御侮的强烈愿望,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这功劳虽然不能归于王明个人,但至少不能成为王明的历史罪过。根据党史研究界的共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迟至1937年底才形成的,其标志是同年12月9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在这个报告中,他反对“空喊无产阶级领导”,主张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队问题上更主张实行“五统一”(即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受蒋统一指挥”,实质上就是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对国民党多迁就,少斗争。而毛泽东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才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助手。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直到1938年年底才获得普遍承认,而在组织程序上巩固和确认则以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为标志。毛泽东虽然有很多正确的主张(如持久战、游击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但在没有确立党内最高领导地位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形成一条明确的指导全党的革命路线。毛泽东承认,在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是比较孤立的。彭德怀的回忆也极其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在12月会议上,彭德怀认真听了毛泽东和王明的讲话,“感到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日,而王明的讲话是以共产国际的口吻出现的……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2〕。
扑朔迷离的“新口号”
这里所说的“新口号”系指“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对这一口号的内涵作出了经典性的解释。但对于“新口号”的提出过程,有着一些扑朔迷离的说法,很多重要细节至今仍然“拎不清”。
“新口号”最初出现在胡风的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这篇文章写成于1936年5月9日晨五时,刊登于1936年6月1日《文学丛报》第三期。当月7日,周扬等人策划的文艺界统一战线团体中国文艺家协会正准备成立,而此时胡风却在文章中提出了“国防文学”之外的另一个口号,使左翼文艺阵营的一些人大吃一惊。徐懋庸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个要跟“国防文学”对立的口号。他的感觉,应该说代表了“国防文学”派的普遍感觉。
因为胡风在文章中只是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一个文学新口号提出,丝毫未涉及新口号酝酿的过程,也丝毫未涉及已经提出一年多的“国防文学”口号含义上到底有什么缺陷,曾经被注入过什么不正确的解释。如果单读这篇文章,人们当然会认为新口号是胡风个人的独创。再说,也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宜作为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因为新口号的落脚点是“大众文学”,既然搞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小众文学”也不能排斥。
关于胡风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情况,几位当事人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鲁迅后来在“答徐信”中强调这个口号“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鲁迅还说:“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答徐信”中没有说明商议者中还有冯雪峰,这是由于冯当时从事地下工作,不便公开身份。
但从胡风的回忆来看,创意提出新口号的是冯雪峰,而且冯事前还跟刚从苏联回国的潘汉年有过商量。1936年5月7日上午,胡与冯共同确定了新口号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十一个字。5月8日上午,冯告诉胡,鲁迅对新口号表示同意,并要胡写文章反映出去。9日上午,胡将文稿交冯审阅。10日上午,冯一字未改退还了原稿,并说鲁迅也看过了,认为可以〔3〕。如果胡风开列的这张时间表属实,他此文的得失自然就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此文对新口号“解释得不清楚”也不应该由他个人承担责任了。胡风当时认为,国防文学口号的缺陷,在政治原则上是“阶级投降主义”,在文学思想上是“反现实主义”。但胡风在其文章中没有明说。
冯雪峰的回忆则说:首先表示“国防文学”口号不好的人并不是他,而是胡风本人。冯到上海的第三天下午,胡到鲁迅家去见冯,冯感到他跟周扬对立得很厉害,“于是谈到‘国防文学’”口号,胡风说,很多人不赞成,鲁迅也反对。我说,“鲁迅反对,我已知道,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可以再提一个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冯跟胡风商定之后再跟鲁迅商量,鲁迅表示同意。于是,胡风临走时就说,他去写一篇文章提出去,鲁迅表示同意,冯也同意〔4〕。冯的回忆中并没有涉及他跟鲁迅事先审读胡风文章的情况。冯在“文革”中说,他的严重错误,就是没有把提出一个口号看成一个重大的问题,因而既没有向党中央请示,也不曾同鲁迅商量,请鲁迅用他的名义提出。
鲁迅“答徐信”中谈到参与新口号商议的人是茅盾。奇怪的是,胡风和冯雪峰这两位主要当事人的回忆中都丝毫没有涉及茅盾。不但如此,冯雪峰在他的回忆材料中还说:“当时茅盾以及生活书店等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好。”他转述鲁迅的话说:“近年来,茅盾对我也疏远起来了。他没有搬家前,我们同住在一个里弄,有的事当面一谈就可以解决,可就不当面商量。”可见,茅盾的意见当时对鲁迅已不起主要作用。据茅盾本人回忆,他原本是要跟鲁迅商量写一篇并不否定“国防文学”的文章,所以看到胡风的文章之后大吃一惊,便问鲁迅,胡风为什么没有按照他们商量的意见来写?鲁迅说,胡风自告奋勇要写,“写好以后不给我看就这样登出来了。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对那个口号的解释也不完全,不过文章既已发表,我看也就算了吧”。茅盾又去找冯雪峰,冯有点着急,埋怨道:“胡风这人也太英雄太逞能了,我要批评他。”(茅盾:《“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夏衍在他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说,茅盾的上述回忆比较客观,是符合实际的;在抗战前和抗战中,茅盾不止一次和许多人讲过。如果夏衍的判断正确,那胡风说他那篇文章发表之前分别经过冯雪峰和鲁迅审阅就不一定可信了。
虽然对胡风文章的发表前后有各种说法,但这篇文章引起的反响却有目共睹,那就是支持和反对新口号的文章都登出来了。支持新口号的文章大多以《夜莺》、《现实文学》、《文学丛报》为阵地——《夜莺》1卷4期还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特辑”。反对新口号的文章以《文学界》、《光明》、《质文》等为阵地——《文学界》也出了“国防文学特辑”。这场“两个口号论争”的文坛风波,直到鲁迅去世之后才逐渐平息。
两份并不对立的“宣言”
两份并不对立的宣言,指茅盾起草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和巴金、黎烈文等起草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936年初,左翼作家联盟在无声无息中解散。当时以周扬为首的“文委”打算成立一个新的团体——作家协会(后改名为文艺家协会)作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组织。1936年4月初,周扬通过沙汀约见茅盾,希望茅盾动员鲁迅加入文艺家协会。茅盾知难而退,明确表示他实在做不了调解工作:“不是我不愿调解,而是我没法调解。”于是,筹委会只好推出原“左联”常委何家槐给鲁迅写信,再次进行动员,并附了一份《作家协会缘起》。在“缘起”上签名作为发起人的有叶圣陶、茅盾、王任叔、徐懋庸、荒煤、傅东华、何家槐、沙汀、艾芜、夏丏尊、赵家璧、郑振铎等二十六人(后发起人增至四十人)。“缘起”强调成立这一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保卫文学和民族的生存,为了负起为时代先驱的任务”。为了不影响团结,“缘起”中未涉及引起争议的“两个口号”问题,发起人当中也不出现周扬、夏衍等人的名字。何家槐这封信写于同年4月20日,鲁迅21日收到,24日作复。信中斩钉截铁地写道:“前日收到来信并缘起,意见都非常之好。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并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事业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信中所说的“集团”系指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对解散“左联”一事耿耿于怀,深感自己的意见未被尊重,仅处于一个挂名和被摆布的位置,故不愿重蹈覆辙。信中提到的《文学生活》是“左联”出版的内部刊物。鲁迅没看到该刊终刊号,认为是有意对他保密,是不尊重他的又一表现。但夏衍认为这是因为1935年2月19日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左联”工作停顿了一两个月,在此期间工作可能出现疏漏。这期刊物刊登的是“左联”1934年的工作总结,着重对工作中的宗派主义进行自我批评,实无对鲁迅“保密”的必要。鲁迅拒绝参加文艺家协会,除开因为对“左联”的某些领导人长期不满之外,还跟参与筹备这一团体的傅东华和沈起予有过笔墨之争有关——傅东华曾化名“伍实”挖苦鲁迅歧视美国黑人作家休士,又删掉了周文小说《北坡上》中“盘场大战”的场面;沈启予跟傅东华关系密切,鲁迅、黄源编辑的《译文》杂志退还了特约的沈启予的译稿。
