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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有力地维护了统治者的利益，期间也融合了佛道思想并加以补充，愈加稳固了文治统治，宋朝尤其是南宋就是一个儒、道兴盛，理学新进的大繁荣、多元化的朝代。
儒家美学思想一直处于我国传统艺术的核心位置，制定以一切行为思想都要符合最高标准的“礼”，所谓“克己复礼”的合理性。使人民通过对仁、义、礼、智、信的宣传发扬，自然得到对“礼”也就是整个国家的维护。就社会审美功能来说，儒家注重诗的社会生态调节机制，如孔子认为《诗》，可以怨，但“怨而不怒”，怨怒是人类正常生活不可避免的情绪，但是如果能做到“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就可以通过外在的礼，来制造和谐的氛围从而内化为内心的和谐，自然心中无怒，即社会精神调节和平衡功能。从社会审美对象来说，儒家制订了社会生态的美学标准。孔子对《韶》的“尽善尽美”的充分肯定宣扬了社会要以“和”为贵，才能德被四方，广致太平。道家思想相对儒家的集体主义至上的观点更自然化、个人化，提倡宽松温和的统治手段，把“无欲无为”作为理想的社会特征。道家对个人才艺的认可程度远远大于儒家，相对于儒家的视个人才艺为国家集体所用而接受来说，只要对个人自身和谐有益，就值得道家的肯定和支持。道家没有儒家“任重而道远”的凌云壮志，更倾向于“独善其身”“安静无忧”的返璞归真。再者就是兴起于北宋，集大成于南宋的关乎心性之学的理学，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融合道学，间杂佛学的又一学说。南宋理学家顺应时代发展，不再满足于对“道”的抽象探求，他们将义理阐发和现实政治紧密结合，通过对伦理纲常、君臣大义、王道理想的政治诠释，使理学价值观逐步固定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不易之规。在理学的社会化进程中，各阶层的社会职责和行为准则都被明确定位。理学家以天理为依托，建立起宏大的政教体系，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任何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学习和创作既离不开社会文化思想的影响，也离不开时代风气的左右，高宗赵构亦是如此。史书记载，赵宋皇室沿袭唐风，对钟繇、王羲之书法有着偏爱的传统。而书法发展历经唐代“尚法”的极盛而衰，又遭五代战乱。赵宋建国之初的书坛日益衰弱，这便激起了像欧阳修、蔡襄等具有忧患意识的书法家们重振书艺之事的呼唤。也许正是看到了唐代法度的藩篱束缚的使人窒息，甚至是看不到书法发展的进路，加上道教思想在宋朝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盛行的背景下，宋人更多地是主张自然本性、任情适意的书法趣味，希冀于在书法中展现个人最纯粹的“天趣”来迎合儒家正统的审美理念。
从史料中可知，身为帝王的赵构对“书学之弊，无如本朝”的来由不会没有过一番思考，承五季之后的宋初没有出现可与唐人比肩的书法家。而在北宋中期出现了意欲别于唐人之法而追晋人“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的苏、黄、米等思想鼓动，高宗赵构看到了希望，而这种富有个性的书法趣味也正中赵构下怀，不然也不会有过学黄的经历和其在《翰墨志》中对这几位巨匠的赞赏了：
“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至太宗皇帝始搜罗法书，备尽求访。当时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时誉，犹恨绝无秀异。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如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骎骎不为绝赏。继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趣向。然家鸡野鹄，识者自有优劣，犹胜泯然与草木俱腐者。”
