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中国现代文学中描绘了很多女性形象，关注女性命运的发展变迁。本文就中国现代文学所描绘的几个女性形象入手，透过女性形象性格、命运的变化，演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轨迹，体现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革命和时代发展紧密结合的特点。
关键词：现代文学 女性形象 时代轨迹
中国现代文学从发端之时就注定与中国革命及中国现代社会时代变革紧密相连。她挣脱旧时代的束缚，乘着“五四”的东风，带着“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以振聋发聩的崭新姿态出现在中国文坛。她的彻底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彻底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文学主题，“绝对自由，绝对自主”、白话替代文言的文学新形式，都使得中国现代文学显得格外振奋人心，她像一股清新的风，涤荡着旧时代陈腐、古旧的灵魂。
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者们，大都呼吸着时代的气息，感受着时代的脉搏，把开创、发展新文学视为己任。他们漂洋过海带回了先进的思想，他们奔走呼号寻求着救国之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拉开了现代文学的序幕，文化和文学成为启蒙思想、宣传教化的载体。他们关注着民生疾苦，尤其关注着女性命运，力图揭示出社会的本质，以期彻底改变旧世界。在现代文学作家笔下，女性形象总能体现出时代的特点，呈现现代社会时代发展的轨迹。
一.封建社会被吞噬的女性形象
鲁迅，作为现代文学的奠基者，“抱着启蒙的目的做起小说来”[1]他努力在作品中“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阿Q正传》揭示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精神胜利法”之弊病；《狂人日记》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祝福》则通过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灾难深重的劳动妇女祥林嫂形象，向人们充分揭露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的罪恶。
祥林嫂，一个旧时代的劳动妇女，在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的社会体制下，她没有任何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作品中她没有姓名，只因嫁给祥林而人稱祥林嫂。丈夫死后，她为丈夫守节守寡，封建夫权决定了她只能成为夫家的财产而被婆婆随意变卖。即便她逃出夫家依然被抓回；即便她在帮佣的人家辛勤劳作，“实在比一个勤快的男人还勤快”[3]，但主人依然没有为她说一句话。被婆家卖至深山，她也只有屈从命运，生下儿子阿毛。本以为可以安心度日，但命运再次捉弄了她。丈夫死了，儿子被狼吃了，封建族权的代表大伯子来收屋了，她被扫地出门，再次走投无路。重回鲁四老爷家的祥林嫂，更是失去了作为一个正常人资格，被视为一个克夫克子的“丧门星”而遭受主人的嫌弃和世人的排挤。在她哀哀无告的悲苦生命里，她向神灵发出了祈求。“捐门槛”的失败，使她失去了最后的依靠和希望。封建神权的巨大威力，使祥林嫂至死都在“人死之后有没有魂灵”的无比困惑中， 怀着巨大的恐惧去走向死亡，迎接阴间的“锯刑”。祥林嫂在祝福之夜倒毙街头，像草芥一般“被无常打扫的干干净净”[4]，是封建政权、夫权、族权、神权的四大绳索活活勒死了她。她本分善良，愚昧迷信，想凭着一把子力气安安分分做一个人，但在封建思想把持一切的时代中，她丝毫没有生命的尊严和反抗的能力，只有像鱼肉一般任人宰割。鲁迅通过这一形象，深刻揭示和批判了封建社会吃人的罪恶，给予复古主义潮流以有力地回击。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品中，像祥林嫂一类的女性形象还有许多：如《离婚》中的爱姑、《明天》中的单四嫂子、《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春宝娘等等，她们都是旧时代的受害者，深受着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剥削和迫害，无比痛苦地过着她们悲惨的人生。但是，在时代的变革中，也有一些女性开始觉醒，开始去争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二.“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女性形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民主”和“自由”的新思想，一代青年如沐春风，被新时代、新思想深深感召，逐渐觉醒。比如《莎菲女士日记》中的莎菲女士、《二月》中的陶岚，以及《伤逝》中的子君。
子君，那样清新，那样美好，踏着轻巧的步伐一步步走向我们，宛如一阵清风扑面而来。这样一个娟秀纤弱的女子，却有着坚定的意志，敢于大胆打破时代的禁忌，大胆地牵起涓生的手，去追求自己情感的自主和自由。“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5]这样的话语可谓字字千斤，敲打着人们的灵魂。它意味着子君的觉悟，意味着时代的进步，意味着女性意识开始觉醒。虽然由于小资产阶级天然的动摇和怯懦，子君最终没有能捍卫自己的感情，也最终没有能真正走出封建社会妇女的思想范畴，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女性；最终回到父亲的家中，在父亲烈日般的威严和人们冰冷的目光中抑郁而死。与她一样，虽然莎菲女士最终没能找到命运出路；虽然陶岚最终未能获得她的爱情，但是她们的出现无疑让我们看到了民主自由的精神开始走进人们的思想，照亮人们的精神家园，引领着时代向前发展，走向更大的文明和幸福。
