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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已有的南诏国前期（公元737—754年）其城镇类型和层级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对其建置风格和文化归属作更深入的探讨，探索南诏前期城镇的城建模式和筑造观念，都积极地引入了唐朝的建造技术和建筑样式，但同时又保留了自己民族的语言名称与地域风貌特征，引入儒学、道教、佛寺的建筑文化，并同本土的文化习俗融合，这在南诏前期的城镇建设中都有所体现。因而，从城镇建置的角度，体现出南诏国政权自建立之初就具有了文化兼容的特征，这在中国西南边疆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城镇类型：城镇建置风格：文化归属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10-0036-07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皮逻阁战胜河蛮，取太和城。次年，唐玄宗赐皮逻阁名为蒙归义，进爵为云南王，南诏国建立。此后南诏在唐廷的支持下继续完成了兼并五诏的历史使命，以洱海流域为其前期“国境”。直到天宝九年（公元750年），阁罗凤忿怨反唐，遂称弟于吐蕃。经过近五年的天宝战争（公元750—754年）胜利之后，南诏在西南开始了大規模的扩张，南诏国进入了中后期的发展进程，疆域随之扩大了数倍。
南诏国前期（公元737—754年），洱海区域的城镇基本形成了以王都为核心的整体分布体系，军事防御是城镇建设和构成的主要目的。在此目的的统摄下，南诏洱海区域的城镇凸出地表现出军事防御的功能。但是，南诏国的城镇按功能划分并不局限于军事防御，其在洱海区域乃至于后来扩大到了的滇池区域，其城镇分布按其功能划分还可分为不同的类型。
一、南诏国前期城镇的类型和层次
由于年代久远，我们今天还无法还原南诏国前期的城镇构成原貌，但是，结合南诏国的历史文献和当代一些云南考古学者对南诏洱海的发掘报告，对城镇按其功能还是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几类（见表一）。
对南诏前期的洱海城镇群作功能类型的简单区分，还不能立体地了解城镇群的战略建构格局。南诏前期洱海区域内的这十多座城镇，大多数在洱海坝子，少数在洱海坝子外围南面。按其功能、职责可大致分为上述五个类型，在此分类的基础上，从内至外又可以分为三个防御层次的城镇群。
第一层次：位于洱海坝子的中部，包括太和城、大厘城和阳苴咩城，都曾先后作为南诏政权的都城，是南诏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诏虽三易其都，但都基于洱海坝子的核心区域内出入，其目的就是要凭借坝子四周天然具有的屏障为保障。
第二层次：主要位于洱海西侧的陆地南诏都城的南、北两端（只有三阳城位于大厘城和阳苴咩城之间），包括北面的邓川城、龙口城、三阳城和南面的龙尾城，为第一层次的军事屏障，其职能是从陆地上拱卫第一层次这个南诏都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安全。
第三层次：位于洱海坝子外围南面与洱海坝子仅一山之隔的巍山坝子、弥渡坝子，包括白崖城、蒙舍城、巄山于图城，其中的白崖城在作为封邑的同时，还兼有监管软禁被征服的异族上层人士及其宗族和遭猜忌的南诏宗族等的，这一层次的诸城镇是南诏政权中心附近稳固的后勤基地和物资、人员大后方。巍山、弥渡两个坝子地形一马平川，有沃野良田且物产丰富，其可耕田地远较洱海坝子更大（洱海坝子南诏时较今要小些，这从太和城城墙的东端距今洱海的西湖岸线已有近300米的距离即可看出，当初太和城城墙的东端至少是到洱海边的，其原因张增祺先生已有论述，况且洱海坝子地势为苍山的冲积缓坡，不如巍山坝子和弥渡坝子平整肥沃更易于耕种），是南诏政权就近的两大粮仓。
从各类城的性质功能来看这三个层次，可以发现外层是逐层向内递进为内层服务的，其目的和用意只有一个：保证都城的军事安全和南诏政权的平稳运行，从而使南诏得以稳固地发展，并进一步得到壮大。
二、南诏国前期城镇的文化归属和建置风格
“历史上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边疆建设与国家的强盛与否密切相关”。自先秦以来，云南本土民族群体受中原文化浸染，从未断绝。秦汉以降，始置郡县，随之而来的是汉族的移入，益州开始设郡置县，汉族移民往往集聚于郡县所治，严格意义上的城镇开始在云南地区出现，零零星星分布于中原入滇的交通干线周围，城镇文明像火种一样点燃了当地民族的原始聚落向中原城镇、乃至于中原城市转变和发展的态势。魏晋以来，中原王朝暗弱，携带着中原文化基因的南中大姓崛起，南中的部分民族群体在中原外力的强烈刺激和诱导下也迅速壮大，各民族的聚落较为明显地朝中心都邑，甚至城镇发展，但其主导力量逐渐由中原王朝演变为本土大姓、民族部落，由于中原农业文明在南中、特别是河蛮当中的广泛传播和积淀，南中地区特别是洱海河蛮地区开始孕育着自己的政权组织和城镇体系。南中郡县的设置、汉族的迁入以及西南夷当中农业民族群体（主要指河蛮）的迁徙，不仅极大影响着郡县政区内的农业人口比例和户口数量，农业民族群体的迁徙还带来一个重要的后果——以云南原始民族群体聚落的快速发展为基础促成了早期城镇的形成和发展。而魏晋以来，南中大姓、部落的崛起又把城镇发展的主导权交回到本土力量手中，大姓和本土民族对南中地区的相互争夺势必让南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朝一体化整合的方向发展，而聚邑、城镇作为政治、经济、文化集聚的场所和集聚的方式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整合过程中得到了空前的储备和发展。农业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文明财富和人口的集聚，那么随之而来的文化要求就是要对农业产品和财富进行有效保存和保护，对农业劳动人口的集聚管理和有效组织，“自固城邑”修筑有军事防御功能的邑聚、坞堡显然可以一定程度上满足农业民族群体这一生产生活需要，虽然还不充分，但是为了农业文化的运行需要，建立必要的社会运行制度和权力组织，必然要求建设有上下各级行政执行和管理机构，这些行政层级需要有一定规模的功能设施和行政及军事处所。唐初，洱海区域属于农业文明的河蛮，筑有自己的城邑便是例证。
