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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路军的问题，在１９３７年３月３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已作结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个结论是客观公正的，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第〔２５〕条注释“西路军”（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２４１页），其中说“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在表述上似乎给人一种与史实不完全符合的感觉。笔者想就此作一些辨析，以求教于专家和同仁。
西路军西征的由来
西路军的西征，不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而是张国焘严重错误造成的既成事实，围绕这个问题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斗争，是在１９３６年９月中下旬，斗争重点围绕红四方面军是北进，还是西进。
红二、四方面军１９３６年６月会师后，张国焘虽已取消第二“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反党活动，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反对。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力争，终于迫使张同意两军一起北上与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党中央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于１９３６年８月，提出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明确指示：“在九月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在甘南活动，消灭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９月１４日，中革军委又为占领宁夏，对三支红军主力的行动作出具体的部署，特别强调，“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此后中央又多次强调，“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中央明确指出：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并一再强调，夺取宁夏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但此时张国焘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９月２１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地区，掉头西进，打算迅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并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实际仍不愿放弃脱离中央自成一个局面的企图。朱德等同志对此坚决抵制和斗争，并发电给中央：张不同意静会战役计划，拟根本推翻，“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的，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又经中央的耐心说服与挽救，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暂时放弃西进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至１０月下旬，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可以说，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既是战胜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追剿和克服极端艰险的自然环境的胜利，又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和退却路线的胜利。
第二次斗争，是在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下旬，主要围绕对待宁夏战役，是坚决执行中央部署“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首先应集中注意力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还是急于要四方面军渡河西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为此，中革军委于１０月１１日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各方面军作好渡河和攻击宁夏的准备。从１１月中旬起，以红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进攻宁夏，以红四方面军的另两个军、红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为了实现宁夏战役计划，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向同心城、豫旺堡地区集结；二、四方面军转进至黄河以东，西兰大道以北的通马静会隆地区休整补充，待至１１月１０日前完成战役各项准备后，开始北攻宁夏，向南防御，阻敌北援。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完整慎密的作战计划。
但张国焘仍对中央有二心，继续其分裂主义路线，企图利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机会，将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不去宁夏，而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占块地盘，搞“独立王国”。
为了第一步击破南敌，给第二步北攻宁夏作准备和配合河东地区击破南敌，党中央于１０月２４日电令“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１０月２５日又电令“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井眼堡、大营磐、三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此部署的一切目的在于围绕击破南敌，北攻宁夏作准备。而张国焘却抓住这个机会，准备推行其四方面军全部渡河西进计划。从１０月２５日至３０日，不但将三十军渡过黄河，还把总指挥部，九军和五军团，也陆续渡过河。中央发现后，毛泽东于１０月２６日致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中央虽三令五申电张，按宁夏战役的统一部署办，但张终是不听；置中革军委命彭德怀、刘伯承准备组织的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南敌这个全局于不顾，擅令四军、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结果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致使我夺取宁夏计划被迫中止执行。
第三次斗争，是在１１月上旬，主要围绕河西的四方面军是孤军西进至凉州，还是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
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迅速攻破敌之阻击，占领一条山和五佛寺一线。当时中央令四方面军过河的主要目的，是为实施宁夏战役作准备，并于１０月２８日电示强调：“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１０月３０日，又电令河西部队暂控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敌后继续北取宁夏。在此，既明确指示四方面军过河的任务目的，强调“紧靠作战”，“北取宁夏”，又有警示张国焘，不要违背中央的意图，擅自令四方面军孤军西进，被“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