鲁迅对文艺家协会的态度当然影响了一批他周围的作家。比如黎烈文表示,鲁迅加入了他才加入。加之胡风又传出消息,说要组织另外一个文学团体,更使一些作家采取观望的态度。尽管如此,文艺家协会于6月7日下午如期成立。入会人数一百一十八人,莅会人数约七八十人。公推年龄最大、已经秃顶的夏丏尊先生为主席,茅盾、夏丏尊、欧阳予倩、洪深、傅东华为主席团成员。经过四个小时的讨论、选举,推选出茅盾、夏丏尊、傅东华、洪深、叶圣陶、郑振铎、徐懋庸、王统照、沈起予等九人为理事,郑伯奇、何家槐、欧阳予倩、沙汀、白薇等五人为候补理事。与会者每人交了一元茶资,一元会费。该会的宗旨是“联络友谊,商讨学术,争取生活保障,推进新文艺运动,致力中国民族解放”。宣言更强调指出“中国文艺家协会特别要提议:在全民族一致救国的大目标下,文艺上主张不同的作家可以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文艺上主张的不同,并不妨碍我们为了民族利益而团结一致,并不拘束了我们各自的文艺主张向广大民众声诉而听取最后的判词。”这几句话言简意赅,树立了抗日救亡的大目标,强调了一致性,而又没有排斥独立性,应该说符合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这个团体的成立为原“左联”负责人所策动,也体现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会员中有鲁迅关怀扶植过的文学青年唐弢、孔若君、白薇、沙汀、魏猛克、叶紫、艾芜、舒群,也有跟鲁迅发生过笔墨之争的郭沫若、傅东华、赵景深、谢六逸、邱运铎、张春桥,以及鲁迅厌恶的邵洵美、崔万秋……中国文艺家协会虽然成立了理事会,又分设总务、出版、调查、研究、联谊等下层机构,但由于“两个口号”激烈论争,这个团体实际上没有开展什么活动,只出版了一份会刊叫《文学界》。
1936年7月1日,巴金、靳以编辑的《文季周刊》发表了巴金、黎烈文等起草的另一份宣言——《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该宣言后又刊登于《译文》新1卷第4期,《作家》第1卷第3期,《现实文学》第1期,《文学丛报》第4期,鲁迅领衔,签名者七十七人,其中固然有跟周扬十分对立的胡风,有跟鲁迅亲近的萧军、萧红、黄源等,也有同时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的荒煤、丽尼、马子华等。巴金的好朋友马宗融并没有在这份宣言上签名,却参加了中国文艺家协会。马宗融曾帮助巴金秘藏东北义勇军的武器、文件,可证彼此关系的亲密。跟《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相对比,《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内容和提法上并没有什么原则区分。所不同的是,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宣言是想成立一个新团体,但没有成功;而《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只不过是借宣言发表意见,“并无组织或团体,宣言登出,事情就完,以后是各人自己的实践”〔5〕。
1936年9月,《文学》7卷4号和《新认识》第二号同时发表了有巴金签名的《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的宣言》,标志着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说是“统一战线”,因为既有鲁迅、郭沫若,又有巴金、冰心,还有包天笑、周瘦鹃……的确囊括了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家;说是“初步”,因为签名者仅有二十一人。“国防文学”口号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大多并未列名,而且此后“两个口号”的分歧仍不断显现。巴金在签名者中领衔,看来是因为以姓氏笔画为序。
巴金还是被拖进了论争
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巴金虽然没有写过一篇理论文章,也没有对口号问题正面表达过任何意见,但他仍然被“拖”进了这场论争。由于他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结果被“国防文学”口号的拥护者扣上了“破坏联合战线”的帽子。徐懋庸在1936年8月1日致鲁迅信中写道:“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鲁迅在“答徐信”中为巴金仗义执言,除赞扬巴金之外还指出:“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
同年8月,徐懋庸在《今代文艺》发表了《还答鲁迅先生》一文,具体说明了他攻击巴金的原因。徐懋庸说:“我和巴金、胡风两位,虽也识面,也说过话,却并无私交,说不上‘私人的恩怨’,所以也并非‘私敌’。我和黄源则是很熟的相识……原来‘文艺家协会’的发起,最初本有黄源在内的。我曾亲自听他说,他从傅东华、沈启予那里接受了一张发起人的名单,上面有二三十个人的姓名,有许多要待他去接洽,不料隔不多时,不知为了什么,手掌‘文协’发起人的名单的他,忽而变成‘文协’的积极的破坏者了(后来我听说这是他和巴金商议的结果,因此我对于巴金也有点莫名其妙)。”
从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巴金读到了徐懋庸对他的攻击,也读到了鲁迅维护肯定他的那些文字。他深为鲁迅的铮铮硬骨和仗义执言的品格所感动。大约在8月中旬,他写出了论战的文章《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刊登在9月15日出版的《作家》月刊1卷6期,“为那些在西班牙人民解放战场上牺牲的英勇斗士辩诬,替那少数沉默地工作的‘中国安那其申冤’”。该文特别强调了两点:一,西班牙的“安那其”不仅没有破坏联合战线,而且在联合战线中为反抗法西斯主义而浴血奋战。二,徐懋庸以跟他无关的西班牙的事情进行诬蔑,是以“理事”的资格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挑战。巴金最后表示:“我是很赞成联合战线的,不过‘文艺家协会’有着徐懋庸那样的人做理事,纵然加我以任何可怕的罪名,我也不会加入。”同年9月23日,巴金作《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后发表于10月份的《中流》1卷3期。这篇文章针对徐懋庸的《还答鲁迅先生》和《答巴金先生之答》两文,严正声明他从日本归国的一年来并没有做过一件“破坏或反对文协的事”:“不错,我没有加入文协,我还在文艺工作者宣言上面签了名。但不加入文协,并不见得就反对文协,一时不加入也并非就永远不加入文协;而所谓‘文艺工作者’也并没有组织过什么新团体和文协对抗,我又不过是许多签名者中间的一个。难道我们真的连在一张宣言上签名,表示自己对于救亡图存的态度,这种最小限度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吗?”这一段文字,充分暴露了徐懋庸等人的宗派主义言行。巴金还表示,“他以后不再写这一类的文章了”。后来,徐懋庸等人又在《社会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攻击巴金的文章,说他“性格古怪”,喜好“吹毛求疵”、“断章取义”、“在鸡蛋里挑骨头”,“注意嘁嘁喳喳的消息”,是“无赖的人”……巴金都表示“没有功夫来管了”。1937年3月,巴金的《短简》在上海良友印刷公司出版,收入了《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但删去了关于文艺家协会的一段文字,表现出巴金对宗派之争的厌倦。
“左联”盘根错节的人事纠葛
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国防文学”口号提出伊始就强调要反对宗派主义。周立波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写得很清楚:“在国防文学的旗子下面,一定要除去一切狭窄的宗派思想和意气;凡中国人,只要不是万恶不赦的卖国卖民的明中暗里的汉奸,只要不是甘心做亡国奴的豚犬,都是国防文学的营盘里的战友。国防文学营盘里的任何朋友的通行证,上面只有简单的两句话:‘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反对汉奸和外敌!’”然而,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影响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团结的恰好是“宗派思想和意气”。应该承认,“左联”时期的宗派主义不仅由来已久,而且盘根错节——左联内部的宗派主义跟“左联”之外进步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宗派主义相互交织。