隋唐一统，中原的文明发展又逐渐回归到全国文化一体的系统当中，中原文化的复兴、政权力量的加强势必又像秦汉时期那样，再次对云南地区造成强大的文化辐射和文化影响。在隋及唐初的短暂时期内，云南的局部区域——滇东北、滇中及滇西的局部片区又重新被纳入到了中原王朝的文化圈层以内，作为中原文化的载体之一——城镇——又在这些地区缓慢地开始兴起。然而，此时云南境内的文明发展已不同于秦汉时期的格局，本土的民族力量经过魏晋时期长达近400年的发展已较为强大，携带着中原文化因子，滇池、洱海两大区域的民族群体开始有了局部的资源整合和局部政治统一的诉求。 由于汉、魏以来的经营，奠定了滇东北、滇中地区民族聚落、集镇馆邑林立的局面，由于隋、唐王朝对南中爨氏的深刻影响造成了这些区域的城镇发展在被南诏统一之前，始终在中原王朝的统摄和规置之下缓慢发展而归入了唐城或羁縻城镇的范畴;由于唐与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历史机缘，造成了南诏的崛起和强大，从而，出于新兴政权施行和统治的现实需要，更出于军事安全和对外扩张的战略考虑，造成了南诏前期洱海城镇的兴起和密集的格局。从此，云南洱海区域严格意义上的城镇开始勃兴，结合了政治治所与军事防御的城镇从滇东北至滇中一直延伸到滇西都有分布，只是由于这个时期受社会生产水平及商品贸易发展滞后的束缚，城镇中的“市”还尚未完全成形，因此，城镇依然滞留在政治、军事的功能层面上，真正的城市以及城市群还未形成。
南诏统一洱海后出于政治统辖和军事防御的需要，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洱海区域的城镇群建设，把洱海的城镇群规置成为以王都为核心由内而外大致分为三个圈层的模式。南诏洱海城镇群不仅满足了政治统辖、军事防御的需要，而且还为南诏中后期的双王都模式提供了范本，以至于南诏后期以及大理国时期，云南的城镇群基本围绕洱海、滇池两个核心区域向外延展。
洱海河蛮族属白蛮一支，本身融合了部分汉移民，汉化程度较高，较之其他民族更易于吸收汉文化，因而南诏统治者在政权中安置大量白蛮官员，其目的正是希望利用白蛮的这一特性来更大限度地吸收、利用汉文化，而随着白蛮政治地位的提高，又为其更多地吸纳汉文化创造了条件。由此，南诏的城镇发展深受唐初云南羁縻府州的建置模式影响，但是，我们不得不反复强调，自先秦以来云南所处的西南多元文化圈与中原文化圈互融但却异质，因此，南诏城镇的建设也表现出与中原城镇异同兼有的特点。
南诏在城镇建设的推进过程中，不但大量模仿中原的建城模式和规范，还积极地引入了唐朝的建造技术和建筑样式。譬如：“择胜置城”，考察筑城城址的自然地理条件，有效地利用城址周围的自然资源，使得所筑城镇的功能能最大地发挥出效力。大理崇圣三塔虽建于与唐复盟的南诏中后期，但可以推断，受唐扶持统一六诏的南诏前期，筑城也不会离开唐廷的帮助。譬如：在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所筑之巄（山+于）图城的考古遗址中，就可以发现与唐都长安城兴庆宫遗址所出土的极其类似的莲花纹瓦当。又如：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南诏主盛罗皮于巍山建巡山殿供奉南诏创始诏主细奴逻。巡山殿俗称土主庙。盛罗皮遣部下张建成入觐唐玄宗，玄宗给予热情接待，赐浮图像。”此时的巄于图城早已建成，离迁入洱海区域的太和城又尚早，那么巡山殿和浮图像都应置于巄（山+于）图城当中。那么，开元三年（公元715年），“晟罗皮立孔子庙于国中”也应置于城中，从而成为巄（山+于）图城的一个组成部分。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汉传佛教和儒教都在南诏前期已传入了云南，从民俗宗教来看，由于汉族移民的迁入，特别是天宝战后，唐军降卒的滞留于洱海，对南诏而言，增加了中原民间信仰的影响。南诏本土阿吒力教中的大黑天神经过世俗化后，被重塑为道教的人物，又说明了密教与道教的融合。南诏上层也尽可能地显示对道教的尊崇，如世隆建极十三年（872年），南诏王世隆“于白崖诸葛武侯所立铁柱之地，铸天尊柱。”南诏城镇中这些民俗信仰的存在不可避免要求有中原道、儒建筑的设立，于是，我们可以推断：一些携带着浓厚中原文化因素、广泛涉及教育、宗教、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建筑，在南诏前期的洱海城镇群当中，已经存在不少。另外，南诏早期所筑的城池凸出于军事的功用，其城镇的城壕、城墙、城楼、城塔以及内城、外城和瓮城的建置也应该参照了不少唐城、特别是唐初云南剑南边州都督府治的建造元素。
同时，南诏的城镇建设又保留了本土民族群体丰富的文化元素于其中。首先在称谓上，《滇云历年传》记载了辑者倪蜕的一段按语日：“习农乐即细奴逻，唐季又有蕃相名悉那逻，字异而音同也。昔人谓：夷别音，在音，不在字;华别字，在字，不在音。”“夷人”注重读音，而不重字录。樊绰《云南志》也说：“言语者，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究其原因，“大抵所谓焚文，即以汉字传其方音，士大夫认为鄙俗不典雅;但南诏、大理时期通行，元明以来民间亦习用未废;这里用汉字写方音，较之汉晋时期夷言汉语掺杂的做法，汉文的应用更提高了一步”。统治南诏的上层贵族虽为乌蛮，但南诏的主体民族群体依然是白蛮。南诏白蛮的文字（即焚文）吸收了大量汉语成分，而名物读音却保留了“夷语”的发音。因此，许多南诏的城镇、政区、民族名号、官衔称谓都需要回到“夷语”的语境内解读其意，不能讹误于汉字的纪录。南诏都城之名称阳苴咩，“阳”字的前身为“羊”，相关考古已证实：自先秦以来，洱海区域的羊已是当地的畜牧主要物种，现代白语中羊读yon，阳读ylnsx，羊之改为阳，是汉文化习俗深入到白族先民之中后的事情;“苴”应读“首”的音，是一个古白文字，意思为人或族;咩古白语发音mairx，意为牧场，因此阳苴咩完全是个古白语的音译汉字表述，原意为牧羊人之坪，原为河蛮所有，已有学者疑其为河蛮中的大姓—杨氏（如唐初西洱河大首领杨盛、杨同外、左将军杨农栋等）的“自固城邑”，阳苴咩城原为杨同（貝+僉）城。