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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18日，北京万寿宾馆。
杜润生同志倡导成立的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20周年大会，又是他倡议的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基金第二届领奖大会，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等现职的农村工作者和王郁昭、吴象、刘堪、朱厚泽、孟宪德等老农村工作者都莅会了。
1936年入党，有70年党龄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老主任、中顾委老委员杜润生，在大会上声音宏亮、思路清晰，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题目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几点思考》。讲话不长，原文照录如下：
陈云同志在大跃进以后，曾经说了一句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我希望农民企业家们了解农业、认识农业，参与发展农业，还要改造农业。我们先解决温饱，然后达到小康。这是一个科学的命题。因此，我今天讲话的主题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几点思考。
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农业发展了，发展到农民自己吃饱饭以后，还有剩余，提供给一些其他人，养活更多的人，去发展工业，发展服务业和其他各行各业。所以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二、要认识农业是个弱质产业
农业既是自然的生产，又是经济的生产。农业所生产的，全是有生命的东西。我们的农业是有生命的。不仅植物有生命，家禽、家畜都有生命。因此，农业生产要受到自然条件的支配。风调雨顺的时候，就有好的收成，遇上旱涝灾害，甚至会颗粒无收。农业收成好了，有可能供过于求，形成谷贱伤农。所以农业一方面要承受自然的风险，另一方面要承受市场的风险。为提高承受这两方面的风险的承受能力，世界各国都对农民、农业提供财政的支持。而我们国家在很长的时间里，不仅仅没有提供财政支持，还通过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剪刀差，让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不只是七八千亿，是上万亿元。所以中央现在提出来，工业到了反哺农业的时候了。
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我们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城市化的进程也加快了。城市化率从原来的1 8％上升到42．7％。这样，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富裕农村；减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
四、农业形势正在面临一个新的转折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提高，老百姓特别是市民的消费结构也变化了。过去以吃粮为主，现在要吃肉类，吃鱼类等产品，食物消费多样化、多元化了。农村出现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农业从单一的种植业，转向多种经济、多种经营。农民家庭也都能养好多的猪和鸡鸭，发展了养殖业。这就是农业情况一个新的转折，也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有利的转折。我们要帮助农民拉长生产的链条，发展食品加工业，增加农产品的附加价值，而且能增加就业的机会。现在农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不可以叫做现代化的小农经济?因此中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战略措施。
我们不一定马上有大量的投资，而要把重点放在培养经济主体、培育新型农民上。要帮助农民努力学习，努力掌握一点科学知识，形成人力资本。知识青年在农村多起来，就能使传统农业向知识农业转变，这是世界的大趋势。国家要从工业化向服务型社会转化，服务型社会又向知识型社会转化。我们要学会从多方面努力促成这个转化。
农业原来是弱质产业，农民原来是弱势群体。农民获得了新的知识就可以使我们的和谐社会注入新的活力，获得新的发展。
这些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意思。我今天是73岁(按：实为93岁。全场笑。有人插话：您就是73嘛!还要为农民、农业多活几十年!)的老头儿，思维不清，逻辑混乱，占了大家的时间，非常抱歉，谢谢。
杜老的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是他亲历的中国三农问题的曲折而生动的画卷。
80年代，中共中央连续发布5个讲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我作为江苏省的农村干部，算是“华东片”的一个代表，与西南、华北、中南其他三位同志一起，算是为“一号文件”调研和起草的“打工仔”，笑说是“农民工”。因而那几年年年亲聆杜老的教诲，印象历久而弥新。事先，我也听说过，初建中央农村工作部，他作为邓子恢同志的助手，在“合作化高潮”时被批为“小脚女人”。见了面，才知道他是一个“小个子男人”，不像想象中的“关西大汉”。说话细声慢语，娓娓道来，尤其爱听年轻人和基层来的同志的意见。那时，一般年初根据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提议出一批题目，分头组织人去调查，年中汇报一次，八九月间就开始酝酿、写作，其间要开多次座谈会，到11月写初稿开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因为中国没省农会，我们常把一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戏称为“农民会议”，会上议论纷纷，杜老忙于折中、协调，取得必要的妥协，然后形成一号文件初稿，提交中央讨论，定稿发出。有时与部门意见矛盾，杜老就叫我们这些“地方团队”直接与部门对话。有一次我们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为农村金融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但在杜老协调下，陈行长除了一条“负债”外，其他都爽快地同意了。她说“负债”不可随便开口子。但对于50年代瞎指挥形成的深翻、农机绞关化等人民公社陈年旧账，允许“挂账停息”，后来事实上也豁免了。又如雇工问题当时是个新的敏感问题。杜老请纪登奎同志去东欧调查，又请林子力等同志写研究报告，最后根据当时的认识水平，从《资本论》那儿找到马克思试算的一个根据，业主带两三个徒弟，三四个帮手，生活可比一般工人高出一倍，这种人可定为“小业主”，不算“资本家”。如今这些早已成为过去，而且在实践中大大突破了，但在当时跨出这一步，是极为不易的。
