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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中册选入了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表面上是议论文,难度并不太大,但是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立人的意义,当为语文教學的最高宗旨,至今尚未得到一线教师真正的理解。学术刊物上的解读文章寥寥无几,网上的说课、教案实际上是将其当作一般议论文。不少解读和教学设计不约而同地从形式逻辑出发,把教学重点放在论点的“论证”上,完全没有意识到该文所在单元乃是真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的辩证逻辑的具体分析。这一单元的教读课文是这样编排的:
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恩格斯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这一单元具有明显的系统性。恩格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英雄人物出现的偶然性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因而是必然的。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主题为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原理,用到中国来,只是行动的普遍性指南,不是教条。它必须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相结合,特殊性是对普遍性的丰富和深化。教条主义者生搬硬套,自命为“钦差大臣”,好像拿到了圣旨,对中国革命瞎指挥,导致革命损失重大。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当然是要学习的,但光凭“本本”,脱离革命实践,是“最危险的”,有的还成了“叛徒”。照搬经典“本本”却犯了错误,那么比“本本”丰厚的正确思想应从何而来呢?毛泽东的回答是,正确思想,也就是真理,是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实践中来的。在三十多年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把反对教条主义提升到了真理论、方法论的哲学高度。又过了十多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历史转折重大关头,对这一思想的及时发挥,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号角,实践真理论成为我们的立国之本。
阅读这样的文章,最高目标不仅仅在于重温党的思想建设历史,亦不在于记诵其中的原理、警句,更重要的是让新一代从中学习其立场、观念和方法。立场是中国主体立场,观念是实践真理论,方法是对一切问题具体分析。作为课文,这是经典中之经典。落实到议论文,是辩证法的具体分析。这一方法不但是新时期立国之本,而且是青少年立命立魂之本。在面临西方纷至沓来的教育思潮时,我们亦当以此为准则,开放、批判地吸收,总结基础教育改革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建构中国教育思想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文章具有重新启蒙的划时代意义。
一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体现着实践真理论和辩证分析的最高境界。很可惜的是,这一切没有得到充分透彻的理解。
一线教师大抵停留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不约而同地称本文、本单元、本册的教学“重点是论证方法”。他们心目中的“论证”就是根据论点,选择与之相一致的论据。论据分为事例和事理,比较聪明的教师把重点放在“从事理上进行层层深入的论证”。这里包含着两个关键:第一,“事理”;第二,“层层深入”。怎么实现这两个步骤呢?几乎所有的教案或多或少地提到了“分析”。其中一则这样说:“从论证结构看,本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分析问题,第三部分解决问题。”但是,教案中的分析在具体操作时却成了按“引论—本论—结论”来划分段落大意(自然段落或组合段落),然后将其联结起来。这明显既未分析,亦没有层次可言。有些教师似乎不满意,乃将“分析问题”归结为“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上”着眼。这应该没错,但读者期待的是怎么分析,下文却是“论述人的正确思想形成的过程”,这就把“分析”变成了“论述”。这说明教案的编写者并不明确:第一,分析和论述的差异;第二,分析论述和论证的关系。
论证是先有论点(命题),然后选择与之相应的事例事理,在局部的论述上,是有道理的,是必要的,与论点不合,就无法论述。而严格说来,其功能并不是论证,充其量只是说明。论证最起码的要求是全面性,而选择事例、事理,本身隐含着:第一,选择与论点一致的事例和事理,就意味着排除与之不相符的事例和事理,肯定是不全面的;第二,段落大意的联结、延续,只能是单层次的平面滑行,而层次,顾名思义,不是平面的,是深化的进程。至今教科书上关于议论文的理论仍然停留在形式逻辑上,依据这样的理论,很难真正理解文章的世界观(宇宙观)和方法论高度。
从世界观来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一切自然、社会和人的思想都是矛盾(对立)的统一。分析的对象,就是矛盾。从方法论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分析。一是在统一的表面揭示矛盾;二是在矛盾中揭示其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方面转化。不管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还是得出结论,都以矛盾为纲,在矛盾中进行,不断提出与论点相反的观念或事例,在矛盾的转化中,从正面到反面,再综合出新的观点。这就是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这种正反合模式作螺旋式上升的典范。正是具体分析的彻底贯穿,使得文章具有“活的灵魂”,“活”就“活”在分析不止,观念不是停留在初始的命题上,而是不断向表层以下层层深入。
就笔者所涉猎的教案和解读来看,讲分析,却不知道分析的对象是事物、事理的矛盾,更不知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相反方面的规律。许多教师并不明确,分段是表面的现象罗列,正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强烈反对的甲乙丙丁、1234、ABCD此类“开中药铺”式的排列。而分析的对象“矛盾”不在表面,它是隐性的、内在的,是深层的,这不仅是方法论,而且是宇宙观。