正由于夷语“在音，不在字”，所以樊绰《云南志》称“苴哶城”，《旧唐书》记“阳苴咩城”，《新唐书》作“羊苴咩城”，另有一说“‘苴咩’与现代彝语‘兹莫’为双声，当为‘兹莫’的对音，义为‘王’，‘苴咩城’即‘王城’之义。”具体而言，“‘苴哶’一语，或即tsaubwa，Chaohpa之对音，苴哶城者，王城或京城之义也……阳苴咩城译以汉语，或即神京也。”又如原施浪诏城——矣苴和城，古白语为水边的居民之意。再如大厘城更名为史城，就是取古白语“史”为“第二”之意，谓此城是仅次于阳苴咩城的南诏第二王城，即陪都也。此外，据樊绰《云南志》卷八所载，相关的白、汉可以互译之语还有“赕”即川、坝子;“和”即山;“葱路”即山顶;“阁”即高;“苴”即俊;“诺”即深。其次在建筑观念和样式上，洱海特殊的生存生境有别于中原，其建筑样式也必然异于中原。樊绰《云南志》载：“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栋下宇，悉与汉同，惟东西南北不取周正耳;别置仓舍，有栏槛，脚高数尺，云避田鼠，上阁如车盖状。”这种“栏槛”式建筑具有农业民族的典型特征，说明南诏早已进入农业文明时代，与中原文明有着部分相同的文化特质。“皆依傍四山”又说明处在群山与坝区之间的南诏建筑势必采取一些不同于平原的建筑模式。苍山雄峙滇西，是横断山脉云岭山系南端的主峰，系南北走向。造成了其区域内较为独特的建筑风格，中原的建筑文化进入洱海地区后，在当地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经过不断的文化的适应、筛选、发展最终才形成了具有濃郁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民族民居建筑样式。以当代白族民居建筑为例：表面上看白族民居与北方四合院式的民居建筑模式同为内向院落式的封闭组合，差别似乎不大。但实际上“白族民居建筑中的院落布局和单体建筑的布置，其基本形式和朝向，是由几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这一带是西高东低的缓坡地带，西靠苍山，东临洱海，因此，院落和主房的朝向以东为主向。这样，不仅能够使院子和主房得到充足的阳光，也能得到比较开阔的视线。另外，这一带全年主导风向为西南风。院落朝东，可避免强大的西南风的吹袭。”现今的白族民居依然割裂不了对历史的传承，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南诏的城镇和城内建筑的样式及样式背后的建置观念都有许多异于中原之处，保留着自身强烈的民族群体特色。 据《焚古通纪浅述》所载：与蒙舍细奴逻同时代的白蛮（河蛮）白子国已开始信仰从印度传播而来的佛教。《白国因由》中也有阿育王集成教法、至白国造塔的传说。传入白蛮的佛教开始与本土乌蛮、白蛮、汉等民族群体的原始宗教结合，发展成为阿吒力教，即白蛮密宗（简称白密）。公元七世纪末八世纪初（大约唐初），在白蛮群体中普遍信仰来自印度的佛教支系之一——阿吒力教。南诏征服河蛮后，出于经济发展的原因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以阶级社会为背景，以私有制为基础，承认社会上存在着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并对这种现象加以合理解释，从而即使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分配原则不受到威胁，又使那些在这一分配原则下受害的人得到心灵上的安慰的新宗教……既要维护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分配制，使统治者的地位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不受侵犯，同時又要对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加以道义上的谴责，并使被剥削者在心灵上有所安慰。”于是南诏接续了白蛮对阿吒力教的宗教信仰。阿吒力教的仪轨、祭拜场所及其他宗教建筑也被南诏政权所接受，从中扶持和兴建。“阿吒力教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决定阿吒力教的传播必然要受政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随着政治统治力量由中心向外围的递减，阿吒力教与原始宗教的整合也越少，传播的力度也越小。从南诏时寺庙的分布来看，这一时期的寺庙主要分布于大理、昆明一带。显然，由于南诏大理时的政治中心在大理、昆明，故阿吒力教的传播也主要在这一带。”洱海、滇池地区是白蛮的主要分布地区，他们是这一地区最早接受佛教的民族之一。
事实上，南诏统治阶层（乌蛮）在南诏立国时就已经开始受佛教的影响，这从南诏中兴二年（公元898年）所作的《南诏图传》之“观音化现故事”中就能体现，后《南诏德化碑》又说：“（阁罗凤）不读非圣人之书，尝学字人之术……将谓君臣一德，内外无欺，岂期奸佞乱常，抚虐生变……诚节，王之庶第，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夫至忠不可以无主，至孝不可以无家。”南诏统治集团的儒家师贤尊圣、忠孝至上的思想表现得十分凸出，达到了夸张的“本唐风化”的地步。随着儒、释合流的发展，这些阿吒力僧有根深蒂固的上著文化，又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他们把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和佛教密宗的“空乐双运”融为一体”，从而达到了儒、释“二教合一”的状态，故而民间又把阿吒力僧称之为“儒僧”。因阿吒力教“其流则释，其学则儒”的特点，所以阿吒力僧又被称为“释儒”证明密教阿吒力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阿吒力教徒除读《金刚经》以外，亦读儒书;设坛讲经者亦讲‘三纲五常’，成为二教合一的僧侣”，南诏僧侣对佛经的注解之法证明了儒、释两种思想紧紧糅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从洱海到滇池，在白蛮分布的地区，但凡设有梵僧庙宇、建筑的城镇也是中原儒学的传播之地，南诏的土著信仰和儒、释、道的思想如此微妙地兼容在一起，导致南诏的城镇分布如同这些宗教信仰的传播途径和规模一样，以洱海、滇池核心向四周延散、递减。
