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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印度特殊的强社会——弱国家特点的政治制度之下，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兴起与分裂均与印度民族主义思想的变化过程密不可分，本文在印度特殊的政治制度之下，研究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对于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建立与分裂的影响，分析民族主义思想在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起到的不同作用。
【关键字】印度国民大会党；民族主义；建立；分裂
印度于1951年1月26日完全独立之后，在1952年到1977年开始了多年的以国民大会党为领导的威权主义政体时代。在国民大会党第一次下野前夕，印度出现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并出现了多次分裂。国民大会党的建立与分裂过程中，印度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一、印度政治制度的历史传统
印度的政治制度特点是强社会——弱国家模式，而且其具有独特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与印度的政治发展的历史传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印度的早期与中国相似，均为分支式部落结构，即酋邦制度：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而由等级分明的政府在领土范围内行使强制性权力。但印度却未形成如中国般“早熟”的官僚体系，是因其未经历过中国历史上长达数世纪的战争，故无需应对社会动员的压力。在印度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发展模式，即瓦尔纳（varnas）与迦提（jatis）制度，瓦尔纳制度将印度社会分为四大阶层，最上层的是道德权威与神圣法律监护人的祭祀婆罗门（brahmins）阶层，第二层是刹帝利（kshatriyas）武士阶层，第三层是吠舍（vaishyas）商人阶层，第四层是首陀罗（sudras）的其余阶层；而迦提制度，也就是种姓制度，将瓦尔纳分为数百种分支式，只能在内部通婚的职业群体，使得职业秩序神圣化，迦提制度重叠于血统结构之上，为氏族的异族通婚设定界限，保留了部落分支的特点。瓦尔纳与迦提制度，将印度的世俗与宗教权力一分为二，既是社会的基石又限制国家对于权力的渗透与掌握。总体而言，印度的独特社会制度产生了几项政治后果，一是限制了社会的军事动员能力；二是以迦提为基础，形成了诸多小团体自我管理；三是对于印度形成多元民主政体有极大影响，各种社会团体均能方便地组织起来。
二、印度民族主义思想的生发与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兴起
首先对印度国民大会党从建立到分裂的基本发展历程进行介绍。在19世纪晚期，以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为主要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传播。印度国民大会党由英国殖民政府退休官员A.O.休谟，在当时任总督的D.阿瓦的默许之下，于1885年12月28日在孟买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同时成立印度国民大会党。印度国民大会党建立在1843年在孟加拉成立的英印协会、1851年在加尔各答成立的英印人协会和孟买协会、1876年在孟加拉成立的印度协会基础上。起初是一个各阶层、各宗教人士的松散组织，骨干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上述表述来看，印度国民大会党成立之初，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组织。根据现代政党政治学的理论，政党是集合民众以行使国家权力为目的的组织，但印度国民大会党的组建是由于在印度殖民地与英国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激化之下的一个调和矛盾的产物，其作用更加类似于一个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而非一个政党组织。印度国民大会党真正转变为一个政党组织，产生代表自身社会群体利益的主张，开始于1905年对英国殖民政府提出的《分治孟加拉计划》的回应。190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激进派代表B.G.提拉克提出“斯瓦拉吉”（自治、自立，出自《梨俱吠陀》）；1906年于勒克瑙年会上正式通过；1915年M.K.甘地掌握印度国民大会党，并于1916年提出对英不合作，1921-1922年开展不合作运动。到1926年，J.L.尼赫鲁掌握印度国民大会党时期，由于其赴往布鲁塞尔参加“世界被压迫民族大会”并于1927年访问苏联，而对印度脱离殖民控制有了深刻认识，故提出“印度必争取完全独立”的政治主张。经过不断斗争，印度于1951年1月26日实现完全独立。
印度国民大会党由一个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转变为一个真正的有政治主张的政党，到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兴起与执政过程中，印度民族主义思想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印度民族主义思想与反抗英国殖民者是密不可分的。即印度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印度人民的自我意识重建密不可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转变是由印度处于英国殖民之下时的自我否定，向自我认同的转变，而自我认同的重建是通过对于印度传统文化的重新认同实现的，如甘地所述“印度人民丧失民族自尊心”，应当抛弃“英文化上优于印度人”进行“文化语言传统复兴”。印度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是基于对于外来者的恐惧之上，本质上是“自我防御性”的，进一步而言是一種对于内心未被承认的恐惧、心理上无归属感的恐惧的防卫。