然而，由于红四方面军前线领导人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没有深刻地理解中央意图，于是在１１月初，即因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能久停为由，数电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请示河西部队行动方针，并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决定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１１月３日中革军委致电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但张国焘却于１１月５日致电河西部队，指令他们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在此，张完全无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而强调的是“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虽然张也看到被敌隔断的可能，但仍一意孤行，电令陈昌浩等，“不可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可不必留主力守渡口”，“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这就从根本上与中央的方针相对立。由此种下了以后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正是根据张国焘的这些指示，河西部队于１１月６日向中革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至此时，木已成舟，中革军委也只有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但仍强调他们：“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并于８日致电张国焘并陈昌浩等，答复徐、陈等七同志１１月７日来电要求组织前委和军分会，指出：“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来电批准。
这就是西路军称谓和西征的由来。
西路军失败经过
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上旬至１９３７年３月上旬，西路军历经４个多月浴血奋战，终遭失败，经过如何？
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时刻把西路军的安危萦怀心头，怕其被敌隔断各个击破。１１月１１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询问：“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的情形？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同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下决心西进。１２日复电中央：“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因此，就战略方向是东返还是西进，中央一再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丝毫没有强加之意。这时，在１１月１３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时，毛泽东在作的报告和结论中，明确指出，“红军行动主要是向东”，并指出：“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以上不难看出，决不是有人所说的是“中央军委选择了河西作为战略方向”。
西路军贸然西进，１１月１５日占领古浪，１８日占领永昌，２１日占领山丹，进入甘北地区。１１月１６日至１８日，九军在古浪一带同马匪五个旅激战，歼敌２０００余人，我军亦损失近半，撤出古浪。从１１月中旬至１２月中旬，红军共歼敌五六千人，西路军也减至１?郾８万余人。这时徐向前认为，马匪主力并未击溃，红军有生力量日减，又无根据地，难以补充，是否冷静分析一下形势，以正确决定今后行动方向。但陈昌浩并未考虑这一正确意见，继续按原计划西进。
此时，河东形势发生了对我有利的变化。１１月２１日，红军主力在中革军委的正确指挥下，取得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师的山城堡大捷，粉碎了敌对我之进攻。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发生，其和平解决，我党与张、杨公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又电西路军，要其在永昌地区休整，伺机以主力东打，向驻兰州的东北军靠近，以便返回黄河以东。１２月２３日陈昌浩复电中央，认为接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是目前“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虽已付出重大代价，但完成这一任务已无问题；如果东进，路程过远，易遭敌骑兵截击，“伤亡掉队必大”，即便“在二十天到达兰州，至多只能起到巩固兰州的作用，策应主力行动其作用不大”。１２月２４日，中革军委致电西路军，指出：从整个战略考虑，“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２０至３０天即可达到静宁、会宁地区与东北军靠近，并可有力推动时局发展。然而，陈昌浩仍然没有认真考虑。显然，中央军委要西路军东进，决不单是为了策应河东主力红军，更重要的是从整个战略全局着眼，也是为西路军免遭因孤军深入，被敌隔断并各个击破的安危着想。而一再坚持西进，孤军深入，不愿东返，则是陈昌浩所坚持的。怎么反说中央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缺乏长远的战略布置，致使西路军的任务变得飘忽不定”？
自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底至１９３７年３月，因形势变化，西路军错过东返时机，向西越走越远，亦愈益不利，终招失败。１２月３０日占领临泽，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占领高台。这里回汉杂居，人烟稀少，群众基础差，难以立足。红军只有消耗，而无补充。加之南靠祁连山，北临沙漠和大山。部队就在这几十里宽的狭窄地带。而陈昌浩把部队从东向西摆成一字长蛇阵，分兵防守几个支点，被动挨打，险入马匪的四面包围之中。当马匪结全部主力来决战时，西路军亦采取以硬对硬，准备决战。结果，当１月１２日敌三个旅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围攻高台，我红五军团据城坚守待援，而援军中途遭敌阻击，大部伤亡，至１月２０日，五军团３０００英勇健儿，虽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遭全军覆没，军团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这一战，实质是西路军走向失败的开始。此时，西路军已剩下不到１万人了，全部集中在张掖县的倪家营子。党中央获悉西路军危机，遂命刘伯承、张浩组成援西军，明确指示援西军的任务是“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同时，还通过政治谈判，表示愿付重金，争取“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追击，以救援西路军。这本是铁的事实，而有人却全然不顾，说什么“西路军正是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增加了我党在谈判桌上的份量”。
２月２１日，西路军鉴于在倪家营子困守无望，遂决定回师东返，到达甘州山洞堡一带。在此，击溃追敌一个旅，全歼敌宪兵团８００人。如果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继续东进，仍有摆脱困境，实现与援西军会合的希望。然而，陈昌浩却过高估计了这一仗的意义，认为敌我力量已起了重大变化，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要继续西进，重返倪家营子，占领甘北。致使西路军完全陷入不可挽救的绝境。至３月中旬，西路军几近全军覆灭，遭到失败。
这时，中央利用统战关系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边区。
关于战略方向的选择