三、结语
无论是城镇名称，还是城镇的建置，南诏从一开始就吸收了中原的城镇建设观念、布局及建筑样式，但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与地域风貌特征。不仅唐城的筑造观念对南诏城建影响颇深，而且凸出了中原城镇军政统治的职能用途，把中心城镇的安全防卫性置于城镇群的建设理念之首：儒学、道教、佛寺的建筑样式引入同本土的建筑习俗一道都在南诏前期的城镇建设中有所体现。
南诏前期洱海流域的城镇建置风格、类型层次、复合文化属性一直影响着南诏中期、大理国乃至于后世。天宝战争以后，南诏国进入了中后期，南诏在西南地区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版图，但一直怀有归附唐廷的心意（《南诏德化碑》），最终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又归附唐廷。叛唐期间，唐王朝的政治（特别是郡县制）经济制度、政区机构、治所组织一直影响着南诏。至德三年（公元758年）南诏占据{圭;州南部地区;宝应元年（公元762年）阁罗凤荡平永昌及其以西、以南地区，“择胜置城”（《南诏德化碑》），建永昌、越赕、丽水等城;同年，阁罗凤又于滇中“雄镇”安宁置城监，垄断当地盐鱼之利;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南诏复修阳苴咩城、龙尾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阁罗凤命其子凤伽异新筑拓东城，“威慑步头，恩收曲、靖……东爨悉归”，把整个东部爨区都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迫使唐廷只能把曲、靖的州治北移侨置;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南诏于太和城内立汉文《南诏德化碑》，由原唐廷西泸县令郑回撰文，由唐流寓南诏的御史杜光庭书写;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异牟寻扩建阳苴咩城，将王都从太和城迁移至此。南诏立国深受外来文化制度影响（以唐、吐蕃为主），异牟寻归唐以后，地缘政治格局改变，南诏遂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南诏中后期在前期设立一级政区——节度（都督）和赕的基础上，通过改制进一步效仿唐制，开始设置府、郡及部（县）的次级政区单元，进一步推广完善了中原郡县制在西南区域的建立与发展，从而极大推进了西南边疆城镇的发展。
天宝战争后，南诏进入中后期，经过几代南诏国王的努力，南诏在西南边疆的许多地方都建设有重要城镇，比如说滇东地区的拓东城（今昆明），滇西地区的拓南城（今永康）、永昌城（今保山），滇南地区的开南城（今景东）、通海城，对于南诏都是举足轻重的。《元史·地理志》“开南州”条云：“其川分十二甸，昔朴、和泥二蛮所居也。庄蹻王滇池，汉武开西南夷，诸葛孔明定益州，皆未尝涉其境。至蒙氏兴，立银生府。”南诏城镇的开拓修建不仅把南诏王国的军政统治据点扩展到了汉晋以来中原王朝政治势力未曾施治的区域，而且通过城镇建置，城镇携带的复合文化因子对当地的民族群体造成了强烈的文化影响。
中原文化对南诏影响始终强烈。从唐的西泸县令到南诏的几代“王师蛮利”，不难想象郑回对南诏的汉文化传播贡献是巨大的。以至于异牟寻仿照中原封境内名胜为“五岳四渎”。今天的云南从汉代开始即为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在民族传统、风俗习惯有自己独特的地方，但是物质文化与内地并没有太大差别。特别是云南本地民族并没有城镇建设的传统，是中原王朝为了加强统治，把内地修筑防御性城垒、设置军政治所的做法带入了云南。南诏在借鉴学习唐王朝文化的过程中，也把城镇文化扩展到了西南边疆更为深远的区域。从洱海区域开始，南诏逐渐把中原的城镇建置模式推向了整个西南边疆，至大理国后期，基本形成了西南边疆城镇多中心、多层级的城镇集群，使得西南边疆众多的民族聚落城镇化，城镇内地化，造成了元代云南政区的内地化。因此，可以说从城镇建设的文化归属和类型层次方面来看，南诏前期的城镇建置模式对于中国西南后世边疆、边境、边界的形成发展意义要远大于洱海区域。
南诏较为独特的复合城镇形态从其前期的初现到中后期的成熟，南诏前期的城镇建置类型、层次和风格直至大理国时期的发展定型都是继承了诸多人类文明成果、融合了数种不同文化类型的表现。南诏城镇的建置风格及多元文化特质为大理国的城镇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城镇群建设的布局和层次造成了大理国后期多中心、多层级、多城镇群的格局，并影响了中后期及后世。
城镇是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内容，作为民族文化集聚场域的西南边疆城镇一直建构、发展着西南的文化边疆和地理边疆。南诏国前期开创的中心化和密集化的洱海城镇集群，其首要目的在于军事防御和行政效能，但至大理后期，随着多层级、多中心、多城镇集群的城镇发展格局日渐凸显，却造成了军事、政治以外的效果。南诏国政权力量对西南民族部落的深入是城镇发展的直接动力，城镇的开发和建设，除满足军事、行政的职能要求外，文明的影响，特别是携带着中原文化的农业文明，其对西南边疆民族部落的影响辐射不能被忽视。南诏国的统治贵族代表了当时西南较为先进的复合型文化——既有较为强烈的中原文化基因，又具有古印度文化引入，再与本土乌、白蛮文化的结合——对其境内各民族部落的文化影响是深远的。南诏国前期以洱海为文化中心的策源地，逐渐形成了西南地区的文化凝聚和文化统一。“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看来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的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南诏通过城镇的建设、开发，开始把其上层统治精英的政治文化影响空前广阔地辐射到疆域内的各个民族部落当中，逐渐把西南的这一片广袤地区整合到一个复合民族体系当中，从而使得西南民族地区第一次获得了社会的整合和政治的统一。这个西南的复合民族单元，自元代以后，以一个“初级的统一体”单元被纳入到了一个更大维度的王朝当中，与那些自南诏以后没有受到内地文化影响、没有受到“城镇化”波及的“徼外”区域，逐渐划分出了边界，形成了西南边疆。
