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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着手绿色信贷统计工作了。”中国银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银监会眼下正在起草的有关绿色信贷统计文件，很可能是全球范围内的第一份业内标准。
他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联合国相关部门也正在研究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但该体系恐怕五六年出不来，还得靠我们自己”。
2012年6月，银监会出台了《绿色信贷指引》，在信息披露、信贷风险、流程控制等方面首次做出了相关规定，给出了监管部门将日渐重视绿色领域的信号。据上述银监会部门负责人表示，此刻他们正逐步深化细则，以期尽快颁布绿色信贷统计标准。
倒逼绿色“国标”
“目前我们只有行里自己的标准，来源于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对鼓励类产业和限制类产业的规定，将明确为绿色领域的产业全放进去了。”工商银行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殷红表示。
有一些专家指出，连国家发改委自身恐怕也很难界定的所谓绿色产业，产业支持政策上易出现偏差，当下太阳能光伏产业的窘境就与政策脱不了干系。银行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很难把握标准，才会屡屡出现“漂绿”现象和信贷风险。
“不仅是中国，全球范围都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指出。
尽管绿色环保是全球公认的未来方向，但何谓真正“绿色”，国际上也缺乏清楚的概念，具体到每个国家的态度与方案也不尽相同。
近年来频繁出现的环保事件，促使银监会加快制定绿色信贷国标。2009年，由于陕西省凤翔县东岭冶炼公司的长期污染，导致当地851名儿童出现血铅超标；2011年，国家环保部在各地排查的1930家铅蓄电池生产、组装及回收企业中，取缔、勒令停产及整顿了近1600家；2012年9月，曝出全国“铝业巨头”广西华银铝业有限公司四年内发生过9起泄露泥浆事故。
“‘国标’何时出台、如何出台？这就是关键所在。”曾刚指出。
银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对此表示，银监会眼下正在起草的有关绿色信贷统计文件，也可能成为除资产质量和收益状况等商业性指标之外，监管部门评价银行优劣的全新维度。
绿色信贷“国标”是否会真正为监管部门所用，关键就在于其范围的宽窄。“概念太窄了会有失公平，太宽了就失去政策激励的意义。”曾刚说，“此次‘国标’必须具备产业和行业上的差异化特征”。
面对“搞金融的人不懂技术，搞技术的人难懂金融”的现状，只负责金融领域的监管部门，进行跨行业、跨产业、跨部门之作，实属不易。
跨界难题
通常，环保企业尤其新兴产业企业都具备一定的高科技特征，企业运营中工业标准、能耗技术会涉及大量的新兴科技和方法学，以致于绿色产业的制定会涉及到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环保部、国家能源总局、住建部、交通部和铁道部等多个国家部委。因而，绿色信贷的统计也很难完全由银监会一家独揽。
“目前，我们的原始依据是国家‘十二五’规划及其他相关联的国家级文件。此外，各大部委有关战略新兴产业、以及产业升级等领域的具体细则，也是主要的参照依据。”银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做到项目环境效益可测量、可报告与可核实，是此次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
据悉，绿色信贷统计工作已经初步完成，目前正处于征询各部委意见和建议的阶段，预计今年底将开始在各银行进行试行，明年可能开始正式实行。
专家担忧，由于各大部委之间难以协调关系和平衡利弊，银监会只能在其间不厌其烦地“找最大公约数”。
例如，进行水资源研究的部委专家很可能希望将绝大部分与水相关的项目都录入绿色信贷之中，而进行电力研究的部委则提倡将更多的电力项目列入其中，各利益相关方势必会因此产生一些难调和的矛盾。
“先有产业政策、后有金融规划，这是常理。缺乏发改委来率先制定绿色产业标准，绿色信贷的出台不会太顺利。”上述专家认为。
据介绍，“国标”目前初定“十二五”规划中的三个重点领域为必须支持的绿色领域，即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业。
其中，制造业拥有国家提倡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以及诸如硅钢生产等传统产业升级的部分，再加上技术装备行业中效率高、智能化的技术升级设备等，以及能效服务贷款，都可被列入绿色信贷的范畴。
此外，碳排放达标且能耗合格的绿色建筑项目也应该被认为是绿色信贷。相对于公路交通来说更环保的轨道交通，亦可能列入绿色领域。
“这并不代表完备的绿色信贷概念。我们仅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在努力探索和完善中。”中国银监会统计部专题分析处调研员李晓文说，一个制度并非开始就趋于完美，常常是先摸索，而后逐步规范。
成本博弈
然而，专家指出，绿色信贷发展的最大障碍不在于政策或风险，而在于商业盈利。
在曾刚看来，2005年欧洲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形成后，业界的呼声和兴奋度非常高，普遍认为所有社会成员都应付出一定成本来挽救人类环境，这是高尚且理所当然的事情。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垮了人们的良好愿景，也凸显出碳交易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将所有人的焦点重新集中到了如何维系生存之上。由此，曾一路高歌的碳金融市场出现颓靡。