三.民主时代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形象
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春雷，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逐渐壮大，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开始抢占现代文学的桥头堡，左翼文学成为文学主流。文学的主题开始关注工农大众的生活，从《骆驼祥子》到《林家铺子》；从《春蚕》到《丰收》，反映的都是普通民众人生的喜怒哀乐。到了四十年代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把文学的使命定位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大众化也被提上了意识日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闹革命，打倒剥削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开辟解放区、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人民政府，底层人民的利益前所未有的得到了重视和发展，人们的思想在发生着改变，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也在发生着变化。
1945年，延安“鲁艺”师生共同创作了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塑造个农家女儿喜儿的形象。喜儿是个天真无邪的农家少女，自幼丧母，与父亲杨白劳相依为命。在17岁的花季年华里，她怀着对爱情，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迎来了新年。但是等待她的不是美好，而是父亲为还地主家的债而被迫签下的、将她卖入黄家的卖身契；是父亲沮丧无助下的自杀，是所有梦想的破灭。被抢入黄家的喜儿受尽了地主的折磨和摧残，几次想轻生了结的她最终选择了逃出黄家。喜儿逃进深山，靠庙里的“贡献”和山上的野果艰难度日。三年的非人生活，使她全身毛发变白，成为人们谈之色变的“白毛仙姑”。如此艰难的困境中，支撑喜儿活下来的唯一原因是报仇伸冤。在剧中她大声的宣告：“要想害死我，瞎了你眼窝。我是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6]她坚定执着地相信着有朝一日能够沉冤得雪，重见天日。坚强的求生意志，强烈的反抗精神，是喜儿形象最耀眼的光彩。最终共产党解放了杨格村，打倒了黄世仁，解救了喜儿，使这个被旧社会从人变成鬼的女性，在新社会重新由鬼变成人。
关键词：现代文学 女性形象 时代轨迹
中国现代文学从发端之时就注定与中国革命及中国现代社会时代变革紧密相连。她挣脱旧时代的束缚，乘着“五四”的东风，带着“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以振聋发聩的崭新姿态出现在中国文坛。她的彻底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彻底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文学主题，“绝对自由，绝对自主”、白话替代文言的文学新形式，都使得中国现代文学显得格外振奋人心，她像一股清新的风，涤荡着旧时代陈腐、古旧的灵魂。
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者们，大都呼吸着时代的气息，感受着时代的脉搏，把开创、发展新文学视为己任。他们漂洋过海带回了先进的思想，他们奔走呼号寻求着救国之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拉开了现代文学的序幕，文化和文学成为启蒙思想、宣传教化的载体。他们关注着民生疾苦，尤其关注着女性命运，力图揭示出社会的本质，以期彻底改变旧世界。在现代文学作家笔下，女性形象总能体现出时代的特点，呈现现代社会时代发展的轨迹。
一.封建社会被吞噬的女性形象
鲁迅，作为现代文学的奠基者，“抱着启蒙的目的做起小说来”[1]他努力在作品中“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阿Q正传》揭示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精神胜利法”之弊病；《狂人日记》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祝福》则通过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灾难深重的劳动妇女祥林嫂形象，向人们充分揭露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的罪恶。