由于目前某些资料的缺失(比如笔者尚未读到冯雪峰1936年4月到上海之后给陕北的汇报材料),又由于现存资料在很多关键问题上说法的相互矛盾(比如胡风说他到孙科负责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之前曾向“左联”书记处作了汇报,茅盾、周扬都同意他去;而茅盾在回忆录中却说这件事胡风对“左联”的所有人都保了密,使人怀疑),因此对于左联内部的宗派之争目前只能粗线条地勾勒出一个轮廓。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冯雪峰跟周扬开始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可以说冯对周有知遇之恩,因为作为“左联”党团书记的冯不但在1932年帮助周恢复了失去多年的党组织关系,而且推荐周担任“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的主编。胡风跟周扬最初的关系也不坏,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中,他在对文艺的看法上实际上偏向于周扬一边。1933年7月胡风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作为“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陪同鲁迅去看他,先后委派他出任“左联”宣传部长,并接替茅盾担任左联书记。
然而周与冯、周与胡的感情“蜜月”都十分短暂。由于周扬在《文学月报》发表了文风不正的长诗《“汉奸”的供状》,受到了冯雪峰的严正批评,冯还请鲁迅写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进一步肃清影响,导致了周扬的不满。周扬承认:“我因有狭隘的‘左’的宗派主义情绪,又夹杂着一些个人感情,就没有很好地接受他的批评……但对鲁迅的意见还是表示接受的。自从这次争吵之后,我和冯雪峰之间就不大好了。”
周扬跟胡风之间也是如此。从1934年初开始,在“左联”常委会上,胡风经常反对身为文总代表的周扬的意见。1935年至1936年,胡风跟周扬之间又围绕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问题展开了论争。尽管分歧属于文学范畴,但却加剧了双方情绪的对立,而正是在这一阶段,胡风跟鲁迅建立了彼此信任的亲密关系——这不仅从他们经常在通信中批评议论周扬可以得到证明,而且从胡风妻子堕胎去拜托鲁迅帮忙介绍医院也可以得到证明(见胡风:《回忆参加左联前后·二》,《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1933年8月至1934年10月,作为“左联”跟鲁迅之间的联系人,胡风经常将内部刊物《文学生活》送交鲁迅,同时在小咖啡店向鲁迅汇报情况,并每月从鲁迅处取来二十元资助。鲁迅深居简出,他对左联内部情况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得之于胡风。以后,鲁迅跟胡风的友谊有增无减,而据胡风说,“左联就和鲁迅断了联系”。
至于鲁迅对“左联”某些人士的不满,可以上溯到1928年革命文学口号论争时期。“左联”成立之后,至少发生了七件令鲁迅愤懑的事情。
一,1933年2月3日,《现代文化》1卷2期刊登了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四人的联名文章,用真名夹杂假名,对鲁迅《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一文进行批驳,攻击鲁迅“戴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
二,1934年6月3日,廖沫沙以林默的笔名在《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论“花边文学”》,攻击鲁迅的杂文《倒提》,“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有“买办意识”。
三,1934年8月31日,田汉以“绍伯”为笔名在《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调和——读〈社会月报〉八月号》一文,诬蔑鲁迅跟公开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随后又“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的杨邨人搞调和,是调和派。
以上这些文章在鲁迅看来,都是同道中人从背后给他施放的暗箭,鲁迅对这种口是心非做法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四,鲁迅在私人信件中称周扬等左翼文坛领导为“元帅”、“工头”,说明他们给鲁迅留下的印象是居高临下,神气活现;又将他们称之为“正确”,说明他们唯我独左,一贯以正确自居。
五,最使鲁迅愤怒的是他跟“四条汉子”那次众所熟知的会见。田汉根据穆木天提供的情况,说“胡风乃是内奸”,鲁迅认为证据不足,这件事标志着“元帅”跟“忏悔者”的联合。
六,鲁迅原不同意解散“左联”,提出即使解散也必须发表宣言,这一指示也未得到贯彻。
七,导致矛盾公开大爆发的是徐懋庸1936年8月1日致鲁迅的那封私人信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封信正是写于号召团结抗日的《八一宣言》发表一周年之际。鲁迅感到这封教训他和攻击他朋友的来信,出面的是一个,代表的是一群。
鲁迅说徐的来信“横暴到忘其所以”是完全正确的,但鲁迅的“答徐信”似乎也不是毫无可议之处。有研究者指出“答徐信”的三点不足:一,“鲁迅将私人通信作为公开信处理是不妥当的”。二,“鲁迅的有些敌性的判断性用词,因情绪化,过而失当”。三,几乎所有胡风派人士无不以这封信“作为精神支柱与思想资源”,而“胡风派人士也并未摆脱‘党同伐异’式的宗派情绪”〔6〕。
不过,鲁迅也并非只对“周扬派”一方有意见,他在“答徐信”中也指出过胡风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鲁迅曾把周扬比喻为“一遇危险就躲在战车后面的元帅”,不料鲁迅对冯雪峰也有类似的看法。据周海婴说:“中日关系紧张时,要想和冯雪峰、周扬商量一件事,他们都不露面,甚至递传点消息都不易。叔叔找冯雪峰的妻子递话,就是当时的实际状况。叔叔还讲到过,在十九路军抗日时期,冯雪峰住虹口离鲁迅的家不远的北四川路邮局旁的永安里,形势刚刚开始有点紧张,他就不见踪影。为此,鲁迅很不满,说连通知也不通知一下。几天以后,由内山先生代雇了一辆汽车,我们全家才被送到四马路的内山书店二楼避了四十天。”〔7〕
结语:宗派主义是一种罪恶
有一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皮书,叫《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书中写道:“文艺界一些人之间的关系好像不可调和,一说起来就充满仇恨。”这可以说是一针见血道出了文坛宗派主义的严重性。1972年12月25日,冯雪峰在鲁迅博物馆有一次谈话,说茅盾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表现前后矛盾,因此周扬就恨茅盾。“我听夏衍说过:在鲁迅先生答徐懋庸的那篇文章发表后的某一天,周扬和苏灵扬、周立波、沙汀等四人正拿了棍子要到茅盾家去打茅盾一顿以泄气,恰好夏衍去,被夏衍阻止了。这事当时曾作为笑话传说一时。周扬后来同我见面时也说过,他当时什么人都不恨,就只恨茅盾”。1936年周扬刚二十八岁,血气方刚,即使做出这种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事情也不足为怪。
1936年7月初,中共党、军的最高负责人张闻天、周恩来以“洛恩”为简称给派赴上海的冯雪峰写了一封信,尖锐而明确地指出:“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常常起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但这些人同内奸是不同的,解决的方法也完全不同。解释还是第一。你对周君(按:指周扬)所用的方法是对的。”张、周来信中所反对的“关门主义”,就是“宗派主义”的同义语。同年10月15日,刘少奇以“莫文华”为笔名在《作家》第2卷第1号发表了《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文章指出当时文坛“存在着两派,即周扬先生与胡风先生的对立”,并认为这次论战的最大意义,“我想,是在克服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这一点上罢”。
令人痛心的是,中国文坛“克服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的愿望不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未能实现,而且沿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胡风的冤案、冯雪峰的冤案、丁玲的冤案之所以发生,固然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但跟三十年代文坛的宗派主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大革命期间,某些曾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制造文坛冤案的人,自己也成为冤案的受害者。甚至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重新评价“两个口号”之争的过程中,四十多年前的宗派情绪仍然在发生作用,并影响了一些原本没有参加当年论争的中、青年研究者。这种沉重的历史教训难道不应该深刻记取吗?