由于英国殖民行为的开始，印度社会开始解体，人们初始的连接纽带开始断裂，且有着不同肤色等天生差异的外来者成为最高统治者，使得人们丧失了旧有的自我认同，对于自身群体的评价也降至低点，而民族主义思想恰好能够带来一种心理上的替代补偿效应，产生一种自我安慰的效果，虽然这一过程是无意识的。在泰戈尔对于民族主义思想探索的三部小说《戈拉》、《家庭与世界》、《四章》里，他提到民族主义是一个人在他所处文化认可范围内，对于认识到“我”的边界可渗透、可穿透性质的防卫心理。这种自我意识的产生必然伴随一个社会心理上共同的“敌对者”形象，在印度的民族主义心理体系中，“敌对者”就是英国殖民政府，最突出的例证就是19世纪80-90年代的瑙罗吉提出的“印度财富外流论”，与杜特提出的“英国殖民者不可能扶植印度工业”的思想主张。综上而言，印度国民大会党真正成为一个政党，与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密不可分，印度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一是基于印度人群体的自我防卫与自我认同危机的补偿心理，二是与英国殖民政府的“敌对者”社会心理形象的确立相伴随，并通过对于印度传统文化的认同实现自我群体的认同。而印度民族主义思想成为了印度国民大会党借以进行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工具，如尼赫鲁所述“我确实喜欢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最终不得不作为政治外衣，将民族主义推进”。 三、印度民族主义思想的衰落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分裂
首先进行印度国民大会党分裂的多要素分析，然后对民族主义思想要素对于多要素的统合作用进行分析。
第一个要素是印度社会制度要素，结合本文第一部分，印度的社会制度主要由瓦尔纳和迦提制度作为基础。印度的种姓制社会，其基本形态、结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整合和社会流动构成的影響作用极大。迦提制度首先是按照人的血缘、出身划分社会集团，等级森严、壁垒森严，没有留下任何相互流动的空间；其次，其最基本的外在形态，排斥了社会占有财富，个人的家族名望对社会地位有着决定性作用；最后，每一个种姓都有其独立的伦理规范、习俗，但近代以前各种种姓无独立的文化人格，体现的仅为印度教社会人格的不同侧面，种姓的多样性不等于社会多元性，种姓制内嵌于国家权力，隔离了普通民众对于国家权力的认可。在社会制度要素上生成的第二个要素是政党制度要素，在这种社会制度特征之上，形成了印度特殊的政党制度，其特殊性有二，一是国民大会党曾在中央长期执政，二是许多党在邦一级执政方式多样化。从这两点来看，印度的政党制度反映了其“碎片化的威权主义政体”，即国民大会党并非自上而下地建立了一整套控制社会的体制，并未形成高度类似苏联式的“政党-国家体制”。但是在经济政策方面，马哈拉诺比思模式又高度符合“政党-国家体制”的自我竭耗式特征。第三个要素是印度国民大会党失败的农业改革，其中包含四方面，一是虽然废除柴达明中间人地主制，但由于其中支付地主补偿条款导致众多农民难以支付高价而“自愿退佃”；二是租佃改革推进中，由于主要方式为口头协议，故实际无法实施；三是土地最高额持有法执行中的瞒报；四是土地持有额整理，解决分散小块问题但是导致“夺佃”行为发生。农业改革的失败造成印度社会的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在印度国民大会党丧失执政权之前，53%以上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而根据前文所述，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在伴随着印度独立，英国殖民者这一“敌对者”对象的离去，其发生基础已经丧失，故其必然面临着衰落。当民族主义思想这一较大范围的群体认同心理衰弱之后，基于印度社会制度而产生的其他群体会自生本群体认同心理，尤其在农业改革失败、自我竭耗式再生产等因素造成印度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同时印度社会制度本身有利于团体的形成并抵制国家权力的渗透，印度国民大会党就会面临经济发展不利、贫困人口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压力、意识形态统合能力下降三重对于其合法性的挑战；另一方面，印度国民大会党转变为真正的政党组织是与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兴起密切相关，当这一共同意识形态衰弱时，由各种利益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党丧失了连接的基本纽带，故分裂的危机就迫在眉睫了。
综上，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建立与分裂，与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密切相关：其建立并转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是由于民族主义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的结果，而其分裂则是由于民族主义思想的衰弱。
【参考文献】
[1]曹小冰，《印度特色的政党和政党政治》【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
[2]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艾伦.维尔，《政党与政党制度》【M】，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阿希斯.南迪，《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5]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6]张弛，《印度政治文化传统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玛利亚.乔娜蒂，《自我竭耗式演进——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M】，李陈华、许敏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8]高鲲、张敏秋，《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宋业臻，男（1990）江苏南京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硕士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关键字】印度国民大会党；民族主义；建立；分裂