这里赵构提出了“秀异”“趣向”的审美观，自唐法成熟以来，越来越多的书家常为“法度”所囿，见累为枷锁，无法倾其情趣于书法中，他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对于李建中、蔡襄、李时雍等人的如“格律”一般严谨整饬的书法风格不以为意。相比之下，他更欣赏笔势跌宕翻澜、振迅天真、潇洒自如的苏、黄、米、薛等书家的路数。提出宁愿做一只特立独行的野鹄，也要与众不同，放荡不羁，绝不与家鸡同流。由“趣味”的要求出发，以为书法贵在能有自家面目，是为有“真趣”者。以此为标准，故赵构最重视二王及六朝人书，而以为宋人中最能得六朝人笔意者当推米芾，他说：“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行草诚如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沉着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过得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谓支遁道人爱马不韵，支曰：‘贫道特爱其神骏耳！’余于米字亦然。”
米芾之书能融汇六朝人笔意，故风骨超逸。赵构对米字的肯定不在点画结体，而在沉着痛快的精神意蕴。正如人们评价支遁道人爱马并非高雅之事，支遁说自己并不在意马的形体而爱其“神骏”，所谓“神骏”也就是指马的精神，故赵构认为不失为“韵”事。
赵构在与宰执大臣论书时，一再强调取法钟、王法书的重要性。绍兴十年十一月，在与秦桧论书时说：“学书必以钟、王为法。得钟、王笔法，然后出入变化，自成一家”。从时间上看，这时的赵构已经有过“屡易典刑”的经历了，从作品上看，书风也已经靠近 “钟王”体势，言语上更是多次反复提及取法钟王。由此可知，高宗赵构已经对自己学习宋人书法后的认识有所提高，或者说深入体悟到钟王书法趣味所在，由此而跳过宋人直追魏晋。
“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
所谓 “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则指他自己对王羲之书法的心神向往是由来已久的。赵构以为习书如食橄榄，愈久而愈觉其甘味，故得其甘味而始能心手相应，妙契古人笔法。这种食橄榄的比喻在欧阳修论梅尧臣的诗中也曾用过：“近诗尤古淡，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欧诗本说梅尧臣的诗歌古淡中而有真味，梅氏自己也标榜“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六一诗话》）。可知他们所谓的“真味”，就是主张有诗外之味，力求避免一览无余，令作品有含蓄蕴藉的审美效果。赵构以此论书，也是在强调书法宜有韵味，耐人咀嚼。 从高宗留下来的几种书体的书迹看，笔者认为他的楷书成就最高。在南宋大的社会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的交互影响，南宋人的整体思想虽然接续着北宋人的尚意思想，但已经没有了北宋人的高昂激越，继而代之的是平淡柔和。可以说高宗看到的南宋书坛已经是既缺乏唐代严谨的法度和恢弘的气势，又淡化了北宋的奔放洒脱和自然率真。北宋水平本已不高的楷书至南宋进一步衰落，善楷书者寥寥无几，至于篆隶，更是冷落凋零，不见踪迹。在书法形式的束缚下，所用书体也显得单一化，以行书为主，草书夹杂期间并不突出。不仅见不到像黄庭坚那样气势磅礴、奔放洒脱的狂草，甚至连宋徽宗那样秀雅婉转的草书也不多见。
因此，为振兴书坛责无旁贷的赵构力学魏晋楷书，一则要为天下垂范，唯有楷书最能贴近生活，唯有楷书之美最容易传达到百姓的心中。不然他大可不必花费浩大的人力和物力去做“南宋石经”之类的文化工程了。二则是为行草书的深入夯实基础，通晓书道的赵构非常清楚，只有“八法皆备，不相附丽”的楷法既到，则“肆笔行草间，自然于二法臻极，焕手妙体，了无阙轶”。仅仅只学钟王小楷很难达到实用的目的，高宗似乎窥探到了此中玄机，从王字家法传人智永、虞世南身上看到了发挥的空间，从现存的高宗书迹中也得到了印证。虞世南书法虚和含蓄，外柔内刚，如裙带飘扬，而束身矩步，有冠剑不可犯之势。赵构理想中对楷书趣味的追求是“正则端雅庄重，结密得体，若大臣冠剑，俨立堂庙。”如此说来，虞世南不就是赵构取法的不二人选吗？二人在书法趣味的追求上竟跨越了五百多年的时空达到了精神上的契合。张怀瓘说：“君子藏器，以虞为优。”这正是暗合了儒家所推崇的“中和”的审美主张，刘熙载《书概》也说：“永兴书出于智永，故不外耀锋芒而内涵筋骨。”“中和”美的宗旨要求艺术作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都要遵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过犹不及”的“中和”原则。