从1979年到1989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辉煌十年，也是杜润生个人历史上最辉煌的十年。他领着一批人、一个团队，调查研究，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为中央起草了5个“一号文件”。他的党性品质、哲学思辨、人格魅力、领导艺术和组织才能，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经济学家林毅夫曾对我们说过，他是从台湾游泳到大陆来的，很多部门不敢用他，是杜老慧眼，收留并重用他。“不跨出这一步，很难有我的今天。”同样，他对当时处境不怎么好的纪登奎等同志也一概以诚相待、放手使用。纪说：“我这个悲剧人物晚年在杜老这儿过得很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回顾起杜老处人处事的一贯风格，不能不使人肃然起敬。也是因为如此，成就了他的事业和品格。
1989年，杜老已76岁，退出了领导岗位。但他仍然心系“三农”，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呕心沥血。90岁的时候，他对王歧山等同志说，还有两个心愿没有完成。一是再转移一亿农村劳动力到非农产业和城镇，二是恢复农民自己的组织，即农民协会，使农民有充分的话语权。连孩子都有少先队，妇女有妇女会，青年有青年团、青联，工人有工会，唯独不让农民组织起来，是不公平的。他在80年代末向邓小平同志报告过，小平同志说，像雇工问题那样，咱们再看三年，看准了，你再报告，“我一定批”。后来小平同志身体状况和杜老的工作状况都变了，此事一直拖下来未能解决。“也许要靠歧山等你们年轻同志了。”但杜老一再强调，经济上要过好市场关，政治上要过好民主关，这两个关都绕不过去。
大家称赞杜老对“三农”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他自谦说：“我只是一个符号，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研究团队。可以自豪的是，如今这个团队出了一大批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贪污腐败的分子。”
毕竟年龄不饶人。如今杜老已进入“奔百”高龄，手有点抖，耳相当背，眼还可以，特别是头脑清醒，每天通过多种渠道接纳新鲜事物和信息，许多经济学家、农村干部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的思维与时俱进，非常前卫。也正因此缘故，他才能讲出如拙文开头那样一篇情真意切的话语。愿他老人家继续以浓烈的“三农情结”，为农鼓呼，为民鼓呼，为党为国筹谋划策。
(本文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原市委书记、省政协秘书长)
杜润生同志倡导成立的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20周年大会，又是他倡议的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基金第二届领奖大会，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等现职的农村工作者和王郁昭、吴象、刘堪、朱厚泽、孟宪德等老农村工作者都莅会了。
1936年入党，有70年党龄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老主任、中顾委老委员杜润生，在大会上声音宏亮、思路清晰，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题目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几点思考》。讲话不长，原文照录如下：
陈云同志在大跃进以后，曾经说了一句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我希望农民企业家们了解农业、认识农业，参与发展农业，还要改造农业。我们先解决温饱，然后达到小康。这是一个科学的命题。因此，我今天讲话的主题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几点思考。
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农业发展了，发展到农民自己吃饱饭以后，还有剩余，提供给一些其他人，养活更多的人，去发展工业，发展服务业和其他各行各业。所以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二、要认识农业是个弱质产业
农业既是自然的生产，又是经济的生产。农业所生产的，全是有生命的东西。我们的农业是有生命的。不仅植物有生命，家禽、家畜都有生命。因此，农业生产要受到自然条件的支配。风调雨顺的时候，就有好的收成，遇上旱涝灾害，甚至会颗粒无收。农业收成好了，有可能供过于求，形成谷贱伤农。所以农业一方面要承受自然的风险，另一方面要承受市场的风险。为提高承受这两方面的风险的承受能力，世界各国都对农民、农业提供财政的支持。而我们国家在很长的时间里，不仅仅没有提供财政支持，还通过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剪刀差，让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不只是七八千亿，是上万亿元。所以中央现在提出来，工业到了反哺农业的时候了。
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我们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城市化的进程也加快了。城市化率从原来的1 8％上升到42．7％。这样，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富裕农村；减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
