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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资水平问题是个收入问题，收入问题不仅有收入差距的问题，还有收入水平的问题。当前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来源是劳动收入，其劳动报酬即工资增长得快不快，工资水平高不高，自然成为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老百姓工资水平一直比较低，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低工资、低消费的结果：既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也对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尽管改革开放后，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总的来说，仍然不高。可以说，还是属于低工资水平。目前，低工资制已经影响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对消费的影响，即是一个最具典型的影响。近几年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一直是我国政府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扩大内需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架强有力的马车。但目前，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显得强劲，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则显得不足。一般地，一国市场规模取决于人口、消费倾向和购买力水平。其中，购买力水平的高低对最终产品的消费，从而对产业结构的演进具有重要影响。再如，农民工工资水平长期偏低，不仅造成与企业主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且对农民工的消费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的升级也都带来很大影响。
显然，工资水平高低的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和长期发展的大问题。从目前看，中国的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看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最重要的支撑力量是高资本投入。从统计资料中看到，在绝大部分年份里中国的投资率都维持在35％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达到了40％。而支撑高投资率的主要力量则是高储蓄率。储蓄率的上升与最终消费率的下降是相对应的，消费需求不旺必然会影响到经济的快速增长。显然，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其中重要原因是消费率偏低，而其深层次原因是广大人民收入水平增幅缓慢。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可证明，在人均1000美元的水平之上，GDP中劳动力报酬部分的增长将明显加速。2002和2003年，连续两年，我国人均GDP超过800美元，达到了1000美元，这意味着人均收入或工资水平也会相应有一定幅度提高。然而，多年来我国经济年均GDP增幅一直较高，而全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在下降，上升或持平的年份不多。这一现象说明我国积累率已经过高，而工资水平偏低众所周知，积累率过高必然会影响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影响到工资的增长，从而影响到消费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
工资作为收入问题对经济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结构的极不合理问题。衡量收入分配的差距，国际上一般以基尼系数为指标，基尼系数越大，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大。目前，我国收入差距已经过大，表现在：一是城镇收入差距过大；二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过大；三是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四是全国居民收入差距也过大。引起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是工资外收入（包括垄断性收入）、灰色收入以及非法收入。这些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人仍然是靠低工资作为其收入来源，而且，这种差距还有扩大之势。最具典型的实例是普通劳工与私营企业主之间，一方是持续的低工资，而另一方是由持续的低工资带来的财富积累，两个阶层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毫无疑问，较低的工资水平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演进，影响到工业化的进程，如果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话，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阻碍经济持续发展。
工资问题还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因为工资起着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作用。从目前看，我国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我国多年来的失业主要表现为结构性失业。2000年，第一产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15.9％，而其就业人员却占50％，属于过度就业；第二产业产值占50.9％，其就业人员仅占22.5％，使用的劳动力较少，虽然有就业的空间，但由于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使许多剩余劳动力受到限制；第三产业产值为33.2％，从业人员占27.5％，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50％以上存在较大差距。究其原因，由于我国服务性行业的垄断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加上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同，对劳动力的成本或工资水平要求也不一样，二者的相关关系不能不说明劳动力水平与产业结构的不一致是导致就业结构性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
上述三个问题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却都和收入分配政策相关，亦和工资水平相关。这就引出本文所思考的主要问题，目前我国工资水平是否合适，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是否协调，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二
法国经济学家帕斯卡尔·拜伊和阿莱因·穆尼耶曾指出：“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即为什么各国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各不相同的问题，其答案可能就是本文的主要假设（如果能得以证实的话），即工资成本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或许只有从工业化与工资关系结构的联系中，才能找到解释不同国家特有的工业化的主要因素；而且这种关系近来在世界范围内的转型或许可以成为解释工业化迅速向新的地区扩展的原因。”这一论断虽然未被证明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并具有普遍意义的理由，但我们确实不能否认工资水平给各国经济所带来的重大影响。世界各国工业化道路模式尽管不同，但从其工资变化中，确实反映出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这种特殊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其实，东亚“四小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他们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成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其工资水平的变化，就深刻反映出其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亦充分体现了工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性的协调关系。这种协调关系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产生的收入效应使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且收入差距较小；而不断提高的工资水平在促进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就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时，又促使经济进一步增长。“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消费品领域和相关的服务。由于实际工资、以工资为收入的人数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和提高等三重因素的作用，经济增长具有了内生性。”这可以说是东亚“四小龙”经济发展的一个生动写照。