（责任编辑 孙国军）
关键词：城镇类型：城镇建置风格：文化归属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10-0036-07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皮逻阁战胜河蛮，取太和城。次年，唐玄宗赐皮逻阁名为蒙归义，进爵为云南王，南诏国建立。此后南诏在唐廷的支持下继续完成了兼并五诏的历史使命，以洱海流域为其前期“国境”。直到天宝九年（公元750年），阁罗凤忿怨反唐，遂称弟于吐蕃。经过近五年的天宝战争（公元750—754年）胜利之后，南诏在西南开始了大規模的扩张，南诏国进入了中后期的发展进程，疆域随之扩大了数倍。
南诏国前期（公元737—754年），洱海区域的城镇基本形成了以王都为核心的整体分布体系，军事防御是城镇建设和构成的主要目的。在此目的的统摄下，南诏洱海区域的城镇凸出地表现出军事防御的功能。但是，南诏国的城镇按功能划分并不局限于军事防御，其在洱海区域乃至于后来扩大到了的滇池区域，其城镇分布按其功能划分还可分为不同的类型。
一、南诏国前期城镇的类型和层次
由于年代久远，我们今天还无法还原南诏国前期的城镇构成原貌，但是，结合南诏国的历史文献和当代一些云南考古学者对南诏洱海的发掘报告，对城镇按其功能还是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几类（见表一）。
对南诏前期的洱海城镇群作功能类型的简单区分，还不能立体地了解城镇群的战略建构格局。南诏前期洱海区域内的这十多座城镇，大多数在洱海坝子，少数在洱海坝子外围南面。按其功能、职责可大致分为上述五个类型，在此分类的基础上，从内至外又可以分为三个防御层次的城镇群。
第一层次：位于洱海坝子的中部，包括太和城、大厘城和阳苴咩城，都曾先后作为南诏政权的都城，是南诏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诏虽三易其都，但都基于洱海坝子的核心区域内出入，其目的就是要凭借坝子四周天然具有的屏障为保障。
第二层次：主要位于洱海西侧的陆地南诏都城的南、北两端（只有三阳城位于大厘城和阳苴咩城之间），包括北面的邓川城、龙口城、三阳城和南面的龙尾城，为第一层次的军事屏障，其职能是从陆地上拱卫第一层次这个南诏都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安全。
第三层次：位于洱海坝子外围南面与洱海坝子仅一山之隔的巍山坝子、弥渡坝子，包括白崖城、蒙舍城、巄山于图城，其中的白崖城在作为封邑的同时，还兼有监管软禁被征服的异族上层人士及其宗族和遭猜忌的南诏宗族等的，这一层次的诸城镇是南诏政权中心附近稳固的后勤基地和物资、人员大后方。巍山、弥渡两个坝子地形一马平川，有沃野良田且物产丰富，其可耕田地远较洱海坝子更大（洱海坝子南诏时较今要小些，这从太和城城墙的东端距今洱海的西湖岸线已有近300米的距离即可看出，当初太和城城墙的东端至少是到洱海边的，其原因张增祺先生已有论述，况且洱海坝子地势为苍山的冲积缓坡，不如巍山坝子和弥渡坝子平整肥沃更易于耕种），是南诏政权就近的两大粮仓。
从各类城的性质功能来看这三个层次，可以发现外层是逐层向内递进为内层服务的，其目的和用意只有一个：保证都城的军事安全和南诏政权的平稳运行，从而使南诏得以稳固地发展，并进一步得到壮大。
二、南诏国前期城镇的文化归属和建置风格
“历史上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边疆建设与国家的强盛与否密切相关”。自先秦以来，云南本土民族群体受中原文化浸染，从未断绝。秦汉以降，始置郡县，随之而来的是汉族的移入，益州开始设郡置县，汉族移民往往集聚于郡县所治，严格意义上的城镇开始在云南地区出现，零零星星分布于中原入滇的交通干线周围，城镇文明像火种一样点燃了当地民族的原始聚落向中原城镇、乃至于中原城市转变和发展的态势。魏晋以来，中原王朝暗弱，携带着中原文化基因的南中大姓崛起，南中的部分民族群体在中原外力的强烈刺激和诱导下也迅速壮大，各民族的聚落较为明显地朝中心都邑，甚至城镇发展，但其主导力量逐渐由中原王朝演变为本土大姓、民族部落，由于中原农业文明在南中、特别是河蛮当中的广泛传播和积淀，南中地区特别是洱海河蛮地区开始孕育着自己的政权组织和城镇体系。南中郡县的设置、汉族的迁入以及西南夷当中农业民族群体（主要指河蛮）的迁徙，不仅极大影响着郡县政区内的农业人口比例和户口数量，农业民族群体的迁徙还带来一个重要的后果——以云南原始民族群体聚落的快速发展为基础促成了早期城镇的形成和发展。而魏晋以来，南中大姓、部落的崛起又把城镇发展的主导权交回到本土力量手中，大姓和本土民族对南中地区的相互争夺势必让南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朝一体化整合的方向发展，而聚邑、城镇作为政治、经济、文化集聚的场所和集聚的方式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整合过程中得到了空前的储备和发展。农业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文明财富和人口的集聚，那么随之而来的文化要求就是要对农业产品和财富进行有效保存和保护，对农业劳动人口的集聚管理和有效组织，“自固城邑”修筑有军事防御功能的邑聚、坞堡显然可以一定程度上满足农业民族群体这一生产生活需要，虽然还不充分，但是为了农业文化的运行需要，建立必要的社会运行制度和权力组织，必然要求建设有上下各级行政执行和管理机构，这些行政层级需要有一定规模的功能设施和行政及军事处所。唐初，洱海区域属于农业文明的河蛮，筑有自己的城邑便是例证。