“这是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矛盾。绿色经济势必具有外部性成本，会比普通经济模式高出一部分环保成本，相当于用现在的钱来购买未来。”曾刚称，“当欧美经济危机持续至今、失业率居高不下时，绿色经济自然会在全球范围内低调起来”。
外部性成本的存在，让绿色信贷至今仍遭受银行的本能排斥。前述专家也认为，唯有在项目盈利能力上下功夫，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银行积极性，避免仅靠“漂绿”来凸显其企业社会责任的现象发生。
“银行不能做慈善更不能无视风险，因而我们考量项目的首要标准还是商业回报能力。”兴业银行可持续金融部一位负责人坦言，尽管身为国内唯一的赤道银行，兴业银行也无法回避盈利问题。
他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按照政府的财政参与度和市场机制的发挥程度，绿色项目的盈利能力大约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即自身能产生现金流，只需少量政府补贴就能良性运作的项目，比如污水处理等。第二类是完全可以纯市场运作的项目，有着较为诱人的商业前景，几乎不需要政府补贴，比如水泥余热发电、城市新能源公交系统等项目。第三类则是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诸如国家对山河湖海的治理项目，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承销债券来解决资金问题。
“经济效益最明显的第二类项目，才是银行应该更多介入的领域。”上述高管称。
但对于第一类和第三类项目，相关专家认为应该从国家补贴方面来寻找解决办法，因为市场80%的外部融资均来自于银行，银行每年好几万亿元的贷款余额具备很强的杠杆作用，如果政府能对某些特定行业进行补贴，则会引导银行向该行业有所偏倚。
如果直接给银行贴息或者允许税前提取拨备，以及在坏账核销程序中给予银行更大的自主性，可以有效刺激银行实施绿色信贷的积极性。
据了解，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已经明文规定，“要建立银行绿色评级制度，将绿色信贷成效与银行工作人员履职评价、机构准入、业务发展相挂钩”。据此，银监会开始考虑适时将绿色信贷表现纳入对金融机构的评级指标体系之中。
“不久之后，绿色信贷就可能成为与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并行的银行强制性考核标准。尽管其权重大小并未完全定夺，但这已经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银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他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联合国相关部门也正在研究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但该体系恐怕五六年出不来，还得靠我们自己”。
2012年6月，银监会出台了《绿色信贷指引》，在信息披露、信贷风险、流程控制等方面首次做出了相关规定，给出了监管部门将日渐重视绿色领域的信号。据上述银监会部门负责人表示，此刻他们正逐步深化细则，以期尽快颁布绿色信贷统计标准。
倒逼绿色“国标”
“目前我们只有行里自己的标准，来源于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对鼓励类产业和限制类产业的规定，将明确为绿色领域的产业全放进去了。”工商银行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殷红表示。
有一些专家指出，连国家发改委自身恐怕也很难界定的所谓绿色产业，产业支持政策上易出现偏差，当下太阳能光伏产业的窘境就与政策脱不了干系。银行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很难把握标准，才会屡屡出现“漂绿”现象和信贷风险。
“不仅是中国，全球范围都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指出。
尽管绿色环保是全球公认的未来方向，但何谓真正“绿色”，国际上也缺乏清楚的概念，具体到每个国家的态度与方案也不尽相同。
近年来频繁出现的环保事件，促使银监会加快制定绿色信贷国标。2009年，由于陕西省凤翔县东岭冶炼公司的长期污染，导致当地851名儿童出现血铅超标；2011年，国家环保部在各地排查的1930家铅蓄电池生产、组装及回收企业中，取缔、勒令停产及整顿了近1600家；2012年9月，曝出全国“铝业巨头”广西华银铝业有限公司四年内发生过9起泄露泥浆事故。
“‘国标’何时出台、如何出台？这就是关键所在。”曾刚指出。
银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对此表示，银监会眼下正在起草的有关绿色信贷统计文件，也可能成为除资产质量和收益状况等商业性指标之外，监管部门评价银行优劣的全新维度。
绿色信贷“国标”是否会真正为监管部门所用，关键就在于其范围的宽窄。“概念太窄了会有失公平，太宽了就失去政策激励的意义。”曾刚说，“此次‘国标’必须具备产业和行业上的差异化特征”。
面对“搞金融的人不懂技术，搞技术的人难懂金融”的现状，只负责金融领域的监管部门，进行跨行业、跨产业、跨部门之作，实属不易。
跨界难题