反观中国工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笔者感到：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很快，GDP的增速类似于日本、东亚“四小龙”等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起飞时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又不具有很好的协调性，突出表现在上述三大结构不合理方面，即积累和消费的结构不合理，二、三产业的结构不合理及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究其原因，一是目前的低工资制度仍然受到传统体制下行政配置资源的强大惯性的影响；二是目前的低工资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健全劳动力市场的压抑，以至工资对经济增长的促动作用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不仅没有体现出来，还可能从某些方面束缚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延缓经济真正起飞，延缓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在理论上，我们应深刻认识工资这一变量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同时，还应深入到经济体系内部，认真探寻能够有效保证经济起飞的工资调节机制。另外，在实践上，一方面应加快改革步伐，破除传统体制对经济的束缚，破除一些不合理的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健全并完善劳动力市场，让劳动力价格在市场上能正确反映出来；另一方面还应把握工资关系应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以便在国家范围内就利润／工资之间的比率以及消费品生产／资本货物生产之间的比率进行调节以期保持平衡，从而使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产生一种有机的联系。”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工资关系，应该是让更多的人融入到工业化进程中，使工薪收入者在整个从事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使一、二、三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不仅如此，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工资关系应是以提高广大居民的收入水平为目的，工薪收入者的格局应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阶层”的形成不仅能从分配的结果上较好地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还能在保持效率的前提下，促进共同富裕，同时又为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奠定基础。
总之，正确认识工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而确定适度的工资水平，以保证落实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也就是笔者所思考并希望得以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工资水平，不仅能合理引导劳动力有序的流动，激励人们努力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且对企业的积累，对城市、农村的发展，以至于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的变迁将是十分有利的。
工资水平问题是个收入问题，收入问题不仅有收入差距的问题，还有收入水平的问题。当前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来源是劳动收入，其劳动报酬即工资增长得快不快，工资水平高不高，自然成为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老百姓工资水平一直比较低，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低工资、低消费的结果：既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也对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尽管改革开放后，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总的来说，仍然不高。可以说，还是属于低工资水平。目前，低工资制已经影响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对消费的影响，即是一个最具典型的影响。近几年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一直是我国政府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扩大内需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架强有力的马车。但目前，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显得强劲，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则显得不足。一般地，一国市场规模取决于人口、消费倾向和购买力水平。其中，购买力水平的高低对最终产品的消费，从而对产业结构的演进具有重要影响。再如，农民工工资水平长期偏低，不仅造成与企业主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且对农民工的消费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的升级也都带来很大影响。
显然，工资水平高低的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和长期发展的大问题。从目前看，中国的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看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最重要的支撑力量是高资本投入。从统计资料中看到，在绝大部分年份里中国的投资率都维持在35％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达到了40％。而支撑高投资率的主要力量则是高储蓄率。储蓄率的上升与最终消费率的下降是相对应的，消费需求不旺必然会影响到经济的快速增长。显然，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其中重要原因是消费率偏低，而其深层次原因是广大人民收入水平增幅缓慢。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可证明，在人均1000美元的水平之上，GDP中劳动力报酬部分的增长将明显加速。2002和2003年，连续两年，我国人均GDP超过800美元，达到了1000美元，这意味着人均收入或工资水平也会相应有一定幅度提高。然而，多年来我国经济年均GDP增幅一直较高，而全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在下降，上升或持平的年份不多。这一现象说明我国积累率已经过高，而工资水平偏低众所周知，积累率过高必然会影响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影响到工资的增长，从而影响到消费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
工资作为收入问题对经济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结构的极不合理问题。衡量收入分配的差距，国际上一般以基尼系数为指标，基尼系数越大，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大。目前，我国收入差距已经过大，表现在：一是城镇收入差距过大；二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过大；三是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四是全国居民收入差距也过大。引起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是工资外收入（包括垄断性收入）、灰色收入以及非法收入。这些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大多数人仍然是靠低工资作为其收入来源，而且，这种差距还有扩大之势。最具典型的实例是普通劳工与私营企业主之间，一方是持续的低工资，而另一方是由持续的低工资带来的财富积累，两个阶层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毫无疑问，较低的工资水平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演进，影响到工业化的进程，如果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话，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阻碍经济持续发展。
