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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养山的人生以建国为中间线，划分为两段：在长达18 年之久的地下斗争中，他在龙潭虎穴中历经艰险，却从未被敌人逮捕过，有隐蔽战线上的一员“福将”的美誉；在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期间，他不顾年高体弱，为共和国检察事业添砖加瓦。
然而，他在《我的一生》中如是评价自己：“我只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
审讯黄凯，证明了周恩来总理的清白
新中国成立之初，时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组织人员总结前22 年的情报工作。陈养山从西安来到北平，参加组织讨论：过去的工作像一盘散沙总结不起来，对工作成绩与问题也看得不清楚。这次总结工作把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内容很丰富，使我得到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
彼时，公安部刚刚成立，中央正在召开全国第一次公安工作会议。会后，陈养山调任上海市委委员兼公安局副局长，分管社会治安工作和公安局机构的组织建设工作。一年后，陈养山先后担任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检察署检察长。
其间发生的一件小事，没想到在“文革”期间帮助周恩来总理洗刷了“罪名”。
1951 年，南京市公安局预审科收押了一名国民党中统的特务、大汉奸黄凯。从1930 年至1933 年，黄凯在汉口、上海、南京等地参与了多起破坏我党组织的行动，逮捕我党负责同志多人，如我党中央委员杨匏按、罗倚园夫妇，邓演达，湖北省委负责人陈华全家以及省委其他20 多名同志。大叛徒顾顺章也是黄凯参与逮捕、诱迫叛变的。
预审科的同志年龄都不大，对1930 年前后时期的敌我斗争情况茫然无知，当时的档案又尚未整理集中，无从查考。审讯黄凯多次，黄凯交代的是真是假，都无从辨别。为难之际，陈养山亲自出面审讯黄凯。
两三个小时的“交战”，黄凯很快败下阵来。在“过来人”面前，他只好交代了他参加中统特务组织期间的活动，在武汉、上海、南京参与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罪行，以及在武汉妄图抓捕周恩来，结果扑空的过程，尔后又在上海冒充周恩来化名（伍豪）在《申报》、《新闻报》登载“伍豪启事”，编造伍豪以200 余名党员名义退党的虚假声明（启事刊登后，并无一名共产党员自首。不久，一潘姓律师代表伍豪在两报发表辟谣声明）。对这一历史事件，陈养山知道来龙去脉——那位潘姓律师代表伍豪发表的声明，其实是党以律师的名义办的。
在审讯黄凯的过程中，陈养山还询问了20 世纪30 年代相关的中统特务活动。黄凯深知自己碰到老对手了，罪行隐瞒不过去，索性全部交代并系统地写了供词。
“文革”期间，“四人帮”想借“伍豪启事”诬陷周恩来总理，而黄凯的供词，恰恰有力地证明了总理的清白。
“公检法就像是一个车间的三道工序，检察院是中间环节，缺一不可”
1978 年12 月23 日，陈养山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成员。作为检察战线上的“一名新兵”，陈养山开始以最快的速度熟悉检察业务。他不顾72 岁的高龄，认真学习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政法工作的指示，学习有关法律知识，了解世界各国的检察制度情况，研究分析我国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经历“文革”的惨痛洗礼，十年的工作停顿，再次恢复工作，何其之难！
陈养山拿出拼命三郎的劲头，上任伊始，就到上海、江苏、浙江、北京等地调研，认真听取工作汇报，调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养山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了检察工作，对于如何加强检察工作也有了深切的体会。
在检察院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上，陈养山认识清晰：“要摸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工作，需要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要做好工作不容易。有时，检察院做了大量工作，但社会上不了解，工作中的成就也不明显。所以，检察院可有可无的思想就有了市场。现在看来，检察院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主要工作有两个，一是审查批捕，二是提起公诉。公检法就像是一个车间的三道工序，缺一不可。检察院是中间环节，它的作用在于准确打击罪犯，减少和防止差错。”
他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回应，给正在重建中的检察人员不少信心和鼓励。但他同时是清醒的，深知经过十年的工作停顿，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何其难也！
从全国看，检察院的牌子很大，但实际权威不够，应该做的还没有完全承担起来，法定权威与实际权威中间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在工作中负起责任，树立权威，确确实实地发挥更好作用，为国家作出贡献。
他满怀热情地协助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黄火青着手检察机关的组织建设和检察业务的开展。下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成为家常便饭，有时一连半个多月不得休息。黄火青非常关心老战友的身体，告诉陈养山要注意劳逸结合，别把自己搞得太疲劳，而朴实敦厚的陈养山，往往一笑了之。
