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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世博会中国馆放映的8分钟的主题电影《和谐中国》是在一个49米层的放映厅里放映的,这是郑大圣导演采用CG技术和中国传统的手工水墨动画完成的最新作品。
“700个座位,每天60场循环放映,四万多人次的流水席。我认为它是一个公众事件中的公共设施,一个超大型行为艺术中的公共装置。”毕业于芝加哥艺术学院电影系的郑大圣对“实验影像”有着独到的见解。
跟美国人学什么
郑大圣说,他学电影最初的动力是旅行。因为从小看着搞艺术工作的父母常年出外景,郑大圣很向往这种天南海北四处行走的生活。
“在哪里学习并不重要。说到底,是‘喜欢’帮助我们学习,不是学校保证我们的学习。在国外读书,美国的电影教育最让人受益的就是自己动手实际操作,实实在在地犯错误,从自己的错误里学习。美国人一点都不耍聪明抖机灵,他们看重做‘笨’功夫,我最佩服他们的操作手册,老老实实,一步步地照着做下来准能完成。还有一个好处是学生、老师来自世界各地,有着各种族裔、各种文化背景和学科背景,可以学习很多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学习理解不同的视野。”
郑大圣认为,换一种眼光、甚至换几种角度交叉着反观自己的文化背景,对学习传统文化特别有帮助。“不学怎么行,我们的所思所感都是从这里头长出来的,不能当糊涂虫呀。跑那么远出去留学,最要紧的是学习怎么看。‘比较’已经变成了我的思维习惯,从中我受惠良多。”
坚实基础到哪儿都有用
在上世纪90年代,郑大圣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本科毕业后先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了一年的场记。“做场记是很开心的,因为没有任何压力。电影是导演的,场记没负担,有很多时间睁大眼睛看。最能学东西的就是做场记,在拍摄现场只有场记能把所有人都观察在眼里;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门、每一段流程都跟场记相关,从头到尾地把一部片子跟下来,学到的东西比四年大学多。”这个年代是老牌电影厂体制最后一个黄金期的尾声,电影工业分工细密,工艺要求严格,对场记的训练也很扎实。不仅是训练技能,也训练了职业道德。“我那时候默数读秒很准的。后期做完成本(就是标注每一个镜头的视听处理,胶片长度要精确到尺后面的画格数,现在没有这道程序了),我拉片子能够做到一格不差。这些对养成准确的时间感、节奏感都是很好的基础训练。”
在工作中,郑大圣产生了要走出去看看“实验电影”、“先锋派”到底长什么样的想法。“电影,必须是看的,亲眼观看。只凭主流电影史上寥寥数句一笔带过的文字评述完全想象不来。我想出去学一种在国内学不到的电影。”在正式做了一年场记工作后,郑大圣决定:考托福,出国。
那一年的工作经验给郑大圣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很怀念那一年的场记经历,它把电影变得实在,不是脑子里自以为是地胡思乱想了。拍电影是很实际的过程,所以后来在美国做实验电影,做‘一个人的电影’,我就比美国同学更能省钱,因为我知道怎样更能节约耗材。”
越特别越想学
郑大圣认为既然跨洋越海地去学,当然是要学点特别的,他选择了芝加哥艺术学院。这所具有144年历史的学校,是美国顶尖的艺术教育机构之一,由博物馆和学校两部分组成。其博物馆以收藏大量印象派作品以及美国艺术品著称,“印象派藏品在北美是第一,要看印象派,除了巴黎就是芝加哥了。镇馆之宝当中有好多传世经典,像修拉的《大碗岛的星期天》,‘莫奈的草垛’系列、‘大教堂’系列、《睡莲》还有凡·高的《向日葵》和《自画像》等等。”后来博物馆又开办了“学校”,栽培美国本土的艺术人才,美国现代派的祖母——善画花蕊特写的乔治娅·奥吉弗就是第一期的毕业生。迪斯尼也是在这所学校学习的绘画。闻一多先生赴美研修美术,第一站就是芝加哥艺术学院。