隋唐一统，中原的文明发展又逐渐回归到全国文化一体的系统当中，中原文化的复兴、政权力量的加强势必又像秦汉时期那样，再次对云南地区造成强大的文化辐射和文化影响。在隋及唐初的短暂时期内，云南的局部区域——滇东北、滇中及滇西的局部片区又重新被纳入到了中原王朝的文化圈层以内，作为中原文化的载体之一——城镇——又在这些地区缓慢地开始兴起。然而，此时云南境内的文明发展已不同于秦汉时期的格局，本土的民族力量经过魏晋时期长达近400年的发展已较为强大，携带着中原文化因子，滇池、洱海两大区域的民族群体开始有了局部的资源整合和局部政治统一的诉求。 由于汉、魏以来的经营，奠定了滇东北、滇中地区民族聚落、集镇馆邑林立的局面，由于隋、唐王朝对南中爨氏的深刻影响造成了这些区域的城镇发展在被南诏统一之前，始终在中原王朝的统摄和规置之下缓慢发展而归入了唐城或羁縻城镇的范畴;由于唐与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历史机缘，造成了南诏的崛起和强大，从而，出于新兴政权施行和统治的现实需要，更出于军事安全和对外扩张的战略考虑，造成了南诏前期洱海城镇的兴起和密集的格局。从此，云南洱海区域严格意义上的城镇开始勃兴，结合了政治治所与军事防御的城镇从滇东北至滇中一直延伸到滇西都有分布，只是由于这个时期受社会生产水平及商品贸易发展滞后的束缚，城镇中的“市”还尚未完全成形，因此，城镇依然滞留在政治、军事的功能层面上，真正的城市以及城市群还未形成。
南诏统一洱海后出于政治统辖和军事防御的需要，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洱海区域的城镇群建设，把洱海的城镇群规置成为以王都为核心由内而外大致分为三个圈层的模式。南诏洱海城镇群不仅满足了政治统辖、军事防御的需要，而且还为南诏中后期的双王都模式提供了范本，以至于南诏后期以及大理国时期，云南的城镇群基本围绕洱海、滇池两个核心区域向外延展。
洱海河蛮族属白蛮一支，本身融合了部分汉移民，汉化程度较高，较之其他民族更易于吸收汉文化，因而南诏统治者在政权中安置大量白蛮官员，其目的正是希望利用白蛮的这一特性来更大限度地吸收、利用汉文化，而随着白蛮政治地位的提高，又为其更多地吸纳汉文化创造了条件。由此，南诏的城镇发展深受唐初云南羁縻府州的建置模式影响，但是，我们不得不反复强调，自先秦以来云南所处的西南多元文化圈与中原文化圈互融但却异质，因此，南诏城镇的建设也表现出与中原城镇异同兼有的特点。
南诏在城镇建设的推进过程中，不但大量模仿中原的建城模式和规范，还积极地引入了唐朝的建造技术和建筑样式。譬如：“择胜置城”，考察筑城城址的自然地理条件，有效地利用城址周围的自然资源，使得所筑城镇的功能能最大地发挥出效力。大理崇圣三塔虽建于与唐复盟的南诏中后期，但可以推断，受唐扶持统一六诏的南诏前期，筑城也不会离开唐廷的帮助。譬如：在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所筑之巄（山+于）图城的考古遗址中，就可以发现与唐都长安城兴庆宫遗址所出土的极其类似的莲花纹瓦当。又如：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南诏主盛罗皮于巍山建巡山殿供奉南诏创始诏主细奴逻。巡山殿俗称土主庙。盛罗皮遣部下张建成入觐唐玄宗，玄宗给予热情接待，赐浮图像。”此时的巄于图城早已建成，离迁入洱海区域的太和城又尚早，那么巡山殿和浮图像都应置于巄（山+于）图城当中。那么，开元三年（公元715年），“晟罗皮立孔子庙于国中”也应置于城中，从而成为巄（山+于）图城的一个组成部分。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汉传佛教和儒教都在南诏前期已传入了云南，从民俗宗教来看，由于汉族移民的迁入，特别是天宝战后，唐军降卒的滞留于洱海，对南诏而言，增加了中原民间信仰的影响。南诏本土阿吒力教中的大黑天神经过世俗化后，被重塑为道教的人物，又说明了密教与道教的融合。南诏上层也尽可能地显示对道教的尊崇，如世隆建极十三年（872年），南诏王世隆“于白崖诸葛武侯所立铁柱之地，铸天尊柱。”南诏城镇中这些民俗信仰的存在不可避免要求有中原道、儒建筑的设立，于是，我们可以推断：一些携带着浓厚中原文化因素、广泛涉及教育、宗教、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建筑，在南诏前期的洱海城镇群当中，已经存在不少。另外，南诏早期所筑的城池凸出于军事的功用，其城镇的城壕、城墙、城楼、城塔以及内城、外城和瓮城的建置也应该参照了不少唐城、特别是唐初云南剑南边州都督府治的建造元素。
同时，南诏的城镇建设又保留了本土民族群体丰富的文化元素于其中。首先在称谓上，《滇云历年传》记载了辑者倪蜕的一段按语日：“习农乐即细奴逻，唐季又有蕃相名悉那逻，字异而音同也。昔人谓：夷别音，在音，不在字;华别字，在字，不在音。”“夷人”注重读音，而不重字录。樊绰《云南志》也说：“言语者，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究其原因，“大抵所谓焚文，即以汉字传其方音，士大夫认为鄙俗不典雅;但南诏、大理时期通行，元明以来民间亦习用未废;这里用汉字写方音，较之汉晋时期夷言汉语掺杂的做法，汉文的应用更提高了一步”。统治南诏的上层贵族虽为乌蛮，但南诏的主体民族群体依然是白蛮。南诏白蛮的文字（即焚文）吸收了大量汉语成分，而名物读音却保留了“夷语”的发音。因此，许多南诏的城镇、政区、民族名号、官衔称谓都需要回到“夷语”的语境内解读其意，不能讹误于汉字的纪录。南诏都城之名称阳苴咩，“阳”字的前身为“羊”，相关考古已证实：自先秦以来，洱海区域的羊已是当地的畜牧主要物种，现代白语中羊读yon，阳读ylnsx，羊之改为阳，是汉文化习俗深入到白族先民之中后的事情;“苴”应读“首”的音，是一个古白文字，意思为人或族;咩古白语发音mairx，意为牧场，因此阳苴咩完全是个古白语的音译汉字表述，原意为牧羊人之坪，原为河蛮所有，已有学者疑其为河蛮中的大姓—杨氏（如唐初西洱河大首领杨盛、杨同外、左将军杨农栋等）的“自固城邑”，阳苴咩城原为杨同（貝+僉）城。正由于夷语“在音，不在字”，所以樊绰《云南志》称“苴哶城”，《旧唐书》记“阳苴咩城”，《新唐书》作“羊苴咩城”，另有一说“‘苴咩’与现代彝语‘兹莫’为双声，当为‘兹莫’的对音，义为‘王’，‘苴咩城’即‘王城’之义。”具体而言，“‘苴哶’一语，或即tsaubwa，Chaohpa之对音，苴哶城者，王城或京城之义也……阳苴咩城译以汉语，或即神京也。”又如原施浪诏城——矣苴和城，古白语为水边的居民之意。再如大厘城更名为史城，就是取古白语“史”为“第二”之意，谓此城是仅次于阳苴咩城的南诏第二王城，即陪都也。