他提出的一些指导思想和方法，直到现今都还有借鉴的意义。1979年12 月，他在北京通县（今通州区）、昌平县（今昌平区）调研。在座谈会上，他提出了几点意见和建议：
一、一般说，县检察院，特别是远郊农业县，案件比城区少，检察干部配备可以少些，大体配到占人口比例的万分之一左右，经过一段实践再把编制确定下来。
二、由于检察院新的干部多，业务不熟，一个简单的案件，有时也办不好，耽误了批捕和结案的时间。按现有水平，办案质量不是很高，而且在法定时间内很多完不成，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三、出庭支持公诉很薄弱，既无经验，又缺乏法律知识，写公诉书笑话、纰漏百出，出庭胆怯，怕出丑。这方面必须强调领导带头出庭，取得经验，突破这个薄弱环节，才能担负公开审判的任务。
四、基层院在业务建设方面略差于省、市、分院，应该强调基层建设，要求各省市分院加强对基层院的检查督促和具体指导。
五、鉴于检察干部新手多，业务不熟，应大力开展法律和检察业务学习活动，要切实结合办案实践，迅速提高业务能力，提高效率。号召各级领导以身作则，作学习的模范、实干的模范，要亲自办案，有条件的要多出庭。 把监所检察看得格外重
通过人民群众的来信和各地检察院的简报，陈养山发现各地所办的各种名目的“学习班”，实际上变成了变相拘押乃至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的场所。
对于刑讯逼供，陈养山态度鲜明。在上海调研时，他说：林彪、“四人帮”推行一套野蛮残暴的反动统治手段，任意践踏民主和法制，发生了大量的违法乱纪现象，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叶剑英在五届人大会上作修改宪法情况说明时指出：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重要性，宪法草案规定设置人民检察院。这就指明了当前检察机关要同违法乱纪行为开展坚决的斗争。现在有的同志还在搞逼供信，检察干部对这种现象要依法严肃处理。有不少地方反映，把人逮捕起来，私设公堂把人打死，办学习班，隔离反省，把人逼死逼残。这种现象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
在高检院党组的努力下，各级检察机关采取坚决措施，协助停止各种类型的“学习班”。这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检察工作也在这样的序曲中拉开了大幕。
陈养山分管的是监所检察工作。
监所检察工作一开始就困难重重。这来源于当时的一个思想误区：认为检察干部到监管场所是“多管闲事”、“手伸长了”，认为监所工作的好坏与检察机关无关或关系不大。
这样的认识，多多少少影响了监所检察干警们的情绪，监所检察工作始终难以打开局面。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认识呢？在高检院档案室保存的陈养山有限的几份讲话稿中，陈养山这样分析：（1）有的同志对监所检察工作业务不懂，不知道监所检察是搞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当多的同志缺乏法律观念，还是拿过去搞运动，只按政策办事的那一套来搞，不是依法办事。（2）认为监所检察没有足够的机构、编制，力量不足，不如干脆不搞，破罐子破摔。（3）不想同公安机关打交道。有的同志过去在工作中碰过钉子，有畏难情绪，于是就放弃了法律赋予的检察职能。（4）对监所检察的特殊性质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估计不足。到监管场所去工作，会遇到许多具体的问题，如派出机构设置、编制、工作条件、待遇等。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影响监所检察工作的开展。（5）有的同志对监所检察工作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认为监所检察可有可无，可多做也可少做。因此，一遇到困难，就知难而退。此外，对工作没有一个严格的考核，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出了问题，无人追究责任。
为什么陈养山如此重视监所检察工作呢？这源于一个时代背景。
十年动乱，社会风尚和精神文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问题很多，再加上对外开放，难免带进来一些腐朽思想。社会治安虽历经大力整顿，但形势仍严峻——
特点之一：犯罪和劳教人员逐年增多，短期内不会大幅度下降，监所羁押人犯，数量之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
特点之二：除了极少数属于敌我矛盾的反革命分子外，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违法犯罪分子；
特点之三：这些罪犯以青少年居多，他们深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毒害，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严重，打砸抢成风，法制观念极其淡薄，破坏性、反复性很大；
特点之四：从根本上说，这些人一般对党对社会主义没有刻骨仇恨，只要严加管教，善于引导，还是比较容易改造的。
针对这些特点，陈养山认为，监所检察工作也要相应地发展变化，多研究新情况，多掌握犯罪特点，做到胸中有数，对症下药：一、关于青少年一般刑事犯和劳教人员的问题。他们既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又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流毒的受害者。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具体分析，检察干部才能像彭真所说的那样，“像父母对待害传染病的孩子，像医生对待病人那样，满腔热情，耐心细致地护理、教育、感化、改造他们”，也才能自觉地肃清工作中“左”的流毒，坚决纠正打骂体罚等愚昧野蛮的管教方法。