但在芝加哥这座工业城市里,却有一本非常纯粹的杂志《诗刊》,美国诗歌协会办的纯文学刊物,非常权威。而闻一多先生也是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期间开始寄情于新诗的创作。另一个在威斯康辛大学读戏剧的留学生翻译了李白的诗,被《诗刊》特别刊载,这是中国古代大诗人李白的作品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这位留学生便是后来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专攻电影编导,继而在纽约摄影学院研修影像工艺,最后成为中国电影巨匠的孙瑜先生。
这所学校的教学是法国传统风格。课堂如同一百多年前巴黎的艺术沙龙:师生散坐交流,展示作品,互相评点。每科只计学分完成与否,不打分数,理由是:艺术作品不能以分数高下论。在全北美艺术学院的排行榜中从未出三甲,而美国民众对于可以毕业于自芝加哥艺术学院更是赞叹仰慕的。
“牛人”和“怪人”云集的名校
谈到芝加哥艺术学院,郑大圣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这学校最厉害的地方在于最极端、最彻底地反商业。在商业化越发达、成熟的社会里,‘纯艺术’的纯度越高,这是貌相反、实相成的伴生关系。许多人肯拿钱出来养反商业的纯艺术。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时期,这所学校与时俱进地开办各种科目,全是前卫先锋的风格。其实‘前卫’、‘先锋’本是尖兵的意思,表示行走在艺术潮流的前沿。芝加哥艺术学校很像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老师学生都是稀奇古怪、天马行空的家伙,整天喜欢琢磨难以名状、匪夷所思的东西。每年一次的本科生暨研究生毕业作品大展都是美国艺术界的重要事件,很多知名校友和艺术家都会来——大部分是来看年轻艺术家们的‘猛料’。功成名就难免锐气衰减,他们是来‘借元气’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象牙塔里,电影系的教学当然跟商业的、工业的、娱乐行业的电影一点不沾边,大家连独立制作的故事片都不做,只做实验电影,而且是‘一个人做的电影’,即‘独人电影’。”
芝加哥艺术学院电影系的顶级校友是奥森·威尔斯(美国著名的电影导演、编剧和演员)。郑大圣的系主任夏伦曾获得戛纳最佳短片奖。“夏伦的先生教我们光学技巧印片,他是这个领域的‘周伯通’。我毕业作品的导师叫芭芭拉·汉默,她是美国女权电影的开创者,在美国电影圈内地位很高,基金会都主动给她钱做电影。她是个非常强悍的人,对我们非常苛刻,而我就借助她的苛刻,咬牙把片子越改越好。”
可以说,芝加哥艺术学院走来走去的都是怪人儿、猛人儿、趣人儿。今年的佳话是新出炉的戛纳,“一种注目”单元和大奖“金棕榈”的得主是两个相差十年的同门校友,韩国洪尚秀的《Hahaha》,和泰国导演阿彼察邦·维尔拉瑟查库的《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
这几年芝加哥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和新媒体系合并成一个,而这所学校也一直在与时俱进,引领时代前进。
芝加哥艺术学院难考吗
郑大圣当年用了三步完成对学校的申请:首先要写一个简述:表明自己为什么选择这所学院、想学什么;第二是语言考试:郑大圣的托福考了567分(及格线是520分);最后是推荐信。另外还需要一部投考短片,如果质量高,还能获得学费减免的奖学金。“我是从大师姐闵安琪那里知道这所学院,她说出国留学很不容易,要学就学最顶尖的知识。我当时只是特别想学实验电影,但不知道怎么弄才算‘实验’,就蒙着弄了一个,把录像带寄给美国的安琪师姐,她一看,根本不行,就花心思帮我重新剪辑,还加了好多她自己的素材送交学院,果然被接受了。”