我在拜访巴金之前,曾几次拜访周扬,他当年跟我说的“要搞学派,不要搞宗派”这句话至今音犹在耳。我想,巴金不愿被拖进口号论争中去,体现的也就是这种“不要搞宗派”的博大胸襟。我感到,这正是巴金人格的闪光之处。
注释:
〔1〕许广平:《左联时期有关三十年代后回忆资料》,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97～300页。
〔2〕《彭德怀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页。
〔3〕胡风:《回忆参加左联前后·四》,《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4〕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5〕鲁迅1936年8月6日致时玳信。
〔6〕周正章:《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黑匣子”》,“鲁迅与胡风的精神传统‘学术研讨会’”论文之一。
〔7〕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60页注①。
1978年6月30日,巴金在致友人黄源的信中写道:“我半月前给鲁迅研究室陈漱渝写过一封信,要他把去年七八月我给他和荣太之两个写的一封回信(后来他们得到我的同意改成一篇短文)在发表之前寄回给我看看,至今未得答复。说实话,我不愿给拖进‘三十年代口号之争’里面。”同年7月2日,黄源在给我的信中转达了巴金的上述要求,但隐去了巴金不愿给拖进“三十年代口号之争”这句十分重要的话。
巴金查询他那篇短文的处理情况为什么要通过黄源呢?因为黄源既是巴金的老友,又是我们采访巴金的引荐人。这件事的背景是:1977年至1978年前后,全国各条战线都在拨乱反正,教育界也是如此。高校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都离不开对“革命文学论争”、“左翼作家联盟”和“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而这些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重灾区”?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借1935年至1936年发生的“两个口号”(即“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大做文章,诬蔑“国防文学”为“投降主义文学”、“卖国文学”,实际上否定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翼文艺运动,一大批左翼文艺战士和进步文艺工作者因而惨遭迫害。据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回忆,1966年5月下旬,江青要戚本禹通知许广平立即去上海锦江饭店写有关三十年代文坛的回忆资料。江青问许广平:“你要不要给鲁迅申冤?”又说:“这次请你来,是让你把三十年代的冤屈吐一吐。”这次会见期间,江青还让许广平母子阅读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五·一六通知”。当时许广平在《左联时期有关三十年代后回忆资料》(按:标题原文如此)中写道:“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观点的‘国防文学’的口号首先提出,就有一批人去签名,也拿来要鲁迅签名,当时鲁迅拒绝了。鲁迅认为应该照党的指示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正确口号……记得首先赞成的是巴金等人……记得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人,想采取两面派手法,在两个口号上都签了名,但更有一些人坚决站在鲁迅的一边,也就是站在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一边,坚决拥护无产阶级这个文艺路线。”〔1〕许广平当时不会想到,她认为“三十年代站在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一边”的巴金不久也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
粉碎“四人帮”之后,北京师范学院(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三所高校的中文系召开了三次学术讨论会,分别研讨对“革命文学论争”、“左翼作家联盟”和“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问题。与会者对前两个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但对后一个问题的意见却有同有异:相同的看法是认为“两个口号论争”属于革命文艺阵营的内部论争,“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不同的看法是,有些学者和高校教师对“国防文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而另一方则认为“国防文学”既有左的错误(表现在把创作国防题材的作品视为参加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入场券),又有右的错误(表现在不敢强调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所以“两个口号”的分歧虽然不是敌我矛盾,但仍带有路线斗争的性质(即反映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分歧)。我当时就持后一种看法,并在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发言。陈丹晨先生那时在《光明日报》文艺部当主任,鼓励我将发言整理成文发表,作为一家之言,但我始终不敢应命,至今也没有专门就这个问题写过论文。
1977年6月上旬,我任职的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先后派出研究人员出差到杭州,拜访曾在鲁迅扶持下从事翻译活动的黄源先生。关于当时的情况,黄源在1977年6月14日致老友楼适夷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记载的:“此次鲁迅研究室里来了两批同志,一是编‘研究资料’的,二是编年谱的。我们分组谈话,谈了两个半天,一个晚上。我和他们玩了半天,从中山公园到三潭印月、西山公园,从苏堤走回来,在他们住处‘新新’里吃午饭,照了一些相。昨天送他们到岳坟,他们去绍兴,经上海,拜访巴金,等月底回北京。他们都是三十、四十、五十的人,生命力很旺盛,我上船下船,他们都扶着我,其实我还行。”这封信生动记叙了我们当时采访黄源的欢快情景。那年黄源七十一岁,我三十五岁,同仁中有的比我大,有的比我小。“新新”是西湖岳坟旁的一家著名饭店,黄源曾到这里探望我们,有时还跟我们共同进餐,我至今还记得他喝粥时发出的声响。我们也多次穿过青翠的竹林到葛岭路十三号去拜访黄源,感到他真的是居住在神仙境界。在离杭州到上海之前,黄源为我们写了一封拜访巴金的介绍信。这封信现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黄源文集》第六卷:
芾甘吾兄:兹有北京鲁迅研究室陈漱渝、荣太之等同志前来奉访,陈、荣两同志是编辑《鲁迅研究资料》的,还有几位同志是编年谱的,都热忱地向你请教,请予接谈。
此问
近好
《文汇报》6月11日文章已看到
河清
(1977年)6月12日
就是在6月中旬细雨霏霏的一天,我跟鲁迅研究资料部的同仁手持黄源的介绍信到上海武康路拜访了久仰大名而无缘识荆的巴金。既是看在黄源的情面,也是基于对鲁迅的共同景仰之情,巴金当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除了谈及他参与起草《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相关情况外,还主动带我们参观了他的藏书。
据我了解,巴金当时的处境是:1977年4月,上海市委刚撤销1973年7月“四人帮”对他的“结论”(“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发给生活费,做好翻译工作”),长期被封的房间和书橱启封,并陆续归还查抄物品;但存款仍被冻结,每月仅发五百元生活费,扣除房租一百四十元,给岳母五十元,实际收入仅三百余元。他的人事关系在出版局,政协开会时是无党派人士组的召集人。此时,巴金刚译完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同年5月25日在《文汇报》发表《一封信》控诉“四人帮”,说他们跟迫害十二月党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相似。就在黄源给我们写介绍信的前一天,巴金又在《文汇报》发表《第二次解放》一文,坚定相信“已经站起来了的八亿中国人民绝不再低头,绝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时值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政治思想战线还处在乍暖还寒时节。巴金置身于文艺界揭批“四人帮”的前列,但谈及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仍十分谨慎,对我们的采访记录十分重视,字斟句酌。
当天的采访情况