二、关于“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虽然很多单位重视改造，并且也做出了很大成绩，但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不少单位和干部的确有重生产轻改造的现象。生产劳动是改造犯罪分子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因此，既要抓好生产，又不能使生产任务过重，不能搞体力劳动。既要保证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科技文化教育和法制教育，也要保证足够的休息。
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明监管秩序。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重新犯罪，要加强监所检察办案工作，打击反对改造重新犯罪的尖子、“牢头狱霸”和教唆犯。另一方面，监管改造场所必须实行文明管理，深入广泛宣传劳改劳教政策。在具体工作中，发现体罚、打骂和虐待等违法现象，要依法向主管部门提出纠正，严重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历次谈话中，陈养山都表示这些意见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以供大家讨论。然而，即便到现今，这些言论与建议并没有完全过时。比如，他说，由于我国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有些干部缺乏法制观念，侵犯人权习以为常，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要“敢于摸老虎屁股，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敢于碰钉子，不然习惯势力就不容易打破”。
呼吁大力加强司法人才培养力度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间，由于中央和各级党政机关的重视，陆续调配并培养了大批比较优秀的司法人员，建设了一支初具规模的司法队伍。但是，林彪、“四人帮”“砸烂公检法”，许多司法人员遭受各种严重迫害，检察机关被全部撤销，检察干部被遣散，有的惨遭批斗，在司法战线上制造了一场空前浩劫。
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鉴于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时代给检察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当时队伍的专业化方面仍存在很多不足，尽管各地党委积极为检察院调配了大批干部，然而，很多人并不懂法律和检察工作。
“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8.2%，其中法律专业毕业生仅有3100 多人，平均每个检察院不到1 名；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占41%，其中法律中专毕业生只占1.4%；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0% 以上。”
显然，这种情况很不适应工作的实际需要。于是，“司法人才培养”的话题，陈养山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培训再培训，学习再学习”，以赶上形势所带来的新变化。他还专门在《人才》杂志上撰文，呼吁大力加强对司法人才的培养，并提出一些举措。
培训成了当务之急。他分析说，现在的培训机构只有中央政法干校以及少数省办的政法干校，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各地要多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普遍学习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检察院还要有计划地安排师傅带徒弟，从实践中学，增长才干。”
虽然当时全国已有19 所大学设立法律系或法律专业，但仍旧满足不了需要。因此，“在调整大专院校机构时，应增设和扩大政法学院。同时创设函授、电视政法学校，广开培养门路”。
此外，还要组织法学界、司法界的专家学者带研究生、编教材办刊物，成立各种形式的学会、研究会等。
1980 年2 月，在一次常规体检中，这位身经百战的老革命被查出患有胃癌。命运，再一次对他进行考验。
在医院的病情报告上清清楚楚地写着，陈老“年龄高，有明显冠状动脉供血不足以及心律不齐，呼吸功能也差，有慢性支气管炎，经常咳嗽。手术后容易发生肺及心脏的并发症，严重时可危及生命。但由于胃癌为恶性肿瘤，除手术外，又无其他较好的治疗方法”。
此时的陈养山，已不能坚持全日工作了。“在其位，谋其职”，身居高检院副检察长的位置，却不能坚持工作，这使得他内心很不安。于是，1981 年，他向中央提出辞去副检察长的职务，并表示辞去职务后，仍然可以为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节选自《检察生涯——高检院二十七位卸任副检察长访谈录》，有删改）
人物索引
