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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集体中形成的文化符号，代表的往往是一种集体权威而并非个人体验，因而常常会抑制使用者真实的实践感受。这就使得仅仅针对文化符号的文化研究不仅难以理解文化建构过程中的能动性，还倾向于形成一种具有专制色彩的研究取向，进而陷入预示论和以古套今的困境之中。因此，要解决文化研究中的困境，就必须解除文化符号的层层包裹，从文化中的人本身出发。
关键词 文化研究 文化符号 象征 实践
一、文化符号的形成及其弊端
文化符号是在集体中形成的，反映的是集体权威：符号作为社会共识，由于对个人意识的整合而产生了集体对个人的权威；而集体对个人的权威则通过符号传播和继承下去。符号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记号问题，而是“嵌在语言中的思维模式”（阿萨德，2008）。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一套符号体系，并在相互之间产生并不对等的影响。这些符号体系塑造并适应着相对应的生活，因而研究这些符号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如果仅仅在符号的范畴之内进行研究却会带来许多麻烦。
第一个麻烦在于因符号的迥异而将不同阶层的文化截然分开，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文化符号代替文化，并将目光局限在某一种文化之中。以此方式进行研究的人往往自认为自己所选择的研究领域要优于其他，因为他们实质上都认为文化符号高于文化，于是只要能从文化事象中抽取出文化符号，他们就胜利了。如果是从文化出发找到文化符号、再回到文化，还不失为一种稳妥的研究路径；而从文化符号出发来研究文化符号就等而下之了，因为这是在一个业已形成且非常值得怀疑的框架之中来研究问题的——这就是顺次而来的第二个麻烦。
文化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外在的生存框架（赵越胜，2011），尽管它看起来、也常常被认为是深深扎根于文化中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但由于符号代表的是一种集体权威而并非个人体验，因此“必须让陌生变为熟稔，与此同时又保留它的陌生性”（克拉潘扎诺，2008），这不仅仅是人类学者的悖论，也是每一个研究文化的人所要面临的分裂感。一旦使用了符号，便不得不服从于集体所共享的伦理、规范、制度和思潮，但这是否就是使用者所想要表达的意思尚值得怀疑；另一方面，处于某种文化符号当中的人会被这些符号形塑，而被文化符号而不是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是缺乏内在平衡力的，他们经常感到自己的经历并不属于自己；而建立在此之上的研究也将无法平衡理论与现实。
二、去象以尽意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在不受文化符号的限制之下进行文化研究？中国文化有着极深的人文传统，但问题在于，我们首先对于高雅文化符号更多地是进行传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成为了高雅文化的殖民地；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民俗符号也不能保证对这些符号意义的准确理解，包含在其中的心路历程我们并不知晓。我们体会到的更多的是文化符号带来的象征感，这些象征感就是激发起来的一种情绪，至于这些情绪确切的激发者是什么，却不尽相同。尽管有这么多的不同，尽管不如文化符号那样系统完善，却都是人类的情怀或精神。如果一味地用文化符号来理解文化，势必是对生活在文化中的人的不尊重，是一种经验对多种经验的专制，因为属于他们自己的实践体悟被忽视了，而这恰恰是文化得以建立的根基。
文化不是用符号建立起来的，符号也并不胜过文化。说到底，人和文化本是一体，却被文化符号给隔开了，而且人身上的符号特性越来越多，文化特性却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很容易陷入两种困境：
一种是预示论的倾向。预示论是对科学思想或学术思想早期各种各样表述的全力的、有目的的探寻（默顿，2006）。正是由于中国文化中通过符号暗示的东西几乎是无穷的，此种观点视中国古代思想为一切思想之源泉，仿佛任何东西都是“古已有之”的，这使得研究者無法真正领会新思想和西方思想的意蕴，也无法真正明白自身的优点和不足。
另一种是希望古人的思想足以解决现实问题，一旦无法解决便视这些思想为糟粕。中国式的学问固然能带给人许多启示，但无法给出答案。任何无视古人提出的解决方案的思想精髓，而希望将那些具体的方案加以推行的想法都是难以成功的。将现实问题和过去的思想混淆起来只是一种“缺席审判”，这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而且也浪费了古人的智力资源。
本文认为，中国文化研究之所以会依附于西方学术体系，或是陷入中国自己的符号体系之中却还认为这是“文化自觉”，原因就在于此。只有去除掩盖在精神实质之上的文化符号，而代之以实践体悟才能找到出路：思想和文化是建立在实践体悟的基础上的，文化符号只是它的一种表现方式，可以通过它来认识文化，但它永远都不能代替文化本身，代替不了在文化中的生活。
参考文献：
[1]阿萨德.英国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翻译概念.谢元媛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克利福德，马库斯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克拉潘扎诺.赫尔墨斯的困境：民族志描述中对颠覆因素的掩饰.杨春宇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克利福德，马库斯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3]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M].唐少杰，齐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4]赵越胜.圣殿在静穆中屹立[J].读书，2011（7-8）.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关键词 文化研究 文化符号 象征 实践