虞世南其人也是儒家思想“文质彬彬”的典范，沉静寡欲，志性刚烈，议论正直，深得唐太宗器重。把像这样一位人品书品冠绝一世的贤士，正是高宗在当时社会动荡、民心不安的背景下最需要扮演的角色，只有得到正统认可的人物才能为百姓所认可，才更具有领导统治的资格。当然高宗效虞，不仅仅是窥探到了与钟王相通的“圆融冲淡”的风貌，而是更欣赏其“风骨萧散”的气息。“骨”字的突出一是强调了个体的间架结构，二是强调个体的骨力程度，无论强调哪一点抑或二者兼论，都是特指具有某种结体态势的“骨”所表达的意象是最接近魏晋萧散风度的。赵构曾评《大观贴》《淳化阁帖》云：“悉出上圣规摹，故风骨意象皆存，在识者鉴裁，而学者悟其趣尔。”赵构说的“趣”显然存在于书法的“风骨意象”之中，这里的“风骨”特指的是骨力，说明他所推崇的趣味既要有刚健秀异的骨力，又要求具备形象之美和丰富的意蕴。由此可见，高宗赵构在政教融合的大环境下，书法趣味不仅迎合道统的需要，也在最大程度内彰显了自己独特个性的审美理念。
虽说宋高宗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意义不在于他的书法造诣有多高，他既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创造出一种新的书体，也没有使整个南宋书坛大放异彩。但是他以一个封建皇帝的身份和权威对书法时局正本清源，身体力行的事迹却为后来赵孟頫等人的出世摇起了书法全面回归古典主义的大旗，从而为后世书法的学习和取法树立了一个良好的风气，其可谓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翰墨志.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
[3]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4]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M].合肥：黄山书社，1996.
[5]宋史[M].中华书局出版社[M].1977.
[6][宋]陆游.老学庵笔记[M].中华书局，1979.
[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8]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9]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
儒家美学思想一直处于我国传统艺术的核心位置，制定以一切行为思想都要符合最高标准的“礼”，所谓“克己复礼”的合理性。使人民通过对仁、义、礼、智、信的宣传发扬，自然得到对“礼”也就是整个国家的维护。就社会审美功能来说，儒家注重诗的社会生态调节机制，如孔子认为《诗》，可以怨，但“怨而不怒”，怨怒是人类正常生活不可避免的情绪，但是如果能做到“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就可以通过外在的礼，来制造和谐的氛围从而内化为内心的和谐，自然心中无怒，即社会精神调节和平衡功能。从社会审美对象来说，儒家制订了社会生态的美学标准。孔子对《韶》的“尽善尽美”的充分肯定宣扬了社会要以“和”为贵，才能德被四方，广致太平。道家思想相对儒家的集体主义至上的观点更自然化、个人化，提倡宽松温和的统治手段，把“无欲无为”作为理想的社会特征。道家对个人才艺的认可程度远远大于儒家，相对于儒家的视个人才艺为国家集体所用而接受来说，只要对个人自身和谐有益，就值得道家的肯定和支持。道家没有儒家“任重而道远”的凌云壮志，更倾向于“独善其身”“安静无忧”的返璞归真。再者就是兴起于北宋，集大成于南宋的关乎心性之学的理学，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融合道学，间杂佛学的又一学说。南宋理学家顺应时代发展，不再满足于对“道”的抽象探求，他们将义理阐发和现实政治紧密结合，通过对伦理纲常、君臣大义、王道理想的政治诠释，使理学价值观逐步固定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不易之规。在理学的社会化进程中，各阶层的社会职责和行为准则都被明确定位。理学家以天理为依托，建立起宏大的政教体系，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任何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学习和创作既离不开社会文化思想的影响，也离不开时代风气的左右，高宗赵构亦是如此。史书记载，赵宋皇室沿袭唐风，对钟繇、王羲之书法有着偏爱的传统。而书法发展历经唐代“尚法”的极盛而衰，又遭五代战乱。赵宋建国之初的书坛日益衰弱，这便激起了像欧阳修、蔡襄等具有忧患意识的书法家们重振书艺之事的呼唤。也许正是看到了唐代法度的藩篱束缚的使人窒息，甚至是看不到书法发展的进路，加上道教思想在宋朝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盛行的背景下，宋人更多地是主张自然本性、任情适意的书法趣味，希冀于在书法中展现个人最纯粹的“天趣”来迎合儒家正统的审美理念。