陈养山（1906 - 1991），浙江上虞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 年12 月至1982 年5 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检察署检察长，华北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华北公安局局长，司法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等职。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然而，他在《我的一生》中如是评价自己：“我只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
审讯黄凯，证明了周恩来总理的清白
新中国成立之初，时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组织人员总结前22 年的情报工作。陈养山从西安来到北平，参加组织讨论：过去的工作像一盘散沙总结不起来，对工作成绩与问题也看得不清楚。这次总结工作把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内容很丰富，使我得到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
彼时，公安部刚刚成立，中央正在召开全国第一次公安工作会议。会后，陈养山调任上海市委委员兼公安局副局长，分管社会治安工作和公安局机构的组织建设工作。一年后，陈养山先后担任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检察署检察长。
其间发生的一件小事，没想到在“文革”期间帮助周恩来总理洗刷了“罪名”。
1951 年，南京市公安局预审科收押了一名国民党中统的特务、大汉奸黄凯。从1930 年至1933 年，黄凯在汉口、上海、南京等地参与了多起破坏我党组织的行动，逮捕我党负责同志多人，如我党中央委员杨匏按、罗倚园夫妇，邓演达，湖北省委负责人陈华全家以及省委其他20 多名同志。大叛徒顾顺章也是黄凯参与逮捕、诱迫叛变的。
预审科的同志年龄都不大，对1930 年前后时期的敌我斗争情况茫然无知，当时的档案又尚未整理集中，无从查考。审讯黄凯多次，黄凯交代的是真是假，都无从辨别。为难之际，陈养山亲自出面审讯黄凯。
两三个小时的“交战”，黄凯很快败下阵来。在“过来人”面前，他只好交代了他参加中统特务组织期间的活动，在武汉、上海、南京参与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罪行，以及在武汉妄图抓捕周恩来，结果扑空的过程，尔后又在上海冒充周恩来化名（伍豪）在《申报》、《新闻报》登载“伍豪启事”，编造伍豪以200 余名党员名义退党的虚假声明（启事刊登后，并无一名共产党员自首。不久，一潘姓律师代表伍豪在两报发表辟谣声明）。对这一历史事件，陈养山知道来龙去脉——那位潘姓律师代表伍豪发表的声明，其实是党以律师的名义办的。
在审讯黄凯的过程中，陈养山还询问了20 世纪30 年代相关的中统特务活动。黄凯深知自己碰到老对手了，罪行隐瞒不过去，索性全部交代并系统地写了供词。
“文革”期间，“四人帮”想借“伍豪启事”诬陷周恩来总理，而黄凯的供词，恰恰有力地证明了总理的清白。
“公检法就像是一个车间的三道工序，检察院是中间环节，缺一不可”
1978 年12 月23 日，陈养山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成员。作为检察战线上的“一名新兵”，陈养山开始以最快的速度熟悉检察业务。他不顾72 岁的高龄，认真学习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政法工作的指示，学习有关法律知识，了解世界各国的检察制度情况，研究分析我国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和特点。经历“文革”的惨痛洗礼，十年的工作停顿，再次恢复工作，何其之难！
陈养山拿出拼命三郎的劲头，上任伊始，就到上海、江苏、浙江、北京等地调研，认真听取工作汇报，调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养山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了检察工作，对于如何加强检察工作也有了深切的体会。
在检察院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上，陈养山认识清晰：“要摸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工作，需要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要做好工作不容易。有时，检察院做了大量工作，但社会上不了解，工作中的成就也不明显。所以，检察院可有可无的思想就有了市场。现在看来，检察院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主要工作有两个，一是审查批捕，二是提起公诉。公检法就像是一个车间的三道工序，缺一不可。检察院是中间环节，它的作用在于准确打击罪犯，减少和防止差错。”
他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回应，给正在重建中的检察人员不少信心和鼓励。但他同时是清醒的，深知经过十年的工作停顿，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何其难也！
从全国看，检察院的牌子很大，但实际权威不够，应该做的还没有完全承担起来，法定权威与实际权威中间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在工作中负起责任，树立权威，确确实实地发挥更好作用，为国家作出贡献。
他满怀热情地协助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黄火青着手检察机关的组织建设和检察业务的开展。下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成为家常便饭，有时一连半个多月不得休息。黄火青非常关心老战友的身体，告诉陈养山要注意劳逸结合，别把自己搞得太疲劳，而朴实敦厚的陈养山，往往一笑了之。
他提出的一些指导思想和方法，直到现今都还有借鉴的意义。1979年12 月，他在北京通县（今通州区）、昌平县（今昌平区）调研。在座谈会上，他提出了几点意见和建议：