通常，环保企业尤其新兴产业企业都具备一定的高科技特征，企业运营中工业标准、能耗技术会涉及大量的新兴科技和方法学，以致于绿色产业的制定会涉及到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环保部、国家能源总局、住建部、交通部和铁道部等多个国家部委。因而，绿色信贷的统计也很难完全由银监会一家独揽。
“目前，我们的原始依据是国家‘十二五’规划及其他相关联的国家级文件。此外，各大部委有关战略新兴产业、以及产业升级等领域的具体细则，也是主要的参照依据。”银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做到项目环境效益可测量、可报告与可核实，是此次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
据悉，绿色信贷统计工作已经初步完成，目前正处于征询各部委意见和建议的阶段，预计今年底将开始在各银行进行试行，明年可能开始正式实行。
专家担忧，由于各大部委之间难以协调关系和平衡利弊，银监会只能在其间不厌其烦地“找最大公约数”。
例如，进行水资源研究的部委专家很可能希望将绝大部分与水相关的项目都录入绿色信贷之中，而进行电力研究的部委则提倡将更多的电力项目列入其中，各利益相关方势必会因此产生一些难调和的矛盾。
“先有产业政策、后有金融规划，这是常理。缺乏发改委来率先制定绿色产业标准，绿色信贷的出台不会太顺利。”上述专家认为。
据介绍，“国标”目前初定“十二五”规划中的三个重点领域为必须支持的绿色领域，即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业。
其中，制造业拥有国家提倡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以及诸如硅钢生产等传统产业升级的部分，再加上技术装备行业中效率高、智能化的技术升级设备等，以及能效服务贷款，都可被列入绿色信贷的范畴。
此外，碳排放达标且能耗合格的绿色建筑项目也应该被认为是绿色信贷。相对于公路交通来说更环保的轨道交通，亦可能列入绿色领域。
“这并不代表完备的绿色信贷概念。我们仅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在努力探索和完善中。”中国银监会统计部专题分析处调研员李晓文说，一个制度并非开始就趋于完美，常常是先摸索，而后逐步规范。
成本博弈
然而，专家指出，绿色信贷发展的最大障碍不在于政策或风险，而在于商业盈利。
在曾刚看来，2005年欧洲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形成后，业界的呼声和兴奋度非常高，普遍认为所有社会成员都应付出一定成本来挽救人类环境，这是高尚且理所当然的事情。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垮了人们的良好愿景，也凸显出碳交易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将所有人的焦点重新集中到了如何维系生存之上。由此，曾一路高歌的碳金融市场出现颓靡。
“这是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矛盾。绿色经济势必具有外部性成本，会比普通经济模式高出一部分环保成本，相当于用现在的钱来购买未来。”曾刚称，“当欧美经济危机持续至今、失业率居高不下时，绿色经济自然会在全球范围内低调起来”。
外部性成本的存在，让绿色信贷至今仍遭受银行的本能排斥。前述专家也认为，唯有在项目盈利能力上下功夫，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银行积极性，避免仅靠“漂绿”来凸显其企业社会责任的现象发生。
“银行不能做慈善更不能无视风险，因而我们考量项目的首要标准还是商业回报能力。”兴业银行可持续金融部一位负责人坦言，尽管身为国内唯一的赤道银行，兴业银行也无法回避盈利问题。
他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按照政府的财政参与度和市场机制的发挥程度，绿色项目的盈利能力大约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即自身能产生现金流，只需少量政府补贴就能良性运作的项目，比如污水处理等。第二类是完全可以纯市场运作的项目，有着较为诱人的商业前景，几乎不需要政府补贴，比如水泥余热发电、城市新能源公交系统等项目。第三类则是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诸如国家对山河湖海的治理项目，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承销债券来解决资金问题。
“经济效益最明显的第二类项目，才是银行应该更多介入的领域。”上述高管称。
但对于第一类和第三类项目，相关专家认为应该从国家补贴方面来寻找解决办法，因为市场80%的外部融资均来自于银行，银行每年好几万亿元的贷款余额具备很强的杠杆作用，如果政府能对某些特定行业进行补贴，则会引导银行向该行业有所偏倚。
如果直接给银行贴息或者允许税前提取拨备，以及在坏账核销程序中给予银行更大的自主性，可以有效刺激银行实施绿色信贷的积极性。
据了解，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已经明文规定，“要建立银行绿色评级制度，将绿色信贷成效与银行工作人员履职评价、机构准入、业务发展相挂钩”。据此，银监会开始考虑适时将绿色信贷表现纳入对金融机构的评级指标体系之中。
“不久之后，绿色信贷就可能成为与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并行的银行强制性考核标准。尽管其权重大小并未完全定夺，但这已经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银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