我们当天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的情况;二、徐懋庸为什么要在致鲁迅信中对他攻击,说什么“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巴金的回答是:1935年底,鲁迅参与筹建的战斗的文学团体“左翼作家联盟”在无声无息中解散,形同溃散,事前一无所闻。对此,鲁迅深为不满,从此对“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失去了信任感。1936年4月下旬,由徐懋庸、何家槐、傅东华等人出面发起成立作家协会,后接受陈望道的意见改名为文艺家协会。鲁迅觉得这个团体中的一些参与者私心太重,爱玩小花样,自己光挂一个名很无聊,于是拒绝参加。有一天,傅东华托黄源捎来一张作家协会内定的发起人名单,上面有徐懋庸等二十人的姓名,而且把巴金派定为五个最初的发起人之一。巴金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团体,并且不知道组织该团体的用意,就婉谢了。黄源觉得自己年轻,不会应付复杂的文坛纠纷,怕妨害该团体的筹备,同样拒绝了。此后,又有两位朋友分别要巴金加入文艺家协会或在该会的宣言上签名,巴金都明确表示不愿意做发起人,暂时也不想加入。不过,他跟鲁迅、黄源等人对于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竭诚拥护的,强烈要求表达救亡图存、争取民族自由的愿望,于是决定在中国文艺家协会正式成立之后,于6月中旬另外发表一份《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关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起草经过,巴金记忆犹新。他说,为郑重起见,宣言本来应该请鲁迅起草;但鲁迅有病,不能多劳累,便由他跟黎烈文分头写了两份草稿,由鲁迅修改合并,领衔签名。这就是《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诞生的经过。鲁迅修订的《宣言》中保留了不少巴金的原文,如:“在现在当民族危机达到了最后关头,一只残酷的魔手扼住我们的咽喉,一个窒闷的暗夜压在我们的头上,一种伟大悲壮的抗战摆在我们的面前的现在,我们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彷徨、犹豫。”巴金说,这样的文字,在他的其他文章中也出现过。最后,在这份宣言上签名的文艺家多达七十八人。
对于第二个问题,巴金说他讲不清楚,应当由徐懋庸本人来回答。他认为徐懋庸给鲁迅写这封信绝不是个人行为。徐攻击鲁迅周围的拥戴者,实质上是想指责鲁迅、孤立鲁迅、激怒鲁迅。巴金说,不必否认他曾经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他早年的确接触过译介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作品,如《告少年》、《夜未央》,也跟海外的无政府主义者有过通信联系。不过,他理解的安那其主义,是反抗政治的专制和道德的专制。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都爱,旧的落伍的东西都恨。他作品中也有一部分内容跟无政府主义的主张相冲突。巴金说,徐懋庸在那封信中,说法国和西班牙的安那其主义者破坏反法西斯阵线。但据他了解,徐懋庸此前曾向别人表示过他也是一个“安那其”。更何况,法、西两国的安那其事实上并没有“破坏联合战线”。不仅如此,西班牙的安那其主义者还在他们国家促成了联合战线,其中不少人为抗击法西斯蒂献出了生命,如著名的安那其主义者阿斯加索,就是为西班牙自由而殉道的烈士中最光荣的一个。即使法、西两国的安那其破坏了革命,那也不能由远在中国的他来承担责任。正如姚文元说巴金搞无政府主义,但“文革”中的一切无政府主义不应该由巴金来负责一样。
采访结束,我们在当年6月28日把这次谈话整理成了一篇短文——《〈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及其他》,经巴金过目。1978年7月17日,他又对此文作了删改,刊登在1981年5月少量印行的不定期出版物《鲁迅研究资料》第八期上。
热爱鲁迅,但不愿卷入论争
巴金对鲁迅的景仰是众所周知的。他虽然只跟鲁迅见过十多次面,但鲁迅在青年面前那张表示衷心愉快的笑脸,以及发出的爽朗笑声却铭记在他的心头。他准确把握了鲁迅爱憎分明的性格。他的脑海里清晰地浮动着一个善良、平易、容易接近的“鲁迅形象”。
早在五四前夕,十五岁的巴金就对阅读新书刊产生了浓烈的兴趣。1922年,他在学习世界语的过程中阅读了鲁迅等人翻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八年后,巴金为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第二本爱罗先珂童话集《幸福的船》,由开明书店出版,书中收录了鲁迅的四篇译文。鲁迅将译文的版税全部捐赠给了该学会,表示对巴金推广世界语运动的支持。1925年8月,巴金短期来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在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始终陪伴他的就是鲁迅的《呐喊》。这本小说不仅使他思想上受到震撼,同时使他第一次相信了艺术的力量。他感到鲁迅不只是一个太阳,有时还是一株大树。这株独立支撑的大树不仅为他,也为无数的青年挡住了飞沙走石。据徐开垒《巴金传》记载,巴金跟鲁迅第一次见面是在1933年8月初《文学》月刊的一次聚宴上(见该书一百八十七页,1996年7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但查《鲁迅日记》和唐金海、张晓云主编的《巴金年谱》,却均无此项记载。倒是同年4月6日郑振铎在上海会宾楼举行晚宴,鲁迅、巴金等共十五人都曾赴宴。正是在这次聚会上,决定于同年7月1日创办《文学》月刊。这在鲁迅日记和王伯祥日记中有相同的记载。
1934年11月22日,巴金赴日本,先后在横滨和东京居留,1935年8月回到上海。在此前后,鲁迅、巴金曾跟文友一起聚餐。巴金一直把鲁迅视为“指路者”,他当时只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听鲁迅的话。鲁迅赞成什么,自己就赞成什么。”
巴金从日本回国后,即跟吴朗西、丽尼、柳静等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他虽然没有参加任何文学团体,也没有参与文坛论争,但仍然受到某些人的攻击。如有人指责巴金的作品“都是封建少爷小姐的消遣品”,造谣说巴金到苏州去喝茶,以证明他是有闲阶级。但鲁迅对巴金的评价极高。1973年11月26日黄源致巴金信中说:“我以前写过一篇短文,说到鲁迅先生在给徐懋庸的原稿上,讲到我的地方,原稿上先用‘进步的’三字,后改为‘向上的’(按:修订后的文字为“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意即倾向于进步,这是对我的鼓励和定向。近重读此文,对兄的评论:‘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是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进步’二字。现在我懂得这两个评价的意义和区别。”鲁迅还将他的短篇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杂文集《夜记》、翻印的《〈死魂灵〉百图》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并垫付印费,以此表示对巴金的支持。但是,巴金不愿意被拖进‘三十年代口号论争’里面。一个“拖”字,形象地表现出他对外力的拒斥心态。所谓“三十年代”口号之争,即指1935年至1936年间上海文艺界发生的“两个口号之争”。我想,巴金不愿卷入这场论争,是因为这场论争中暴露了文艺界浓厚的宗派主义色彩。下面,我们先对“两个口号”提出的历史背景作一番回顾。
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二周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种说法:“‘国防文学’口号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今天看来,“两个口号”论争期间双方发表的文章虽然有水平之别,是非之分,但把分歧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则完全站不住脚。这场论争发生在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国共两党的政策都随着形势的变化也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人们认识水平参差不齐完全是一种正常状况。也可以说,论争的发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但如果没有宗派主义和意气之争从中作祟,论争并非不可能沿着理性的轨道进行,更不可能出现借口号之争迫害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历史悲剧。
“国防文学”口号最初是1934年周扬以“企”为笔名,在一篇题为《“国防文学”》的短文中提出的,刊登于同年10月2日上海《大晚报》“火炬”专栏。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国防文学”口号是周立波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率先提出的,该文刊登于1935年12月21日《时事新报·每周文学》。1976年,刚成立的鲁迅研究室有三位来自北京汽车制造厂的青年工人(跟工人理论队伍结合,当时叫“掺沙子”),其中有一位女青工叫鲁力,虽只有中学文化程度,但很是聪明。听说,恢复高考之后她就考进了一所医科大学。因为周立波的文章开头一句就是:“一年多以前,曾经有人在《火炬》上谈到了‘国防文学’,它所遭到的反应是一直到现在沉默。”根据这一线索,我让鲁力到北京图书馆的报库去翻阅旧报,果然在《大晚报》上发现了“企”的这篇文章。我拿着此文的复印件,到位于北京万寿路的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找正在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周扬。他高兴地说:“‘企’就是我的笔名。今后你们要重视资料工作。”这样,“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就比原来的说法提前了一年多。
“企”的文章发表之后为什么遭遇的是“沉默”呢?作为“左联”领导的周扬其影响力难道会低于作为“左联”成员的周立波吗?绝对不是!这主要是因为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周扬1934年介绍的“国防文学”,是以苏联倡导的防卫文学为理论依据,以《对马》、《战争》等战争文学作品为样板,提倡一种跟国民党倡导的“民族主义文学”截然不同的文学。创作这种作品的目的是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歌颂英勇的民族革命战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由于周扬的文章仅仅针对文学创作领域,因而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