一、一般说，县检察院，特别是远郊农业县，案件比城区少，检察干部配备可以少些，大体配到占人口比例的万分之一左右，经过一段实践再把编制确定下来。
二、由于检察院新的干部多，业务不熟，一个简单的案件，有时也办不好，耽误了批捕和结案的时间。按现有水平，办案质量不是很高，而且在法定时间内很多完不成，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三、出庭支持公诉很薄弱，既无经验，又缺乏法律知识，写公诉书笑话、纰漏百出，出庭胆怯，怕出丑。这方面必须强调领导带头出庭，取得经验，突破这个薄弱环节，才能担负公开审判的任务。
四、基层院在业务建设方面略差于省、市、分院，应该强调基层建设，要求各省市分院加强对基层院的检查督促和具体指导。
五、鉴于检察干部新手多，业务不熟，应大力开展法律和检察业务学习活动，要切实结合办案实践，迅速提高业务能力，提高效率。号召各级领导以身作则，作学习的模范、实干的模范，要亲自办案，有条件的要多出庭。 把监所检察看得格外重
通过人民群众的来信和各地检察院的简报，陈养山发现各地所办的各种名目的“学习班”，实际上变成了变相拘押乃至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的场所。
对于刑讯逼供，陈养山态度鲜明。在上海调研时，他说：林彪、“四人帮”推行一套野蛮残暴的反动统治手段，任意践踏民主和法制，发生了大量的违法乱纪现象，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叶剑英在五届人大会上作修改宪法情况说明时指出：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重要性，宪法草案规定设置人民检察院。这就指明了当前检察机关要同违法乱纪行为开展坚决的斗争。现在有的同志还在搞逼供信，检察干部对这种现象要依法严肃处理。有不少地方反映，把人逮捕起来，私设公堂把人打死，办学习班，隔离反省，把人逼死逼残。这种现象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
在高检院党组的努力下，各级检察机关采取坚决措施，协助停止各种类型的“学习班”。这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检察工作也在这样的序曲中拉开了大幕。
陈养山分管的是监所检察工作。
监所检察工作一开始就困难重重。这来源于当时的一个思想误区：认为检察干部到监管场所是“多管闲事”、“手伸长了”，认为监所工作的好坏与检察机关无关或关系不大。
这样的认识，多多少少影响了监所检察干警们的情绪，监所检察工作始终难以打开局面。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认识呢？在高检院档案室保存的陈养山有限的几份讲话稿中，陈养山这样分析：（1）有的同志对监所检察工作业务不懂，不知道监所检察是搞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当多的同志缺乏法律观念，还是拿过去搞运动，只按政策办事的那一套来搞，不是依法办事。（2）认为监所检察没有足够的机构、编制，力量不足，不如干脆不搞，破罐子破摔。（3）不想同公安机关打交道。有的同志过去在工作中碰过钉子，有畏难情绪，于是就放弃了法律赋予的检察职能。（4）对监所检察的特殊性质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估计不足。到监管场所去工作，会遇到许多具体的问题，如派出机构设置、编制、工作条件、待遇等。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影响监所检察工作的开展。（5）有的同志对监所检察工作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认为监所检察可有可无，可多做也可少做。因此，一遇到困难，就知难而退。此外，对工作没有一个严格的考核，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出了问题，无人追究责任。
为什么陈养山如此重视监所检察工作呢？这源于一个时代背景。
十年动乱，社会风尚和精神文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问题很多，再加上对外开放，难免带进来一些腐朽思想。社会治安虽历经大力整顿，但形势仍严峻——
特点之一：犯罪和劳教人员逐年增多，短期内不会大幅度下降，监所羁押人犯，数量之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
特点之二：除了极少数属于敌我矛盾的反革命分子外，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违法犯罪分子；
特点之三：这些罪犯以青少年居多，他们深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毒害，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严重，打砸抢成风，法制观念极其淡薄，破坏性、反复性很大；
特点之四：从根本上说，这些人一般对党对社会主义没有刻骨仇恨，只要严加管教，善于引导，还是比较容易改造的。
针对这些特点，陈养山认为，监所检察工作也要相应地发展变化，多研究新情况，多掌握犯罪特点，做到胸中有数，对症下药：一、关于青少年一般刑事犯和劳教人员的问题。他们既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又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流毒的受害者。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具体分析，检察干部才能像彭真所说的那样，“像父母对待害传染病的孩子，像医生对待病人那样，满腔热情，耐心细致地护理、教育、感化、改造他们”，也才能自觉地肃清工作中“左”的流毒，坚决纠正打骂体罚等愚昧野蛮的管教方法。