之后,这位热心的师姐又教了郑大圣不少学习、打工两不误的方法,“她是过来人,有很多艰苦奋斗的经验。她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学过表演,也做过场记、副导演,后来到芝加哥艺术学院留学,从本科一路读到研究生,是电影制作系的明星学生,作业被复制了拷贝收藏在电影系的片库里,示范给新生看。她从电影系MFA毕业,但在写作系修很多课,从26个字母认不全开始发奋学习英文写作,直至后来用英文写中国题材,并且被兰登书屋出版,连着三部长篇都上畅销小说榜。现在隐居在西海岸,一直在很努力地写,她是我见过的最能拼的人。”
实际和想象总有差距
不过,郑大圣认为英文“考试”和“实用”还是不同。“英文考多少分都没用,一落地还是天昏地暗。只能捧着字典当救命草、氧气罐,只为了尽快能跟上艺术史和电影史的阅读进度。这家学院讲的电影史其实是实验电影史,主流电影史与之相较,就如同《孙子兵法》与《降龙十八掌》的区别。艺术史,则是所有系科的必修课。既是美术学院的底子,视美术为一切新兴视觉媒体的根本,也是天经地义。现在中央美院办实验电影研习班,就比电影学院更有希望弄成实验电影风格。还有浙美出身的杨福东,他拍的就是实验电影,跟电影学院是两个系统、两个路子。”
谈到学费,郑大圣的说法是:“因为是私立学校的“纯艺术”学院,学费很贵。二十年前就已经是1.56万美元一学年了,现在翻了一倍多。同学中有钱人的子弟不少,美国的富N代,文艺愤青儿,觉得自己要反抗家族、反抗资本主义体制,跑来学艺术,体验另类生活,整天落拓不羁的,找感觉。我们班上有个杜邦家族的大小姐,金发及腰,对资产阶级很不屑。总是顶着一个八面玲珑结构复杂的大发髻来上课,她的眼圈永远是黑的(估计是没法躺下睡觉)。开学第一周,正赶上老布什发动海湾战争,这女生马上宣布自愿放弃这学期的学分赶去战场拍纪录片,揭露美国的暴行,然后带着自己置办的16mm摄影机和便携式的NAGRA(录音设备)——‘独人电影’的全套装备去了。一学期没音讯,好在她还是完好地回来了,当然拍摄的影片画面没法看,因为真是在巷战现场拍的,只能看见镜头一路抖,但是都没焦点。有好几次巨大晃动,让人还以为她被流弹击中了,幸好不是。
这个学院在台湾很受文艺青年的推崇,口口相传络绎不绝。学电影的台湾同学大多数是埋头干几年广告,攒得一笔钱来芝加哥,专心进修‘纯电影’。学成之后像吴秀菁就含辛茹苦地做独立纪录片,她拍过一个很极致的纪录片,得了专门表彰独立电影创作的“金穗奖”,现在在一所大学教艺术。有的人却仍然回到广告业,一边赚钱一边等待拍长片的机会。但是,经过了先锋电影的熏陶,自然很容易把广告拍得很‘飞’。就像钟孟宏,现在已经是台湾广告界的头牌,这两年开始编、导长片,把‘独人电影’放大了。”
当时大陆学生很少,即使有也很穷,郑大圣也打过各种工,同时靠参加学生作品竞赛,争取获得学费减免的奖励。赢到了就抓紧多修几个制作课的学分,因为拍摄影片的耗材很贵;钱不够了就少修几个,挑史论课程,借书、写论文不要成本,空出时间去打工。暑假长,只要愿意做吃苦,总能挣不少钱。“现在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经济情况应该好多了,很多苦活累活不用做了。不过读电影总归还是偏贵的,出去前做些储备总是要的。”
出国,一切都可能重来
郑大圣认为,对于即将出国的学人来说,重建知识结构很重要。所有学过的原则、理念都是可以被重新假定的,而且从根本上重新假设前提。没有什么非此即彼的法则,多些尝试就不会把自己束缚住。“但更重要的是建立参照系统。人在外面,无时无刻地永远处在一个更大的参照系统里,打量别人是这样,被别人打量、打量自己也是这样。‘知’永远学不完,‘识’却得及早建立,我想通常说的‘开眼界’就是这个意思。跨学科也很重要。当下没有什么领域是不需要跨界就能够独自进步的。电影百余年来的历史是最典型的例子,电影从别的领域借来太多的经验了,尤其是每一次所谓美学的革命,一定有实在的技术革命作先导。”
回国后的道路
在国外的自由学习结束之后,更重要的是回国后的道路如何走?对于郑大圣来说,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郑大圣在中国电影最低迷的时候回国了。他发现现实中拍常规电影的机会太少了。国产片没市场,观众只认美国进口大片,票价已经很贵,看电影不再是生活习惯了。拍电影的资格还垄断在国营电影厂手上,不向民间社会敞开。