周立波文章发表时的情况则有重大变化。继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1935年又发生了丧失察哈尔、河北两省大部分主权的华北事变,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更为嚣张。这时担任“文委”(“上海临时中央局文化委员会”的简称)书记的周扬跟中央失去了联系,茫然地在白色恐怖的暗夜中摸索。1935年秋,他在上海租界一家名叫“Zietgeist”(“时代精神”)的德国书店中买到了一本“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英文版),上面刊登有“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其中有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总报告,也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发言。不久,他又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中文版)上看到了党中央的《八一宣言》。这就成为他在上海文艺界倡导“国防文学”口号的权威性的政治依据。周立波是周扬的亲戚,也是“国防文学”口号的拥护者。他撰写倡导“国防文学”的文章,显然是根据周扬的指示。不过,在1935年秋至1936年秋重提“国防文学”口号,意义已超出了单纯的文学创作范畴,也超出了单一的文学界,而是要在文艺界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中共党史已有明确结论:王明起草的《八一宣言》反映了全国人民团结御侮的强烈愿望,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这功劳虽然不能归于王明个人,但至少不能成为王明的历史罪过。根据党史研究界的共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迟至1937年底才形成的,其标志是同年12月9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在这个报告中,他反对“空喊无产阶级领导”,主张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队问题上更主张实行“五统一”(即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受蒋统一指挥”,实质上就是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对国民党多迁就,少斗争。而毛泽东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才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助手。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直到1938年年底才获得普遍承认,而在组织程序上巩固和确认则以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为标志。毛泽东虽然有很多正确的主张(如持久战、游击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但在没有确立党内最高领导地位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形成一条明确的指导全党的革命路线。毛泽东承认,在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是比较孤立的。彭德怀的回忆也极其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在12月会议上,彭德怀认真听了毛泽东和王明的讲话,“感到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日,而王明的讲话是以共产国际的口吻出现的……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2〕。
扑朔迷离的“新口号”
这里所说的“新口号”系指“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对这一口号的内涵作出了经典性的解释。但对于“新口号”的提出过程,有着一些扑朔迷离的说法,很多重要细节至今仍然“拎不清”。
“新口号”最初出现在胡风的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这篇文章写成于1936年5月9日晨五时,刊登于1936年6月1日《文学丛报》第三期。当月7日,周扬等人策划的文艺界统一战线团体中国文艺家协会正准备成立,而此时胡风却在文章中提出了“国防文学”之外的另一个口号,使左翼文艺阵营的一些人大吃一惊。徐懋庸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个要跟“国防文学”对立的口号。他的感觉,应该说代表了“国防文学”派的普遍感觉。
因为胡风在文章中只是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一个文学新口号提出,丝毫未涉及新口号酝酿的过程,也丝毫未涉及已经提出一年多的“国防文学”口号含义上到底有什么缺陷,曾经被注入过什么不正确的解释。如果单读这篇文章,人们当然会认为新口号是胡风个人的独创。再说,也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宜作为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因为新口号的落脚点是“大众文学”,既然搞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小众文学”也不能排斥。
关于胡风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情况,几位当事人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鲁迅后来在“答徐信”中强调这个口号“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鲁迅还说:“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答徐信”中没有说明商议者中还有冯雪峰,这是由于冯当时从事地下工作,不便公开身份。
但从胡风的回忆来看,创意提出新口号的是冯雪峰,而且冯事前还跟刚从苏联回国的潘汉年有过商量。1936年5月7日上午,胡与冯共同确定了新口号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十一个字。5月8日上午,冯告诉胡,鲁迅对新口号表示同意,并要胡写文章反映出去。9日上午,胡将文稿交冯审阅。10日上午,冯一字未改退还了原稿,并说鲁迅也看过了,认为可以〔3〕。如果胡风开列的这张时间表属实,他此文的得失自然就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此文对新口号“解释得不清楚”也不应该由他个人承担责任了。胡风当时认为,国防文学口号的缺陷,在政治原则上是“阶级投降主义”,在文学思想上是“反现实主义”。但胡风在其文章中没有明说。
冯雪峰的回忆则说:首先表示“国防文学”口号不好的人并不是他,而是胡风本人。冯到上海的第三天下午,胡到鲁迅家去见冯,冯感到他跟周扬对立得很厉害,“于是谈到‘国防文学’”口号,胡风说,很多人不赞成,鲁迅也反对。我说,“鲁迅反对,我已知道,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可以再提一个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冯跟胡风商定之后再跟鲁迅商量,鲁迅表示同意。于是,胡风临走时就说,他去写一篇文章提出去,鲁迅表示同意,冯也同意〔4〕。冯的回忆中并没有涉及他跟鲁迅事先审读胡风文章的情况。冯在“文革”中说,他的严重错误,就是没有把提出一个口号看成一个重大的问题,因而既没有向党中央请示,也不曾同鲁迅商量,请鲁迅用他的名义提出。
鲁迅“答徐信”中谈到参与新口号商议的人是茅盾。奇怪的是,胡风和冯雪峰这两位主要当事人的回忆中都丝毫没有涉及茅盾。不但如此,冯雪峰在他的回忆材料中还说:“当时茅盾以及生活书店等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好。”他转述鲁迅的话说:“近年来,茅盾对我也疏远起来了。他没有搬家前,我们同住在一个里弄,有的事当面一谈就可以解决,可就不当面商量。”可见,茅盾的意见当时对鲁迅已不起主要作用。据茅盾本人回忆,他原本是要跟鲁迅商量写一篇并不否定“国防文学”的文章,所以看到胡风的文章之后大吃一惊,便问鲁迅,胡风为什么没有按照他们商量的意见来写?鲁迅说,胡风自告奋勇要写,“写好以后不给我看就这样登出来了。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对那个口号的解释也不完全,不过文章既已发表,我看也就算了吧”。茅盾又去找冯雪峰,冯有点着急,埋怨道:“胡风这人也太英雄太逞能了,我要批评他。”(茅盾:《“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夏衍在他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说,茅盾的上述回忆比较客观,是符合实际的;在抗战前和抗战中,茅盾不止一次和许多人讲过。如果夏衍的判断正确,那胡风说他那篇文章发表之前分别经过冯雪峰和鲁迅审阅就不一定可信了。
虽然对胡风文章的发表前后有各种说法,但这篇文章引起的反响却有目共睹,那就是支持和反对新口号的文章都登出来了。支持新口号的文章大多以《夜莺》、《现实文学》、《文学丛报》为阵地——《夜莺》1卷4期还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特辑”。反对新口号的文章以《文学界》、《光明》、《质文》等为阵地——《文学界》也出了“国防文学特辑”。这场“两个口号论争”的文坛风波,直到鲁迅去世之后才逐渐平息。
两份并不对立的“宣言”