一、文化符号的形成及其弊端
文化符号是在集体中形成的，反映的是集体权威：符号作为社会共识，由于对个人意识的整合而产生了集体对个人的权威；而集体对个人的权威则通过符号传播和继承下去。符号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记号问题，而是“嵌在语言中的思维模式”（阿萨德，2008）。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一套符号体系，并在相互之间产生并不对等的影响。这些符号体系塑造并适应着相对应的生活，因而研究这些符号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如果仅仅在符号的范畴之内进行研究却会带来许多麻烦。
第一个麻烦在于因符号的迥异而将不同阶层的文化截然分开，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文化符号代替文化，并将目光局限在某一种文化之中。以此方式进行研究的人往往自认为自己所选择的研究领域要优于其他，因为他们实质上都认为文化符号高于文化，于是只要能从文化事象中抽取出文化符号，他们就胜利了。如果是从文化出发找到文化符号、再回到文化，还不失为一种稳妥的研究路径；而从文化符号出发来研究文化符号就等而下之了，因为这是在一个业已形成且非常值得怀疑的框架之中来研究问题的——这就是顺次而来的第二个麻烦。
文化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外在的生存框架（赵越胜，2011），尽管它看起来、也常常被认为是深深扎根于文化中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但由于符号代表的是一种集体权威而并非个人体验，因此“必须让陌生变为熟稔，与此同时又保留它的陌生性”（克拉潘扎诺，2008），这不仅仅是人类学者的悖论，也是每一个研究文化的人所要面临的分裂感。一旦使用了符号，便不得不服从于集体所共享的伦理、规范、制度和思潮，但这是否就是使用者所想要表达的意思尚值得怀疑；另一方面，处于某种文化符号当中的人会被这些符号形塑，而被文化符号而不是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是缺乏内在平衡力的，他们经常感到自己的经历并不属于自己；而建立在此之上的研究也将无法平衡理论与现实。
二、去象以尽意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在不受文化符号的限制之下进行文化研究？中国文化有着极深的人文传统，但问题在于，我们首先对于高雅文化符号更多地是进行传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成为了高雅文化的殖民地；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民俗符号也不能保证对这些符号意义的准确理解，包含在其中的心路历程我们并不知晓。我们体会到的更多的是文化符号带来的象征感，这些象征感就是激发起来的一种情绪，至于这些情绪确切的激发者是什么，却不尽相同。尽管有这么多的不同，尽管不如文化符号那样系统完善，却都是人类的情怀或精神。如果一味地用文化符号来理解文化，势必是对生活在文化中的人的不尊重，是一种经验对多种经验的专制，因为属于他们自己的实践体悟被忽视了，而这恰恰是文化得以建立的根基。
文化不是用符号建立起来的，符号也并不胜过文化。说到底，人和文化本是一体，却被文化符号给隔开了，而且人身上的符号特性越来越多，文化特性却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很容易陷入两种困境：
一种是预示论的倾向。预示论是对科学思想或学术思想早期各种各样表述的全力的、有目的的探寻（默顿，2006）。正是由于中国文化中通过符号暗示的东西几乎是无穷的，此种观点视中国古代思想为一切思想之源泉，仿佛任何东西都是“古已有之”的，这使得研究者無法真正领会新思想和西方思想的意蕴，也无法真正明白自身的优点和不足。
另一种是希望古人的思想足以解决现实问题，一旦无法解决便视这些思想为糟粕。中国式的学问固然能带给人许多启示，但无法给出答案。任何无视古人提出的解决方案的思想精髓，而希望将那些具体的方案加以推行的想法都是难以成功的。将现实问题和过去的思想混淆起来只是一种“缺席审判”，这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而且也浪费了古人的智力资源。
本文认为，中国文化研究之所以会依附于西方学术体系，或是陷入中国自己的符号体系之中却还认为这是“文化自觉”，原因就在于此。只有去除掩盖在精神实质之上的文化符号，而代之以实践体悟才能找到出路：思想和文化是建立在实践体悟的基础上的，文化符号只是它的一种表现方式，可以通过它来认识文化，但它永远都不能代替文化本身，代替不了在文化中的生活。
参考文献：
[1]阿萨德.英国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翻译概念.谢元媛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克利福德，马库斯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克拉潘扎诺.赫尔墨斯的困境：民族志描述中对颠覆因素的掩饰.杨春宇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克利福德，马库斯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3]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M].唐少杰，齐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4]赵越胜.圣殿在静穆中屹立[J].读书，2011（7-8）.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