“我去美国五年,国内的人都以为我是在‘好莱坞’——误把美国电影等同于好莱坞电影,这种误解直到现在都有。其实好莱坞电影都已经改变很久了,而要跟人解释实验电影实在费劲。
国内的电影理念、行业规则我也时常看不懂。而继续做‘一个人的电影’也很难。”当时DV还没有普及,对郑大圣来说,硬件是最现实的问题:没地方租借16mm摄影机,找不到卖16mm胶片的洗印店,连一台简装的剪接机都找不到,更别说混音、做拷贝了。而现在,DV解放了作者的创造力,作品在家里就能做出来了。
真诚地做实验电影
“实验电影并不玄妙,只要对自己诚实,最大限度地诚实。”郑大圣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期间拍摄的“行者”系列作品让教授、同学都很惊喜。而这三个作品的内容却十分简单:路牌和交通标志;玻璃幕墙的反射与倒影;地图。
“因为我把常人熟视无睹的景象拍得很陌生,表达出了他们不曾体会的感受。因为我和他们的立场、身份都不同,眼前的风景当然是另一样,他们这样的反馈对我的启发也很大,借别人的眼睛更能看清楚自己。”这套影片也参加了全学院的学生作品竞赛,郑大圣也因此获得了学费的减免。
回国后,郑大圣做了一系列影像作品,有京剧电影、也有电视电影,多少都有当年“实验”的影子,总是要拿出写与众不同的东西。比如2009年制作的中国世博会中国馆主题影片《和谐中国》的创意,郑大圣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我们从《论语》里选了三句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标题最近三十年的变化,一户人家的三个傍晚,三个长镜头;‘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标题当今的一天,从清晨到深夜,各种人群各种城市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理想中未来的城市湿地、低碳街道,好的空气和水,一户人家阳台上的私人果园……请出孔夫子做代言也是很理想化的愿望。最近三十年来的建设进程那么快,对于古代智慧文化却缺乏自觉,进而出现许多问题。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以后应该更自觉才能走得更好。我很愿意借世博会的机会做一点点努力。孔夫子最合适了,儒家思想不是只属于中国的土特产,整个东亚是一个儒文化圈,孔子是世界性的精神导师之一,人类文明的象征,我想在世博会上把他老人家请出来是可以的。”
为了更好地体现出“中国”特色,郑大圣在《和谐中国》还使用了传统的手绘水墨动画。“这次世博会的影像铺天盖地,到处都是投影屏、显示器、LED,我们必须找到独有的、唯一性的影像形式。手绘水墨动画是中国电影的独家发明,而且只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持有专利,属于国家保密的技术,不合拍,不出口。手绘水墨动画特别耗时耗工,动用的人力、物力是一般动画片的5-7倍,要不是世博会的机会,在今天只以票房论成败的商业电影大潮里,根本没有再激活的可能。22年来,上海美影的水墨技术完成了更新换代,接力棒已经从创始的第一代传到了新一茬人手里,其实比以前做得更细致、更讲究了,只是没有展示的机会。现在有很多电脑模拟的水墨效果,工期能缩短许多,但我们坚持用传统的手绘方式。因为只有用真的毛笔、蘸着真的水和墨,借着画家随机、随兴的手感,以某种神秘的力度和节奏接触真的宣纸,留下的那种痕迹,才是中国画所独有的笔墨情趣。”
仅仅复原22年前已经成熟了的影像技术是不够的,郑大圣和他们的团队尝试着把手绘水墨动画与实景、CG背景合在一起。这个方法从未有人实现过,是郑大圣多年来的空想。他们从最初步的技术试验开始做起,积累最基本的数据。为了找准风格上的尺度,他们反复尝试什么样的写意和什么样的实景能够结合。但因为制作周期太紧最终只完成了3分钟。