此外，据樊绰《云南志》卷八所载，相关的白、汉可以互译之语还有“赕”即川、坝子;“和”即山;“葱路”即山顶;“阁”即高;“苴”即俊;“诺”即深。其次在建筑观念和样式上，洱海特殊的生存生境有别于中原，其建筑样式也必然异于中原。樊绰《云南志》载：“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栋下宇，悉与汉同，惟东西南北不取周正耳;别置仓舍，有栏槛，脚高数尺，云避田鼠，上阁如车盖状。”这种“栏槛”式建筑具有农业民族的典型特征，说明南诏早已进入农业文明时代，与中原文明有着部分相同的文化特质。“皆依傍四山”又说明处在群山与坝区之间的南诏建筑势必采取一些不同于平原的建筑模式。苍山雄峙滇西，是横断山脉云岭山系南端的主峰，系南北走向。造成了其区域内较为独特的建筑风格，中原的建筑文化进入洱海地区后，在当地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经过不断的文化的适应、筛选、发展最终才形成了具有濃郁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民族民居建筑样式。以当代白族民居建筑为例：表面上看白族民居与北方四合院式的民居建筑模式同为内向院落式的封闭组合，差别似乎不大。但实际上“白族民居建筑中的院落布局和单体建筑的布置，其基本形式和朝向，是由几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这一带是西高东低的缓坡地带，西靠苍山，东临洱海，因此，院落和主房的朝向以东为主向。这样，不仅能够使院子和主房得到充足的阳光，也能得到比较开阔的视线。另外，这一带全年主导风向为西南风。院落朝东，可避免强大的西南风的吹袭。”现今的白族民居依然割裂不了对历史的传承，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南诏的城镇和城内建筑的样式及样式背后的建置观念都有许多异于中原之处，保留着自身强烈的民族群体特色。 据《焚古通纪浅述》所载：与蒙舍细奴逻同时代的白蛮（河蛮）白子国已开始信仰从印度传播而来的佛教。《白国因由》中也有阿育王集成教法、至白国造塔的传说。传入白蛮的佛教开始与本土乌蛮、白蛮、汉等民族群体的原始宗教结合，发展成为阿吒力教，即白蛮密宗（简称白密）。公元七世纪末八世纪初（大约唐初），在白蛮群体中普遍信仰来自印度的佛教支系之一——阿吒力教。南诏征服河蛮后，出于经济发展的原因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以阶级社会为背景，以私有制为基础，承认社会上存在着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并对这种现象加以合理解释，从而即使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分配原则不受到威胁，又使那些在这一分配原则下受害的人得到心灵上的安慰的新宗教……既要维护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分配制，使统治者的地位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不受侵犯，同時又要对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加以道义上的谴责，并使被剥削者在心灵上有所安慰。”于是南诏接续了白蛮对阿吒力教的宗教信仰。阿吒力教的仪轨、祭拜场所及其他宗教建筑也被南诏政权所接受，从中扶持和兴建。“阿吒力教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决定阿吒力教的传播必然要受政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随着政治统治力量由中心向外围的递减，阿吒力教与原始宗教的整合也越少，传播的力度也越小。从南诏时寺庙的分布来看，这一时期的寺庙主要分布于大理、昆明一带。显然，由于南诏大理时的政治中心在大理、昆明，故阿吒力教的传播也主要在这一带。”洱海、滇池地区是白蛮的主要分布地区，他们是这一地区最早接受佛教的民族之一。
事实上，南诏统治阶层（乌蛮）在南诏立国时就已经开始受佛教的影响，这从南诏中兴二年（公元898年）所作的《南诏图传》之“观音化现故事”中就能体现，后《南诏德化碑》又说：“（阁罗凤）不读非圣人之书，尝学字人之术……将谓君臣一德，内外无欺，岂期奸佞乱常，抚虐生变……诚节，王之庶第，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夫至忠不可以无主，至孝不可以无家。”南诏统治集团的儒家师贤尊圣、忠孝至上的思想表现得十分凸出，达到了夸张的“本唐风化”的地步。随着儒、释合流的发展，这些阿吒力僧有根深蒂固的上著文化，又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他们把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和佛教密宗的“空乐双运”融为一体”，从而达到了儒、释“二教合一”的状态，故而民间又把阿吒力僧称之为“儒僧”。因阿吒力教“其流则释，其学则儒”的特点，所以阿吒力僧又被称为“释儒”证明密教阿吒力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阿吒力教徒除读《金刚经》以外，亦读儒书;设坛讲经者亦讲‘三纲五常’，成为二教合一的僧侣”，南诏僧侣对佛经的注解之法证明了儒、释两种思想紧紧糅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从洱海到滇池，在白蛮分布的地区，但凡设有梵僧庙宇、建筑的城镇也是中原儒学的传播之地，南诏的土著信仰和儒、释、道的思想如此微妙地兼容在一起，导致南诏的城镇分布如同这些宗教信仰的传播途径和规模一样，以洱海、滇池核心向四周延散、递减。
三、结语
无论是城镇名称，还是城镇的建置，南诏从一开始就吸收了中原的城镇建设观念、布局及建筑样式，但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与地域风貌特征。不仅唐城的筑造观念对南诏城建影响颇深，而且凸出了中原城镇军政统治的职能用途，把中心城镇的安全防卫性置于城镇群的建设理念之首：儒学、道教、佛寺的建筑样式引入同本土的建筑习俗一道都在南诏前期的城镇建设中有所体现。