四、农业形势正在面临一个新的转折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提高，老百姓特别是市民的消费结构也变化了。过去以吃粮为主，现在要吃肉类，吃鱼类等产品，食物消费多样化、多元化了。农村出现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农业从单一的种植业，转向多种经济、多种经营。农民家庭也都能养好多的猪和鸡鸭，发展了养殖业。这就是农业情况一个新的转折，也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有利的转折。我们要帮助农民拉长生产的链条，发展食品加工业，增加农产品的附加价值，而且能增加就业的机会。现在农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不可以叫做现代化的小农经济?因此中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战略措施。
我们不一定马上有大量的投资，而要把重点放在培养经济主体、培育新型农民上。要帮助农民努力学习，努力掌握一点科学知识，形成人力资本。知识青年在农村多起来，就能使传统农业向知识农业转变，这是世界的大趋势。国家要从工业化向服务型社会转化，服务型社会又向知识型社会转化。我们要学会从多方面努力促成这个转化。
农业原来是弱质产业，农民原来是弱势群体。农民获得了新的知识就可以使我们的和谐社会注入新的活力，获得新的发展。
这些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意思。我今天是73岁(按：实为93岁。全场笑。有人插话：您就是73嘛!还要为农民、农业多活几十年!)的老头儿，思维不清，逻辑混乱，占了大家的时间，非常抱歉，谢谢。
杜老的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是他亲历的中国三农问题的曲折而生动的画卷。
80年代，中共中央连续发布5个讲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我作为江苏省的农村干部，算是“华东片”的一个代表，与西南、华北、中南其他三位同志一起，算是为“一号文件”调研和起草的“打工仔”，笑说是“农民工”。因而那几年年年亲聆杜老的教诲，印象历久而弥新。事先，我也听说过，初建中央农村工作部，他作为邓子恢同志的助手，在“合作化高潮”时被批为“小脚女人”。见了面，才知道他是一个“小个子男人”，不像想象中的“关西大汉”。说话细声慢语，娓娓道来，尤其爱听年轻人和基层来的同志的意见。那时，一般年初根据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提议出一批题目，分头组织人去调查，年中汇报一次，八九月间就开始酝酿、写作，其间要开多次座谈会，到11月写初稿开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因为中国没省农会，我们常把一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戏称为“农民会议”，会上议论纷纷，杜老忙于折中、协调，取得必要的妥协，然后形成一号文件初稿，提交中央讨论，定稿发出。有时与部门意见矛盾，杜老就叫我们这些“地方团队”直接与部门对话。有一次我们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为农村金融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但在杜老协调下，陈行长除了一条“负债”外，其他都爽快地同意了。她说“负债”不可随便开口子。但对于50年代瞎指挥形成的深翻、农机绞关化等人民公社陈年旧账，允许“挂账停息”，后来事实上也豁免了。又如雇工问题当时是个新的敏感问题。杜老请纪登奎同志去东欧调查，又请林子力等同志写研究报告，最后根据当时的认识水平，从《资本论》那儿找到马克思试算的一个根据，业主带两三个徒弟，三四个帮手，生活可比一般工人高出一倍，这种人可定为“小业主”，不算“资本家”。如今这些早已成为过去，而且在实践中大大突破了，但在当时跨出这一步，是极为不易的。
从1979年到1989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辉煌十年，也是杜润生个人历史上最辉煌的十年。他领着一批人、一个团队，调查研究，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为中央起草了5个“一号文件”。他的党性品质、哲学思辨、人格魅力、领导艺术和组织才能，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经济学家林毅夫曾对我们说过，他是从台湾游泳到大陆来的，很多部门不敢用他，是杜老慧眼，收留并重用他。“不跨出这一步，很难有我的今天。”同样，他对当时处境不怎么好的纪登奎等同志也一概以诚相待、放手使用。纪说：“我这个悲剧人物晚年在杜老这儿过得很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回顾起杜老处人处事的一贯风格，不能不使人肃然起敬。也是因为如此，成就了他的事业和品格。
1989年，杜老已76岁，退出了领导岗位。但他仍然心系“三农”，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呕心沥血。90岁的时候，他对王歧山等同志说，还有两个心愿没有完成。一是再转移一亿农村劳动力到非农产业和城镇，二是恢复农民自己的组织，即农民协会，使农民有充分的话语权。连孩子都有少先队，妇女有妇女会，青年有青年团、青联，工人有工会，唯独不让农民组织起来，是不公平的。他在80年代末向邓小平同志报告过，小平同志说，像雇工问题那样，咱们再看三年，看准了，你再报告，“我一定批”。后来小平同志身体状况和杜老的工作状况都变了，此事一直拖下来未能解决。“也许要靠歧山等你们年轻同志了。”但杜老一再强调，经济上要过好市场关，政治上要过好民主关，这两个关都绕不过去。
大家称赞杜老对“三农”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他自谦说：“我只是一个符号，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研究团队。可以自豪的是，如今这个团队出了一大批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贪污腐败的分子。”
毕竟年龄不饶人。如今杜老已进入“奔百”高龄，手有点抖，耳相当背，眼还可以，特别是头脑清醒，每天通过多种渠道接纳新鲜事物和信息，许多经济学家、农村干部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的思维与时俱进，非常前卫。也正因此缘故，他才能讲出如拙文开头那样一篇情真意切的话语。愿他老人家继续以浓烈的“三农情结”，为农鼓呼，为民鼓呼，为党为国筹谋划策。
(本文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原市委书记、省政协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