“严格地说,给世博会中国馆做的《和谐中国》,不是一个个人作品,前前后后参与创意、制作的有将近四百人呢。但是我尽可能地贡献了我自认为有意义、有必要的理念和手段。”
“700个座位,每天60场循环放映,四万多人次的流水席。我认为它是一个公众事件中的公共设施,一个超大型行为艺术中的公共装置。”毕业于芝加哥艺术学院电影系的郑大圣对“实验影像”有着独到的见解。
跟美国人学什么
郑大圣说,他学电影最初的动力是旅行。因为从小看着搞艺术工作的父母常年出外景,郑大圣很向往这种天南海北四处行走的生活。
“在哪里学习并不重要。说到底,是‘喜欢’帮助我们学习,不是学校保证我们的学习。在国外读书,美国的电影教育最让人受益的就是自己动手实际操作,实实在在地犯错误,从自己的错误里学习。美国人一点都不耍聪明抖机灵,他们看重做‘笨’功夫,我最佩服他们的操作手册,老老实实,一步步地照着做下来准能完成。还有一个好处是学生、老师来自世界各地,有着各种族裔、各种文化背景和学科背景,可以学习很多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学习理解不同的视野。”
郑大圣认为,换一种眼光、甚至换几种角度交叉着反观自己的文化背景,对学习传统文化特别有帮助。“不学怎么行,我们的所思所感都是从这里头长出来的,不能当糊涂虫呀。跑那么远出去留学,最要紧的是学习怎么看。‘比较’已经变成了我的思维习惯,从中我受惠良多。”
坚实基础到哪儿都有用
在上世纪90年代,郑大圣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本科毕业后先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了一年的场记。“做场记是很开心的,因为没有任何压力。电影是导演的,场记没负担,有很多时间睁大眼睛看。最能学东西的就是做场记,在拍摄现场只有场记能把所有人都观察在眼里;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门、每一段流程都跟场记相关,从头到尾地把一部片子跟下来,学到的东西比四年大学多。”这个年代是老牌电影厂体制最后一个黄金期的尾声,电影工业分工细密,工艺要求严格,对场记的训练也很扎实。不仅是训练技能,也训练了职业道德。“我那时候默数读秒很准的。后期做完成本(就是标注每一个镜头的视听处理,胶片长度要精确到尺后面的画格数,现在没有这道程序了),我拉片子能够做到一格不差。这些对养成准确的时间感、节奏感都是很好的基础训练。”
在工作中,郑大圣产生了要走出去看看“实验电影”、“先锋派”到底长什么样的想法。“电影,必须是看的,亲眼观看。只凭主流电影史上寥寥数句一笔带过的文字评述完全想象不来。我想出去学一种在国内学不到的电影。”在正式做了一年场记工作后,郑大圣决定:考托福,出国。
那一年的工作经验给郑大圣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很怀念那一年的场记经历,它把电影变得实在,不是脑子里自以为是地胡思乱想了。拍电影是很实际的过程,所以后来在美国做实验电影,做‘一个人的电影’,我就比美国同学更能省钱,因为我知道怎样更能节约耗材。”
越特别越想学
郑大圣认为既然跨洋越海地去学,当然是要学点特别的,他选择了芝加哥艺术学院。这所具有144年历史的学校,是美国顶尖的艺术教育机构之一,由博物馆和学校两部分组成。其博物馆以收藏大量印象派作品以及美国艺术品著称,“印象派藏品在北美是第一,要看印象派,除了巴黎就是芝加哥了。镇馆之宝当中有好多传世经典,像修拉的《大碗岛的星期天》,‘莫奈的草垛’系列、‘大教堂’系列、《睡莲》还有凡·高的《向日葵》和《自画像》等等。”后来博物馆又开办了“学校”,栽培美国本土的艺术人才,美国现代派的祖母——善画花蕊特写的乔治娅·奥吉弗就是第一期的毕业生。迪斯尼也是在这所学校学习的绘画。闻一多先生赴美研修美术,第一站就是芝加哥艺术学院。