印度于1951年1月26日完全独立之后，在1952年到1977年开始了多年的以国民大会党为领导的威权主义政体时代。在国民大会党第一次下野前夕，印度出现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并出现了多次分裂。国民大会党的建立与分裂过程中，印度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一、印度政治制度的历史传统
印度的政治制度特点是强社会——弱国家模式，而且其具有独特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与印度的政治发展的历史传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印度的早期与中国相似，均为分支式部落结构，即酋邦制度：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而由等级分明的政府在领土范围内行使强制性权力。但印度却未形成如中国般“早熟”的官僚体系，是因其未经历过中国历史上长达数世纪的战争，故无需应对社会动员的压力。在印度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发展模式，即瓦尔纳（varnas）与迦提（jatis）制度，瓦尔纳制度将印度社会分为四大阶层，最上层的是道德权威与神圣法律监护人的祭祀婆罗门（brahmins）阶层，第二层是刹帝利（kshatriyas）武士阶层，第三层是吠舍（vaishyas）商人阶层，第四层是首陀罗（sudras）的其余阶层；而迦提制度，也就是种姓制度，将瓦尔纳分为数百种分支式，只能在内部通婚的职业群体，使得职业秩序神圣化，迦提制度重叠于血统结构之上，为氏族的异族通婚设定界限，保留了部落分支的特点。瓦尔纳与迦提制度，将印度的世俗与宗教权力一分为二，既是社会的基石又限制国家对于权力的渗透与掌握。总体而言，印度的独特社会制度产生了几项政治后果，一是限制了社会的军事动员能力；二是以迦提为基础，形成了诸多小团体自我管理；三是对于印度形成多元民主政体有极大影响，各种社会团体均能方便地组织起来。
二、印度民族主义思想的生发与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兴起
首先对印度国民大会党从建立到分裂的基本发展历程进行介绍。在19世纪晚期，以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为主要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传播。印度国民大会党由英国殖民政府退休官员A.O.休谟，在当时任总督的D.阿瓦的默许之下，于1885年12月28日在孟买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同时成立印度国民大会党。印度国民大会党建立在1843年在孟加拉成立的英印协会、1851年在加尔各答成立的英印人协会和孟买协会、1876年在孟加拉成立的印度协会基础上。起初是一个各阶层、各宗教人士的松散组织，骨干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上述表述来看，印度国民大会党成立之初，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组织。根据现代政党政治学的理论，政党是集合民众以行使国家权力为目的的组织，但印度国民大会党的组建是由于在印度殖民地与英国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激化之下的一个调和矛盾的产物，其作用更加类似于一个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而非一个政党组织。印度国民大会党真正转变为一个政党组织，产生代表自身社会群体利益的主张，开始于1905年对英国殖民政府提出的《分治孟加拉计划》的回应。190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激进派代表B.G.提拉克提出“斯瓦拉吉”（自治、自立，出自《梨俱吠陀》）；1906年于勒克瑙年会上正式通过；1915年M.K.甘地掌握印度国民大会党，并于1916年提出对英不合作，1921-1922年开展不合作运动。到1926年，J.L.尼赫鲁掌握印度国民大会党时期，由于其赴往布鲁塞尔参加“世界被压迫民族大会”并于1927年访问苏联，而对印度脱离殖民控制有了深刻认识，故提出“印度必争取完全独立”的政治主张。经过不断斗争，印度于1951年1月26日实现完全独立。
印度国民大会党由一个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转变为一个真正的有政治主张的政党，到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兴起与执政过程中，印度民族主义思想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印度民族主义思想与反抗英国殖民者是密不可分的。即印度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印度人民的自我意识重建密不可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转变是由印度处于英国殖民之下时的自我否定，向自我认同的转变，而自我认同的重建是通过对于印度传统文化的重新认同实现的，如甘地所述“印度人民丧失民族自尊心”，应当抛弃“英文化上优于印度人”进行“文化语言传统复兴”。印度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是基于对于外来者的恐惧之上，本质上是“自我防御性”的，进一步而言是一種对于内心未被承认的恐惧、心理上无归属感的恐惧的防卫。由于英国殖民行为的开始，印度社会开始解体，人们初始的连接纽带开始断裂，且有着不同肤色等天生差异的外来者成为最高统治者，使得人们丧失了旧有的自我认同，对于自身群体的评价也降至低点，而民族主义思想恰好能够带来一种心理上的替代补偿效应，产生一种自我安慰的效果，虽然这一过程是无意识的。在泰戈尔对于民族主义思想探索的三部小说《戈拉》、《家庭与世界》、《四章》里，他提到民族主义是一个人在他所处文化认可范围内，对于认识到“我”的边界可渗透、可穿透性质的防卫心理。