战略总任务、战略方针、战略方向三者紧密联系，辩证统一。其基本关系是：战略总任务决定战略方针，战略方针是实现战略总任务的保证；战略方针规定战略方向，战略方向体现战略方针。战略方向选择错误，就不能保证实施战略方针，当然，也就影响战略总任务的完成。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根据此战略任务，１９３６年８月，党中央提出的基本战略方针是：逼蒋抗日，联合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打通苏联，巩固和发展西北根据地，迫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南，根据此基本方针，中央又作了具体的战略部署，其中“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尽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至９月，中央又具体部署了攻占宁夏的战役计划。其中，四方面军主要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１０月底或１１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１２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并明确指出：“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还特别强调，宁夏战役是“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要求“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
据此战略部署，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多次致电，反复强调“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三支红军主力要紧密配合。假如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而失败；四方面军独攻甘西也要失败。如此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只要集中先占宁夏方免此失”。因此，“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但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的一环”。
张国焘从其分裂主义路线出发，表面上同意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背后又在捣鬼，总想把四方面军拉到甘西去，自成局面，搞“独立王国”，同中央分庭抗礼。因此，在战略方向选择上，在三支红军主力会师前，他企图西进而反对北进；会师之后，张国焘又根本不顾中央的统一部署，擅令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出凉州”而“不愿出宁夏”，致使海打战役计划被破坏，宁夏战役计划落空；进而造成四方面军主力分兵西进甘北，致使西路军全军覆灭。然而，这一切，包括陈昌浩在内的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不清楚的，或者说是不了解张国焘的包藏祸心的。当然，作为前线主要指挥员的陈昌浩军事指挥失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考察西路军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当然，西路军的失败，对于广大西路军指战员来说是没有责任的。同样，这也是党中央早已作出的另一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当时，西路军广大指挥员并不知道张国焘另有野心，还以为这是党中央的部署，斗志昂扬地踏上了征途。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同装备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的敌人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主要参考资料：
①《毛泽东年谱》上册，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册，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③《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④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１９９２年第３期。
⑤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第〔２５〕条注释“西路军”（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２４１页），其中说“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在表述上似乎给人一种与史实不完全符合的感觉。笔者想就此作一些辨析，以求教于专家和同仁。
西路军西征的由来
西路军的西征，不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而是张国焘严重错误造成的既成事实，围绕这个问题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斗争，是在１９３６年９月中下旬，斗争重点围绕红四方面军是北进，还是西进。
红二、四方面军１９３６年６月会师后，张国焘虽已取消第二“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反党活动，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反对。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力争，终于迫使张同意两军一起北上与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党中央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于１９３６年８月，提出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明确指示：“在九月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在甘南活动，消灭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９月１４日，中革军委又为占领宁夏，对三支红军主力的行动作出具体的部署，特别强调，“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此后中央又多次强调，“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中央明确指出：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并一再强调，夺取宁夏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但此时张国焘又对北进方针动摇，于９月２１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地区，掉头西进，打算迅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并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实际仍不愿放弃脱离中央自成一个局面的企图。朱德等同志对此坚决抵制和斗争，并发电给中央：张不同意静会战役计划，拟根本推翻，“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的，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又经中央的耐心说服与挽救，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暂时放弃西进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至１０月下旬，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可以说，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既是战胜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追剿和克服极端艰险的自然环境的胜利，又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和退却路线的胜利。