但在芝加哥这座工业城市里,却有一本非常纯粹的杂志《诗刊》,美国诗歌协会办的纯文学刊物,非常权威。而闻一多先生也是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期间开始寄情于新诗的创作。另一个在威斯康辛大学读戏剧的留学生翻译了李白的诗,被《诗刊》特别刊载,这是中国古代大诗人李白的作品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这位留学生便是后来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专攻电影编导,继而在纽约摄影学院研修影像工艺,最后成为中国电影巨匠的孙瑜先生。
这所学校的教学是法国传统风格。课堂如同一百多年前巴黎的艺术沙龙:师生散坐交流,展示作品,互相评点。每科只计学分完成与否,不打分数,理由是:艺术作品不能以分数高下论。在全北美艺术学院的排行榜中从未出三甲,而美国民众对于可以毕业于自芝加哥艺术学院更是赞叹仰慕的。
“牛人”和“怪人”云集的名校
谈到芝加哥艺术学院,郑大圣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这学校最厉害的地方在于最极端、最彻底地反商业。在商业化越发达、成熟的社会里,‘纯艺术’的纯度越高,这是貌相反、实相成的伴生关系。许多人肯拿钱出来养反商业的纯艺术。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时期,这所学校与时俱进地开办各种科目,全是前卫先锋的风格。其实‘前卫’、‘先锋’本是尖兵的意思,表示行走在艺术潮流的前沿。芝加哥艺术学校很像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老师学生都是稀奇古怪、天马行空的家伙,整天喜欢琢磨难以名状、匪夷所思的东西。每年一次的本科生暨研究生毕业作品大展都是美国艺术界的重要事件,很多知名校友和艺术家都会来——大部分是来看年轻艺术家们的‘猛料’。功成名就难免锐气衰减,他们是来‘借元气’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象牙塔里,电影系的教学当然跟商业的、工业的、娱乐行业的电影一点不沾边,大家连独立制作的故事片都不做,只做实验电影,而且是‘一个人做的电影’,即‘独人电影’。”
芝加哥艺术学院电影系的顶级校友是奥森·威尔斯(美国著名的电影导演、编剧和演员)。郑大圣的系主任夏伦曾获得戛纳最佳短片奖。“夏伦的先生教我们光学技巧印片,他是这个领域的‘周伯通’。我毕业作品的导师叫芭芭拉·汉默,她是美国女权电影的开创者,在美国电影圈内地位很高,基金会都主动给她钱做电影。她是个非常强悍的人,对我们非常苛刻,而我就借助她的苛刻,咬牙把片子越改越好。”
可以说,芝加哥艺术学院走来走去的都是怪人儿、猛人儿、趣人儿。今年的佳话是新出炉的戛纳,“一种注目”单元和大奖“金棕榈”的得主是两个相差十年的同门校友,韩国洪尚秀的《Hahaha》,和泰国导演阿彼察邦·维尔拉瑟查库的《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
这几年芝加哥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和新媒体系合并成一个,而这所学校也一直在与时俱进,引领时代前进。
芝加哥艺术学院难考吗
郑大圣当年用了三步完成对学校的申请:首先要写一个简述:表明自己为什么选择这所学院、想学什么;第二是语言考试:郑大圣的托福考了567分(及格线是520分);最后是推荐信。另外还需要一部投考短片,如果质量高,还能获得学费减免的奖学金。“我是从大师姐闵安琪那里知道这所学院,她说出国留学很不容易,要学就学最顶尖的知识。我当时只是特别想学实验电影,但不知道怎么弄才算‘实验’,就蒙着弄了一个,把录像带寄给美国的安琪师姐,她一看,根本不行,就花心思帮我重新剪辑,还加了好多她自己的素材送交学院,果然被接受了。”
之后,这位热心的师姐又教了郑大圣不少学习、打工两不误的方法,“她是过来人,有很多艰苦奋斗的经验。她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学过表演,也做过场记、副导演,后来到芝加哥艺术学院留学,从本科一路读到研究生,是电影制作系的明星学生,作业被复制了拷贝收藏在电影系的片库里,示范给新生看。她从电影系MFA毕业,但在写作系修很多课,从26个字母认不全开始发奋学习英文写作,直至后来用英文写中国题材,并且被兰登书屋出版,连着三部长篇都上畅销小说榜。现在隐居在西海岸,一直在很努力地写,她是我见过的最能拼的人。”