二
其实,本文就是提出问题(文章的主题),也是在矛盾中提出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提出论点,不是简单地宣布,而是从分析中抓住了矛盾的两个方面。《反对党八股》中说:“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毛泽东提出论点,是在世界哲学史上千头万绪、五花八门的哲学思想中,抓住了主要矛盾,从相反的两个方面提出:“天上掉下来的”,是客观唯心主义,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脑子里固有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如陆九渊心学观“吾心即是宇宙”。这就非常简明又非常深刻。真理既不完全是从客观来的,也不完全是从主观来的,将客观与主观相互矛盾的两方面都排开了,真理是从实践中来的。实践是人的主观作用于客观,是把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统一起来的条件。
这是文脉的第一层次。
文章往下写,接着分析矛盾,其中隐含着对新矛盾的回答,人的主观和客观统一了,主观和客观是平衡还是不平衡呢?答案是不平衡。归根结底,主要方面还是社会存在,即客观是主要的,正确思想只能是客观的反映,所以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
这是有哲学理论根据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正是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毛泽东才指出,人的主观思想与社会客观的对立,客观存在是主要的。这就是认识论中最根本的原则:存在决定意识。
这是文脉的第二层次。
第二层次和第一层次,不是段落大意那种平面的拼接,平面的拼接是谈不上层次的,层次是从属性的、连锁性的、系统性的。第二层次是第一层次内在矛盾的分析的深化。文章接下去说:
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这里又提出了矛盾的另一层次:正确思想属于精神范畴,改造社会的力量是客观的,属于物质范畴。精神转化为物质,有个条件,那就是“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转化为客观的革命的力量。
论点又深入了一层,这是第三层次。
文章接下去又揭示了“思想”这个范畴存在的矛盾:感性认识还不是思想,要转化为思想需要量的积累,用哲學的语言说是“量变”,量变到一定程度就发生了质变,感性认识就转化为理性思想。认识的这个阶段是“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
这是文脉的第四层次。
但是,矛盾分析还没有结束,新的矛盾提出来了:思想是有了,但文章的主题是人的“正确思想”,经过所谓事例和事理“论证”过的,写到了权威的、经典的“本本”上的,成为政策的,是不是就能算正确思想呢?是不是还可能不正确呢?文章说这样的思想“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也就是说,还可能是有错误的。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那就是理论不能证明理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这样说: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因为语言作为声音和符号的局限性,理论不能全部表达无限的感性经验。就是形式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也要牺牲极其大量的信息,这是经验上升到思维的必要代价。但是思维的初级形态免不了具有片面性。谚语说,理论是苍白的,生活之树常青。正因为这样,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论,其正确性不能由理论本身来充分证明,理论只能由实践证明。毛泽东概括人的社会实践,除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还特别增加了科学实验。原因在于,哪怕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即使取得了数学的证明,在没有得到实验证明之前,都只能是假说。实践可能证明,也可能证伪。
文章说,人们在实践中形成了思想、经验,还只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由物质到精神,而这只是矛盾的一方面,矛盾的另一方面在于,形成的思想、经验还可能是错误的,因而要“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这是认识的第二阶段,其特点与第一阶段由客观到主观相反,是从主观到客观(物质)。
这两个相反的认识过程,是矛盾分析的第五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中,两个质变也并不是平衡的,实践是第二次质变,这第二次飞跃“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为“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全部过程就是矛盾的过程:“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而且不是一次性的,“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这是矛盾分析的第六个层次,是文章最为深刻、最为关键的层次,也是文章的主题所在。这样,结论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三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把实践真理论说得那么雄辩,成为改革开放的进军号角,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许多教师的解读和教案还是违背具体分析的基本原理。
当然一些聪明的教师都接触到了“辩证”思维,指出文章对“有关问题进行辩证的分析,不搞片面性和绝对化”,这应该是不错的,但是接下去说“文章第一部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正面论证”就有问题了。如果作者对辩证思维有起码的了解,则第二部分如从反面论证,还可能接触到辩证法的对立面的分析,可形式逻辑的“论证”的观念却鬼使神差地又把思路引回“例证法”上去了。作者的意识边缘出现了“正反对照关系”“从正面、反面的论证推进到正反两方面”,但性质是什么呢?即使推进到了分析矛盾的辩证法的边缘,结果却又退回到“对比论证”上去了。 这样的错误令人扼腕,原因在于,从理论上讲,这种“论证”即使是“对比论证”,也不是分析。分析的矛盾是内在的,是事物本身的,无须也无从选择,而论证的对比材料是从外部选择的。在《反对党八股》中,对于党八股来源的分析,并没有从外部去选择什么正例和反例,而是分析五四运动“本身”: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矛盾转化的条件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在其“本身”:
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走向反面的原因是五四运动自身的、内部的矛盾:“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这是自身内部矛盾的转化,转化的条件是“本身”的思想方法,片面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绝对化的方法。
这就是说,实践并不是共时性的,而是历时性的。因而实践的证明也是矛盾转化,即从正面走向反面的条件,层次已经深化了很多,但是,彻底的分析是无止境的。庄子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篇》)。其中的关键词是“日取其半”,意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要經历漫长岁月。不断分析,思想就不断深化,观念就随着矛盾的转化不断衍生。五四运动本身的矛盾继续分化下去,就成了相互矛盾的“两个潮流”:一是正面的,继承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加以发展;二是反面的,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
在正面的这一侧又发生了矛盾,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有正确的,又有错误的:“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当然,分析正反面并不是一切,同时还要综合二者,才能得出结论:“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凭什么说这“并不是偶然的”呢?因为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转化,走向反面是必然的,是规律性的。
不难看出,分析和论证最大的不同在于,论证的论点是固定的、静止的,结论就是前提,因而很难是活的,弄不好就是僵化的、死的。而分析的论点,作为前提,是在不断的否定中发展的,是运动的,按辩证法来说,就是在连锁性的“否定之否定”中发展的。结论是前提的发展和衍生。形象地说,论证好像一节竹子,即使不断生长变粗也就是一节,而分析则如一棵大树,可以不断延伸分化出枝干和花叶来,因而是活的。
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批评当时的干部不懂辩证法,不懂具体分析矛盾。如今文章入选语文课本,其意义不仅仅在于重温当年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实际上更是为青少年确立实践真理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建构明辨是非的主体,建构中国青少年主体的立身之本、立思之本、立人之本。
这对于今天的干部,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同样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国门大开的背景下,思潮风云变幻,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废真理、无是非的思潮甚嚣尘上,受到冲击的不仅是青少年,而且是整个教育界。读懂了这样的文章,只是认识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联系当前的教育界,应该有所反思。如今是不是仍然有毛泽东所批评的教条主义风气,拿着欧美某些教育思想当作绝对真理,完全不加具体分析就生搬硬套呢?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恩格斯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这一单元具有明显的系统性。恩格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英雄人物出现的偶然性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因而是必然的。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主题为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原理,用到中国来,只是行动的普遍性指南,不是教条。它必须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相结合,特殊性是对普遍性的丰富和深化。教条主义者生搬硬套,自命为“钦差大臣”,好像拿到了圣旨,对中国革命瞎指挥,导致革命损失重大。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当然是要学习的,但光凭“本本”,脱离革命实践,是“最危险的”,有的还成了“叛徒”。照搬经典“本本”却犯了错误,那么比“本本”丰厚的正确思想应从何而来呢?毛泽东的回答是,正确思想,也就是真理,是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实践中来的。在三十多年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把反对教条主义提升到了真理论、方法论的哲学高度。又过了十多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历史转折重大关头,对这一思想的及时发挥,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号角,实践真理论成为我们的立国之本。
阅读这样的文章,最高目标不仅仅在于重温党的思想建设历史,亦不在于记诵其中的原理、警句,更重要的是让新一代从中学习其立场、观念和方法。立场是中国主体立场,观念是实践真理论,方法是对一切问题具体分析。作为课文,这是经典中之经典。落实到议论文,是辩证法的具体分析。这一方法不但是新时期立国之本,而且是青少年立命立魂之本。在面临西方纷至沓来的教育思潮时,我们亦当以此为准则,开放、批判地吸收,总结基础教育改革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建构中国教育思想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文章具有重新启蒙的划时代意义。
一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体现着实践真理论和辩证分析的最高境界。很可惜的是,这一切没有得到充分透彻的理解。