工资问题还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因为工资起着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作用。从目前看，我国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我国多年来的失业主要表现为结构性失业。2000年，第一产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15.9％，而其就业人员却占50％，属于过度就业；第二产业产值占50.9％，其就业人员仅占22.5％，使用的劳动力较少，虽然有就业的空间，但由于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使许多剩余劳动力受到限制；第三产业产值为33.2％，从业人员占27.5％，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50％以上存在较大差距。究其原因，由于我国服务性行业的垄断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加上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同，对劳动力的成本或工资水平要求也不一样，二者的相关关系不能不说明劳动力水平与产业结构的不一致是导致就业结构性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
上述三个问题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却都和收入分配政策相关，亦和工资水平相关。这就引出本文所思考的主要问题，目前我国工资水平是否合适，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是否协调，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二
法国经济学家帕斯卡尔·拜伊和阿莱因·穆尼耶曾指出：“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即为什么各国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各不相同的问题，其答案可能就是本文的主要假设（如果能得以证实的话），即工资成本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或许只有从工业化与工资关系结构的联系中，才能找到解释不同国家特有的工业化的主要因素；而且这种关系近来在世界范围内的转型或许可以成为解释工业化迅速向新的地区扩展的原因。”这一论断虽然未被证明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并具有普遍意义的理由，但我们确实不能否认工资水平给各国经济所带来的重大影响。世界各国工业化道路模式尽管不同，但从其工资变化中，确实反映出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这种特殊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其实，东亚“四小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他们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成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其工资水平的变化，就深刻反映出其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亦充分体现了工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性的协调关系。这种协调关系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产生的收入效应使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且收入差距较小；而不断提高的工资水平在促进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就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时，又促使经济进一步增长。“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消费品领域和相关的服务。由于实际工资、以工资为收入的人数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和提高等三重因素的作用，经济增长具有了内生性。”这可以说是东亚“四小龙”经济发展的一个生动写照。
反观中国工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笔者感到：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很快，GDP的增速类似于日本、东亚“四小龙”等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起飞时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工资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又不具有很好的协调性，突出表现在上述三大结构不合理方面，即积累和消费的结构不合理，二、三产业的结构不合理及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究其原因，一是目前的低工资制度仍然受到传统体制下行政配置资源的强大惯性的影响；二是目前的低工资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健全劳动力市场的压抑，以至工资对经济增长的促动作用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不仅没有体现出来，还可能从某些方面束缚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延缓经济真正起飞，延缓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在理论上，我们应深刻认识工资这一变量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同时，还应深入到经济体系内部，认真探寻能够有效保证经济起飞的工资调节机制。另外，在实践上，一方面应加快改革步伐，破除传统体制对经济的束缚，破除一些不合理的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健全并完善劳动力市场，让劳动力价格在市场上能正确反映出来；另一方面还应把握工资关系应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以便在国家范围内就利润／工资之间的比率以及消费品生产／资本货物生产之间的比率进行调节以期保持平衡，从而使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产生一种有机的联系。”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工资关系，应该是让更多的人融入到工业化进程中，使工薪收入者在整个从事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使一、二、三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不仅如此，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工资关系应是以提高广大居民的收入水平为目的，工薪收入者的格局应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阶层”的形成不仅能从分配的结果上较好地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还能在保持效率的前提下，促进共同富裕，同时又为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奠定基础。
总之，正确认识工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而确定适度的工资水平，以保证落实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也就是笔者所思考并希望得以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工资水平，不仅能合理引导劳动力有序的流动，激励人们努力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且对企业的积累，对城市、农村的发展，以至于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的变迁将是十分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