实际和想象总有差距
不过,郑大圣认为英文“考试”和“实用”还是不同。“英文考多少分都没用,一落地还是天昏地暗。只能捧着字典当救命草、氧气罐,只为了尽快能跟上艺术史和电影史的阅读进度。这家学院讲的电影史其实是实验电影史,主流电影史与之相较,就如同《孙子兵法》与《降龙十八掌》的区别。艺术史,则是所有系科的必修课。既是美术学院的底子,视美术为一切新兴视觉媒体的根本,也是天经地义。现在中央美院办实验电影研习班,就比电影学院更有希望弄成实验电影风格。还有浙美出身的杨福东,他拍的就是实验电影,跟电影学院是两个系统、两个路子。”
谈到学费,郑大圣的说法是:“因为是私立学校的“纯艺术”学院,学费很贵。二十年前就已经是1.56万美元一学年了,现在翻了一倍多。同学中有钱人的子弟不少,美国的富N代,文艺愤青儿,觉得自己要反抗家族、反抗资本主义体制,跑来学艺术,体验另类生活,整天落拓不羁的,找感觉。我们班上有个杜邦家族的大小姐,金发及腰,对资产阶级很不屑。总是顶着一个八面玲珑结构复杂的大发髻来上课,她的眼圈永远是黑的(估计是没法躺下睡觉)。开学第一周,正赶上老布什发动海湾战争,这女生马上宣布自愿放弃这学期的学分赶去战场拍纪录片,揭露美国的暴行,然后带着自己置办的16mm摄影机和便携式的NAGRA(录音设备)——‘独人电影’的全套装备去了。一学期没音讯,好在她还是完好地回来了,当然拍摄的影片画面没法看,因为真是在巷战现场拍的,只能看见镜头一路抖,但是都没焦点。有好几次巨大晃动,让人还以为她被流弹击中了,幸好不是。
这个学院在台湾很受文艺青年的推崇,口口相传络绎不绝。学电影的台湾同学大多数是埋头干几年广告,攒得一笔钱来芝加哥,专心进修‘纯电影’。学成之后像吴秀菁就含辛茹苦地做独立纪录片,她拍过一个很极致的纪录片,得了专门表彰独立电影创作的“金穗奖”,现在在一所大学教艺术。有的人却仍然回到广告业,一边赚钱一边等待拍长片的机会。但是,经过了先锋电影的熏陶,自然很容易把广告拍得很‘飞’。就像钟孟宏,现在已经是台湾广告界的头牌,这两年开始编、导长片,把‘独人电影’放大了。”
当时大陆学生很少,即使有也很穷,郑大圣也打过各种工,同时靠参加学生作品竞赛,争取获得学费减免的奖励。赢到了就抓紧多修几个制作课的学分,因为拍摄影片的耗材很贵;钱不够了就少修几个,挑史论课程,借书、写论文不要成本,空出时间去打工。暑假长,只要愿意做吃苦,总能挣不少钱。“现在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经济情况应该好多了,很多苦活累活不用做了。不过读电影总归还是偏贵的,出去前做些储备总是要的。”
出国,一切都可能重来
郑大圣认为,对于即将出国的学人来说,重建知识结构很重要。所有学过的原则、理念都是可以被重新假定的,而且从根本上重新假设前提。没有什么非此即彼的法则,多些尝试就不会把自己束缚住。“但更重要的是建立参照系统。人在外面,无时无刻地永远处在一个更大的参照系统里,打量别人是这样,被别人打量、打量自己也是这样。‘知’永远学不完,‘识’却得及早建立,我想通常说的‘开眼界’就是这个意思。跨学科也很重要。当下没有什么领域是不需要跨界就能够独自进步的。电影百余年来的历史是最典型的例子,电影从别的领域借来太多的经验了,尤其是每一次所谓美学的革命,一定有实在的技术革命作先导。”
回国后的道路
在国外的自由学习结束之后,更重要的是回国后的道路如何走?对于郑大圣来说,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郑大圣在中国电影最低迷的时候回国了。他发现现实中拍常规电影的机会太少了。国产片没市场,观众只认美国进口大片,票价已经很贵,看电影不再是生活习惯了。拍电影的资格还垄断在国营电影厂手上,不向民间社会敞开。
“我去美国五年,国内的人都以为我是在‘好莱坞’——误把美国电影等同于好莱坞电影,这种误解直到现在都有。其实好莱坞电影都已经改变很久了,而要跟人解释实验电影实在费劲。