一线教师大抵停留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不约而同地称本文、本单元、本册的教学“重点是论证方法”。他们心目中的“论证”就是根据论点,选择与之相一致的论据。论据分为事例和事理,比较聪明的教师把重点放在“从事理上进行层层深入的论证”。这里包含着两个关键:第一,“事理”;第二,“层层深入”。怎么实现这两个步骤呢?几乎所有的教案或多或少地提到了“分析”。其中一则这样说:“从论证结构看,本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分析问题,第三部分解决问题。”但是,教案中的分析在具体操作时却成了按“引论—本论—结论”来划分段落大意(自然段落或组合段落),然后将其联结起来。这明显既未分析,亦没有层次可言。有些教师似乎不满意,乃将“分析问题”归结为“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上”着眼。这应该没错,但读者期待的是怎么分析,下文却是“论述人的正确思想形成的过程”,这就把“分析”变成了“论述”。这说明教案的编写者并不明确:第一,分析和论述的差异;第二,分析论述和论证的关系。
论证是先有论点(命题),然后选择与之相应的事例事理,在局部的论述上,是有道理的,是必要的,与论点不合,就无法论述。而严格说来,其功能并不是论证,充其量只是说明。论证最起码的要求是全面性,而选择事例、事理,本身隐含着:第一,选择与论点一致的事例和事理,就意味着排除与之不相符的事例和事理,肯定是不全面的;第二,段落大意的联结、延续,只能是单层次的平面滑行,而层次,顾名思义,不是平面的,是深化的进程。至今教科书上关于议论文的理论仍然停留在形式逻辑上,依据这样的理论,很难真正理解文章的世界观(宇宙观)和方法论高度。
从世界观来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一切自然、社会和人的思想都是矛盾(对立)的统一。分析的对象,就是矛盾。从方法论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分析。一是在统一的表面揭示矛盾;二是在矛盾中揭示其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方面转化。不管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还是得出结论,都以矛盾为纲,在矛盾中进行,不断提出与论点相反的观念或事例,在矛盾的转化中,从正面到反面,再综合出新的观点。这就是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这种正反合模式作螺旋式上升的典范。正是具体分析的彻底贯穿,使得文章具有“活的灵魂”,“活”就“活”在分析不止,观念不是停留在初始的命题上,而是不断向表层以下层层深入。
就笔者所涉猎的教案和解读来看,讲分析,却不知道分析的对象是事物、事理的矛盾,更不知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相反方面的规律。许多教师并不明确,分段是表面的现象罗列,正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强烈反对的甲乙丙丁、1234、ABCD此类“开中药铺”式的排列。而分析的对象“矛盾”不在表面,它是隐性的、内在的,是深层的,这不仅是方法论,而且是宇宙观。
二
其实,本文就是提出问题(文章的主题),也是在矛盾中提出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提出论点,不是简单地宣布,而是从分析中抓住了矛盾的两个方面。《反对党八股》中说:“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毛泽东提出论点,是在世界哲学史上千头万绪、五花八门的哲学思想中,抓住了主要矛盾,从相反的两个方面提出:“天上掉下来的”,是客观唯心主义,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脑子里固有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如陆九渊心学观“吾心即是宇宙”。这就非常简明又非常深刻。真理既不完全是从客观来的,也不完全是从主观来的,将客观与主观相互矛盾的两方面都排开了,真理是从实践中来的。实践是人的主观作用于客观,是把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统一起来的条件。
这是文脉的第一层次。
文章往下写,接着分析矛盾,其中隐含着对新矛盾的回答,人的主观和客观统一了,主观和客观是平衡还是不平衡呢?答案是不平衡。归根结底,主要方面还是社会存在,即客观是主要的,正确思想只能是客观的反映,所以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
这是有哲学理论根据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正是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毛泽东才指出,人的主观思想与社会客观的对立,客观存在是主要的。这就是认识论中最根本的原则:存在决定意识。
这是文脉的第二层次。
第二层次和第一层次,不是段落大意那种平面的拼接,平面的拼接是谈不上层次的,层次是从属性的、连锁性的、系统性的。第二层次是第一层次内在矛盾的分析的深化。文章接下去说:
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这里又提出了矛盾的另一层次:正确思想属于精神范畴,改造社会的力量是客观的,属于物质范畴。精神转化为物质,有个条件,那就是“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转化为客观的革命的力量。
论点又深入了一层,这是第三层次。
文章接下去又揭示了“思想”这个范畴存在的矛盾:感性认识还不是思想,要转化为思想需要量的积累,用哲學的语言说是“量变”,量变到一定程度就发生了质变,感性认识就转化为理性思想。认识的这个阶段是“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
这是文脉的第四层次。
但是,矛盾分析还没有结束,新的矛盾提出来了:思想是有了,但文章的主题是人的“正确思想”,经过所谓事例和事理“论证”过的,写到了权威的、经典的“本本”上的,成为政策的,是不是就能算正确思想呢?是不是还可能不正确呢?文章说这样的思想“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也就是说,还可能是有错误的。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那就是理论不能证明理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这样说: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因为语言作为声音和符号的局限性,理论不能全部表达无限的感性经验。就是形式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也要牺牲极其大量的信息,这是经验上升到思维的必要代价。但是思维的初级形态免不了具有片面性。谚语说,理论是苍白的,生活之树常青。正因为这样,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论,其正确性不能由理论本身来充分证明,理论只能由实践证明。毛泽东概括人的社会实践,除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还特别增加了科学实验。原因在于,哪怕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即使取得了数学的证明,在没有得到实验证明之前,都只能是假说。实践可能证明,也可能证伪。
