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在戏剧和城邦生活中占据显赫的位置，雅典人的生活行为中处处透露着正义的影子。埃斯库罗斯不仅是位戏剧诗人也是一位政治教育家，对此我会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戏剧扩展了具体政治问题的意义。一方面是通过关注个别事物当中的普遍模式，另一方面是通过将一般模式嵌入到特殊的环境中加以升华。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戏剧都是被限制、规定、维护和延续了这种集体所有的遗产。《奥瑞斯忒亚》三部曲中就是对此的深刻解释。
　　推动《奥瑞斯忒亚》情节发展的是神、人层面上一系列的角色与暴力的遭遇。在戏剧情节发展的过程中，不少对立面。男人和女人的冲突贯穿着整个三部曲。譬如，阿波罗希望驱逐复仇女神;当阿耳特弥斯父亲的秃鹰吞食了怀孕野兔的无辜胎儿，阿耳忒弥斯便命令人类举行不义的献祭;宙斯和命运女神的争执;阿伽门农杀害自己的女儿;克吕泰墨斯特拉谋杀自己的丈夫;奥瑞斯忒斯弑母。
　　在《奠酒人》当中歌队唱出了男人和女人的放肆。他们还第一次提到了男人“鲁莽的傲慢”，这种傲慢促使他们僭越的行为和所处的正当界限。阿伽门农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虽然宙斯的复仇者—阿伽门农针对的是帕里斯冒犯宾客之道的行为，但是复仇者本人也被赋予了一定的英雄主义的荣誉。阿伽门农随后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毁掉了自己的女儿和妻子、家庭和城邦以及天然的平衡性。
　　阿伽门农在祭献自己的女儿的时候，他便伤害了女儿的母亲，也就伤害了自己的整个家庭。而阿伽门农的家庭又不同于一般的普通民众，这样也间接地伤害了自己的城邦稳定性。因为阿伽门农对自己的家庭采取的不当措施导致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敌人的罪行—作为一名惩罚与被惩罚者参与了一场未获承认的共谋犯罪。至此毁灭也延伸到了城邦。在传令官还没有回到城邦之前，歌队就在悲叹阿耳戈斯家族所遭受的痛苦。
　　这里，也像在三部曲的其他地方一样，“孕育”与“生产”遭到了破坏，富饶多产的世界也被摧毁，另外，众神也因为不当的献祭而名誉受损。杀害特厄斯忒斯儿子和伊菲革涅亚的凶手，还有即将杀害阿伽门农的人，他们都纠维在婚烟、献祭和死亡的形象当中，并且围绕剧情撒下了一个大网。当然，英雄伦理也有某些高贵之处。英雄伦理的延伸就是解放，它对人类能力界限的着力验证，显得既高贵又鼓舞入心。然而，英雄伦理对于凡人而言始终是一种诱惑，让这些凡人把他人和世界视为纯粹的潜在力量，并且还把他们视为自己成功的障碍和利用的工具。英雄主义要把人同某些致命的中心（某些对抗或局限）隔离开来，因为它们会提醒这些人：他们的控制欲已经走入疯狂。倘若，英雄伦理把人们从有限的空间里解放出来，那它就会驱使这些人超越自己可知、可见和可判断的事物。也正因为如此，（英雄伦理）也驱使阿伽门农这样的人，杀害无辜、忽略死者、践踏众神的神圣坛，并且还像神一样走在凝结着血色的华丽地毯上。这条路的尽头便是不光彩的死亡、因为阿伽门农被自己的妻子杀死在沐浴当中。倘若，是面向更高勇气的热情诱惑了凡人--这种热情几乎不会顾及家庭、教育和女性，那么，女人鼓吹婚姻和家庭的恶习，就会损害为了运动和荣誉的男性力量。歌队在歌唱了男人的傲慢之后，继续谈到了“女人毫不迟疑的绝望之情”。
　　阿伽门农离开自己的故土太久，他既打破了内在的平衡，也打破了责任的平衡，正因为如此，克吕泰墨斯特拉才会干出那些事情，并且帯来了类似的后果。在某些方面是因为阿耳戈斯的堕落一一它毁灭了自己的城民和领袖。在另外方面，是因为克昌泰墨特拉的愤怒。女儿的死和长年寡居改变了克吕泰墨斯特拉，正如伊菲革涅亚的献祭改变了她的丈夫。另外，由于献祭让阿伽门农和帕里斯无意中共谋了一场家庭犯罪，所以国ュ和王后也不知不觉地协力完成了这场使命。克吕泰墨斯特拉以家族的名义为女儿的死复仇，但她却跟人通奸、流放亲子，像奴隶一样对待自己的另一个女儿。这似乎意味着克吕泰墨斯特拉已经从家庭走向了城邦，她现在拥有的权力就连阿伽门农也难望其项背。境遇和性格的共谋，促使阿伽门农和克吕泰墨斯特拉僭越了正义。从王后的角度来看，整件事情因为以某种方式混淆了公私，使得公事和私事都走向了堕落。在一个家庭当中，当女人不再是女人，母亲不再是母亲的时候，家也不再是一个家，因为这个女人由于公共的野心破坏了私人的生活。克吕泰墨斯特拉身为统治者却不像统治者，更像位管主，她用威胁的政治辞令掌控了公共行为的空间，用“个人”的复仇推毁了城邦。
　　这样看来，苦难就很难归咎于以前某个不太文明的时代，或者某部不太文明的戏剧。如果这是事实，那它就成为诗人/戏剧家的使命，他们不仅仅要展现苦难，或者把苦难灌输到观众的头脑当中，还要显示痛苦与激情之间不可避免的联系，显示智慧与正义的成就。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一定不能驱逐复仇女神，此外，为什么雅典娜建立的这个城邦正回荡着复仇女神的情绪。《阿伽门农》刷中，人类的苦难尤其深重。男人与女人在必然性的双重压迫一一他们的天性和自己不曾创造的世界下，都和矛盾的现实发生了冲突。在这里，苦难是单调的，也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压制而不是提升了理性（虽然克吕泰斯特拉的确承认了诅咒的作用）。只有在正义的城邦里（（和善女神）结尾处的雅典），苦难才能摆脱没有结果的复制。也只有这样，苦难才会变成政治思想的模式与政治判断的基础，并对人类权力和道德的意义保持警惕。此外，苦难是悲剧在正义城邦里扮演的角色，它为行动找到了合理的理由，而且还在协助行动的进行。一方面，《奥瑞斯忒亚》将城邦展现为令人敬畏的成就，并鼓励城民见识它的伟大--正如戏台上表現出米的。但在另一方面，因為舞台上的再现是理想化的产物，所以，观众也逐渐意识到，戏剧呈现的秩序与城邦当前的政治混乱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强调了所得与所失（一直亲近的）事物的不稳固本质。承认这一点，便强化了《阿伽门农》与《和善女神》之间的相似/对比清楚呈现的内容：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人，在同最初的混乱抗争的时候都遭受了失败，那我们也许跟他们有着相同的命运。在我们同情这些人的同时，我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在赞美人类力量的过程中，悲剧也让我们想到了自己必死的命运，并以此维护通往智慧的必要苦难。所以，《奥瑞斯忒亚》并没有终结苦难，而是通过戏剧表演的媒介汇集苦难。戏剧本身也许正是替代了苦难经历的组成部分，并成为智慧的来源。戏剧提供的智慧，是关于个人与集体的死亡、傲慢的危险、政治的偶在本质、正义的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