国内的电影理念、行业规则我也时常看不懂。而继续做‘一个人的电影’也很难。”当时DV还没有普及,对郑大圣来说,硬件是最现实的问题:没地方租借16mm摄影机,找不到卖16mm胶片的洗印店,连一台简装的剪接机都找不到,更别说混音、做拷贝了。而现在,DV解放了作者的创造力,作品在家里就能做出来了。
真诚地做实验电影
“实验电影并不玄妙,只要对自己诚实,最大限度地诚实。”郑大圣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期间拍摄的“行者”系列作品让教授、同学都很惊喜。而这三个作品的内容却十分简单:路牌和交通标志;玻璃幕墙的反射与倒影;地图。
“因为我把常人熟视无睹的景象拍得很陌生,表达出了他们不曾体会的感受。因为我和他们的立场、身份都不同,眼前的风景当然是另一样,他们这样的反馈对我的启发也很大,借别人的眼睛更能看清楚自己。”这套影片也参加了全学院的学生作品竞赛,郑大圣也因此获得了学费的减免。
回国后,郑大圣做了一系列影像作品,有京剧电影、也有电视电影,多少都有当年“实验”的影子,总是要拿出写与众不同的东西。比如2009年制作的中国世博会中国馆主题影片《和谐中国》的创意,郑大圣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我们从《论语》里选了三句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标题最近三十年的变化,一户人家的三个傍晚,三个长镜头;‘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标题当今的一天,从清晨到深夜,各种人群各种城市各种各样的生活场景;‘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理想中未来的城市湿地、低碳街道,好的空气和水,一户人家阳台上的私人果园……请出孔夫子做代言也是很理想化的愿望。最近三十年来的建设进程那么快,对于古代智慧文化却缺乏自觉,进而出现许多问题。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以后应该更自觉才能走得更好。我很愿意借世博会的机会做一点点努力。孔夫子最合适了,儒家思想不是只属于中国的土特产,整个东亚是一个儒文化圈,孔子是世界性的精神导师之一,人类文明的象征,我想在世博会上把他老人家请出来是可以的。”
为了更好地体现出“中国”特色,郑大圣在《和谐中国》还使用了传统的手绘水墨动画。“这次世博会的影像铺天盖地,到处都是投影屏、显示器、LED,我们必须找到独有的、唯一性的影像形式。手绘水墨动画是中国电影的独家发明,而且只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持有专利,属于国家保密的技术,不合拍,不出口。手绘水墨动画特别耗时耗工,动用的人力、物力是一般动画片的5-7倍,要不是世博会的机会,在今天只以票房论成败的商业电影大潮里,根本没有再激活的可能。22年来,上海美影的水墨技术完成了更新换代,接力棒已经从创始的第一代传到了新一茬人手里,其实比以前做得更细致、更讲究了,只是没有展示的机会。现在有很多电脑模拟的水墨效果,工期能缩短许多,但我们坚持用传统的手绘方式。因为只有用真的毛笔、蘸着真的水和墨,借着画家随机、随兴的手感,以某种神秘的力度和节奏接触真的宣纸,留下的那种痕迹,才是中国画所独有的笔墨情趣。”
仅仅复原22年前已经成熟了的影像技术是不够的,郑大圣和他们的团队尝试着把手绘水墨动画与实景、CG背景合在一起。这个方法从未有人实现过,是郑大圣多年来的空想。他们从最初步的技术试验开始做起,积累最基本的数据。为了找准风格上的尺度,他们反复尝试什么样的写意和什么样的实景能够结合。但因为制作周期太紧最终只完成了3分钟。
“严格地说,给世博会中国馆做的《和谐中国》,不是一个个人作品,前前后后参与创意、制作的有将近四百人呢。但是我尽可能地贡献了我自认为有意义、有必要的理念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