两份并不对立的宣言,指茅盾起草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和巴金、黎烈文等起草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936年初,左翼作家联盟在无声无息中解散。当时以周扬为首的“文委”打算成立一个新的团体——作家协会(后改名为文艺家协会)作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组织。1936年4月初,周扬通过沙汀约见茅盾,希望茅盾动员鲁迅加入文艺家协会。茅盾知难而退,明确表示他实在做不了调解工作:“不是我不愿调解,而是我没法调解。”于是,筹委会只好推出原“左联”常委何家槐给鲁迅写信,再次进行动员,并附了一份《作家协会缘起》。在“缘起”上签名作为发起人的有叶圣陶、茅盾、王任叔、徐懋庸、荒煤、傅东华、何家槐、沙汀、艾芜、夏丏尊、赵家璧、郑振铎等二十六人(后发起人增至四十人)。“缘起”强调成立这一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保卫文学和民族的生存,为了负起为时代先驱的任务”。为了不影响团结,“缘起”中未涉及引起争议的“两个口号”问题,发起人当中也不出现周扬、夏衍等人的名字。何家槐这封信写于同年4月20日,鲁迅21日收到,24日作复。信中斩钉截铁地写道:“前日收到来信并缘起,意见都非常之好。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并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事业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信中所说的“集团”系指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对解散“左联”一事耿耿于怀,深感自己的意见未被尊重,仅处于一个挂名和被摆布的位置,故不愿重蹈覆辙。信中提到的《文学生活》是“左联”出版的内部刊物。鲁迅没看到该刊终刊号,认为是有意对他保密,是不尊重他的又一表现。但夏衍认为这是因为1935年2月19日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左联”工作停顿了一两个月,在此期间工作可能出现疏漏。这期刊物刊登的是“左联”1934年的工作总结,着重对工作中的宗派主义进行自我批评,实无对鲁迅“保密”的必要。鲁迅拒绝参加文艺家协会,除开因为对“左联”的某些领导人长期不满之外,还跟参与筹备这一团体的傅东华和沈起予有过笔墨之争有关——傅东华曾化名“伍实”挖苦鲁迅歧视美国黑人作家休士,又删掉了周文小说《北坡上》中“盘场大战”的场面;沈启予跟傅东华关系密切,鲁迅、黄源编辑的《译文》杂志退还了特约的沈启予的译稿。
鲁迅对文艺家协会的态度当然影响了一批他周围的作家。比如黎烈文表示,鲁迅加入了他才加入。加之胡风又传出消息,说要组织另外一个文学团体,更使一些作家采取观望的态度。尽管如此,文艺家协会于6月7日下午如期成立。入会人数一百一十八人,莅会人数约七八十人。公推年龄最大、已经秃顶的夏丏尊先生为主席,茅盾、夏丏尊、欧阳予倩、洪深、傅东华为主席团成员。经过四个小时的讨论、选举,推选出茅盾、夏丏尊、傅东华、洪深、叶圣陶、郑振铎、徐懋庸、王统照、沈起予等九人为理事,郑伯奇、何家槐、欧阳予倩、沙汀、白薇等五人为候补理事。与会者每人交了一元茶资,一元会费。该会的宗旨是“联络友谊,商讨学术,争取生活保障,推进新文艺运动,致力中国民族解放”。宣言更强调指出“中国文艺家协会特别要提议:在全民族一致救国的大目标下,文艺上主张不同的作家可以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文艺上主张的不同,并不妨碍我们为了民族利益而团结一致,并不拘束了我们各自的文艺主张向广大民众声诉而听取最后的判词。”这几句话言简意赅,树立了抗日救亡的大目标,强调了一致性,而又没有排斥独立性,应该说符合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这个团体的成立为原“左联”负责人所策动,也体现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会员中有鲁迅关怀扶植过的文学青年唐弢、孔若君、白薇、沙汀、魏猛克、叶紫、艾芜、舒群,也有跟鲁迅发生过笔墨之争的郭沫若、傅东华、赵景深、谢六逸、邱运铎、张春桥,以及鲁迅厌恶的邵洵美、崔万秋……中国文艺家协会虽然成立了理事会,又分设总务、出版、调查、研究、联谊等下层机构,但由于“两个口号”激烈论争,这个团体实际上没有开展什么活动,只出版了一份会刊叫《文学界》。
1936年7月1日,巴金、靳以编辑的《文季周刊》发表了巴金、黎烈文等起草的另一份宣言——《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该宣言后又刊登于《译文》新1卷第4期,《作家》第1卷第3期,《现实文学》第1期,《文学丛报》第4期,鲁迅领衔,签名者七十七人,其中固然有跟周扬十分对立的胡风,有跟鲁迅亲近的萧军、萧红、黄源等,也有同时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的荒煤、丽尼、马子华等。巴金的好朋友马宗融并没有在这份宣言上签名,却参加了中国文艺家协会。马宗融曾帮助巴金秘藏东北义勇军的武器、文件,可证彼此关系的亲密。跟《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相对比,《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内容和提法上并没有什么原则区分。所不同的是,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宣言是想成立一个新团体,但没有成功;而《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只不过是借宣言发表意见,“并无组织或团体,宣言登出,事情就完,以后是各人自己的实践”〔5〕。
1936年9月,《文学》7卷4号和《新认识》第二号同时发表了有巴金签名的《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的宣言》,标志着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说是“统一战线”,因为既有鲁迅、郭沫若,又有巴金、冰心,还有包天笑、周瘦鹃……的确囊括了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家;说是“初步”,因为签名者仅有二十一人。“国防文学”口号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大多并未列名,而且此后“两个口号”的分歧仍不断显现。巴金在签名者中领衔,看来是因为以姓氏笔画为序。
巴金还是被拖进了论争
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巴金虽然没有写过一篇理论文章,也没有对口号问题正面表达过任何意见,但他仍然被“拖”进了这场论争。由于他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结果被“国防文学”口号的拥护者扣上了“破坏联合战线”的帽子。徐懋庸在1936年8月1日致鲁迅信中写道:“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鲁迅在“答徐信”中为巴金仗义执言,除赞扬巴金之外还指出:“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
同年8月,徐懋庸在《今代文艺》发表了《还答鲁迅先生》一文,具体说明了他攻击巴金的原因。徐懋庸说:“我和巴金、胡风两位,虽也识面,也说过话,却并无私交,说不上‘私人的恩怨’,所以也并非‘私敌’。我和黄源则是很熟的相识……原来‘文艺家协会’的发起,最初本有黄源在内的。我曾亲自听他说,他从傅东华、沈启予那里接受了一张发起人的名单,上面有二三十个人的姓名,有许多要待他去接洽,不料隔不多时,不知为了什么,手掌‘文协’发起人的名单的他,忽而变成‘文协’的积极的破坏者了(后来我听说这是他和巴金商议的结果,因此我对于巴金也有点莫名其妙)。”
从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巴金读到了徐懋庸对他的攻击,也读到了鲁迅维护肯定他的那些文字。他深为鲁迅的铮铮硬骨和仗义执言的品格所感动。大约在8月中旬,他写出了论战的文章《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刊登在9月15日出版的《作家》月刊1卷6期,“为那些在西班牙人民解放战场上牺牲的英勇斗士辩诬,替那少数沉默地工作的‘中国安那其申冤’”。该文特别强调了两点:一,西班牙的“安那其”不仅没有破坏联合战线,而且在联合战线中为反抗法西斯主义而浴血奋战。二,徐懋庸以跟他无关的西班牙的事情进行诬蔑,是以“理事”的资格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挑战。巴金最后表示:“我是很赞成联合战线的,不过‘文艺家协会’有着徐懋庸那样的人做理事,纵然加我以任何可怕的罪名,我也不会加入。”同年9月23日,巴金作《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后发表于10月份的《中流》1卷3期。这篇文章针对徐懋庸的《还答鲁迅先生》和《答巴金先生之答》两文,严正声明他从日本归国的一年来并没有做过一件“破坏或反对文协的事”:“不错,我没有加入文协,我还在文艺工作者宣言上面签了名。但不加入文协,并不见得就反对文协,一时不加入也并非就永远不加入文协;而所谓‘文艺工作者’也并没有组织过什么新团体和文协对抗,我又不过是许多签名者中间的一个。难道我们真的连在一张宣言上签名,表示自己对于救亡图存的态度,这种最小限度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吗?”这一段文字,充分暴露了徐懋庸等人的宗派主义言行。巴金还表示,“他以后不再写这一类的文章了”。后来,徐懋庸等人又在《社会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攻击巴金的文章,说他“性格古怪”,喜好“吹毛求疵”、“断章取义”、“在鸡蛋里挑骨头”,“注意嘁嘁喳喳的消息”,是“无赖的人”……巴金都表示“没有功夫来管了”。1937年3月,巴金的《短简》在上海良友印刷公司出版,收入了《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但删去了关于文艺家协会的一段文字,表现出巴金对宗派之争的厌倦。
“左联”盘根错节的人事纠葛
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国防文学”口号提出伊始就强调要反对宗派主义。周立波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写得很清楚:“在国防文学的旗子下面,一定要除去一切狭窄的宗派思想和意气;凡中国人,只要不是万恶不赦的卖国卖民的明中暗里的汉奸,只要不是甘心做亡国奴的豚犬,都是国防文学的营盘里的战友。国防文学营盘里的任何朋友的通行证,上面只有简单的两句话:‘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反对汉奸和外敌!’”然而,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影响左翼文艺阵营内部团结的恰好是“宗派思想和意气”。应该承认,“左联”时期的宗派主义不仅由来已久,而且盘根错节——左联内部的宗派主义跟“左联”之外进步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宗派主义相互交织。