文章说,人们在实践中形成了思想、经验,还只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由物质到精神,而这只是矛盾的一方面,矛盾的另一方面在于,形成的思想、经验还可能是错误的,因而要“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这是认识的第二阶段,其特点与第一阶段由客观到主观相反,是从主观到客观(物质)。
这两个相反的认识过程,是矛盾分析的第五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中,两个质变也并不是平衡的,实践是第二次质变,这第二次飞跃“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为“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全部过程就是矛盾的过程:“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而且不是一次性的,“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这是矛盾分析的第六个层次,是文章最为深刻、最为关键的层次,也是文章的主题所在。这样,结论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三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把实践真理论说得那么雄辩,成为改革开放的进军号角,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许多教师的解读和教案还是违背具体分析的基本原理。
当然一些聪明的教师都接触到了“辩证”思维,指出文章对“有关问题进行辩证的分析,不搞片面性和绝对化”,这应该是不错的,但是接下去说“文章第一部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正面论证”就有问题了。如果作者对辩证思维有起码的了解,则第二部分如从反面论证,还可能接触到辩证法的对立面的分析,可形式逻辑的“论证”的观念却鬼使神差地又把思路引回“例证法”上去了。作者的意识边缘出现了“正反对照关系”“从正面、反面的论证推进到正反两方面”,但性质是什么呢?即使推进到了分析矛盾的辩证法的边缘,结果却又退回到“对比论证”上去了。 这样的错误令人扼腕,原因在于,从理论上讲,这种“论证”即使是“对比论证”,也不是分析。分析的矛盾是内在的,是事物本身的,无须也无从选择,而论证的对比材料是从外部选择的。在《反对党八股》中,对于党八股来源的分析,并没有从外部去选择什么正例和反例,而是分析五四运动“本身”: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矛盾转化的条件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在其“本身”:
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走向反面的原因是五四运动自身的、内部的矛盾:“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这是自身内部矛盾的转化,转化的条件是“本身”的思想方法,片面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绝对化的方法。
这就是说,实践并不是共时性的,而是历时性的。因而实践的证明也是矛盾转化,即从正面走向反面的条件,层次已经深化了很多,但是,彻底的分析是无止境的。庄子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篇》)。其中的关键词是“日取其半”,意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要經历漫长岁月。不断分析,思想就不断深化,观念就随着矛盾的转化不断衍生。五四运动本身的矛盾继续分化下去,就成了相互矛盾的“两个潮流”:一是正面的,继承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加以发展;二是反面的,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
在正面的这一侧又发生了矛盾,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有正确的,又有错误的:“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当然,分析正反面并不是一切,同时还要综合二者,才能得出结论:“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凭什么说这“并不是偶然的”呢?因为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转化,走向反面是必然的,是规律性的。
不难看出,分析和论证最大的不同在于,论证的论点是固定的、静止的,结论就是前提,因而很难是活的,弄不好就是僵化的、死的。而分析的论点,作为前提,是在不断的否定中发展的,是运动的,按辩证法来说,就是在连锁性的“否定之否定”中发展的。结论是前提的发展和衍生。形象地说,论证好像一节竹子,即使不断生长变粗也就是一节,而分析则如一棵大树,可以不断延伸分化出枝干和花叶来,因而是活的。
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批评当时的干部不懂辩证法,不懂具体分析矛盾。如今文章入选语文课本,其意义不仅仅在于重温当年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实际上更是为青少年确立实践真理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建构明辨是非的主体,建构中国青少年主体的立身之本、立思之本、立人之本。
这对于今天的干部,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同样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国门大开的背景下,思潮风云变幻,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废真理、无是非的思潮甚嚣尘上,受到冲击的不仅是青少年,而且是整个教育界。读懂了这样的文章,只是认识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联系当前的教育界,应该有所反思。如今是不是仍然有毛泽东所批评的教条主义风气,拿着欧美某些教育思想当作绝对真理,完全不加具体分析就生搬硬套呢?这是很值得深思的。