这种自我意识的产生必然伴随一个社会心理上共同的“敌对者”形象，在印度的民族主义心理体系中，“敌对者”就是英国殖民政府，最突出的例证就是19世纪80-90年代的瑙罗吉提出的“印度财富外流论”，与杜特提出的“英国殖民者不可能扶植印度工业”的思想主张。综上而言，印度国民大会党真正成为一个政党，与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密不可分，印度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一是基于印度人群体的自我防卫与自我认同危机的补偿心理，二是与英国殖民政府的“敌对者”社会心理形象的确立相伴随，并通过对于印度传统文化的认同实现自我群体的认同。而印度民族主义思想成为了印度国民大会党借以进行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工具，如尼赫鲁所述“我确实喜欢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最终不得不作为政治外衣，将民族主义推进”。 三、印度民族主义思想的衰落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分裂
首先进行印度国民大会党分裂的多要素分析，然后对民族主义思想要素对于多要素的统合作用进行分析。
第一个要素是印度社会制度要素，结合本文第一部分，印度的社会制度主要由瓦尔纳和迦提制度作为基础。印度的种姓制社会，其基本形态、结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整合和社会流动构成的影響作用极大。迦提制度首先是按照人的血缘、出身划分社会集团，等级森严、壁垒森严，没有留下任何相互流动的空间；其次，其最基本的外在形态，排斥了社会占有财富，个人的家族名望对社会地位有着决定性作用；最后，每一个种姓都有其独立的伦理规范、习俗，但近代以前各种种姓无独立的文化人格，体现的仅为印度教社会人格的不同侧面，种姓的多样性不等于社会多元性，种姓制内嵌于国家权力，隔离了普通民众对于国家权力的认可。在社会制度要素上生成的第二个要素是政党制度要素，在这种社会制度特征之上，形成了印度特殊的政党制度，其特殊性有二，一是国民大会党曾在中央长期执政，二是许多党在邦一级执政方式多样化。从这两点来看，印度的政党制度反映了其“碎片化的威权主义政体”，即国民大会党并非自上而下地建立了一整套控制社会的体制，并未形成高度类似苏联式的“政党-国家体制”。但是在经济政策方面，马哈拉诺比思模式又高度符合“政党-国家体制”的自我竭耗式特征。第三个要素是印度国民大会党失败的农业改革，其中包含四方面，一是虽然废除柴达明中间人地主制，但由于其中支付地主补偿条款导致众多农民难以支付高价而“自愿退佃”；二是租佃改革推进中，由于主要方式为口头协议，故实际无法实施；三是土地最高额持有法执行中的瞒报；四是土地持有额整理，解决分散小块问题但是导致“夺佃”行为发生。农业改革的失败造成印度社会的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在印度国民大会党丧失执政权之前，53%以上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而根据前文所述，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在伴随着印度独立，英国殖民者这一“敌对者”对象的离去，其发生基础已经丧失，故其必然面临着衰落。当民族主义思想这一较大范围的群体认同心理衰弱之后，基于印度社会制度而产生的其他群体会自生本群体认同心理，尤其在农业改革失败、自我竭耗式再生产等因素造成印度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同时印度社会制度本身有利于团体的形成并抵制国家权力的渗透，印度国民大会党就会面临经济发展不利、贫困人口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压力、意识形态统合能力下降三重对于其合法性的挑战；另一方面，印度国民大会党转变为真正的政党组织是与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兴起密切相关，当这一共同意识形态衰弱时，由各种利益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党丧失了连接的基本纽带，故分裂的危机就迫在眉睫了。
综上，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建立与分裂，与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密切相关：其建立并转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是由于民族主义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的结果，而其分裂则是由于民族主义思想的衰弱。
【参考文献】
[1]曹小冰，《印度特色的政党和政党政治》【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
[2]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M】，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艾伦.维尔，《政党与政党制度》【M】，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阿希斯.南迪，《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5]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6]张弛，《印度政治文化传统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玛利亚.乔娜蒂，《自我竭耗式演进——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M】，李陈华、许敏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8]高鲲、张敏秋，《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宋业臻，男（1990）江苏南京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硕士研究方向：党史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