由于目前某些资料的缺失(比如笔者尚未读到冯雪峰1936年4月到上海之后给陕北的汇报材料),又由于现存资料在很多关键问题上说法的相互矛盾(比如胡风说他到孙科负责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之前曾向“左联”书记处作了汇报,茅盾、周扬都同意他去;而茅盾在回忆录中却说这件事胡风对“左联”的所有人都保了密,使人怀疑),因此对于左联内部的宗派之争目前只能粗线条地勾勒出一个轮廓。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冯雪峰跟周扬开始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可以说冯对周有知遇之恩,因为作为“左联”党团书记的冯不但在1932年帮助周恢复了失去多年的党组织关系,而且推荐周担任“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的主编。胡风跟周扬最初的关系也不坏,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中,他在对文艺的看法上实际上偏向于周扬一边。1933年7月胡风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作为“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陪同鲁迅去看他,先后委派他出任“左联”宣传部长,并接替茅盾担任左联书记。
然而周与冯、周与胡的感情“蜜月”都十分短暂。由于周扬在《文学月报》发表了文风不正的长诗《“汉奸”的供状》,受到了冯雪峰的严正批评,冯还请鲁迅写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进一步肃清影响,导致了周扬的不满。周扬承认:“我因有狭隘的‘左’的宗派主义情绪,又夹杂着一些个人感情,就没有很好地接受他的批评……但对鲁迅的意见还是表示接受的。自从这次争吵之后,我和冯雪峰之间就不大好了。”
周扬跟胡风之间也是如此。从1934年初开始,在“左联”常委会上,胡风经常反对身为文总代表的周扬的意见。1935年至1936年,胡风跟周扬之间又围绕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问题展开了论争。尽管分歧属于文学范畴,但却加剧了双方情绪的对立,而正是在这一阶段,胡风跟鲁迅建立了彼此信任的亲密关系——这不仅从他们经常在通信中批评议论周扬可以得到证明,而且从胡风妻子堕胎去拜托鲁迅帮忙介绍医院也可以得到证明(见胡风:《回忆参加左联前后·二》,《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1933年8月至1934年10月,作为“左联”跟鲁迅之间的联系人,胡风经常将内部刊物《文学生活》送交鲁迅,同时在小咖啡店向鲁迅汇报情况,并每月从鲁迅处取来二十元资助。鲁迅深居简出,他对左联内部情况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得之于胡风。以后,鲁迅跟胡风的友谊有增无减,而据胡风说,“左联就和鲁迅断了联系”。
至于鲁迅对“左联”某些人士的不满,可以上溯到1928年革命文学口号论争时期。“左联”成立之后,至少发生了七件令鲁迅愤懑的事情。
一,1933年2月3日,《现代文化》1卷2期刊登了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四人的联名文章,用真名夹杂假名,对鲁迅《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一文进行批驳,攻击鲁迅“戴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
二,1934年6月3日,廖沫沙以林默的笔名在《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论“花边文学”》,攻击鲁迅的杂文《倒提》,“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有“买办意识”。
三,1934年8月31日,田汉以“绍伯”为笔名在《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调和——读〈社会月报〉八月号》一文,诬蔑鲁迅跟公开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随后又“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的杨邨人搞调和,是调和派。
以上这些文章在鲁迅看来,都是同道中人从背后给他施放的暗箭,鲁迅对这种口是心非做法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四,鲁迅在私人信件中称周扬等左翼文坛领导为“元帅”、“工头”,说明他们给鲁迅留下的印象是居高临下,神气活现;又将他们称之为“正确”,说明他们唯我独左,一贯以正确自居。
五,最使鲁迅愤怒的是他跟“四条汉子”那次众所熟知的会见。田汉根据穆木天提供的情况,说“胡风乃是内奸”,鲁迅认为证据不足,这件事标志着“元帅”跟“忏悔者”的联合。
六,鲁迅原不同意解散“左联”,提出即使解散也必须发表宣言,这一指示也未得到贯彻。
七,导致矛盾公开大爆发的是徐懋庸1936年8月1日致鲁迅的那封私人信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封信正是写于号召团结抗日的《八一宣言》发表一周年之际。鲁迅感到这封教训他和攻击他朋友的来信,出面的是一个,代表的是一群。
鲁迅说徐的来信“横暴到忘其所以”是完全正确的,但鲁迅的“答徐信”似乎也不是毫无可议之处。有研究者指出“答徐信”的三点不足:一,“鲁迅将私人通信作为公开信处理是不妥当的”。二,“鲁迅的有些敌性的判断性用词,因情绪化,过而失当”。三,几乎所有胡风派人士无不以这封信“作为精神支柱与思想资源”,而“胡风派人士也并未摆脱‘党同伐异’式的宗派情绪”〔6〕。
不过,鲁迅也并非只对“周扬派”一方有意见,他在“答徐信”中也指出过胡风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鲁迅曾把周扬比喻为“一遇危险就躲在战车后面的元帅”,不料鲁迅对冯雪峰也有类似的看法。据周海婴说:“中日关系紧张时,要想和冯雪峰、周扬商量一件事,他们都不露面,甚至递传点消息都不易。叔叔找冯雪峰的妻子递话,就是当时的实际状况。叔叔还讲到过,在十九路军抗日时期,冯雪峰住虹口离鲁迅的家不远的北四川路邮局旁的永安里,形势刚刚开始有点紧张,他就不见踪影。为此,鲁迅很不满,说连通知也不通知一下。几天以后,由内山先生代雇了一辆汽车,我们全家才被送到四马路的内山书店二楼避了四十天。”〔7〕
结语:宗派主义是一种罪恶
有一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皮书,叫《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书中写道:“文艺界一些人之间的关系好像不可调和,一说起来就充满仇恨。”这可以说是一针见血道出了文坛宗派主义的严重性。1972年12月25日,冯雪峰在鲁迅博物馆有一次谈话,说茅盾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表现前后矛盾,因此周扬就恨茅盾。“我听夏衍说过:在鲁迅先生答徐懋庸的那篇文章发表后的某一天,周扬和苏灵扬、周立波、沙汀等四人正拿了棍子要到茅盾家去打茅盾一顿以泄气,恰好夏衍去,被夏衍阻止了。这事当时曾作为笑话传说一时。周扬后来同我见面时也说过,他当时什么人都不恨,就只恨茅盾”。1936年周扬刚二十八岁,血气方刚,即使做出这种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事情也不足为怪。
1936年7月初,中共党、军的最高负责人张闻天、周恩来以“洛恩”为简称给派赴上海的冯雪峰写了一封信,尖锐而明确地指出:“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常常起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但这些人同内奸是不同的,解决的方法也完全不同。解释还是第一。你对周君(按:指周扬)所用的方法是对的。”张、周来信中所反对的“关门主义”,就是“宗派主义”的同义语。同年10月15日,刘少奇以“莫文华”为笔名在《作家》第2卷第1号发表了《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文章指出当时文坛“存在着两派,即周扬先生与胡风先生的对立”,并认为这次论战的最大意义,“我想,是在克服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这一点上罢”。
令人痛心的是,中国文坛“克服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的愿望不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未能实现,而且沿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胡风的冤案、冯雪峰的冤案、丁玲的冤案之所以发生,固然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但跟三十年代文坛的宗派主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大革命期间,某些曾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制造文坛冤案的人,自己也成为冤案的受害者。甚至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重新评价“两个口号”之争的过程中,四十多年前的宗派情绪仍然在发生作用,并影响了一些原本没有参加当年论争的中、青年研究者。这种沉重的历史教训难道不应该深刻记取吗?
我在拜访巴金之前,曾几次拜访周扬,他当年跟我说的“要搞学派,不要搞宗派”这句话至今音犹在耳。我想,巴金不愿被拖进口号论争中去,体现的也就是这种“不要搞宗派”的博大胸襟。我感到,这正是巴金人格的闪光之处。
注释:
〔1〕许广平:《左联时期有关三十年代后回忆资料》,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97～300页。
〔2〕《彭德怀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页。
〔3〕胡风:《回忆参加左联前后·四》,《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4〕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5〕鲁迅1936年8月6日致时玳信。
〔6〕周正章:《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黑匣子”》,“鲁迅与胡风的精神传统‘学术研讨会’”论文之一。
〔7〕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60页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