从史料中可知，身为帝王的赵构对“书学之弊，无如本朝”的来由不会没有过一番思考，承五季之后的宋初没有出现可与唐人比肩的书法家。而在北宋中期出现了意欲别于唐人之法而追晋人“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的苏、黄、米等思想鼓动，高宗赵构看到了希望，而这种富有个性的书法趣味也正中赵构下怀，不然也不会有过学黄的经历和其在《翰墨志》中对这几位巨匠的赞赏了：
“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至太宗皇帝始搜罗法书，备尽求访。当时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时誉，犹恨绝无秀异。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如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骎骎不为绝赏。继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趣向。然家鸡野鹄，识者自有优劣，犹胜泯然与草木俱腐者。”
这里赵构提出了“秀异”“趣向”的审美观，自唐法成熟以来，越来越多的书家常为“法度”所囿，见累为枷锁，无法倾其情趣于书法中，他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对于李建中、蔡襄、李时雍等人的如“格律”一般严谨整饬的书法风格不以为意。相比之下，他更欣赏笔势跌宕翻澜、振迅天真、潇洒自如的苏、黄、米、薛等书家的路数。提出宁愿做一只特立独行的野鹄，也要与众不同，放荡不羁，绝不与家鸡同流。由“趣味”的要求出发，以为书法贵在能有自家面目，是为有“真趣”者。以此为标准，故赵构最重视二王及六朝人书，而以为宋人中最能得六朝人笔意者当推米芾，他说：“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行草诚如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沉着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过得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谓支遁道人爱马不韵，支曰：‘贫道特爱其神骏耳！’余于米字亦然。”
米芾之书能融汇六朝人笔意，故风骨超逸。赵构对米字的肯定不在点画结体，而在沉着痛快的精神意蕴。正如人们评价支遁道人爱马并非高雅之事，支遁说自己并不在意马的形体而爱其“神骏”，所谓“神骏”也就是指马的精神，故赵构认为不失为“韵”事。
赵构在与宰执大臣论书时，一再强调取法钟、王法书的重要性。绍兴十年十一月，在与秦桧论书时说：“学书必以钟、王为法。得钟、王笔法，然后出入变化，自成一家”。从时间上看，这时的赵构已经有过“屡易典刑”的经历了，从作品上看，书风也已经靠近 “钟王”体势，言语上更是多次反复提及取法钟王。由此可知，高宗赵构已经对自己学习宋人书法后的认识有所提高，或者说深入体悟到钟王书法趣味所在，由此而跳过宋人直追魏晋。
“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
所谓 “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则指他自己对王羲之书法的心神向往是由来已久的。赵构以为习书如食橄榄，愈久而愈觉其甘味，故得其甘味而始能心手相应，妙契古人笔法。这种食橄榄的比喻在欧阳修论梅尧臣的诗中也曾用过：“近诗尤古淡，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欧诗本说梅尧臣的诗歌古淡中而有真味，梅氏自己也标榜“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六一诗话》）。可知他们所谓的“真味”，就是主张有诗外之味，力求避免一览无余，令作品有含蓄蕴藉的审美效果。