第二次斗争，是在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下旬，主要围绕对待宁夏战役，是坚决执行中央部署“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首先应集中注意力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还是急于要四方面军渡河西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为此，中革军委于１０月１１日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各方面军作好渡河和攻击宁夏的准备。从１１月中旬起，以红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进攻宁夏，以红四方面军的另两个军、红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为了实现宁夏战役计划，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向同心城、豫旺堡地区集结；二、四方面军转进至黄河以东，西兰大道以北的通马静会隆地区休整补充，待至１１月１０日前完成战役各项准备后，开始北攻宁夏，向南防御，阻敌北援。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完整慎密的作战计划。
但张国焘仍对中央有二心，继续其分裂主义路线，企图利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机会，将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不去宁夏，而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占块地盘，搞“独立王国”。
为了第一步击破南敌，给第二步北攻宁夏作准备和配合河东地区击破南敌，党中央于１０月２４日电令“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１０月２５日又电令“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井眼堡、大营磐、三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此部署的一切目的在于围绕击破南敌，北攻宁夏作准备。而张国焘却抓住这个机会，准备推行其四方面军全部渡河西进计划。从１０月２５日至３０日，不但将三十军渡过黄河，还把总指挥部，九军和五军团，也陆续渡过河。中央发现后，毛泽东于１０月２６日致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中央虽三令五申电张，按宁夏战役的统一部署办，但张终是不听；置中革军委命彭德怀、刘伯承准备组织的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南敌这个全局于不顾，擅令四军、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结果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致使我夺取宁夏计划被迫中止执行。
第三次斗争，是在１１月上旬，主要围绕河西的四方面军是孤军西进至凉州，还是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
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迅速攻破敌之阻击，占领一条山和五佛寺一线。当时中央令四方面军过河的主要目的，是为实施宁夏战役作准备，并于１０月２８日电示强调：“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１０月３０日，又电令河西部队暂控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敌后继续北取宁夏。在此，既明确指示四方面军过河的任务目的，强调“紧靠作战”，“北取宁夏”，又有警示张国焘，不要违背中央的意图，擅自令四方面军孤军西进，被“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
然而，由于红四方面军前线领导人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没有深刻地理解中央意图，于是在１１月初，即因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能久停为由，数电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请示河西部队行动方针，并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决定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１１月３日中革军委致电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但张国焘却于１１月５日致电河西部队，指令他们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在此，张完全无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而强调的是“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虽然张也看到被敌隔断的可能，但仍一意孤行，电令陈昌浩等，“不可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可不必留主力守渡口”，“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这就从根本上与中央的方针相对立。由此种下了以后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正是根据张国焘的这些指示，河西部队于１１月６日向中革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至此时，木已成舟，中革军委也只有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但仍强调他们：“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并于８日致电张国焘并陈昌浩等，答复徐、陈等七同志１１月７日来电要求组织前委和军分会，指出：“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来电批准。
这就是西路军称谓和西征的由来。
西路军失败经过
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上旬至１９３７年３月上旬，西路军历经４个多月浴血奋战，终遭失败，经过如何？
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时刻把西路军的安危萦怀心头，怕其被敌隔断各个击破。１１月１１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询问：“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的情形？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同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下决心西进。１２日复电中央：“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因此，就战略方向是东返还是西进，中央一再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丝毫没有强加之意。这时，在１１月１３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时，毛泽东在作的报告和结论中，明确指出，“红军行动主要是向东”，并指出：“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以上不难看出，决不是有人所说的是“中央军委选择了河西作为战略方向”。
西路军贸然西进，１１月１５日占领古浪，１８日占领永昌，２１日占领山丹，进入甘北地区。１１月１６日至１８日，九军在古浪一带同马匪五个旅激战，歼敌２０００余人，我军亦损失近半，撤出古浪。从１１月中旬至１２月中旬，红军共歼敌五六千人，西路军也减至１?郾８万余人。这时徐向前认为，马匪主力并未击溃，红军有生力量日减，又无根据地，难以补充，是否冷静分析一下形势，以正确决定今后行动方向。但陈昌浩并未考虑这一正确意见，继续按原计划西进。