南诏前期洱海流域的城镇建置风格、类型层次、复合文化属性一直影响着南诏中期、大理国乃至于后世。天宝战争以后，南诏国进入了中后期，南诏在西南地区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版图，但一直怀有归附唐廷的心意（《南诏德化碑》），最终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又归附唐廷。叛唐期间，唐王朝的政治（特别是郡县制）经济制度、政区机构、治所组织一直影响着南诏。至德三年（公元758年）南诏占据{圭;州南部地区;宝应元年（公元762年）阁罗凤荡平永昌及其以西、以南地区，“择胜置城”（《南诏德化碑》），建永昌、越赕、丽水等城;同年，阁罗凤又于滇中“雄镇”安宁置城监，垄断当地盐鱼之利;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南诏复修阳苴咩城、龙尾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阁罗凤命其子凤伽异新筑拓东城，“威慑步头，恩收曲、靖……东爨悉归”，把整个东部爨区都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迫使唐廷只能把曲、靖的州治北移侨置;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南诏于太和城内立汉文《南诏德化碑》，由原唐廷西泸县令郑回撰文，由唐流寓南诏的御史杜光庭书写;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异牟寻扩建阳苴咩城，将王都从太和城迁移至此。南诏立国深受外来文化制度影响（以唐、吐蕃为主），异牟寻归唐以后，地缘政治格局改变，南诏遂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南诏中后期在前期设立一级政区——节度（都督）和赕的基础上，通过改制进一步效仿唐制，开始设置府、郡及部（县）的次级政区单元，进一步推广完善了中原郡县制在西南区域的建立与发展，从而极大推进了西南边疆城镇的发展。
天宝战争后，南诏进入中后期，经过几代南诏国王的努力，南诏在西南边疆的许多地方都建设有重要城镇，比如说滇东地区的拓东城（今昆明），滇西地区的拓南城（今永康）、永昌城（今保山），滇南地区的开南城（今景东）、通海城，对于南诏都是举足轻重的。《元史·地理志》“开南州”条云：“其川分十二甸，昔朴、和泥二蛮所居也。庄蹻王滇池，汉武开西南夷，诸葛孔明定益州，皆未尝涉其境。至蒙氏兴，立银生府。”南诏城镇的开拓修建不仅把南诏王国的军政统治据点扩展到了汉晋以来中原王朝政治势力未曾施治的区域，而且通过城镇建置，城镇携带的复合文化因子对当地的民族群体造成了强烈的文化影响。
中原文化对南诏影响始终强烈。从唐的西泸县令到南诏的几代“王师蛮利”，不难想象郑回对南诏的汉文化传播贡献是巨大的。以至于异牟寻仿照中原封境内名胜为“五岳四渎”。今天的云南从汉代开始即为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在民族传统、风俗习惯有自己独特的地方，但是物质文化与内地并没有太大差别。特别是云南本地民族并没有城镇建设的传统，是中原王朝为了加强统治，把内地修筑防御性城垒、设置军政治所的做法带入了云南。南诏在借鉴学习唐王朝文化的过程中，也把城镇文化扩展到了西南边疆更为深远的区域。从洱海区域开始，南诏逐渐把中原的城镇建置模式推向了整个西南边疆，至大理国后期，基本形成了西南边疆城镇多中心、多层级的城镇集群，使得西南边疆众多的民族聚落城镇化，城镇内地化，造成了元代云南政区的内地化。因此，可以说从城镇建设的文化归属和类型层次方面来看，南诏前期的城镇建置模式对于中国西南后世边疆、边境、边界的形成发展意义要远大于洱海区域。
南诏较为独特的复合城镇形态从其前期的初现到中后期的成熟，南诏前期的城镇建置类型、层次和风格直至大理国时期的发展定型都是继承了诸多人类文明成果、融合了数种不同文化类型的表现。南诏城镇的建置风格及多元文化特质为大理国的城镇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城镇群建设的布局和层次造成了大理国后期多中心、多层级、多城镇群的格局，并影响了中后期及后世。
城镇是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内容，作为民族文化集聚场域的西南边疆城镇一直建构、发展着西南的文化边疆和地理边疆。南诏国前期开创的中心化和密集化的洱海城镇集群，其首要目的在于军事防御和行政效能，但至大理后期，随着多层级、多中心、多城镇集群的城镇发展格局日渐凸显，却造成了军事、政治以外的效果。南诏国政权力量对西南民族部落的深入是城镇发展的直接动力，城镇的开发和建设，除满足军事、行政的职能要求外，文明的影响，特别是携带着中原文化的农业文明，其对西南边疆民族部落的影响辐射不能被忽视。南诏国的统治贵族代表了当时西南较为先进的复合型文化——既有较为强烈的中原文化基因，又具有古印度文化引入，再与本土乌、白蛮文化的结合——对其境内各民族部落的文化影响是深远的。南诏国前期以洱海为文化中心的策源地，逐渐形成了西南地区的文化凝聚和文化统一。“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看来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的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南诏通过城镇的建设、开发，开始把其上层统治精英的政治文化影响空前广阔地辐射到疆域内的各个民族部落当中，逐渐把西南的这一片广袤地区整合到一个复合民族体系当中，从而使得西南民族地区第一次获得了社会的整合和政治的统一。这个西南的复合民族单元，自元代以后，以一个“初级的统一体”单元被纳入到了一个更大维度的王朝当中，与那些自南诏以后没有受到内地文化影响、没有受到“城镇化”波及的“徼外”区域，逐渐划分出了边界，形成了西南边疆。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