祥林嫂，一个旧时代的劳动妇女，在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的社会体制下，她没有任何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作品中她没有姓名，只因嫁给祥林而人稱祥林嫂。丈夫死后，她为丈夫守节守寡，封建夫权决定了她只能成为夫家的财产而被婆婆随意变卖。即便她逃出夫家依然被抓回；即便她在帮佣的人家辛勤劳作，“实在比一个勤快的男人还勤快”[3]，但主人依然没有为她说一句话。被婆家卖至深山，她也只有屈从命运，生下儿子阿毛。本以为可以安心度日，但命运再次捉弄了她。丈夫死了，儿子被狼吃了，封建族权的代表大伯子来收屋了，她被扫地出门，再次走投无路。重回鲁四老爷家的祥林嫂，更是失去了作为一个正常人资格，被视为一个克夫克子的“丧门星”而遭受主人的嫌弃和世人的排挤。在她哀哀无告的悲苦生命里，她向神灵发出了祈求。“捐门槛”的失败，使她失去了最后的依靠和希望。封建神权的巨大威力，使祥林嫂至死都在“人死之后有没有魂灵”的无比困惑中， 怀着巨大的恐惧去走向死亡，迎接阴间的“锯刑”。祥林嫂在祝福之夜倒毙街头，像草芥一般“被无常打扫的干干净净”[4]，是封建政权、夫权、族权、神权的四大绳索活活勒死了她。她本分善良，愚昧迷信，想凭着一把子力气安安分分做一个人，但在封建思想把持一切的时代中，她丝毫没有生命的尊严和反抗的能力，只有像鱼肉一般任人宰割。鲁迅通过这一形象，深刻揭示和批判了封建社会吃人的罪恶，给予复古主义潮流以有力地回击。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品中，像祥林嫂一类的女性形象还有许多：如《离婚》中的爱姑、《明天》中的单四嫂子、《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春宝娘等等，她们都是旧时代的受害者，深受着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剥削和迫害，无比痛苦地过着她们悲惨的人生。但是，在时代的变革中，也有一些女性开始觉醒，开始去争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二.“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女性形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民主”和“自由”的新思想，一代青年如沐春风，被新时代、新思想深深感召，逐渐觉醒。比如《莎菲女士日记》中的莎菲女士、《二月》中的陶岚，以及《伤逝》中的子君。
子君，那样清新，那样美好，踏着轻巧的步伐一步步走向我们，宛如一阵清风扑面而来。这样一个娟秀纤弱的女子，却有着坚定的意志，敢于大胆打破时代的禁忌，大胆地牵起涓生的手，去追求自己情感的自主和自由。“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5]这样的话语可谓字字千斤，敲打着人们的灵魂。它意味着子君的觉悟，意味着时代的进步，意味着女性意识开始觉醒。虽然由于小资产阶级天然的动摇和怯懦，子君最终没有能捍卫自己的感情，也最终没有能真正走出封建社会妇女的思想范畴，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女性；最终回到父亲的家中，在父亲烈日般的威严和人们冰冷的目光中抑郁而死。与她一样，虽然莎菲女士最终没能找到命运出路；虽然陶岚最终未能获得她的爱情，但是她们的出现无疑让我们看到了民主自由的精神开始走进人们的思想，照亮人们的精神家园，引领着时代向前发展，走向更大的文明和幸福。
三.民主时代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形象
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春雷，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逐渐壮大，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开始抢占现代文学的桥头堡，左翼文学成为文学主流。文学的主题开始关注工农大众的生活，从《骆驼祥子》到《林家铺子》；从《春蚕》到《丰收》，反映的都是普通民众人生的喜怒哀乐。到了四十年代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把文学的使命定位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大众化也被提上了意识日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闹革命，打倒剥削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开辟解放区、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人民政府，底层人民的利益前所未有的得到了重视和发展，人们的思想在发生着改变，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也在发生着变化。
1945年，延安“鲁艺”师生共同创作了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塑造个农家女儿喜儿的形象。喜儿是个天真无邪的农家少女，自幼丧母，与父亲杨白劳相依为命。在17岁的花季年华里，她怀着对爱情，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迎来了新年。但是等待她的不是美好，而是父亲为还地主家的债而被迫签下的、将她卖入黄家的卖身契；是父亲沮丧无助下的自杀，是所有梦想的破灭。被抢入黄家的喜儿受尽了地主的折磨和摧残，几次想轻生了结的她最终选择了逃出黄家。喜儿逃进深山，靠庙里的“贡献”和山上的野果艰难度日。三年的非人生活，使她全身毛发变白，成为人们谈之色变的“白毛仙姑”。如此艰难的困境中，支撑喜儿活下来的唯一原因是报仇伸冤。在剧中她大声的宣告：“要想害死我，瞎了你眼窝。我是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6]她坚定执着地相信着有朝一日能够沉冤得雪，重见天日。坚强的求生意志，强烈的反抗精神，是喜儿形象最耀眼的光彩。最终共产党解放了杨格村，打倒了黄世仁，解救了喜儿，使这个被旧社会从人变成鬼的女性，在新社会重新由鬼变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