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东欧国家相继建立起斯大林体制。从诞生之日起，这个体制就不仅进行政治清洗，而且强化思想教育。用暴力摧毁市民社会后，东欧各国制定庞大的社会改造计划，整顿所有学校，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目的是通过无孔不入的宣传教育，使每个孩子和成人都成为苏维埃人。
　　在新政权眼里，个体都是伟大社会实验的材料。1949年东德总理格罗特尔宣称，德国儿童是“我们最纯净和最好的人类材料”，是“我们未来的黄金储备”，因此绝不能让他们“被反动力量所俘获”。按照新教育理念，儿童是一块白板和泥团，可通过教育塑造成坚定的革命接班人。
　　教育工作者从此不再学习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的著作，而是学习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著作，后者是上世纪20年代“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仁斯基儿童劳动公社”的负责人，著有《教育诗》《塔上旗》等著作，他的基本教育思想就是，通过集体生活和劳动来改造人的思想，让每个人学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由集体作出决定来处罚犯错误者。就像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相信获得的特性是可继承的，马卡连柯相信人性可以改变。
　　教师被迫放弃经验的获得可使人成熟的教育观念。他们不得不赞同，绝不能强调儿童的独立性，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新儿童课本中包含了介绍工人阶级、俄国革命和苏联成就的历史，要求孩子们积极参加党为和平、北朝鲜、五年计划而举行的各种活动。教师们的言行则受到秘密警察、校方甚至学生的监视，如有人在课堂上讲授与当局思想路线不符的内容，会有丢掉工作的风险。
　　每个孩子都必须培养起对领袖的崇拜，因而要学习苏联和本国领袖们的童年生活，记住他们小时候的逸事和绰号。从前的童话被改写，连环画里的城堡和教堂变成了文化宫和斯大林纪念碑。一个苏联孩子站在纪念碑下问母亲，什么是“最高统帅”，母亲告诉他，由于“全体苏联人热爱自己的领袖”，所以授予他这个光荣称号。
　　马卡连柯认为，孩子们的课余时间也应被集体劳动、体育运动和学习所占用，让他们远离社会上的不良影响。在东欧各国，开办有各种夏令营，孩子们在那里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学习卓娅和苏拉的故事，讨论五年计划，玩攻占敌人山头的游戏，开展表扬先进、批评后进的活动。如果一个学生不愿融入集体，其他孩子就要拒绝称他“同志”，不跟他讲话，让他明白脱离集体是危险的。
　　从1948年起，东欧各国发动了一场针对社会科学的批判运动，大学里的哲学被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学改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法学改为马克思主义法学，而社会学、政治学则被完全取消。“社会进步”成为所有东欧政权的中心目标，年轻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被培养出来，取代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1948年，波兰的大学教师52%是工人出身，只有9%来自知识分子家庭。
　　由于学生的政治觉悟比学习能力更重要，许多学生从一开始就看清，只要听组织的话，不管有没有专业才能，都会有好前程。这些学生经常参加党的活动，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他们的大学生活是由各种会议、游行和联欢晚会所组成，结果造就一代忠诚而灵活的官员。东欧剧变前的波兰总理拉科夫斯基、捷克总书记雅克什、东德总理克伦兹等人，在学生时代都是积极分子。
　　所有其他社会成员也都要接受集体教育，当局为工人开办各种夜校，让他们在那里学习时事、音乐、民间舞蹈、手工编织和下象棋，以充实业余生活。供人们学习的榜样是劳动英雄和模范，每个东欧国家都有自己的斯塔汉诺夫工作者，这些工人满怀工作激情，超额完成生产进度，他们的名字在报纸和电台上被广为宣传。匈牙利的一首诗歌写道：“我不再盯着姑娘们，我更愿关注突击手派克。”
　　然而，东欧国家的教育最终还是失败了。政权想要建立一个完美的天堂，把人改造成苏维埃新人，但在其衰落之时，却没有多少人愿意站出来捍卫。它的失败在于，强迫社会追求一个绝对一致的目标，而多数人却只想过自己的正常生活，结果造成整个社会的虚假信仰和人格分裂。
　　正如美国学者彼特沃克所说，“如果一个人要相信什么，那么不相信的自由则是关键的。”这个制度误解了人性，最终唤起的是人性中最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