此时，河东形势发生了对我有利的变化。１１月２１日，红军主力在中革军委的正确指挥下，取得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师的山城堡大捷，粉碎了敌对我之进攻。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发生，其和平解决，我党与张、杨公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又电西路军，要其在永昌地区休整，伺机以主力东打，向驻兰州的东北军靠近，以便返回黄河以东。１２月２３日陈昌浩复电中央，认为接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是目前“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虽已付出重大代价，但完成这一任务已无问题；如果东进，路程过远，易遭敌骑兵截击，“伤亡掉队必大”，即便“在二十天到达兰州，至多只能起到巩固兰州的作用，策应主力行动其作用不大”。１２月２４日，中革军委致电西路军，指出：从整个战略考虑，“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２０至３０天即可达到静宁、会宁地区与东北军靠近，并可有力推动时局发展。然而，陈昌浩仍然没有认真考虑。显然，中央军委要西路军东进，决不单是为了策应河东主力红军，更重要的是从整个战略全局着眼，也是为西路军免遭因孤军深入，被敌隔断并各个击破的安危着想。而一再坚持西进，孤军深入，不愿东返，则是陈昌浩所坚持的。怎么反说中央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缺乏长远的战略布置，致使西路军的任务变得飘忽不定”？
自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底至１９３７年３月，因形势变化，西路军错过东返时机，向西越走越远，亦愈益不利，终招失败。１２月３０日占领临泽，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占领高台。这里回汉杂居，人烟稀少，群众基础差，难以立足。红军只有消耗，而无补充。加之南靠祁连山，北临沙漠和大山。部队就在这几十里宽的狭窄地带。而陈昌浩把部队从东向西摆成一字长蛇阵，分兵防守几个支点，被动挨打，险入马匪的四面包围之中。当马匪结全部主力来决战时，西路军亦采取以硬对硬，准备决战。结果，当１月１２日敌三个旅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围攻高台，我红五军团据城坚守待援，而援军中途遭敌阻击，大部伤亡，至１月２０日，五军团３０００英勇健儿，虽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遭全军覆没，军团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这一战，实质是西路军走向失败的开始。此时，西路军已剩下不到１万人了，全部集中在张掖县的倪家营子。党中央获悉西路军危机，遂命刘伯承、张浩组成援西军，明确指示援西军的任务是“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同时，还通过政治谈判，表示愿付重金，争取“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追击，以救援西路军。这本是铁的事实，而有人却全然不顾，说什么“西路军正是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增加了我党在谈判桌上的份量”。
２月２１日，西路军鉴于在倪家营子困守无望，遂决定回师东返，到达甘州山洞堡一带。在此，击溃追敌一个旅，全歼敌宪兵团８００人。如果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继续东进，仍有摆脱困境，实现与援西军会合的希望。然而，陈昌浩却过高估计了这一仗的意义，认为敌我力量已起了重大变化，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要继续西进，重返倪家营子，占领甘北。致使西路军完全陷入不可挽救的绝境。至３月中旬，西路军几近全军覆灭，遭到失败。
这时，中央利用统战关系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边区。
关于战略方向的选择
战略总任务、战略方针、战略方向三者紧密联系，辩证统一。其基本关系是：战略总任务决定战略方针，战略方针是实现战略总任务的保证；战略方针规定战略方向，战略方向体现战略方针。战略方向选择错误，就不能保证实施战略方针，当然，也就影响战略总任务的完成。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根据此战略任务，１９３６年８月，党中央提出的基本战略方针是：逼蒋抗日，联合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打通苏联，巩固和发展西北根据地，迫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南，根据此基本方针，中央又作了具体的战略部署，其中“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尽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至９月，中央又具体部署了攻占宁夏的战役计划。其中，四方面军主要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１０月底或１１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１２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并明确指出：“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还特别强调，宁夏战役是“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要求“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
据此战略部署，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多次致电，反复强调“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三支红军主力要紧密配合。假如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而失败；四方面军独攻甘西也要失败。如此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只要集中先占宁夏方免此失”。因此，“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但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的一环”。
张国焘从其分裂主义路线出发，表面上同意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背后又在捣鬼，总想把四方面军拉到甘西去，自成局面，搞“独立王国”，同中央分庭抗礼。因此，在战略方向选择上，在三支红军主力会师前，他企图西进而反对北进；会师之后，张国焘又根本不顾中央的统一部署，擅令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出凉州”而“不愿出宁夏”，致使海打战役计划被破坏，宁夏战役计划落空；进而造成四方面军主力分兵西进甘北，致使西路军全军覆灭。然而，这一切，包括陈昌浩在内的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不清楚的，或者说是不了解张国焘的包藏祸心的。当然，作为前线主要指挥员的陈昌浩军事指挥失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考察西路军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当然，西路军的失败，对于广大西路军指战员来说是没有责任的。同样，这也是党中央早已作出的另一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当时，西路军广大指挥员并不知道张国焘另有野心，还以为这是党中央的部署，斗志昂扬地踏上了征途。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同装备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的敌人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主要参考资料：
①《毛泽东年谱》上册，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册，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③《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④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１９９２年第３期。
⑤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