赵构以此论书，也是在强调书法宜有韵味，耐人咀嚼。 从高宗留下来的几种书体的书迹看，笔者认为他的楷书成就最高。在南宋大的社会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的交互影响，南宋人的整体思想虽然接续着北宋人的尚意思想，但已经没有了北宋人的高昂激越，继而代之的是平淡柔和。可以说高宗看到的南宋书坛已经是既缺乏唐代严谨的法度和恢弘的气势，又淡化了北宋的奔放洒脱和自然率真。北宋水平本已不高的楷书至南宋进一步衰落，善楷书者寥寥无几，至于篆隶，更是冷落凋零，不见踪迹。在书法形式的束缚下，所用书体也显得单一化，以行书为主，草书夹杂期间并不突出。不仅见不到像黄庭坚那样气势磅礴、奔放洒脱的狂草，甚至连宋徽宗那样秀雅婉转的草书也不多见。
因此，为振兴书坛责无旁贷的赵构力学魏晋楷书，一则要为天下垂范，唯有楷书最能贴近生活，唯有楷书之美最容易传达到百姓的心中。不然他大可不必花费浩大的人力和物力去做“南宋石经”之类的文化工程了。二则是为行草书的深入夯实基础，通晓书道的赵构非常清楚，只有“八法皆备，不相附丽”的楷法既到，则“肆笔行草间，自然于二法臻极，焕手妙体，了无阙轶”。仅仅只学钟王小楷很难达到实用的目的，高宗似乎窥探到了此中玄机，从王字家法传人智永、虞世南身上看到了发挥的空间，从现存的高宗书迹中也得到了印证。虞世南书法虚和含蓄，外柔内刚，如裙带飘扬，而束身矩步，有冠剑不可犯之势。赵构理想中对楷书趣味的追求是“正则端雅庄重，结密得体，若大臣冠剑，俨立堂庙。”如此说来，虞世南不就是赵构取法的不二人选吗？二人在书法趣味的追求上竟跨越了五百多年的时空达到了精神上的契合。张怀瓘说：“君子藏器，以虞为优。”这正是暗合了儒家所推崇的“中和”的审美主张，刘熙载《书概》也说：“永兴书出于智永，故不外耀锋芒而内涵筋骨。”“中和”美的宗旨要求艺术作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都要遵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过犹不及”的“中和”原则。虞世南其人也是儒家思想“文质彬彬”的典范，沉静寡欲，志性刚烈，议论正直，深得唐太宗器重。把像这样一位人品书品冠绝一世的贤士，正是高宗在当时社会动荡、民心不安的背景下最需要扮演的角色，只有得到正统认可的人物才能为百姓所认可，才更具有领导统治的资格。当然高宗效虞，不仅仅是窥探到了与钟王相通的“圆融冲淡”的风貌，而是更欣赏其“风骨萧散”的气息。“骨”字的突出一是强调了个体的间架结构，二是强调个体的骨力程度，无论强调哪一点抑或二者兼论，都是特指具有某种结体态势的“骨”所表达的意象是最接近魏晋萧散风度的。赵构曾评《大观贴》《淳化阁帖》云：“悉出上圣规摹，故风骨意象皆存，在识者鉴裁，而学者悟其趣尔。”赵构说的“趣”显然存在于书法的“风骨意象”之中，这里的“风骨”特指的是骨力，说明他所推崇的趣味既要有刚健秀异的骨力，又要求具备形象之美和丰富的意蕴。由此可见，高宗赵构在政教融合的大环境下，书法趣味不仅迎合道统的需要，也在最大程度内彰显了自己独特个性的审美理念。
虽说宋高宗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意义不在于他的书法造诣有多高，他既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创造出一种新的书体，也没有使整个南宋书坛大放异彩。但是他以一个封建皇帝的身份和权威对书法时局正本清源，身体力行的事迹却为后来赵孟頫等人的出世摇起了书法全面回归古典主义的大旗，从而为后世书法的学习和取法树立了一个良好的风气，其可谓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翰墨志.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
[3]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4]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M].合肥：黄山书社，1996.
[5]宋史[M].中华书局出版社[M].1977.
[6][宋]陆游.老学庵笔记[M].中华书局，1979.
[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8]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9]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