二、关于“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虽然很多单位重视改造，并且也做出了很大成绩，但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不少单位和干部的确有重生产轻改造的现象。生产劳动是改造犯罪分子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因此，既要抓好生产，又不能使生产任务过重，不能搞体力劳动。既要保证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科技文化教育和法制教育，也要保证足够的休息。
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明监管秩序。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重新犯罪，要加强监所检察办案工作，打击反对改造重新犯罪的尖子、“牢头狱霸”和教唆犯。另一方面，监管改造场所必须实行文明管理，深入广泛宣传劳改劳教政策。在具体工作中，发现体罚、打骂和虐待等违法现象，要依法向主管部门提出纠正，严重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历次谈话中，陈养山都表示这些意见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以供大家讨论。然而，即便到现今，这些言论与建议并没有完全过时。比如，他说，由于我国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有些干部缺乏法制观念，侵犯人权习以为常，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要“敢于摸老虎屁股，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敢于碰钉子，不然习惯势力就不容易打破”。
呼吁大力加强司法人才培养力度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间，由于中央和各级党政机关的重视，陆续调配并培养了大批比较优秀的司法人员，建设了一支初具规模的司法队伍。但是，林彪、“四人帮”“砸烂公检法”，许多司法人员遭受各种严重迫害，检察机关被全部撤销，检察干部被遣散，有的惨遭批斗，在司法战线上制造了一场空前浩劫。
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鉴于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时代给检察干部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当时队伍的专业化方面仍存在很多不足，尽管各地党委积极为检察院调配了大批干部，然而，很多人并不懂法律和检察工作。
“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8.2%，其中法律专业毕业生仅有3100 多人，平均每个检察院不到1 名；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占41%，其中法律中专毕业生只占1.4%；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0% 以上。”
显然，这种情况很不适应工作的实际需要。于是，“司法人才培养”的话题，陈养山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培训再培训，学习再学习”，以赶上形势所带来的新变化。他还专门在《人才》杂志上撰文，呼吁大力加强对司法人才的培养，并提出一些举措。
培训成了当务之急。他分析说，现在的培训机构只有中央政法干校以及少数省办的政法干校，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各地要多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普遍学习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检察院还要有计划地安排师傅带徒弟，从实践中学，增长才干。”
虽然当时全国已有19 所大学设立法律系或法律专业，但仍旧满足不了需要。因此，“在调整大专院校机构时，应增设和扩大政法学院。同时创设函授、电视政法学校，广开培养门路”。
此外，还要组织法学界、司法界的专家学者带研究生、编教材办刊物，成立各种形式的学会、研究会等。
1980 年2 月，在一次常规体检中，这位身经百战的老革命被查出患有胃癌。命运，再一次对他进行考验。
在医院的病情报告上清清楚楚地写着，陈老“年龄高，有明显冠状动脉供血不足以及心律不齐，呼吸功能也差，有慢性支气管炎，经常咳嗽。手术后容易发生肺及心脏的并发症，严重时可危及生命。但由于胃癌为恶性肿瘤，除手术外，又无其他较好的治疗方法”。
此时的陈养山，已不能坚持全日工作了。“在其位，谋其职”，身居高检院副检察长的位置，却不能坚持工作，这使得他内心很不安。于是，1981 年，他向中央提出辞去副检察长的职务，并表示辞去职务后，仍然可以为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节选自《检察生涯——高检院二十七位卸任副检察长访谈录》，有删改）
人物索引
陈养山（1906 - 1991），浙江上虞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 年12 月至1982 年5 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检察署检察长，华北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华北公安局局长，司法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等职。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